■ 李定国

　　丁善德是中国久负盛名的音乐大家，集作曲家、钢琴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音乐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于一身。在丁善德长达一个甲子多的音乐生涯中，他创作了无数的音乐作品，留下了一批传世的交响乐、室内乐、合唱曲和钢琴独奏曲等经典器乐作品，还有许多脍炙人口、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根据中国民歌编配、钢琴伴奏的中国艺术歌曲。

　　丁善德曾长期协助乐坛泰斗贺绿汀，担任上海音乐学院的常务副院长，主管学校作曲指挥系和钢琴系的日常工作。在40多年间，培养了朱工一、周广仁、陆洪恩、罗忠镕、陈铭志、施咏康、陈钢、王西麟、王酩、王建中、赵晓生、刘念劬和许舒亚等一大批中国乐坛举足轻重的音乐家和作曲家。此外，丁善德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著书立说，发现提携新人，他为了中国的音乐事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丁善德先生

　　2021年11月12日是丁善德先生诞辰110周年。近期，上海和他的出生地江苏昆山分别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昆山市人民政府已在当地的保利剧院辟出600平方米的楼房作为丁善德的纪念馆，还出资3000万元人民币作为基金，以后每年以丁善德名义，在当地举办系列音乐活动。由此可见，昆山已把丁善德作为当地一张响亮的人文名片。

　　12月15日，上海交响乐团在上音歌剧院举行了“丁善德交响乐作品专场音乐会”。音乐会上，奏响了丁先生的三部交响音乐力作：《新中国交响组曲》《C大调小提琴与大提琴二重奏协奏曲》及重头戏《长征交响曲》。整场演出精彩纷呈、高潮迭起，全场的观众都沉浸在美妙的音乐声中。我的思绪也似乎穿越了时空隧道，当年采访丁老的一些场景依然历历在目、仿佛就在眼前……

牵头办作曲学习班

1980～1990年代，我除了制作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大型专题音乐会外，同时还在《新民晚报》的副刊《夜光杯》上专门撰写音乐人物和乐评文章。从那时起，我就与中国许多著名的前辈音乐家交往频密，其中就包括丁善德先生。

　　丁老先生和蔼善良又平易近人，没有半点大家的架子。但他的工作作风却是认真干练、缜密严谨又雷厉风行，办事不出半点差错。这一切也许是他的创作风格所造就的。

　　

　　丁善德夫妇与大女儿丁柬诺和二女儿丁芷诺

　　有一段时间，我为采写丁老的交响曲《长征》，经常去他新康花园的寓所拜访。有一次我在采访中，丁家突然来了位不速之客。此人是谱写歌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蒙古风版）的作曲家阿拉腾奥勒。这位蒙古族大汉是公差路经上海专门来看望恩师丁善德的，还带来了一点当地的土特产。因为丁家临时来了客人，我的采访也中止了。丁善德对阿拉腾奥勒的到来非常高兴，他亲自沏茶端水，并摆上水果茶点。这天两人相谈甚欢，从他俩的交谈和我的寻根刨底中，我了解到了上海乐坛的一件往事。

　　那是1973年初春，此时文艺“管制”似乎有些松动了。当年虽然只有八个样板戏统治中国的文艺舞台，但群众文艺还是很普及并相当红火的。那时的音乐学习者大部分都非常专注投入，而且水平都很高。为了进一步提高群众文艺的创作水平，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筹划举办音乐创作学习班，想邀请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些名家教授来此传授作曲技法。于是市宫的负责人就找到了丁善德，请他牵头组织执教队伍。因为是市工人文化宫出面组织为工人作者授课，所以学校就破天荒地同意由丁善德组队去那里授课。

　　对此，已多年赋闲在家、无所事事的上音教师们颇感意外，大家对此次教学活动非常认真并进行了分工。由丁善德教曲式，桑桐教和声，陈铭志教复调，施咏康教乐队配器，另外瞿维、朱践耳、刘福安等也参与了教学。而教学所用的教材基本都是丁善德编写的，用的大多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及交响乐《沙家浜》中的选段。上海市工人文化宫音乐创作学习班的教师阵容如此强大齐整，即使在中国的音乐教育史上，也是空前的。

　　学习班的学员基本是来自本市各区县的文化宫、馆及大型国企的业余音乐创作者。因为有这么诱人的教师队伍，全国的专业作曲家也慕名前来学习，其中就包括阿拉腾奥勒。他得知上海将由著名作曲家开办作曲班的消息后，请自己的老师、著名作曲家辛沪光写信给丁善德，希望能帮助他落实来沪学习的事宜。

　　每周两次的学习班，持续了半年之久。在那个音乐文化饥荒的年代中，学员们如饥似渴地吮吸着大师们悉心酿就的乳汁。上海女工金月苓在参加学习班后谱写了一首传唱至今的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后来她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上海工人作者袁德才则谱写了一首当年流行全国的歌曲《纺织工人学大庆》，此作被选入《战地新歌》。而后来成为专业作曲家的马友道则谱写了歌舞《我为革命养骏马》的音乐，这支歌舞被拍成彩色影片在全国播映后影响甚广。如今大名鼎鼎的指挥家汤沐海，当时以一名手风琴手的身份参加学习班，在班里接触到了作曲、总谱，之后又考上音乐院校从而走上指挥之路。

　　而阿拉腾奥勒的求知欲更高，他对每周两次的学习感到不满足，因而又私下拜丁善德为师，隔三差五地去他家求教。那时的阿拉腾奥勒虽是专业作曲家，但他只是在内蒙古艺术学校跟随辛沪光（交响乐《嘎达梅林》的作者，她是上海的女儿，早年远嫁内蒙古，作曲家三宝的母亲）学习过最基本、简单的作曲技法。

　　丁善德觉得这个年轻人虽然作曲基础差一点，但胸中有理想有追求，还有大量民间音乐素材的积累，如若假以时日，让他学习到作曲技法的精髓，他是能插上音乐翅膀飞翔的。爱才惜才的丁善德就这样收下了这位少数民族学生。

　　他的教学不仅不收任何学费和礼物，还常常给学生留饭，对他在上海的生活嘘寒问暖。丁先生耳提面命、悉心培育，阿拉腾奥勒潜心揣摩、用心体会，作曲本领进步神速，一张白纸很快就描绘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对于丁先生的栽培，阿拉腾奥勒一生没忘。

为写交响乐，重走长征路

丁善德谱写交响曲《长征》，是缘于陈毅市长的一次讲话。那是1958年春，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创作会议，传达了陈毅同志号召交响乐创作的讲话。他指出，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每一块浮雕，都是一部交响乐的题材，我们的作曲家们应把英勇的革命斗争历史谱写成交响乐。

　　陈毅同志的一席话，极大地鼓舞了上海作曲家。不久，在上海音协的一次会议上，丁善德提出要创作一部以长征为题材的交响曲，他想用外国的交响音乐形式来讲述一个中国的红色故事。

　　这年10月，丁善德开始沿着红军长征路采风。第一站是南昌，随后是瑞金、井冈山。在著名的黄洋界，当年长征时的连长、侦察员、司号兵向丁善德讲述当年怎样飞夺泸定桥，如何翻雪山、过草地……一位司号员还把当时各种号声的音调唱给他听，如集合号、冲锋号等，使丁善德增长了很多感性知识。

　　在去贵州、四川途中，丁善德乘隙去了广西桂林，参加著名音乐家张曙同志逝世20周年纪念会。恰巧全国少数民族音乐舞蹈会演正在那里举行，其中有一个瑶族舞蹈的主题很有特点，丁善德就把它用作《长征》交响曲中第二乐章“红军，各族人民的亲人”的回旋曲主题。另一个苗族芦笙舞的音乐也很好，《长征》中也用了它的旋律。

　　遵义城、娄山关、泸定桥、雪山、草地……一路实地考察采风，使丁善德对写长征这一题材有了较深的感悟。从重庆坐船回上海的途中，他就开始了对《长征》交响曲的构思，酝酿起作品的结构。

　　

　　丁善德全家福

　　长征是一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史诗，任何形式的文艺作品，都很难表达其全部内容。根据交响曲形式特点，丁善德选择了长征过程中几个主要方面，分成《踏上征途》《红军，各族人民的亲人》《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五个乐章来展现长征全貌。

　　为了突出作品的历史感，也为了使更多听众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这首交响曲，丁善德在作品中选取了不少人们熟悉的红军歌曲和长征沿途各地方各民族的民间歌舞音调，作为各乐章的主题音乐，并运用复调手法来展示不同主题音乐的叠置，使各声部的音乐在此起彼伏时又能交相辉映。

　　交响曲《长征》的前三个乐章于1960年底完成，并在1961年的第二届“上海之春”上首演。1962年初完成全部五个乐章，同年5月在第三届“上海之春”上由上海交响乐团公演，6月由黄贻钧在北京指挥中央乐团演出，得到京城众多音乐家的好评。亲历长征的著名将领李志民听了音乐会后，在《人民音乐》杂志上撰文称“音乐仿佛又把我重新带回了长征的岁月”。

　　交响曲《长征》从1962年秋由中唱公司录制第一张慢转唱片始，迄今已由中国香港地区，以及日本、捷克、苏联、德国的交响乐团录制过六种版本的黑胶唱片、CD、影碟向全世界发行，并于1981年在香港获金唱片奖。

　　因为交响曲《长征》的成功，上海音协在庆祝建国15周年时，又专门约请了一批上海音乐家来谱写中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交响乐曲。其中，请王云阶谱写交响曲《抗日战争》，请施咏康谱写描写解放战争的交响曲《曙光》，以及请吕其明谱写管弦乐《红旗颂》。王云阶和施咏康的作品演出场次较少，而《红旗颂》和《长征》则常演常新、影响甚广。

投身音乐学习

丁善德曾给我讲述过他坎坷的音乐人生。他因从小就喜欢音乐而学习过一些民族乐器，但接触到钢琴、与音乐真正结缘，已是他考入上海国立音专后。

　　丁善德1911年11月12日出生在江苏昆山的一个小业主家庭。父亲平元有原本是浙江绍兴的一个农民，后被昆山一家染坊的老板收为养子，改姓丁并继承其家业。

　　丁善德是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但他从小对自家染坊的颜色没什么感觉，对声音却很有兴趣、情有独钟，打小就十分喜欢音乐。当时他所能接触到的音乐就是坊间自娱的民间锣鼓、江南丝竹和学校的音乐课。天资聪慧的丁善德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二胡、笛子、琵琶和三弦等乐器。

　　14岁那年，丁善德考入了昆山县初级中学。该校比较重视音乐教育和学生文艺活动，已初显音乐才华的丁善德担任学校的国乐组组长和童子军军乐队指挥。1928年，初中毕业的丁善德在校长吴粹伦的鼓励下，考入了成立不久的上海国立音乐学院预科班，师从平湖派琵琶名家朱英教授，开始了自己以琵琶为主课的职业音乐生涯。

　　由于丁善德的刻苦努力，他很快就成为学校的尖子。当年与丁善德一起考入上海音专的还有：陈友新、徐威麟、冼星海、李献敏、劳景贤、张曙、裘复生、沙梅、戴粹伦等，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的一代音乐大家。

　　丁善德刚进音专时，还从未见过西洋乐器。但他的琵琶弹奏，尤其是名曲《平沙落雁》，与戴粹伦的小提琴、喻宜萱的歌唱和李献敏的钢琴，已被誉为上海音专学生中的“四大金刚”，经常在各种公开的音乐会上演奏。但丁善德的骨子里还是更喜欢自己所选的副科：钢琴。

　　那时学校规定，每个学生一学期要交钢琴租用费12元，每人每周只能练12个小时，平均每天2小时。丁善德为了多练琴就见缝插针，抓住同学们吃饭前后及散步、休息的空当，只要有空的琴房，他就钻进去“打游击”。就这样，丁善德每天练钢琴的时间要比同学多得多。

　　在丁善德大二时，上海音专又请来了两位新教授。一位是从美国耶鲁大学学成归来的黄自，他教作曲技法和西洋音乐史。另一位则是旅居在上海的白俄音乐家查哈罗夫，他教钢琴。这位世界级钢琴大师的到来，令丁善德兴奋不已，很想拜他为师。但无奈，自己只学习过一年的初级钢琴，基础太差而不敢奢望。谁料，在学校公布查哈罗夫的学生名单中竟有丁善德的名字。多年后，丁善德才知道这是萧友梅的决定。因为他看好丁善德，认定此人将来必成大器。

　　

　　丁善德与布朗热教授

　　进入查哈罗夫的门下的丁善德，此时已把钢琴作为了主课，学习更刻苦勤奋、努力钻研了。他每天清晨四五点钟便起床，空着肚子从窗口爬进琴房闭门苦练。这样的做法显然是违反学校规定的，但他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深深感动了当时管理琴房的校工。对他的这种举动，校工睁只眼、闭只眼，不向校方汇报。由此丁善德的琴技突飞猛进、令人刮目，查哈罗夫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翌年，黄自正式出任上海音专教务主任，并开出十几门学科。此时查哈罗夫的班上又来了位女生，她就是后来的著名钢琴家李翠贞。此人考学前已经能背奏贝多芬的全部钢琴奏鸣曲。打那后，丁善德更有了学习榜样和努力方向。在查哈罗夫眼中，李翠贞的钢琴弹奏程度深、底子厚、无可挑剔；丁善德虽然底子薄，但进步快。这两位都是他悉心栽培、宠爱有加的学生。

　　历经从预科到本科长达七年的寒窗生涯，丁善德于1935年春以优异成绩从上海国立音专毕业。同年5月11日，他在上海新亚酒店大礼堂举办了首场个人钢琴独奏会。一个月后，他又到天津和北平成功举办了三场钢琴独奏会。

　　因为这几场音乐会的社会影响，在天津的河北女子师范大学相中丁善德，请他来校执教。期间，他还收获了爱情，与跟随自己学钢琴的庞景瑛喜结良缘。但好景不长，两年后的卢沟桥事变，河北女子师范大学被炸毁而停办。

　　无奈，丁善德只能辗转回到上海。为了养家糊口，他暂且先在上海音专兼课。不久，便与当年的同窗好友陈友新、劳景贤一同开办了一所私立音乐学校：上海音乐馆。丁善德兼馆长，陈友新兼教务长，而劳景贤则兼事务主任。

　　那时的上海租界已成“孤岛”，上海国立音专在萧友梅病逝后由李惟宁接手，但更风雨飘摇了。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沦陷。汪伪政权接管了上海国立音专，并改名为：上海音乐院。为了不当汉奸，原上海音专的许多教师和学生，都纷纷转投丁善德等创办的学校，一时上海音乐馆门庭若市。该馆于是更名为上海私立音乐专科学校，与汪伪的上海音乐院分庭抗礼。

　　从那时起到抗战胜利前，上海私立音专培养了朱工一、周广仁、周文中和黄青白等许多音乐名家。1945年后，戴粹伦从重庆的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来沪接管汪伪的上海音乐院。不久，上海私立音乐专科学校的大部分师生又被并入上海国立音专，原私立音专便也名存实亡了。

　　丁善德那代音乐家中，除了同学李翠贞外，他的钢琴演奏显然是鹤立鸡群、出类拔萃的。但丁善德觉得钢琴弹来弹去都是外国的作品，印象最深的只有当年在校时演奏过、并被百代唱片公司录制过唱片的钢琴小品《牧童短笛》。这是校友贺绿汀创作并获奖的有中国风味的钢琴曲，丁善德非常喜欢，他也一直梦想着自己也能谱写出有中国风味和鲜明民族特色的钢琴作品来。

　　

　　丁善德与贺绿汀、赵元任在一起

　　其实，丁善德在上海音专就读时，就已经认真选修过黄自教的作曲理论课，但那时他的主要精力都还集中在钢琴学习和演奏方面。在创办上海私立音乐专科学校期间又重拾旧梦，他在管理学校并教授钢琴的同时，抽空就向旅居沪上的德国犹太音乐家弗兰克尔学习和声、复调和曲式等作曲技术。

开始音乐创作

在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春，丁善德谱写了他人生第一部音乐作品——钢琴组曲《春之旅》，这是一部有标题的钢琴曲，作品表现了曲作者对抗战胜利的渴望。全作共分四段：

　　（一）待曙：以旅行前等待黎明的心情，迎接抗战的胜利；（二）舟中：以游船在碧绿的湖水中荡漾的情景，来影射时局的动荡不安；（三）杨柳岸：以河畔杨柳飘动的美景，来表现对胜利即将到来的憧憬和喜悦；（四）晓风之舞：表现万物在春天里的欣欣向荣、春意盎然，寓意着中华民族美好的未来。

　　翌年春，丁善德又谱写了自己第二部音乐作品《E大调钢琴奏鸣曲》。这部作品是丁善德想驾驭大型套曲创作的一次尝试。此作在结构和手法上都明显带有欧洲传统音乐的影响，但他仍尽可能地在音调与和声的配置上，体现出一定的民族特色。此作也是中国钢琴音乐史上第一部试图以民族风格谱写的大型奏鸣曲。

　　正因为这两部处女作得到当时音乐界的广泛好评，丁善德对音乐创作的欲望更强烈了。但苦于自己从未进音乐院校正规系统地学习过作曲技法，因此想要随心所欲地进行创作，从能力来说还是存在一定困难的。

　　1946年春，当时的教育部要选派一批留欧公费和自费生，此时已身为南京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的丁善德出人意料地也报名参加考试。经过层层严格筛选后，他的成绩名列前茅，后又因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吴伯超想留住他，就在暗中设置障碍加以阻扰，致使丁善德被挤出了留法公费生的名单。

　　但心存鸿鹄之志的丁善德留法决心已定，虽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但在妻子庞景瑛的支持下，他辞去了待遇优厚的工作，卖掉了心爱的钢琴，退掉了独自租用在市中心的洋房，才凑足了出国经费。在当年深秋，他先乘坐游轮到伦敦，再转道去巴黎。这年12月，丁善德抵达巴黎，在老同学李献敏丈夫、俄国音乐大家齐尔品的安排下，进入巴黎音乐学院深造。

　　在这座世界名校学习期间，丁善德先后师从加隆教授学习对位法；向奥班教授学习曲式；又追随布朗热教授学习复调、和声和总谱读法等全面的作曲技法。在这些大师醍醐灌顶的教诲下，丁善德无论在作曲能力、音乐视野和创作欲望等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和激发。更关键的是他认识到了自己今后的创作方向：写作一定要摆脱外来的影响，一定要有东方的、中国人的特点和风格，而且不必贪大求洋，手法要简练干净、不可繁琐等。

　　在旅法学习期间，丁善德开始用新学到的作曲技法谱写了钢琴曲《序曲三首》和《中国民歌主题变奏曲》。这两部作品的和声语言都比较新，复调的手法又比较熟练，而且写作都比较简练完整，几乎没有多余的音符。仿佛是字斟句酌的唐诗“绝句”，又像酣畅淋漓的泼墨山水画。

　　在1949年新中国即将诞生时，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欢欣鼓舞，又谱写了交响乐《新中国交响组曲》作为作曲课的毕业作品。他那时身处国外，只能通过自己对过去现实生活的体验和对革命斗争的理解，去反映旧社会的苦难和人民对反动统治者的斗争，并描写在斗争取得最后胜利时的欢乐。

　　全作由《人民的痛苦》《解放》和《秧歌会》三个乐章组成。尽管这是丁善德的管弦乐处女作，但他仍尽可能地以简练的手法和完整的艺术结构，去抒发自己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深情。在他回国后不久，《新中国交响组曲》便由上海市人民交响乐团在兰心大戏院首演。

留法归来显身手

1949年10月，从巴黎音乐院毕业的丁善德回到阔别三年多的上海。当时在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旋即聘请他任教，但丁善德还是选择了贺绿汀的力邀，回母校上音工作，担任作曲系教授兼系主任，1956年又升任副院长。

　　

　　丁善德与上海音专的师生合影

　　从1950年到1960年，是丁善德音乐创作的高峰期。除了学校繁忙的行政和教学工作外，他以充沛的精力全身心地投入自己始终追求的音乐创作之中。他先后谱写了四部钢琴作品和大合唱《黄浦江颂》及许多根据中国民歌编配钢琴伴奏的中国艺术歌曲。

　　《第一新疆舞曲》和《第二新疆舞曲》是丁善德为音乐会专写的大型钢琴独奏曲。作品在音调和旋律上直接取自新疆的民歌旋律和新疆舞蹈节奏，特别在和声运用上进行了大胆创新，从而成功、完美地突现了新疆游牧民族那种粗狂豪放又热情奔放的民族气质和性格。

　　而儿童钢琴组曲《快乐的节日》是丁善德长期对生活的观察和积累有感而发的作品。作品共有五首独立成章的乐曲组成：《到郊外去》《扑蝴蝶》《跳绳》《捉迷藏》和《节日舞》，以五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新中国少年儿童幸福愉快的学习和生活。通过流畅明快的旋律和富于对比的节奏，作品将少年儿童在生活和节日中各种生动的形象恰如其分地塑造出来。这首经典少儿作品至今还经常在舞台奏响。

　　而钢琴曲《托卡塔（喜报）》则是应上音钢琴系主任范继森教授之邀而写的。丁善德之所以用“托卡塔”这种高难度的钢琴作品形式进行创作，是因为此曲将被用作当时上音钢琴比赛必奏曲目。作品取材于丁善德在江南造船厂下生活时所感悟到的中国工人阶级那种战天斗地、热火朝天的忘我工作精神，他看到在庆功会上各车间、各部门向领导送来喜报的那种欢庆热烈的场面，就给新作取名为《喜报》。这首高难度的钢琴曲，具有相当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时代色彩，结构明晰，一气呵成，而且作曲技法也很新颖独到。当时在上音校园里到处都可听到练习这首作品的琴声，最终由同样留法归来的老师吴乐懿录制了唱片。

　　《黄浦江颂》是丁善德创作生涯中唯一一部大型声乐套曲，此作也是中国作曲家第一次以上海为题材而谱写的音乐作品。作品在1959年上海市音乐舞蹈汇演中首演，由葛朝祉指挥，温可铮、董爱琳领唱，上海合唱团及上音学生合唱团联合献演，这或许也是迄今为止歌颂上海最成功的一部声乐作品。

　　丁善德虽然谱写过各种形式的大型音乐作品，但他谱写的中国艺术歌曲才是最出彩和独树一帜的，最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

　　留法回沪到上音任教后不久，丁善德在报刊上看到一首歌颂毛主席的诗词，便据此谱写了一首男高音独唱曲《山上的松树青青的哩》，上音声乐教授、男高音歌唱家蔡绍序演唱后觉得非常好。因为他是四川人，喜欢四川民歌，于是就把《太阳出来喜洋洋》《槐花几时开》等四川民歌拿去请丁善德编配钢琴伴奏。蔡绍序是上海音专早期的学生，师从中国第一代歌唱家应尚能教授。蔡绍序的演唱高亢、明亮、激昂又极富感染力。表现作品能举重若轻、张弛有度，是新中国最有影响、最负盛名的男高音歌唱家之一。

　　《槐花几时开》这首四川民歌，原本是描写一位姑娘在高山上等待情人时，与母亲的对话，加上经过丁善德编配的钢琴伴奏后，姑娘从不安到欢欣的各种情绪，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写意的伴奏与写实的歌词结合得珠联璧合、天衣无缝。蔡绍序唱来更加得心应手，把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

　　

　　丁善德在谱写交响乐《长征》时，在延安宝塔山留影

　　丁善德与蔡绍序的这种探索性合作，持续了十多年。丁善德为蔡绍序量身定做的作品还有《可爱的一朵玫瑰花》《玛依拉》和《想亲娘》等。由此也形成了丁善德独特的、以中国民歌编配钢琴伴奏为形式的中国艺术歌曲的风格。它完全有别于早年黄自、青主、赵元任等源自于德奥艺术歌曲的样式，也不同于齐尔品和黄永熙等改编的中国民歌那种自由曲式。丁善德为中国民歌编配的钢琴伴奏，深受福雷、吕帕克和德彪西等法国作曲家影响。他谱写这些作品的风格与法国艺术歌曲（即《香颂》）很相近，其艺术形象看似都游离于歌曲旋律之外，但又统一于歌曲灵魂之中。那些明快活泼、轻松宁静又隽永空灵的节奏和音调，深化了原作的艺术内涵和魅力。

　　《想亲娘》是一首有三段歌词的云南民歌，丁善德用分节歌的结构，加入发展性间奏，使作品呈现出三部曲式，中间有发展起伏，结尾又有再现部的曲式结构。丁善德把此歌交由著名歌唱家张权演唱后面貌焕然一新，她把“想亲娘”的凄苦、悲愁和哀伤之情，用歌声表达得活灵活现，听众无不为之动容。之后她在全国政协举办的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音乐会上也演唱了这首作品，并得到周总理的高度评价。

　　而丁善德谱写的《爱人送我向日葵》，则开拓了另外一种创作模式。作者有意识地运用了朗诵性和歌唱性相结合的音调，并用钢琴伴奏中调性色彩的对比等手法来表现作品。这是丁善德专门为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高芝兰量身定作的，此作以后也成了高芝兰的音乐会保留曲目。

　　

　　丁善德在指导学生何占豪和陈钢写《梁祝》

　　丁善德的中国艺术歌曲情结，源于他热爱声乐、熟悉诗词又精通钢琴。他早在留法时就创作过两首声乐作品：《神秘的笛音》和《女高音与长笛》。回国到上音任教期间，还创作了《延安夜月》《玻璃窗》《丰收山歌》《清平乐·会昌》《雪花赞》《老战士》《啊黄河》和《橘颂》等。

　　1981年，上音声乐系的三年级学生刘捷因为在全国高校声乐大赛中获奖，而被推选去巴西参加第十届里约热内卢国际声乐大赛。刘捷是上音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那时恰逢世界歌坛最负盛名的华人第一歌唱家斯义桂来校讲学半年，虽然当时刘捷已在周小燕门下学习，但他又有幸成为斯义桂最得意的弟子，从而学到了世界最先进的歌唱技巧，成为中国歌坛屈指可数的男高音歌唱家之一。

　　因为此次巴西国际声乐比赛规定：每位选手要演唱14首作品，但其中必须要唱一首本国本年度新创作的歌曲。无奈刘捷是位新人，还没有作曲家为他量身定作歌曲。因此，周小燕就带着刘捷并拿着一首青海花儿样式的简谱《上去高山望平川》去见丁善德，想请他重新改编这首民歌，并配上钢琴伴奏。丁善德多次听过刘捷的演唱，对他也非常赏识，认为是位前途无量的年轻人，因此一口允诺。

　　几天后，重新编配的歌曲和钢琴伴奏谱送到了周小燕手中。丁善德还两次抽空亲临琴房，给刘捷讲解歌曲的意境和处理作品时需要注意的问题等。

　　拿到歌谱后，刘捷如获至宝，那钢琴上连绵不绝的清亮音流，生动地衬托出激昂奔放的男高音歌声。唱着这首喜欢的作品，刘捷兴奋不已，对未来的比赛更是信心十足。

　　果不其然，刘捷唱着《上去高山望平川》等参赛作品，夺得了巴西声乐大赛奖牌。从此，这首令众多男高音望而生畏的作品伴随了刘捷近半个世纪，唱遍了世界许多音乐殿堂。

　　刘捷留美后，追随法国艺术歌曲大师苏塞依学唱过很多法国音乐作品，因此他非常熟悉法国艺术歌曲。前不久举办的纪念丁善德座谈会上，在大家讨论到丁善德创作的中国艺术歌曲时，刘捷对我说，他对丁善德的作品是从心底里热爱和敬佩的。丁善德把最朴素的中国民歌与西洋的复调手法巧妙结合，使之能登上大雅之堂并熠熠生辉。

　　丁善德晚年依旧创作不辍。他陆续谱写了《C大调钢琴三重奏》《降B大调钢琴协奏曲》，以及《序曲六首》《小序曲与赋格四首》《小奏鸣曲》等一批钢琴作品。

致力于中国音乐事业

丁善德的音乐人生，除了演奏、创作和教学外，还用很多的精力致力于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为他人做嫁衣。

　　1958年初，孟波由北京调任上音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上任伊始，他就抓音乐创作的民族化、群众化。在其影响下，上音管弦系的学生何占豪、俞丽拿、沈榕、丁芷诺、沈西蒂、张欣和朱英等组成了“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并把中国民族音乐元素改编成《二泉映月》《旱天雷》《步步高》《四季调》以及《烈士日记》和《梁祝》等弦乐作品和四重奏。

　　为能向国庆10周年献礼，上音也要排演一部大型器乐作品。孟波在否定了《女民兵》《大炼钢铁》等一些选题后，责成实验小组在原弦乐四重奏《梁祝》的基础上，创作一部小提琴协奏曲。很快，深谙越剧音调的何占豪把未来协奏曲的旋律写出来了。但苦于实验小组的成员都没学过作曲，也就谈不上能创作协奏曲了。于是，孟波就请主管音乐创作的丁善德副院长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的上音，因院长贺绿汀要明确保护原本已被内定为“右派”的谭抒真、杨嘉仁、范继生和桑桐等教授而受到批判。要不是陈毅市长的干预，贺老本人也差点被打成“右派”，因此那段时间，他已被边缘化了。上音的实际工作由孟波和丁善德负责。

　　为了更好地完成献礼作品，丁善德就派自己的学生与实验小组的同学一起工作。起初陈钢并不愿意，因为他即将毕业，正在筹备毕业论文。丁善德知情后便对陈钢说：你完成了这部作品，就算是你的毕业论文了。对于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创作，丁善德可谓耗尽心血。他不仅亲自指导，还严格把关。

　　协奏曲刚开始创作，丁善德就问何占豪和陈钢：你们的协奏曲准备取什么名字？他俩一时未答。因为外国交响音乐作品中，除了交响诗、交响曲等体裁有些标题外，协奏曲之类的作品几乎是没有标题的。于是，何占豪就把他所知道的理由讲了出来。丁善德马上就说：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跟外国人一样？既然内容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就取这个名字。何况外国也有罗密欧与朱丽叶，我们一样有梁山伯与祝英台，不是很好吗？短短几句话，道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要向外国人学习，但不要盲目崇洋。

　　

　　本文作者与丁善德二女儿丁芷诺

　　为了协奏曲更有民族风格，何占豪就与陈钢商量，想在配器中加入一组琵琶。丁善德得知后立刻指出：如果将来外国人也想演奏《梁祝》，但他们不会弹琵琶怎么办……由此可见那时的丁善德已经有了国际视野。他接着又说：音乐民族化不能简单化，不是加上些民族乐器就算是民族化了。我们写作的功夫要真正花在音乐上，要让音乐的“风格”民族化。为了使故事和音乐更完整，何占豪和陈钢又尝试想加一段“马文才迎亲”的音乐。但在试奏这段音乐时，受到丁善德批评：不要把音乐写得太啰嗦！不需要面面俱到！音乐不同于文学，不能写具体的情节，音乐的发展要遵循自身的规律。

　　在写“祝英台哭灵”这场戏时，起初何占豪不知怎么落笔。考虑再三后，他想尝试用原汁原味的越剧哭腔和民间戏曲中常用的“紧拉慢唱”的手法，来塑造祝英台悲痛欲绝的形象。何占豪在完成这段音乐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请老师把关。这回丁善德称赞有加，认为很好，创作完全没有必要按照外国人的手法，可以走我们自己的路。

　　无疑，在那个纯真年代，许多人为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成功付出过很多辛劳，丁善德为《梁祝》亦是殚精竭虑，倾其所有，但他并未在作品上署名，可见其高风亮节。难怪孟波说：没有丁善德，就没有《梁祝》。

　　马革顺是中国公认的合唱指挥第一人，他从小在教会成长，其音乐生涯与宗教有万缕千丝的关系。他因此在新中国历次运动中，经常受到审查和冲击，但他对音乐、对合唱却矢志不渝。

　　1963年，他花了大半辈子心血完成了一部学术专著《合唱学》，想交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但那时出版社规定：出书必须要作者所在单位和领导同意并盖章。于是，马革顺就把新作交由上音审稿，不料就此石沉大海。

　　后来，马革顺找到丁善德说明事情原委。丁副院长花了三天的时间读完这20万字著作，感到非常震惊。他认为这么好的一部著作完全应该出版，这本《合唱学》不仅填补了我国音乐史的空白，而且对培养未来的合唱指挥人才也大有益处。就这样，丁善德签上大名，学校盖上公章。没多久，命运多舛的《合唱学》终于面世了。

　　1964年春，比利时举办国际钢琴大赛，但当时比利时与我国尚未建交，应邀的丁善德带着顾圣婴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名义参赛。在首轮比赛中，顾圣婴弹奏了德彪西的作品，赢得了高分。但在进入第二轮比赛中，在有些对中国不太友好的国家的评委的刻意运作下，顾圣婴与一位苏联选手并列第12名。而此次决赛选手只取前12名，在两位并列者中有一人要被淘汰。用什么办法来权衡？大家争论不休。聪慧的丁善德提出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参考项”：就是以首轮比赛成绩来决定两位并列者的去留。这项建议顺利获得通过，它不仅使顾圣婴进入决赛、并最终获奖，也维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