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莉娜

　　

　　

　　

　　9月的尾巴，节气已在秋分，上海的气温却居高不下。在没有空调的画室里，一台空气扇轻轻摇头，也许因为满室墨香而不显闷热，年过八十的戴敦邦穿着黑裤白衫的中式布衣，踩着梯子灵活地上上下下，手中一管毛笔行云流水，渐渐的，在铺满四壁的宣纸上，一张张高鼻深目的西方面孔渐渐立体、跃然纸上——这是他为建党百年创作了《资本论》之后，“乘兴而作”的又一红色主题作品《国际歌》。

　　而刚完工不久的《资本论》，则是戴敦邦历时三年献给党的“礼物”：“2018年是马克思两百周年诞辰，我从那时开始动笔，恰逢其时;如今按照计划在今年完成，正好以此献给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中国的墨水，中国的朱砂，红与黑之外，再没有第三种颜色，这正是戴敦邦心中的革命——热血与黑暗的交织，单纯而强烈。“而且我全部用的中国的工具——宣纸、墨水、毛笔，画法也是中国画的线描。” 在戴敦邦看来，中国画的水墨线条，既可以画中国人，也可以画外国人，毫无障碍。而在这些水墨线条勾勒出的《资本论》绘画中，既可以找到鸦片战争等中国历史事件，也可以看到法国大革命、美国内战等西方历史事件，还融入了《自由引导人民》《马拉之死》等西方名画的布局，又参考了新闻照片中近年来西方世界一些重大游行活动的场景。

　　众所周知，戴敦邦擅长画中国历史古典题材，为人熟知的作品是《红楼梦》《水浒传》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绘本。他长于人物的神态，善于点染，线条强烈，描写尽致，在二十多年前就曾为《红楼梦》英文版作过插图，为1998版《水浒传》设计绘制的水墨108将人物图谱神形兼备，200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戴敦邦新绘全本红楼梦》更是广为称道。

　　而这组与之前作品风格完全不同的《资本论》，创作如此庞大和复杂，对他的挑战不可谓不大。“画《资本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要将书中大量的经济学抽象理论，转化成毫不违和的具象画面，更难。我这个水平，是不可能完全理解其中之要义的。在友人的建议下，我采用的方式是按照《资本论》的原文去作图说，不需要别的累赘。希望通过依傍经典，让自己的作品也接近经典吧。”

　　至于为什么选择《资本论》？“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成功至关重要。”原来，早在20世纪60年代，戴敦邦偶然在图书馆翻到了《资本论》，书中讲到的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场景，就在戴敦邦脑海中留下极深刻的印象。然而，到真正开始这个主题，戴敦邦却发现《资本论》里有很多专业术语，对经济学不是很熟悉的人很难看得懂。“幸而我这次创作得到了同道和朋友的大力支持，他们给我提供了很多文字资料和绘画资料，弥足珍贵。”

　　但即使如此，和以往信手拈来的中国古典人物形象相比，由于《资本论》原著没有生动的情节和场景描述，画中的每件东西、人物造型，都必须找到出处，需要找寻大量的参考资料。这花费了他不少时间，画室中堆积的资料也越来越多，三年里，一沓沓的书本杂志堆满墙角，一方方人物和新闻的剪报挂满墙壁，而当这些素材渐渐被戴敦邦化为“内力”，他画笔下《资本论》中涉及的劳动、商品、交换过程、货币到资本的转化、剩余价值产生过程、剩余价值到资本的转化、机器与大工业、计件工资、资本原始积累等概念，也以一幅幅生动的绘画直观地呈现在整面墙的宣纸之上。

　　“我希望你们宣传的时候，不要强调我戴敦邦在画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被黑墨与朱砂绘满墙壁的小小画室中，一袭布衣的老人面色郑重，“我希望这些画被大家看见，特别是被外国人看见的时候，他们看到一个中国人画的《资本论》，从而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知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记者：您之前说到《资本论》的创作上得到了友人的帮助，具体有哪些？

　　戴敦邦：对。第一个支持我的就是王立伟，他借了一本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的《资本论》的图录，基本上我分图都是参考了这本图录的。这个图录对我很有帮助，我是先看了图才去看对应文字的，有了这个助力，我如期三年完成创作，赶上了党的百年华诞。

　　而在我自己的这本图册出版的时候，我也和王立伟商量，因为我的原图是一张画面的，很大很复杂，读者看起来其实有点困难——资本论本身就有点难懂，内容庞杂，我的画里表现的内容也很多。王立伟对绘画颇有研究，于是他建议我，也可以分图， 可以首先从一张画面来讲。我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我俩合作，就有了现在这本图册。我觉得这本册子对于理解我的画、甚至理解《资本论》都大有益处。

　　记者：为什么给这本图册定名为“一个中国人画《资本论》”？

　　戴敦邦：我一直在强调，请媒体不要总说这是戴敦邦画的《资本论》，而是要强调这是一个中国人画的《资本论》。为什么呢？第一，其实我不是最适合画《资本论》的人，能画得好的大有人在，我希望我的这个画能够抛砖引玉，让其他更多擅长画这种类型的画家、比较年轻的画家，也能受到点启发，参与这类题材的创作。马克思不仅有《资本论》，他还有很多伟大的作品，我之前还在报纸上看到，中央很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深入普及，希望同行们可以更多更深地参与这个题材的创作，而不是让它成为我的代表作，只和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第二，据说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是清朝咸丰时期的王茂荫，朋友们开玩笑说我可能是和《资本论》联系最深的第二个中国人，而我希望还有第三个中国人，第四个中国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影响巨大，当有一天我们中国人画的《资本论》被外国人看见时，他们能看到和记住的不是戴敦邦或者王立伟，而是一个个最普通的中国人的觉悟。

　　记者：听说您的创作生涯和张乐平先生缘分匪浅？

　　戴敦邦：我在《儿童时代》当编辑的时候，拜访的第一个作者就是张乐平老师。他待我真好，我现在能画画，等于是他教我的。他曾经对我说，你要画人物，人物应该怎么画你知道么？我画给他看。他说，你这样不算有本事，有本事就要无论从人的哪个部分开始画，都能把这个人物画好——不要只会从头画，从脚，从手，从哪里都要能画起来，才算是会画人物画。我觉得不可能，可是张乐平老师順手就给我做起了示范。他说：“我也不是什么科班大学出身，我就是这样练，把不可能练成可能，才能有所成。”正是他这样的言传身教，让我从实践中获益良多。

　　记者：您的《红楼梦》人物画多姿多彩、惟妙惟肖，这么多人物，人人自有风采，是从哪里获得的创作灵感呢？

　　戴敦邦：为了给英文版《红楼梦》画插图，我请教过红学界的老前辈阿英，他那时候已经长期卧病在床了，还是坚持给了我很多指点。我当时只有38岁，这么庞大的题材，没有老法师指点我还真有点没把握。《红楼梦》的年代是虚构的，那么人物服装、发饰、生活细节应该参考什么朝代？阿英就告诉我，以明朝为主，不排斥其他。所以，我根据这个原则，参考明朝及以前的资料进行创作。当时故宫里有一幅《雍正十二妃》工笔肖像，我就想，雍正时期和《红楼梦》的背景比较接近，我也进行了参观和参考。当然，我还请教了诸如周汝昌先生、启功先生、吴恩裕先生等专家，我一个个去拜访，可以说，我《红楼梦》人物画的成功，离不开各位大师的帮助。

　　记者：听说您最近又重拾《红楼梦》题材？在已有的两百多张作品的基础上还要增补，您是怎么做到千人千面的呢？

　　戴敦邦：说实话其实很难，特别是在画《红楼梦》的时候，要区分每一个人确实很不容易，尤其我们用中国传统的方法来画仕女图的时候。即使是古代那些了不起的大画家，画到仕女图也还是很容易千人一面的。就拿《红楼梦》来说，大观园里那么多姑娘，年龄差不多，环境差不多，阶层差不多，即使是丫鬟也是富贵人家的丫鬟，很难明显区别开。于是，我会特别注意书中的细节，比如她们有什么特别的装饰物，有什么特殊的发饰，比如林黛玉和薛宝钗明显一个瘦弱一个丰满，总之就是把握人物的细节，突出人物的个性。

　　现在我画完《资本论》后，又开始画《红楼梦》人物的增补了。因为画完这样一个宏大主题之后，我意识到，之前画的《红楼梦》都是些公子小姐，但其实还有很多最底层的人物我没有画，底层人民的生活又何尝不是支撑“大观园”的重要一环呢。所以，我最近在做这个事情，就是对之前红楼系列的二百四十幅图做个补充。正是通过这次画《资本论》，我意识到，我的《红楼梦》缺了一大块——那些属于平民阶级的喜怒哀乐。

　　记者：您给自己的定位是“民间艺人”，这有什么说法？

　　戴敦邦：首先，我就是個普通老百姓啊，我出生在上海最底层的地方，租界的边缘，从小接触的都是底层人民，我觉得他们乐观向上又充满活力，我很喜欢，我就是这么个来自民间的搞艺术的人嘛。还有就是，大概在1979年，中国文联组织我们去了敦煌，那一次我大受震撼——莫高窟里那些艺术瑰宝，历经许多朝代，创作它们的都是连名字也没有留下的“民间艺人”，虽然没有名字，可是他们多么伟大！所以回来之后，我就说，我也要做个“民间艺人”，踏踏实实，用“手艺”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