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电视台重播的《青春之歌》，英俊睿智的卢嘉川又一次唤醒了我对似乎已经远去的银幕美男子康泰的记忆。他塑造的一个个角色倏然间历历在目，他的形象、神韵以及富有磁性的声音也将我带入了我的青春岁月。他是我崇拜的电影明星，也是我当画报记者时多次采访的长者前辈。时至今日，我们亲切交谈的画面还没有褪色，可他却英年早逝，58岁就溘然离开了我们。尽管，这一天发生在36年前，然而那些我所知道的细节依然十分清晰，咬啮我的心。我满怀思念把这一切变成了文字。为了避免时间的磨损而出现的瑕疵，我特地把这些文字交给最后时刻陪伴在康泰先生身边的演员杨德根先生过目，请他修整补充，成全了这篇《弦断歌犹在》。
南国春来早。
11月的上海，朔风凛冽，寒气逼人，光秃秃的树桠上留着点点残雪;可此时的广州已经升腾起春天的气息，遍地可见的迎春花使劲地鼓吹着那“黄铜”小喇叭，呼唤着春天的到来。
仅仅是两小时的空中旅行，就跨越了整整一个季节。康泰贪婪地吮吸着迎面扑来的春天的气息，心间骤然奔涌起一股暖流。对广州，他并不陌生，从影近40年来，他已经好多次南下广州，不仅领略了羊城的旖旎风光，也品尝了南国的美味佳肴，广州留给了他的印象太美了。然而，这次故地重游，他并非只想重温那美好的记忆，而是想寻找自己艺术生涯的新的足迹。
他是应邀赴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影片《公寓》的。应该承认，这部影片比起他拍摄过的《海魂》《青春之歌》《李善子》《摩雅傣》等影片，称不上什么;但是对于一位久病复出的演员来说，能重新走到水银灯下，那是一种旁人难以体会的犹如凤凰涅槃的感受。
这位面容清癯、温文尔雅，以扮演知识分子著称的著名演员，本来就体瘦力弱，经历十年浩劫后又染上了好些毛病，特别是心脏，功能衰竭常犯病，一犯病就情况危急，吓得亲朋好友常为他捏把汗，一见面就叮嘱他“不可太累，不可太激动”，可他偏偏闲不住，而且爱激动。1982年，他突然心肌梗塞，不省人事，亏得发现得早抢救得及时，才把他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经过这场惊吓，家里人再也不肯轻易让他独自外出，上影演员剧团干脆为他挂起了“一律不得外借”的免战牌，那会儿，团长是大名鼎鼎的张瑞芳，说话管用，康泰自然不敢违拗。
就这样，他“失业”了两年多，除了休息养病，他啥也没法干，心里憋得发慌，每天跑到团里磨蹭，软的硬的全用上，可团领导还是不松口。好容易熬到1984年年底，珠影筹拍《公寓》，导演找上门来说戏中那位教授非康泰莫属。康泰动了心，又向团里提出“解禁”的申诉。这回，团领导没回绝，说“商量商量后再给答复”。他一见有门儿，赶紧撺掇导演死乞百赖地去说情。最终副团长白穆表态了，“可以去，但必须带上青年演员杨德根，让他陪着一起去。不许单独外出，不許单独睡觉，不许过度疲劳，不许过分激动……”康泰一个劲儿地点头。他心想只要让他拍片，其他什么条件都可答应。
康泰来到了广州，一到摄制组，一接触那久违的特殊氛围，白团长耳提面命的那些戒律也就被置之脑后了。安排宿舍时，他执意要一人一间，理由很简单，他睡得迟起得早，怕影响别人。更充分的理由是，他抽烟，别人受不了。制片主任本来就为把康泰这样的著名演员安排在设施简陋的珠影招待所而感到歉疚不安，因此对他的要求没有丝毫异议。尴尬的是“监护人”小杨，康泰是老师，是长辈，是他敬重的人，他很想“不辱使命”，像贴身保镖那样守护着他;;但康泰老师把话说到这份上，他不敢也不能坚持非得和康泰睡一屋，他只能要了康泰隔壁那间屋。谁料到，仅仅是一墙之隔就埋下了祸根。康泰办事忒认真，他一投入创作就把自个儿给忘了。小杨不时地提醒他，他表面上“收敛”了不少，可一旦“躲进小屋成一统”时，任凭小杨把墙擂得嗵嗵响，他也装聋作哑，置之不理。
戏拍得很顺，康泰的身体也挺争气的，没出什么枝节。
这天晚上，小杨已经入睡了，一阵敲门声把他从梦中惊醒。
“谁啊？”“我……”一听是康泰的声音，小杨一惊，一骨碌翻身下床。门一开，康泰笑容满面，精神抖擞，似乎一下子年轻了许多。奇怪，出了什么事？小杨好生纳闷，愣愣地注视着他。
“我儿子有下落了。”康泰一坐下就按捺不住喜悦，忙不迭地对小杨说。
“是吗？”小杨又惊又喜，不知说什么是好，他清楚这条信息对康泰有着多么重的份量。
“我和家里通了电话，我儿子没有死，他还活着。”康泰的胸口起伏着，那对乌黑的眸珠上已蒙上了晶莹的泪花。
“在泰国？”小杨张大了嘴，他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康泰的儿子已经失踪好几年了。这位在动乱期间长大的年轻人，和他的父亲一起度过了一段苦难的岁月。由于没有得到很好的教育，康泰又下放“干校”，根本没时间关心他、帮助他。等康泰获得自由回家后，原本文雅可爱的独生子变了，沾染了一些坏习气。康泰十分痛心，苦言相劝，但年少无知的他，继续用莽撞的举动报复动乱期间社会对他的不公和歧视。再一次闯下大祸以后，他失联了。
康泰的儿子失踪了，是死是活无人知晓。康泰恨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但亲子之情又时时刻刻驱使着他挂念着儿子。从此，他脸上失去了欢笑，他的家庭蒙上了阴影，妻子也因此大病了一场。每当听到别人家的孩子叫“爸爸”时，康泰心中总要为之一震。一种中年失子的悲哀攫取了他那颗慈父之心，使他失却了许多正常人该有的欢愉。
现在，儿子终于有了下落，虽然漂泊他乡异域，但他还活着而且活得挺不错，做父亲的怎会不大喜过望、欣喜万分呢？小杨完全理解康泰此时此刻的心情，他同样为老康高兴。不过望着老康那副高兴得魂不守舍的模样，小杨的心中倏然间又蹦出一缕不安：患心脏病的人就怕激动。于是他赶紧很真诚地叮嘱一句：“康泰老师，你不要太激动呵！”说完指了指自己的心口。老康依然乐呵呵，他笑哈哈地说：“小杨，你放心。说实话，我这病就是因为儿子才得的，现在找到他了，我的那块心病也没有了，病也不会再犯了。”
“那您也得当心，千万麻痹不得！”小杨又补了一句。
那一晚，康泰几乎彻夜未眠，许多逝去的往事随着那皎洁的月光浸入他的心头。他激动，他亢奋，真恨不得能一步跨到儿子面前，看看儿子现在究竟是啥模样。儿子找到了，康泰从精神上卸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按理他应该轻松自在了;然而，由于太激动太兴奋，他却感到很疲劳，那颗心就不那么听使唤了。偏偏就在这时，又一件令他激动的事接踵而至，将他朝危险的边缘又推进了一步。
1月9日，中国首届电影表演艺术研讨会在广州开幕。来自全国8个电影演员剧团的200多名表演艺术家、知名演员，汇聚一堂，切磋技艺，共叙友情。山青水秀、景色绮丽的南湖，变成了群星灿烂、璀璨壮丽的银河。
康泰自然是正式代表。大会报到那天他就兴冲冲地赶到南湖，许多同仁好友久别重逢，那是件多高兴又多伤神的事。
1月18日，参加表演艺术研讨会的上百名代表移师深圳。出发前的那天晚上，上影的同志没忘记给康泰打电话，通知他第二天一清早赶到南湖上车。电话拨通了，传来的是康泰苍白无力的声音——他的心脏病犯了，医生给他下了死命令：只能静静地卧床休息。他万般无奈地打消了去深圳的念头，并为此感到深深的遗憾。
康泰耐着性子在床上躺了两天，时间对他来说变得那么漫长。深圳未去成，仅仅是他个人的事，可他不能拍戏却拖累了全摄制组的同志。因此，他的心情特别沉重，总感到时间仿佛凝固了，不走了。21日那天，他苦苦哀求导演把最后的那场戏拍完。导演被他的真情所感动，答应了他的要求。这一天，康泰拖着疲惫虚弱的身子，一边吃着药打着针，一边拍戏。当最后一个镜头拍完时，他高兴地大声叫喊了一声：“我完啦！”
他完了，是指戏拍完了，还是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之路已经走到了尽头，时至今日，谁也无法诠释他吐出的这3个字的真正含义，因为——
“我完啦！”是人们听到康泰说的最后一句话。
就在那天晚上，珠影礼堂放映两部北京资料馆的“过路片”，一吃完晚饭，摄制组所有的同志都去看电影了。康泰当然也想去，那年头，能看上两部资料片，比吃一顿山珍海味还有味，可随组医生说什么也不同意。任凭老康软泡硬磨，医生铁石心肠，除了上床休息没有第二种选择。康泰理解医生的良苦用心，悻悻地上了床。为了照顾康泰，小杨打算留下，可这回轮到康泰说什么也不同意了，横劝竖说就是不让小杨留下陪他。小杨和医生万般无奈也就遂了他的意，仔细叮嘱了他几句之后，便一路小跑赶场子去了。
康泰尽管很累，可躺在床上依然久久进不了梦乡。当看电影回来的人都已呼呼入睡时，他还干瞪着眼在思考着什么。突然他感到一阵烦躁，心口先是激烈地搏跳，接着一阵慌乱，再接着像被塞上了一团棉花。又犯病了！这时求生的欲望驱使着他撑起身子，扶着床沿下了地，又使出浑身力气打开了房门。他想拍打小杨的房门，浑浑噩噩中却敲响了对面那间屋子的门。当惊醒的主人打开房门时，他一言未发，捂着心口重重地倒了下去。顷刻间，整座招待所人声嘈杂，忙成一团，有人给他做人工呼吸，撬开他的嘴巴塞进救心丸，有人准备车辆将他急送医院。
半个小时后，他已躺在医院的急诊间。他双目紧闭，双颊通红，处于昏睡之中。医生的诊断是心肌梗塞，生命危在旦夕！为了尽快地将他从死神手中夺回来，驻穗的几家部队医院的专家也都火速赶来，配合医院全力抢救。然而再高明的医生也难有回天之术，在一切手段都无济于事后，医生忍着悲痛宣布他的心脏于22日凌晨4时停止了跳动。
他完了，真的完了。他带着对儿子的思念，带着美好的回忆，带着完成创作《公寓》的喜悦，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步。
噩耗傳来，摄制组的同志都惊呆了，白天他还战斗在水银灯下，怎么几小时后就匆匆地走了呢？参加表演艺术研讨会的代表也难以相信这是真的，他的几位同窗好友更是悲痛万分，哭着、呼喊着扑向他的遗体。远在上海的上影厂领导和他的家属也怀着难以接受这残酷现实的心情赶到了广州……
像血洒疆场的战士一样，他在自己的岗位上战斗到了最后的一刻。那天，在广州殡仪馆，隆重举行追悼会为他送行。电影界的一些著名人士、他的生前好友、合作者从全国各地赶来，为他送行。他安详地躺在鲜花丛中，微笑着走向了天国。
他走了。他生命的弦断裂了，然而他曾经用真情吟唱的《青春之歌》却依然在这个世界上回荡着，飘扬着……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