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国

　　

　　

　　

　　沈湘教授是中国百年歌坛最负盛名的声乐艺术家之一，他在青年时代就被誉为“中国的卡鲁索”。在之后的教学生涯中，他又先后培养了当今中国最有成就的两位声乐教育家，郭淑珍和金铁霖，以及活跃在中国歌坛的几代歌唱家，梁宁、迪里拜尔、范竞马、刘跃、黑海涛、殷秀梅、程志和关牧村等。

　　壹

　　我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从事音乐会制作时，就与沈老相识相交。沈湘与温可铮是一生真正的挚友，但凡他到上海，总会住在温可铮家，而我则与温先生是亦师亦友、情同父子的忘年交。那时，我几乎每天都往温先生家跑，聆听他的教诲是我最快乐的事。因此我有缘多次与沈老在温家邂逅。沈湘谦和随意、平易近人，没有半点大家的架子，令人印象深刻。

　　沈湘是一个光明磊落、胸襟坦荡、从不趋炎附势的高尚的人。他一生从不追名逐利，只以自己一直追求的声乐艺术为最高奋斗目标。沈湘严己宽人，对待学生胜过自己的子女，且从未有亲疏、好恶之分;其人品、道德和艺术深得乐坛的好评，是公认的一代楷模。

　　1921年11月11日，沈湘出生在天津的一门望族。父亲是留洋归来的医生，归国时曾带回不少黑胶唱片，沈湘从小聆听这些唱片中的音乐，并陶醉其中。沈湘有副得天独厚的好嗓子，12岁进入南开中学后便参加了学校的合唱队。喜欢歌唱的沈湘当时就非常崇拜意大利的歌唱大家卡鲁索，听他的唱片简直是入了迷。

　　16岁那年，沈湘转学至天津工商学院附中，从那时起，他便开始登台演唱了。一年后，在一次天津市的歌唱比赛中，沈湘过关斩将摘得桂冠，成为当时小有名气的业余歌手。但沈湘的家人都反对他从事这项事业，因为在那个年代，吃“开口饭”的“戏子”既没生活保障，更谈不上社会地位。在严父的安排下，高中毕业时，沈湘不得不报考了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进入燕大后，在必修的基础课之外，沈湘还选修了自己最喜欢的音乐系的声乐课。这是家人无法知晓，更不可能过问的。

　　当时，燕京大学有好几位外籍的声乐教授，音乐系还有专门举办音乐会的场地——干德阁，每场音乐会沈湘都会去现场聆听。他虽然不是音乐系的学生，但他对学习歌唱的执着和追求，赢得了音乐系师生的认可，他们也十分喜欢他。在燕大学习期间，沈湘学会了科学的发声和正确的呼吸，对歌唱渐渐有些入门了。

　　1941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美日正式开战。已侵占中国华北和京津地区的日寇封锁了由美英两国教会联合开办的燕京大学，在校师生全被赶出校门。

　　无奈，沈湘家人辗转托人让他转入上海的圣约翰大学继续学习英国文学。到了上海，酷爱声乐艺术的沈湘，背着家人又偷偷考入上海国立音专声乐系。就这样，他每天先到圣约翰上完主课后，再骑自行车赶到音专练唱。两头兼顾，乐此不疲。在音专，沈湘师从著名俄籍声乐教授苏石林和德籍女中音拉普教授学习声乐;后又自费拜师意大利音乐家帕器。在名师的悉心指点下，沈湘博采众长，不仅掌握了许多欧洲古典作品，还练就了一副有著金属般穿透力的男高音歌喉。

　　在圣约翰求学时，与燕大校友茅爱立的重逢，是沈湘歌唱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他乡遇故知，茅爱立的到来使沈湘在上海有了练唱的伙伴。此时的茅爱立已在上海滩小有名气，经常应邀参加校外一些剧院的演出。茅爱立请沈湘一同合作演唱歌剧《茶花女》中的《饮酒歌》。在圣约翰大学管弦乐队的伴奏下，演出大获成功，引起了歌坛的关注。茅爱立的老师，被誉为中国声乐教父的俄籍歌唱家苏石林十分看好这位年轻人。沈湘到上海国立音专求学时，苏石林就主动把他招至麾下悉心调教。在苏石林系统的培育下，沈湘开启了他真正意义上的歌唱生涯，最终与斯义桂、温可铮、高芝兰一样，成为苏门最得意的弟子。

　　抗战后期，沈湘与茅爱立因拒绝赴南京为汪伪政府演唱，而被上海国立音专开除了学籍。无奈，茅爱立转投了重庆的青木关音乐院，而沈湘则留在圣约翰大学继续完成学业。

　　1944年5月12日，沈湘在同道好友的帮助下，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举办了他人生首场独唱音乐会。那天，他演唱了德国和法国的艺术歌曲及意大利歌剧选段。明亮、通透又坚实、激昂的歌声，就像那金色的小号一样，撩拨着每个观众的心弦。他对作品的深刻理解、细腻又贴切的诠释，和发自内心的真诚表达，感染了所有的观众。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沈湘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所在，也更坚定了他在歌唱道路上勇往直前的信心。上海的歌坛和许多媒体都赞誉沈湘的歌唱才华，称他为“中国的卡鲁索”。

　　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沈湘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又回到了北方，在北师大教授声乐。他先后在天津、北平举办多场个人演唱会。（两年前的1945年，沈湘结识了他音乐生涯中真正的知己：温可铮。两人都捧着一颗纯真的心，锲而不舍地投身纯粹的歌唱事业，是志同道合又惺惺相惜的莫逆之交。）沈湘到北平开独唱会，那时温可铮还在读高中，因为喜爱歌唱，也崇拜沈湘，得到音乐会的消息后，就主动找到沈湘，想为音乐会出点力。他自告奋勇，骑着自行车到北平的王府井、东单和西单等热闹处张贴演出广告……

　　不久，沈湘和李晋玮、魏启贤、王福增、李鸿宾等中国早期歌唱演员一起出演中国原创歌剧《松梅风雨》。演员阵容很强，但遗憾的是渲染、烘托剧情和唱段的合唱没有着落。此时，沈湘想起了年前结识的北平小伙温可铮，想请他帮忙组织临时的合唱队来应对演出。温可铮受邀后欣喜不已，旋即组织起育英中学合唱队和燕京大学音乐系的学生，参与完成此剧的公演。此事给沈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认定温可铮将来一定有大出息。

　　果不其然，温可铮高中毕业后，不顾家人的极力反对，在咬破手指写下“不当歌唱家决不回家”的血书后，考上了自己一心想追随的斯义桂执教的南京国立音乐院。不料，此时的斯义桂已远赴美国求学，但温可铮却歪打正着地有幸拜在斯义桂的老师苏石林门下学习，最终成为世界华人歌坛中顶尖的艺术大师。

　　贰

　　新中国成立后，沈湘先后在天津、北京执教，而温可铮则在南京和上海教学。两人虽不在同一城市工作，但经常书信往来，探讨歌唱艺术和教学心得。20世纪50年代初，二十出头的温可铮到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独唱会。那时温可铮还年轻，对有些作品的理解还略显稚嫩，表达也不够深刻，并有模仿前人的痕迹，但他诠释的俄罗斯浪漫曲却别有洞天：鲜明的音乐形象和强烈的画面感令人惊艳。正在那里执教的沈湘认真聆听了这场独唱会后，毫无保留地、真诚地指出了温可铮演唱上的一些不足，并提出了改进建议，但更多是鼓励他向更高的歌唱境界前行。

　　温可铮在1956年的“全国音乐周”上一举成名，不久，又摘得国际声乐比赛银奖。此时的沈湘对温可铮更关注，两人的来往也更频繁了。即便两人分别在远隔千里的京沪任教，但只要有机会相见，总有说不完的心里话，共同探寻歌唱的真谛和精髓，完全没有通常那种文人相轻又彼此提防的陋习。

　　温可铮每次来北京，沈湘总会想方设法请他给自己的学生上课，自己则在一旁细细品味。课后，再互相切磋探讨。凡沈湘来上海，也一定会住在温可铮家。那时温家住房很小，客人来了只能打地铺。但两人在晚饭后躺在地铺上，会一直神侃到天亮。天南地北、海阔天空，聊世界歌坛大家吉里、卡鲁索、卡拉斯;也说德法的艺术歌曲、意大利歌剧、俄罗斯浪漫曲和黑人灵歌。两人把各自对歌唱的理解、心得和体会乃至教学上的观念、方法和经验，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等他俩聊到鼾睡，呼噜声便此起彼伏，反倒把一帘之隔，原本熟睡着的温夫人和女儿给惊醒了。

　　沈湘和温可铮都是中国歌坛沉浮跌宕和繁荣辉煌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他俩不仅得到了西洋美声唱法的真传，而且对中国的民族声乐和戏剧流派也颇有研究和心得。沈湘比较推崇京剧大家裘盛戎，而温可铮则更青睐京剧花脸金少山。他俩曾多次探讨争论过这两位京剧名家的发声、气息和高音的演唱等问题。经过多次争辩，最终统一了认识。中国京剧演员用“脑后音”也能唱出明净高亢的高音，其实与西洋唱法中的“关闭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是值得国人去不断研究的。诸如此类的话题，两人聊过很多很多。

　　沈湘是个任人唯贤的前辈声乐教育家。他对温可铮的才华和能力非常推崇。只要他的学生去上海，一定会叮嘱其向温可铮学习。

　　1985年春，我和胞弟及同仁，一同举办“三军歌唱家音乐会”，由当时如日中天的程志压轴。虽然此时程志的演唱已日臻完美，但对大作品要做到举重若轻，似乎还欠缺些。尤其在声音的控制上，“放”有余，但“收”还不能非常自如，远未达到随心所欲。因此，在音乐会开演前，我应程志之邀一同去温可铮家讨教。温可铮在听了程志演唱《格拉纳达》后，指出了他的问题所在，即在气息的循环运用和控制上还有不足。要重点解决声音位置与气息控制的有机、完美的结合。于是教了他几招。受到点拨后的程志茅塞顿开，再演唱这首作品时已截然不同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音声乐系有个朝鲜族姑娘赵丽，因学习方法不当，嗓子给练坏了。那年暑假返京回家，连说话都有些嘶哑，更谈不上练声歌唱了。她的父亲，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赵南起上将便托人请中央音乐学院的沈湘给女儿“会诊把脉”。沈湘在听完赵丽的演唱后，非常自信地说：我马上写封信，你回学校后可找温可铮，他一定有办法。

　　果然，温可铮不负厚望。他让赵丽从消除声带的疲劳开始，先练默唱，然后哼鸣。噤声一段时间，嗓子有了一定起色后，再唱些力所能及的小品。赵丽在嗓子得到休养的同时，又学到了许多歌唱的技巧。就这样，在温老师循序渐进的调教下，赵丽乐感好、音色美的潜能被最大限度地表现出来。

　　关牧村成名后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想拜在沈湘门下重新回炉深造。沈湘为此有些犯难了。因为教好关牧村是理所当然的，但万一教砸，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沈湘就找温可铮商量。温可铮建议：教关牧村，首先要在全国人民认同的这样一个音乐形象和歌唱风格的基础上进行雕琢，主要提高她的演唱能力，关键是加强她的气息训练和科学发声，以此来拓宽音域，积累曲目，但千万不能改变其在观众心目中的印象……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与沈湘不谋而合。

　　多年来，沈湘和温可铮一直想合办一所以他俩命名的歌唱教育中心。20世纪90年代初，沈湘与夫人、女高音歌唱家李晋玮一同去芬兰讲学，原本所赚的讲学费想用来办学，但在回国机场转机时，钱包却不慎给人偷走。事后，一贯豁达乐观、从不计较金钱得失的沈湘仍淡定自如，只是哈哈一笑，说以后再重来。

　　但由于沈湘的突然去世，他们两人合作的美好愿景成了永远的遗憾。这么多年来，沈湘和温可铮都是在艰难困苦的逆境中求生存再前行的。两人为了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目标，矢志不渝，忍辱负重，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他俩犹如高山上的石缝中长出的两棵青松，傲霜迎雪，永远挺立在中国歌坛的巅峰。

　　叁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这几年间，沈湘培养出了不少歌唱家和声乐教育家。比如女高音歌唱家李晋玮，中央歌剧院独唱演员，后因两人情投意合，李晋玮成了沈湘的夫人和声乐教育的重要助手;还有男低音歌唱家杨比德，解放军艺术学院声乐系主任;女高音歌唱家孟于，中央歌舞團团长;男高音歌唱家孟贵彬，总政歌舞团独唱演员;女高音歌唱家王萃年，总政歌舞团独唱演员;男高音歌唱家方应暄，总政歌舞团独唱演员;男中音歌唱家石维正，天津音乐学院院长;男高音歌唱家王信纳，中央歌剧院独唱演员等。作为一位辛勤的园丁，沈湘是桃李满园，在全国各大艺术院校和文艺团体中，都有他学生的歌声和身影。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组建中央音乐学院，沈湘由北师大调入其中。那时的中国歌坛，沈湘与北京的盛家伦、楼乾贵、臧玉琰、朱崇懋、黄源尹以及刚冒出来的新秀李光曦和上海的蔡绍序等是最负盛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因此，北京的许多重大演出他都参与其中。他演唱的《黄河颂》《天伦歌》《夜半歌声》等都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周总理经常点名请沈湘为外国贵宾和中央领导演唱。

　　但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沈湘因所谓的历史问题，被剥夺了演唱的权利。直到后来在一次中央音乐学院全体师生的大会上，有关领导才庄重宣布：沈湘是清白的。但沈湘却为此失去了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和舞台歌唱艺术的生命。好在他并未从此沮丧，反而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教学之中。

　　“文革”结束后，中国的文艺又迎来第二个春天。1978年，沈湘和蒋英、王福增、高云等中央音乐学院的声乐系老师一起组建学校新设的歌剧系，沈湘被任命为教研室主任。打那后，他完全忘却了自己严重的心脏病，夜以继日，全身心投入教学。因沈湘不仅精通英语，还自学过意大利语、法语和德语，而且对欧美各国的语韵、歌剧的历史文化背景，都非常了解。他虽从未出国深造过，但却掌握着大量的西方艺术歌曲和歌剧作品，因此能十分贴切地指导学生去把握西洋作品的风格和人物情感，使学生们的演唱声、情、貌并重。

　　梁宁是沈湘的得意弟子，也是他第一个在国际声乐大赛上获奖的学生。1977年，梁宁从广州乐团来到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想拜师学艺，但寻师一直没着落，有些灰心。正当她想就此打道回府时，有人建议她可找沈湘试试。沈湘是如雷贯耳的声乐大家，但当时他的冤案虽已澄清，学校的教学工作却未得到安排，还是一个“闲置人员”。梁宁初见沈湘时有些诚惶诚恐，很不自在。但沈湘的和蔼可亲拉近了两人的距离。听了梁宁的演唱，沈湘顿觉眼前一亮，无论嗓音条件还是音乐感觉都非常出色，假以时日定会发光出彩，是棵學习歌唱的好苗子。沈湘当即私下收留了这位广东学生，不仅不收学费，还为她安排在京的住宿生活。在沈湘的悉心培育呵护下，梁宁很快成长，歌技有了突飞猛进。1984年，沈湘带领中国代表团赴芬兰赫尔辛基参加米利亚姆·海林国际声乐大赛，女中音梁宁以一曲《玫瑰骑士》力压群雄，摘得桂冠。沈湘的另一位学生，花腔女高音迪里拜尔则夺得亚军，之后又多次在国际大赛中摘金夺银。

　　其后几年间，沈湘厚积薄发，教学成果累累，他的一些学生，如范竞马、程达、黑海涛等，也先后在各国际声乐大赛中摘金夺银。沈湘不仅教授学生歌唱，更重要的是教他们如何做人。他一贯以身作则，用榜样的力量去教育学生。1992年金秋，梁宁应邀去德国汉堡歌剧院主演理查德·施特劳斯的歌剧《玫瑰骑士》，同台演出的还有世界著名的歌剧演员基里·卡纳娃和库尔特·摩尔等。当时，沈湘夫妇正在芬兰赫尔辛基讲学，为了能演好这部歌剧，梁宁特地从维也纳赶到赫尔辛基，去接受老师耳提面命式的教诲。沈湘夫妇尽管工作很忙，但还是尽量挤出工作和休息的时间，为梁宁辅导。从声音到语言，从音色运用到人物刻画，直至演唱风格和技巧，一丝不苟，一招一式，老师都不厌其烦地给予了循序渐进的引导。有了老师的保驾护航，梁宁的演出信心大增，表演也更出色完美了。为了观看学生的首演，沈湘夫妇提前两天赶到汉堡。临演前，沈湘又帮梁宁将整场戏都排练了一遍。演出非常成功，梁宁的表演征服了全场的观众。殊不知，沈湘夫妇只看了半场演出。他俩进场后不久，发现坐错了别人的座位——沈湘夫妇手上的票其实是第二天的。好在两位德国观众非常好客，他们和沈湘夫妇轮流在场内观看。梁宁得知此事后，感到非常对不起老师。但沈湘只是淡淡地对她说：只要你在舞台上表演好，其他事都不重要，千万别放在心上而影响以后的演出……

　　肆

　　沈湘是个非常善良的老人。有一天，他和学生从学校回家，途中遇见一位老农正在卖梨。买梨的人很多，大家都在抢大个的、漂亮的，老农急了说：不能挑、不能挑，剩下的没法卖了。此时的沈湘上前对这位老农说：别急，让他们挑，剩下的我全买了。要知道，沈湘在家是不做家务的，也不买菜，此举完全出于对贫弱者的一腔同情。

　　沈湘在教学上一贯主张因材施教。他非常佩服京剧前辈王瑶卿，因为京剧“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和荀慧生都是他的学生。但这四位名旦各有各的风格、味道，各有各的戏路、曲目。这就是王瑶卿的成功之处。如果这四个学生都被教成了一种模式，那无疑是天大的败笔。沈湘的教学秉承着王瑶卿的理念，他认为，每个学生的嗓音特点、腔体结构和音色线条都不完全相同，怎样发挥学生的长处，克其之短，是教学成功的关键所在。

　　金铁霖在中央乐团担任独唱演员和男高音声部长时，团里的演员都认为他的演唱极像沈湘，为此金铁霖也洋洋得意。但没想到，知道此事的沈湘对金铁霖说：你不应该像我，你应该有自己歌唱的特点，千万不要失掉你自己演唱的独特色彩。老师的教诲如醍醐灌顶，从此深深烙在金铁霖的心坎里，成为他后半生教学的重要理念。

　　对于新疆歌手迪里拜尔，沈湘在帮助她提高演唱技巧的同时，并没有让她丢掉自己本民族的歌唱特色。因此，学习西洋唱法的迪里拜尔在演唱新疆民歌时，仍充满着浓郁的民族风情和乡土气息。1980年春，为沈湘所看好的迪里拜尔作为旁听生，从新疆来到北京进修。同年秋，也因沈湘的极力保荐，她正式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歌剧系。对于迪里拜尔，沈湘与夫人李晋玮不仅殚精竭虑地倾心教学，而且还在生活上给予她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每逢寒暑假和节假日，学校的学生基本都回家团圆了，而新疆路途遥远，留在学校的迪里拜尔总被老师请到家里过节度假。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沈湘全家都改食清真，直至她回校为止。沈湘常对人说：迪里拜尔是新疆人民托付给我们的一棵好苗，对她的栽培我们责无旁贷，千万不能辜负维吾尔族人民对她和对我们的期望。1993年3月，迪里拜尔在北京音乐厅举办独唱音乐会，正在住院的沈湘在病床上为她上课，对每首上演的曲目都严格把关。演出当晚，沈湘特地向医院请假，在主治医生的看护下去剧场聆听音乐会。音乐会结束后，沈湘还在医院病房里与迪里拜尔探讨她今后将演的歌剧和一些新曲目的事宜。

　　关牧村是1984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声歌系的，点名要跟随沈湘学习。那时的关牧村因为演唱了许多施光南的代表作而声名远播，广大的中国观众已习惯并认可了她的演唱风格。如何教好这样的学生是一个难题。为此，沈湘专门为她制定了教学计划。首先，让她练唱大量的西洋艺术歌曲，有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的，通过这样的训练让关牧村的演唱根底打得更扎实。果然，在练唱了这些艺术歌曲后，关牧村对声音的技巧、位置和气息的掌握，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在此基础上，沈湘又教她演唱歌剧咏叹调。此时的关牧村在练唱时就感觉很轻松了，能游刃有余地把握演唱时的声音力度、风格和曲调的变化。在教唱中国作品时，沈湘尽量让其依照自己对歌曲的理解、处理喜好和音乐感觉自主发挥，在不失她原有风格的基础上，再把西洋科学的发声和演唱方法与我们民族的演唱风格及吐字、归韵、情感能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

　　为了关牧村歌唱的发展，沈湘还与施光南多次交换意见和想法。哪些要保留，哪些又应改变，都考虑得很具体细致。后来，关牧村出演了施光南创作的歌剧《屈原》并担纲女主角南后，对剧中一些高难度咏叹调的诠释，可谓举重若轻、成竹在胸，这都得益于沈湘教授在学校为她打下的坚实基础。

　　程志、殷秀梅也和關牧村一样，他俩来到沈湘门下学习时，在社会上已是大名鼎鼎。他俩刚到学校时，希望能“好好改变方法，来一个脱胎换骨”，但沈湘非常平和地对他俩说：“你们到我这来上课，并不是来改变方法的。你俩唱得都很不错，方法也基本是对的。我只是个花圃的园工，只给你俩修修枝、剪剪叶、浇浇水、上上肥而已，让你俩能在歌唱道路上更好地发展。”平淡谦和的话语，顿时让程志和殷秀梅感到无比亲切和温暖。这也是大师在教学前给学生上的一堂心理课。殷秀梅因为嗓音条件特别好，有时唱出不准确的声音，在旁人听来也是好听的。但这都逃不过沈湘敏感的耳朵。沈湘每每发现这种错误，总会及时叫停，耐心地启发、讲解，直到唱对为止。而程志非常崇敬帕瓦罗蒂，有时不免也流露出模仿他的痕迹。每当程志有这种状态时，沈湘总会严肃地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嗓音特点，千万不能邯郸学步、亦步亦趋，模仿别人是没有出路的，也成不了大家。沈湘上课从来都是量体裁衣的，他一直告诫学生：“掌握科学的发声，还必须保持自身的特色。”因而程志和殷秀梅能在中国歌坛各领风骚很多年。

　　对于范竞马，沈湘有另一套教学方法。范竞马的男高音音色漂亮，但一唱到高音就发紧，有些白。要不要去掉这个毛病？但都去掉了，范竞马演唱的味儿就没了，那可是观众最喜爱的。但如果完全保留，他的高音则是永远过不去的坎。去多少、留多少？既要打通他的整个声区，又要开掘他硬中藏韧、柔中透刚的独特味道。沈湘准确把握了这样的火候，不愧为一代声乐大师。

　　石惟正是沈湘早年的学生，他当年刚进校时，就听过沈湘和喻宜萱教授合作演唱的俄罗斯歌剧《黑桃皇后》中的选段。沈湘那金子般通透的歌声，从此一直流淌在石惟正的心田里，让他一生景仰。五年寒窗，沈湘给了石惟正很多很多。多年后，石惟正当上了天津音乐学院院长，但他从未忘却沈湘对自己的栽培。他撰写的声乐著作《论声乐艺术表现》刚完稿，就第一时间请沈湘审定、把关。石惟正在日本举办独唱会的实况录音录像，也送给老师评判。沈湘花了一个晚上和石惟正一起，听一首歌曲评一首，有肯定，有批评，更有建议。

　　1990年，沈湘应邀去西安音乐学院讲学。两周的时间来了十多位学生，日程排得满满当当。有一天，他给青年教师王真辅导歌剧选段《冰凉的小手》，到了动情处，竟也情不自禁地唱起来了，直到唱到高音C。唱罢，大伙儿都感到不可思议，半晌也说不出话来，王真紧紧地拥抱着老师。此时，在场的一些西安音乐学院师生都劝沈湘不能动真情，否则他的心脏会负担不起。夫人李晋玮插话说：每次都说他，到底要命还是要唱，可是到时，他总管不住自己。但沈湘说：如果上苍再给我五年时间，不不，不够，十年，我到全国各地走走，去辅导青年教师，他们提高了，能带出更多的学生。学生在国际上获奖，并不是我最终的目的，我追求的是提高全民族的音乐水平。

　　沈湘的一生，历经坎坷和磨难。为了挽回失去的宝贵年华，他晚年在教学工作中更是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生命激情。要知道，那时沈湘的心脏功能只有正常人的五分之一。从1983年到沈湘去世，有多位学生前后11次在国际声乐大赛上获奖，覆盖了五个不同的声部。从1987年开始，沈湘连续三年担任英国BBC卡迪夫国际声乐大赛评委。而后又在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国际比赛中担纲评委。自1987年萨沃林纳歌剧节以来，沈湘夫妇每年夏天都应邀去芬兰讲学。由于沈湘为世界歌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英国和芬兰的国家电视台专门为他制作了专题片《中国的歌声》。沈湘在改革开放后，曾先后到成都、广州、西安、乌鲁木齐、杭州、太原、济南、武汉和天津等地讲学，受众无数，影响甚广。

　　1993年2月，一直马不停蹄在国内外讲学和参与音乐活动的沈湘，又和夫人李晋玮一同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开设声乐大师班，以培养青年人。由于过度的劳累，大师班还未结束，患有严重心脏病的沈湘就病倒了，且从此一病不起。但住院的沈湘还是放心不下学生，把病房当教室进行教学。在他生命最后时刻，有幸聆听他教诲的大师班学生中，有男高音赵登峰，后来在维也纳国际声乐大赛中荣获最佳男高音奖，另一名男中音袁晨野，也在不久后的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上摘金。

　　1993年10月4日，沈湘因心脏大面积梗死而不幸去世。沈湘在他人生最后的岁月里，在同死亡的抗争中培养了一茬又一茬的学生。他的得意弟子金铁霖说：沈老师虽然没有留下等身著作，但留下了我们这些学生。我们还会带出更多的学生，沈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当时远在美国加州讲学的温可铮夫妇，在得到一生的挚友沈湘去世的消息后痛哭流涕，彻夜未眠，很长一段时间没从悲伤中走出来。

　　其实，沈湘的离开是早晚的事，因为早在四个月前医生就已告知李晋玮，沈湘随时会离去。

　　沈湘也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但直到去世前夕，还在为梁宁、迪里拜尔讲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沈湘是幸福的，因为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继续着自己毕生追求的事业。

　　沈湘一生清白、两袖清风。他去世后，家里没有任何积蓄。他的学生梁宁、程志、殷秀梅、关牧村、迪里拜尔和黑海涛等出钱为老师办理丧事、置办墓地，著名音乐人田青为沈湘撰写了墓志铭。在沈湘离开后的这些年，他的学生们还自发举办过多场纪念老师的音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