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
2021年10月29日,一场题为“上海作为全球城市的发展愿景与区域实践”的主题论坛,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基地举办。此论坛是2021世界城市文化论坛(上海)的分论坛之一,由上海社科院文学所主办。会上,来自文化、艺术、学术等不同领域的海内外专家学者及业界代表等,以数字化转型和全面提升城市软实力为主题,围绕后疫情时代世界城市文化交流传播的新趋势,上海作为全球城市的发展愿景与区域实践及新时代城市等系列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
“放眼世界,各国在城市形态、城市管理等方面日益趋同,是文化差别赋予了它们独特的风貌。城市的内在文化肌理,铸就了各自的生活空间和城市性格,吸引着游客的脚步。”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郑崇选在致辞中说道。根据《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上海将于2035年基本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卓越的全球城市不仅是全球资源战略性配置的地方,同时也应该是全球各类优秀文化产品被广泛提供与消费、充满文化吸引力的人文之城——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以文化赋能城市的理念以及发展战略,进而推动现代城市文明的不断进步,将成为我们建设全球城市发展的一个非常主要的路径”,也是参与此次论坛的各位专家学者热议的话题。现摘取部分发言分享给大家。
电影及其对一个跨功能全球城市的表现
马可·穆勒
电影史学家、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前艺术总监、上海大学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总监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电影与城市空间的关系成为从电影和媒体研究到地理、建筑和视觉文化等广泛的交叉领域之中,最具生产力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之一。当讨论作为“全球城市”的上海与其在电影中的影像呈现的关系时,我们必须将“全球城市”作为一个组织框架,在有关经济流动、文化交流以及变动的“中心—边缘”的动态关系之中,允许好莱坞和欧洲电影被重新定位和去中心化。
几乎所有从192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在上海工作的那些电影人,作品中都涉及对上海这座城市的不同面向的银幕再现以及都市异化的主题。沈西苓的《十字街头》于1937年4月15日在上海公映,获得相当大的成功。作为对现代城市经验在中国的一种表征与再现,《十字街头》体现了一种与西方相异的现代性。片中对城市、大都市及城市生活的不断引用与提及,使得该片成为一个将技术和资本主义与人体和感官相结合的最密集的语义场之一。《十字街头》的片头由10个镜头组成,每个镜头的平均长度为8秒,以划变转场的手法相切换,倾斜的镜头角度、突兀的镜头移动以及画面中的运动,描绘了一幅陌生而令人生畏的城市景观。在《十字街头》的城市地理学中,弄堂作为一个连接公共与私人、传统与现代、开放与封闭的过渡空间出现,所有这些都带着一种独特的地方风味。弄堂的邻里街区包容着不同背景的人,包括普通城市居民、外来工、知识分子、学生以及漂泊的年轻艺术家和作家。这种“文化共生”的现象,使得这一时期的上海电影更多关注都市普通人的口味,因此银幕上所表现的本土空间必须更具有辨识度和移情功能。弄堂被展示为房屋拥挤、有大声叫卖的小贩和吵闹的儿童、洋溢着亲密感的地方——由于弄堂居民彼此之间距离有限,这里没有隐私。两位主人公的房间是城市迷宫中的小节点,在这个迷宫之中,他们的房间、那栋两层楼的石库门建筑、弄堂小巷和主要街道,都彼此相连,也都被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不断穿插而过。
如果我们想找一部电影来证明上海如何超越了普通“功能城市”的视野,那就是斯派克·琼斯(Spike Jonze)的《她》(Her,2013),这部电影将平淡无奇的功能型城市洛杉矶,与上海之间进行了平滑的变形与融合,无缝编织了一个合成的“全球城市”。然而,与其他电影不同的是,《她》在将浦东作为“洛杉矶”使用时,通常避免使用标志性建筑,让浦东提供“纹理”,而非足以识别的场所。这可能是理解《她》片所设想的全球城市的关键:这部影片将浦东作为一个全球城市,也就是说,这些电影人对它的中國特色并不太感兴趣;对他们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它所拥有的那种令人不安的跨功能景观的状态,它对于熟悉与陌生的结合,几乎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我们所说的“全球城市”,是指那些由于一些明显的因素,成为全球经济体系重要节点的城市。因此,全球城市的概念,意味着从网络的角度来思考这个世界;这些网络通常在某些节点上聚在一起,通常是在城市之中,这些城市的触角和参照体系超越了单个国家,因此体现了跨国性或“后国家性”。《她》是电影对上海现在已经成为终极的跨功能“全球城市”进行暗示与表现的一个完美案例。
切实强化上海“历史文化名城”“水系城市”和“创新都市”的特色
陈燮君
著名画家、学者、上海博物馆前馆长
从上海城市发展来讲,我以为有三个值得引起高度关注的节点。一个是城市的现代化转型。第二个是改革开放。今天是第三个。在“两个一百年”交汇的重要历史时刻,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有没有可能进行新的跃迁?怎样用前瞻性的眼光来看待作为世界城市的上海,特别从文化角度,怎样定位怎么发展,这应该成为我们今天谈论的重点。我谈三个方面。
我觉得一个城市要有未来,首先要搞清楚城市的过去。我们一直讲诗与远方,其实在今天我想讲的是“史与远方”。一座城市正因为它有深远的历史,才有可能拥有更广袤的未来的发展的空间。1986年上海被国务院命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的朋友经常会说,上海原来是渔村,历史不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在1991年搞过城建700年的庆典,因为上海县建县于1291年。但从稳定的政区建制角度来看,上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00多年前,因为唐天宝十年(751年)首次出现了稳定的县城:华亭县。但我要说的是,考古发现证实,上海的文明史至少有6000年。我在大学里上课的时候经常讲,上海是“4+1+1”。所谓“4”,指的是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时间大约从距今6000年至距今3000年。加上第一个“1”,就是广富林文化,距今4100年。第二个“1”,是元代的水闸遗址,距今700年。在此基础上,如果还要加上一个“1”,那就是青龙镇,即今天的白鹤镇。唐宋时期,韩国人、日本人首先认的是上海的青龙镇、青龙港。为什么?青龙镇当年俗称“小西湖”,西湖应有的文化元素在青龙镇里都有,而且跟航海相连,跟整个城市发展相连。今天讲全球城市、世界城市,不能不讲上海的历史。只有把历史讲透了,捋清了,才能更好地把我们的目光伸向远方。
第二个观点我想讲“水系城市”,水与远方。我认为,一个城市有了水,就可以流向远方,淌向远方,可以更滋润地把眼光伸展到远方。因为一个城市首先需要眼光的伸展,它比肢体的触摸、情感的触摸、乡愁的漂流更重要。上海应该可以说是全国排序最前的水系城市。太平洋的“洋”,黄浦江的“江”、苏州河的“河”等等,在上海这座城市是全涵盖的。水是一座城市的灵动和活力,所以我建议,如果要讨论城市远方,水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城市创新”。今天我们在新一轮发展过程中,要把目标关注到“五大新城”的发力。“五大新城”是指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和南汇。“五大新城”的发力,是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综合交通、环境治理的发展和文化建设。我们要对自身文化的发展充满信心,这对于我们世界性城市文化的发展很有意义。
全球城市的软实力潜能
盖里·罗斯利
教授、宁波诺丁汉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
软实力究竟是什么,人们几乎无法达成共识。现在有一种倾向,把所有有吸引力的东西都归为“软实力”。所以我从一个简单但有争议的命题开始:软实力并不是文化吸引力的同义词。这是很多政府、智库和学者都会犯的错误。相反,软实力是一种政治建构,它的另一个名字就叫做:权力。有时我们过分关注它“柔软”的一面,而忽略了“力量”。此外,我认为战略和软实力的运用是有难度的。
我更倾向于去分析软实力是如何造就的,并认为软实力是一种资源而不是一种工具。在国家层面,软实力是由政治文化以及国家的思想、原则、价值观和最终行为产生的。软实力是政府行为的副产品,其本身并不是所应追求的目的。软实力是榜样的力量。我们从这些从事软实力研究的人早就认识到,更重要的是国家以下的政治单位,例如城市,意识到并且发展自己的软实力。
所谓的“城市软实力”就是承认城市可以影响人们的意见和行为。一座城市的活力在于其公民文化,以及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的人们的创造力、经济和教育实力。城市越具有包容性、吸引力和开放性,它就会产生越多的软实力。以纽约为例,它的软实力植根于那段吸引世界各地的移民的历史。当美国开始限制移民,这种软实力就开始消退。
在我对软实力的定义中,城市软实力基于以下四个前提,分别体现为政治、文化、行为和榜样的力量。我也认识到城市之间的文化参与,有两个与软实力相关的具体结果。一、文化可以为其他形式的参与活动提供一个途径,例如贸易或政治互动。这取决于受众是否受到文化成果的充分激励,并寻求进一步参与的机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软实力发挥作用。二、文化体现城市的活力、投资水平、教育成果、对多元文化的包容性、创造力、公民社会的自主权以及对“约定俗成”的挑战。换句话说,一个城市的文化可以衡量我在本次演讲中指出的软实力的所有其他方面。文化参与的这两个结果也解释了为什么城市为了获得头衔会进行激烈的竞争:例如,“文化之城”的名号,以及奥运会、世界杯和世博会这三大赛事和活动的举办权。这些大型活动反映了主办城市的软实力,但也产生了新形式的软实力,因此这个过程变得具有周期性。同樣,最终的结果本身只是软实力的冰山一角,更重要的是与活动相关的象征意义,如北京奥运会被民众认为是“走出去”的典范而庆祝,伦敦奥运会突出软实力的主题——工业革命的引擎、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和全球信息网络。总而言之,了解州级以下的各单位如何发展软实力是很重要的。
城市是集创造力、贸易和政治活动为一体的场所,城市网络不仅可以影响同一国家其他城市的人们,还可以产生区域和国际影响。但我们永远不应该忽视软实力的政治因素,虽然文化是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若我们只关注文化而忽略其他,就会错过更大的机遇和未来。
上海应率先在全球叙事中讲好中国故事
陈圣来
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主任、上海国际文化学会会长、上海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深研究员
今年六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召开,把全面提升城市软实力作为上海市委全会的主要议题。十一届市委十一次全会决议提出,要着力增强全球叙事能力,扩大城市软实力的国际影响,塑造城市品牌形象,讲好精彩城市故事,构筑对外交流平台。我特别欣赏这样两句口号,“硬实力让城市强大,软实力让城市伟大”,作为口号它不一定全面,但它的内在的精髓,我们确实能体悟到。
在这个背景下,我要讲的第一点是,上海理应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领跑者。我认为,城市软实力主要体现在城市形象的感召力、城市品牌的影响力、城市精神的凝聚力、城市市民的创造力,城市文化产品的生产力、城市人才的吸纳力和城市文化对市民的服务力。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上海这座世界级的特大城市,也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因此上海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领跑者,这是上海这座城市义不容辞的特殊文化使命和时代担当,上海应该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最佳“故事员”。
第二、加强全球传播力要注重现代语境和国际表达。讲好“中国故事”,我认为有三个发力点:一个是现代语境,一个是国际表达,一个是市场博弈。讲好“中国故事”的世界表达,我觉得很重要。迈克尔·杰克逊、莎拉·布兰曼、席琳·迪翁,一个人的表演可以风靡全世界,为他们国家的文化建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有一句话,我们以前一直讲,凡是民族的就是国际的,我认为只说对了一半。民族的确实是国际的,但是你一定要经过国际化的表达,经过现代语境的修炼,在全世界范围内充分得到传播,你才是国际的,否则你只是自娱自乐。2016年中国文化部与英国文化、传媒和体育部合作的“跨越时空的对话——中英纪念汤显祖、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从艺术成就来讲,汤显祖并不一定逊色于莎士比亚,但是从传播力来说,两者相差很远。莎士比亚全世界没有人不知道,可汤显祖中国人都不一定知道。
第三点我要讲的,是让中华文化在市场博弈中脱颖而出。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国际市场,一个是文化产品。过去文化往往是叫作品,很少叫产品,我们往往不是通过文化消费来实现文化的传播,而是通过友好的文化交流来实现文化的传播,因此我们的文化产品往往在国际上走不深、走不远、走不久。在文化设施方面,上海不输给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但是硬件起来了,文化软件呢?我认为文化产品的实现是一个全过程。如果没有消费,生产是无意义的。文化消费既是文化产业的起点,又是它的终点;既是它的起始动力,又是它的终极目标。一座城市它的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是城市文化生存的两翼,比翼双飞才能使这座城市的文化生态保持平衡,才能使这座城市真正展翅翱翔。所以我认为,某种程度上,文化消费水平成为衡量一座城市软实力的重要标志,也成为衡量一座城市市民素质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标杆。在加强文化创作的同时,要增强对文化营销、文化消费的投入,这样才能真正让中国的文化产品驰骋于国际市场。
全球城市的邻里街区
梁文道
作家、媒体人
媒体上有一个新现象。过去十几、二十年,我们讲城市软实力的时候,觉得最容易去做,也最容易吸引大家目光的,是一些地标性的建筑。可是到了最近五年左右,这种地标建筑物的吸引力正在逐渐下降。其中一个理由,是同一批明星建筑师的作品已经扩及全球了。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很准确地辨认出这个建筑物与一个具体的城市,甚至一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现在做国际旅游也好,或者是国际文化形象宣传也好,大家开始把注意力放到另外一个新的领域,即所谓的邻里街区、邻里社区。因为一个地方的街区是在这个地方的文化、传统、历史、社区经济脉络底下生长出来的东西,在形象上面,我们可能会觉得不如地标建筑显眼,但是它对今天的国际游客,或者外籍工作人员而言,却传递出一种更具吸引力的东西,那就是一种氛围,一种气氛。这种气氛一样可以通过视觉呈现,展现出来的效果更胜于全球性的地标建筑物。
其实在中国各大城市还没有展开对于“全球城市”的讨论之前,国内已经有许许多多国际社区了。但今天讲的全球城市中的邻里社区,跟这样一种国际社区是不同的,也跟我们现在正在新建规划中的,那些想要吸引外来人口居住或者是外来投资的国际社区有点不一样。第一,我们所讲的全球邻里社区,它绝对不是一个单体建筑物,甚至不是一个发展商策划出来的居住的小区,像上海的碧云社区或者东和公寓。它真的是我们城市生活当中一个活生生的,有多种业主、多种租户、多种商户跟住民所构成的复杂的邻里社区。第二,这样一个社区是活的社区,它不是一个以街道面目出现的商业街道。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上海的新天地。新天地是全中国城市更新项目中,一个地标性的、纪念碑式的项目。但是这个项目的实质是一个具有街道外观、社区外观的商场,并不是一个活生生的社区。而我刚才所讲的全球城市中的邻里社区,是有真实居民生活于其中的,而且是商住并存的。第三,这样的社区是“有机”的。有机的意思是,它是自然生长的——并不是说它完全没有经过规划,但它并非完全出于规划。而是在城市原有的街道街区当中,长出来的一个东西。由于有这样有机生长的过程,因此社区里面一定会呈现出新旧共存的状况:一定具备原有的建筑物,但是可能经过更新,可能经过改装,或者又有新建的房子出现。这样一种国际社区,对于千禧这一代的,有能力要外出的外籍人士是最有吸引力的。游客要去的不是建筑物,他要去具体的邻里社区。同时,这样的邻里社区能够提供更多的文化资源,是可以传播投射到世界舞台上面的。这样的邻里社区还应该具备好几个必要的条件。最明显的,从上海的经验就可以看到,第一国际社区必须有食品工业,比如说餐厅、小商店;第二是具有商业消费场所;第三是有文化场所;第四是有真实的住民。总之,我觉得我们现在对于建立全球城市,或者说文化上的注意方向,要开始缩小到街区的角度。而当全球城市的街区存在之后,可能会带来很多挑战。这是崭新的话题领域,很值得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未来去探讨。
文化艺术中心的城市使命
陈西加
九棵树(上海)未来艺术中心总经理
上海正在打造“五大新城”,我们“九棵树”恰恰是五个新城当中最大的,也是唯二的两家剧院之一,另外一家是嘉定的保利剧院。这么大的文化场所立足在新城,说这是新城,它其实完全是由农村一下子步入到城市的状态。当地人是不是需要这样一个艺术综合体?它是不是能够活下去?经过一年半的运营,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们不仅能够做得下去,奉贤人民喜欢,而且市区人民也喜欢。
不仅仅是一个剧院,我们要打造艺术社区的概念,跟城市是相融合的。我相信每个人走在曼哈顿的中央公园一定会说,它是散发着艺术气息的绿地,你会觉得这片绿地都充满了艺术的氛围,我觉得“九棵树”也可以做到。你在森林当中走,你都会觉得整片森林都带着艺术的氛围。除了剧院本身,我们把所有空间都纳入考虑范围,把一切你能想到的地方都运用起来,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现在上海要打造亚洲演藝之都,我们也拿到了“演艺新空间”的证,在“九棵树”,任何你想得到的空间都可以用来做演出。
为什么要提出艺术社区的概念?因为它是城市文化的一种平衡。新城里其实没有什么文化设施,当地的居民原先没有文化消费的习惯,于是我们开始培养当地居民的习惯,从我们第一场演出,有人在剧院剥玉米,到今天我们两周岁了,我们的观众能够非常好地欣赏吕思清老师跟欧阳娜娜的演出。我们有市场化的项目,也有公益性的项目。这是我们作为社区成员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在很多人的眼里,剧院是一个金碧辉煌的地方,但是“九棵树”就是要做一个不一样的剧院,一个年轻人喜欢的剧院。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市区人到“九棵树”来,也不仅仅是看演出,还可以看一下周围与市区不一样的风光。现在“九棵树”已经吸引很多青年艺术家来打卡。刚开始的时候,古典演出票卖不掉,但现在开了就能卖了。观众培养上去,就可以做更多不一样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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