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朋乐

　　

　　

　　

　　2000年6月21日，电影《生死抉择》横空出世，犹如一股强劲的旋风席卷影坛。上海首战告捷，夺得单片1500多万票房，随后挥师扫向全国。一连几个月，全国电影市场热热闹闹、沸沸扬扬，观众情绪激昂，票房节节攀升，不仅大城市的影院门庭若市，出现场场爆满的繁荣景象，就连那些影市已经荡然无存的四线五线小城镇，关门上锁的文化宫、影剧场也竞相开门迎客，四乡八村的观众连绵不断地涌来。那些日子，从中央到地方，各家新闻媒体都争先恐后全方位地报道这部影片，反腐倡廉成了百姓街头巷尾、车间科室、田头村边、茶余饭后议论的热门话题。影片男主角、市长李高成也一下子走入寻常百姓家，成了人们真心拥戴、交口赞美的“反腐斗士”。负责此片发行的上影东方影视发行公司第一次“朝南坐”，院线、影院主动上门要求承包票房发行此片，还出现同一地区两家发行公司互相竞价的热闹场面。负责洗印拷贝的上海电影技术厂也被各地十万火急要求加印并快速发送拷贝的电话“围堵”。东方公司原先设定的拷贝总量不断被突破，从320个增加到近500 个，逼得洗印厂员工三班倒。这么多拷贝转辗全国各地，监管鞭长莫及，上影很难隔空防范票房“偷漏瞒报”现象，于是全厂总动员，从创作人员代理中心抽调近百名员工，在东方公司统一部署下按区域奔赴全国各地，尾随拷贝深入影院负责清点观众人数，掌握准确票房，回馈市场状况。在低谷中缓行的上影像被注入了兴奋剂，捷报频传的喜讯、票房刷新的震撼，鼓舞和激励了在困境中摸索奋斗的上影人，上影到处热气腾腾，员工个个喜笑颜开，久违了的氛围把上影渲染得真像过节一样。我，当时作为分管创作、生产、发行的上影集团副总裁，亲自参加了这部影片创作生产发行的全过程，见证并领略了这部影片所取得的“现象级”的巨大成功和举国点赞的无上荣耀，尽管承受过压力，承担了责任，很累很烦，但是全国票房突破一点二亿的那一刻，我差一点落泪，心里涌动的是满满的感动和感谢、欣慰和骄傲。

　　《生死抉择》改编自山西作家张平的同名长篇小说，而将这篇小说改编成电影，是上海市领导交办的任务。小说刚出版，当时的市委宣传部领导就将散发着油墨味的小说交到时任上影总裁朱永德手里。这位领导为人谦和儒雅，做事严谨扎实，对上影的创作十分关注，尤其对重点题材的选择经常亲自指导，提出具体要求。上影拍摄的《走出西柏坡》就是在他亲自部署、直接指导下完成的。影片生动展现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时期，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运筹帷幄，决战千里，通过七届二中全会号召全党在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必须始终保持清新头脑，克服骄傲自满、居功自傲、停顿不前、贪图享乐的情绪，坚持党的理想信念不变、奋斗精神不变、工作作风不变，为人民谋幸福的宗旨不变。这部影片敲响了反腐倡廉的警钟，而《生死抉择》则在改革开放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以活生生的事实，诠释剖析了反腐倡廉关乎我们党的生存和希望、决定民族命运和百姓福祉的硬道理。小说围绕国企改革，在公与私、权与钱、贪与廉、爱与恨的交织和斗争中，深刻地阐述了反腐倡廉的紧迫性、必要性和重要性，人物鲜明真实，交锋短兵相接，主题振聋发聩。小说的叙事很有电影特点，人物、故事、情节的安排，社会氛围和生活气息的营造，都具有鲜明的电影元素，完全可以构成一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完美统一的主旋律影片。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敏锐地触摸到作品的内核和灵魂，叮嘱上影集中优秀人才将它搬上银幕，打造成一部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的优秀影片。

　　当时的上海市委分管文艺的副书记对这部影片的创作也十分关注，他亲自找朱永德，要他抓住这个题材不放，精心打磨，拍出一部反腐倡廉的精品力作，并阐明市里支持拍摄这样一部作品的态度。一部影片的创作能有市领导关心关注、保驾护航，我们还有什么顾虑的呢？但问题总还是有的。原因很简单，拍摄这样的题材，我们缺乏经验，尤其是政治层面上的处理，如何恰到好处，没有现存的具体的依据和规定。小说反腐倡廉的主题十分鲜明，而且笔锋犀利，文学结构精致，故事荡气回肠，人物丰满多彩，为改编电影提供了厚实的基础，作为读者，我和朱永德总裁都被深深吸引，都产生一睹为快、欲罢不能的感觉。但是作为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面对一个不可知的市场和没有前车之鉴的尝试，很多实际问题接踵而来，困惑着我们。首先，我们担心无法通过审查。因为不久前，长影厂拍了一部涉及反腐的影片《撼天雷》，揭露了一位县长贪污受贿的案件。结果影片在获得放映许可证、正式排了档期准备公映之时被紧急撤档。这让我们感到，拍摄反腐题材犹如“火中取栗”，绝不能贸然而行。《生死抉择》涉及的腐败案件，层级更高，份量更重，影响更大，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酿出问题。而一旦审查卡壳，所有的心血和投资就都打了水漂，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再说即便审查通过 ，经济上的风险也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当时的中国电影处于低谷，各制片厂的经济情况捉襟见肘，上影发工资都靠东借西贷。核心问题是电影市场低迷萎缩，偌大一个中国，银幕总数不足两千，票房总量十亿左右。我曾经组织东方发行公司的同志分成多个组，奔赴苏浙皖赣四省所属五十多个县市调查电影市场，结果“出人意料”：这么多地方几乎没有一家影院在正常营业！局促的市场掣肘着电影的发展，每年除了进口分账大片，能盈利的国产片凤毛麟角，大多都血本无归。而《生死抉择》的投资横算细扣，最低也需要六百万，加上宣发费、拷贝费，成本达到千万。诡谲的市场能接纳这部影片吗？挑剔的观众对此类题材影片会认可吗？一切难以预料，投资回报的最终结果谁都不敢拍下胸脯。

　　我们让发行公司粗粗测算过，没有三千万的票房，亏损无疑。三千万票房在当时的影市是个令人生畏的数字。谁敢打包票？这个大大的问号，影响削弱了决策的勇气和胆量。一向行事还算果断的朱永德找我聊了好多次，心中布满疑问。然而面对领导积极支持的态度，老朱也不敢怠慢，思前想后，还是先落实编剧和导演，把剧本改出来。

　　这是一部题材独特、富有探索性和开创性的影片，编剧、导演尤为重要。于本正是这部影片导演的不二人选。这位富有才气和功力的导演，20世紀60年代从电影专科学校导演系毕业后，在上影浸淫了近四十年，他的知识积累、文化素养、生活感受、艺术造诣和创作实践所具有的厚度和力度，已经被他的作品所体现。无论是将名著《日出》搬上银幕，还是涉足儿童题材《紫红色的皇冠》，抑或把镜头对准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冒死实行大包干的历史事件而拍摄的《走出地平线》，他都能分寸得体地掌控驾驭，根据题材的特点和剧本的特色，赋予它们艺术感染力和思想影响力，成为获得重要电影奖项的经典作品。丰富的创作实践让他对剧本的判断和鉴赏有着独特的目光。每次讨论剧本或审查样片，我发现他经常表达出非同一般的见解，尤其是对故事发展的合理性和人物塑造的可信性，他都会近乎苛刻地反复推敲，强调逻辑性，独具慧眼点出一些容易被忽视的细微处所隐藏的破绽和不合理，一个又一个“为什么”，让人在冷静的思考中清晰地梳理出故事的脉络和人物的轨迹。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当过上影厂厂长，体验过做领导的感觉，也明白权力的作用和自律的重要。在我的印象中他有正义感，对官场的贪腐现象深为不满甚感不安，显而易见他能与小说同振共鸣，潜藏着浓烈的创作欲望。我相信当初朱永德决定由他出任《生死抉择》导演，一定是综合了这些方面的因素。至于编剧贺子壮、宋继高，年富力强、才气横溢。他俩都是艺术院校文学系的硕士生，是专业编剧，写过很多优秀作品，富有激情，熟谙技巧，完全能胜任从小说到电影的转换。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上影的编剧，更能合理地体现上影的意图和市领导的要求，与导演的合作也会更默契更融洽。编导的确定无疑为这部影片的成功打下了基础。当然，没有领导传递来的底气和勇气，靠我们单打独斗，依然会遇到很多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

　　剧本创作开始不久，市领导主动找上门询问有关情况，似乎对我们的创作进度不甚满意，从交谈的话语中也觉察到我们心中掩藏的那些担心和顾虑。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这样的题材还没有人拍过，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我们只要摆正心态，认认真真去拍，塑造好正面形象，这部片子就能打响，也不太可能在审查上遇到什么原则问题。退一万步，如果真的审查受阻，那么拍摄的全部费用他来帮助解决。领导爽爽快快一句话，犹如一颗定心丸落入我们心底。既然经济风险也已经可控，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全身心地投入这次创作，在严格把控审查风险和影片品质的前提下，让这部小说在银幕上得到最完美的呈现，真正成为一匹“黑马”。

　　从数十万字的小说到容量两小时的电影剧本，如何取舍、梳理、提炼，尤为重要。于是，编导反复交流、不断沟通，艺委会高频率地举行剧本研讨会，吸纳、综合方方面面的意见，大胆拓展思路，仔细融和修整，两位编剧熬夜修改，前前后后改了八稿。当然，领导不点头，我们也不会轻易发出剧本通过令和生产令。

　　进入拍摄阶段后，整个创作便由“八面来风”转入“一家做主”。从选演员到看外景，导演于本正运筹帷幄，充分展现出他对题材、剧本的理解和驾驭能力，尤其是对演员的选择更显示了他的魄力和功力。说实话，当时对他挑选海军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的王庆祥出演男一号、市长李高成，我们是心存疑虑的。一是王庆祥不知名、观众不熟悉，未来在宣传推广上有难度;二是李高成的戏份很重，不仅是个身处高位的领导干部，而且始终处于全剧矛盾的漩涡中，他外表冷峻刚毅，内心跌宕起伏，有个性有棱角有层次，而王庆祥虽形象与角色很接近，但涉足电影不多，饰演主角更少，担心他挑不起这副重担。然而，第一批样片出来后，我们所有的疑虑顷刻间烟消云散，王庆祥不仅形象、气质独特，与角色十分贴近，而且表演恰如其分，形神兼备，传递出一身正气，迸发出慑人的艺术魅力，当然这其中隐藏着于导的指点和扶持。我感叹老于的老辣，是他捕捉到了王庆祥的可塑性，给了王庆祥极大的信任，帮助他完成角色的创作。王庆祥塑造的李高成，不仅支撑起整部影片的成功，也为他蜚声影坛、飞入亿万观众心中安上了无形的翅膀。这部电影让他名声鹊起，红遍中国，一时间成了媒体的热点，还上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走大街上都会被人堵住。他还藉此荣膺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和五个一工程奖最佳男主角奖。

　　尽管这部戏有领导架着，但是为了将风险降到零，我们对摄制预算依然压得很紧，成本控制要求滴水不漏。值得庆幸的是，于本正是个厂长出身的“不作”的导演，他当过家，知道钱的分量，他不会毫无把握地“别出心裁”。制片吴永林经验丰富，善于精算“抠门”，又和于导演合作多次，彼此信任包容，配合默契，尤其在内外景的选择处理上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合理到位，既考虑拍摄周期又节约成本支出。外景选在大连，既有都市的气派，又不失旖旎的海滨风光。内景则大部分在上海完成。为了节省成本并便于拍摄，老于动用了他的名气和人脉，求助于自己党校的同学、嘉定区委的主要领导。这位领导鼎力支持，影片中一些省委省政府的镜头、领导干部办公室的镜头，都被安排在嘉定区委区政府办公大楼拍摄。反腐是个敏感的话题，在选定大连作为外景地时，我们有些顾虑，因为影片所涉及的城市，其规格与大连相似，因此在大连拍反腐这样的片子，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而遭到拒绝。我曾经“小心眼”地关照制片吴永林，到大连后别把影片的真实故事告诉有关方面，免得节外生枝。 没想到，我们不仅在大连拍了，而且拍得顺顺当当。但是为了避免未来观摩影片时引起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影片后期制作时，我们利用当时最先进的电脑特技对大连的城市风貌进行“偷梁换柱，移花接木”，将镜头中几次出现的大连最富代表性的地标式建筑——一只巨大的足球模型抠去，换上一座拔地而起的高楼。这样的“手术”既未伤骨架，又改变了核心区位的布局，效果真灵。影片在大连举行答谢放映时，观众如坠五里云雾中，粗看是大连，但细细一琢磨，又不完全是，“那足球标志哪去啦？”“这大楼又是什么时候建的呀？”模模糊糊的感觉淹没了对号入座的可能。

　　经过两个月的挥汗奋战，影片按计划杀青。整个过程似乎没有生发多少枝节。唯有拍外景时常常遇到蝉鸣，影响同期声录音，摄制组于是动员参加拍摄的群众演员，使出浑身招数驱赶，留下一段花絮。进入后期制作阶段后，导演和剪辑师要在一大堆素材中根据导演阐述和艺术追求进行大胆的梳理、筛选，对剧情、人物、细节、声音以及场景氛围认真甄别、调整、剪辑，这可是一桩见功力的活。尤其这种政论性比较强、话题十分敏感的题材，除了故事人物要可信真实富有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能否政策得体、尺度适当、分寸熨帖，也是十分重要的。为此，经验老到的于导演做了充分准备，对一些可能会引起不同处理意见的重场戏还做了备份，做到有备无患。

　　因为题材独特，审查也非同一般。艺委会的审查更多的是艺术层面，很快就过了。但在政治层面、政策层面和法律层面，需要更加准确的把握。因此，我们最想听到的是官方的意见，尤其是市领导的意见。市领导十分仔细地看了片子，在充分认可的基础上，也结合自己的感受，依据角色情绪的变化和发展对某些戏的处理提出了看法。他认为，李高成市长发现那几位贪赃枉法的腐败分子是自己曾经的老部下，看到他们在一起推杯换盏、大吃大喝，他的反应是强烈的、情绪是爆发的，给出的动作应该让人震撼。这时的李市长难以抑制内心的愤怒，应该义愤难抑地掀翻他们的桌子。领导的意见刚说出口，导演于本正笑了，他转眼看了一下朱永德，告诉老龚，这样的镜头他拍了，老朱担心领导看了感觉太强烈。我看着老于从容的神态，不由地感叹“生姜还是老的辣”，也体验到领导的想法比我们还开放。

　　这部片子得到市领导全方位的呵护，各自从自己的专业角度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宝贵意见。市纪委、市政法委的主要领导专程带领好几位检察官、法官，对一些侦查、司法程序从细节上不断推敲，努力剔除瑕疵，力求准确无误，还根据刑法，对定罪量刑提出看法和依据，并通过充分讨论达成共識，最后用字幕清晰地体现在银幕上。这么多领导专家为这部电影把关，在政策层面和法律层面上自然就无瑕可击了。

　　上海为影片开了绿灯，但真正掌握它命运的是行业主管部门——广电总局电影局。面对这样一部题材敏感、有挑战性突破性的电影，电影局会是怎样的态度呢？自从影片送北京审查后，这个问号始终挂在我们心中。影片的命运时刻牵动着大家的心。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时间在悄悄地流逝，影片依然静静地躺在电影局，没人置可否，无言论长短，留给我们的是期盼、焦虑和担忧。尤其是导演于本正更感困惑和不解，他对这部自己倾心打造的影片有着绝对的信任和挚爱，他甚至萌发了上书中央表述自己心声的愿望。确实，看过影片的人都认为，无论是主题、立意还是人物、情节，以及艺术处理和表现形式，都蕴含着强烈的感染力和冲击力，完全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代表了人民的诉求，展现了艺术的魅力，是一部振聋发聩的好片子。

　　庆幸的是，一个峰回路转的契机出现了。在大家焦灼等待的档口，上海市总工会话剧团排演的表现“重塑中国品牌”的话剧《中国制造》赴京汇报演出，中纪委主要领导亲临观摩，给予很高评价。带队的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位领导向中纪委领导汇报话剧时，将电影《生死抉择》的情况也做了介绍，这位领导听了很感兴趣。果然没几天，中纪委副书记就带领十多位司局级干部专门去电影局看了这部影片，交口称赞，给了充分肯定。很快，默默躺着的胶片瞬间活了。

　　审查关终于通过，下一步就要接受市场的严峻考验了，我们的心还是悬着。我们组织了多次发行工作会议，进行动员和部署。说实话，当时的市场比较低迷，容量又特别小，面对强劲的进口分账大片，这样的主旋律影片能否杀出一条血路，大伙心里很不踏实。担负发行重任的东方影视发行公司通过多场试映，和院线、影院、媒体做了广泛接触，大家都认为这部影片直面现实、切中时弊，能与观众产生强烈共鸣，它的敏感性和话题性完全能捕获观众，征服公众，关键要把观众引进影院，尽快形成口碑，构造声势。我们依据这些意见和影片的特点制定了营销策略：一是增加宣传投入，全方位多层次、大张旗鼓地宣传，形成声势，营造氛围 ;二是以团体包场为抓手，积极争取由政府机关发放红头文件要求各单位各部门组织干部、党员观摩;三是先做好家门口的事，在上海形成热点、创造佳绩、树立标杆，为在全国各地提供经验，增强信心，提振斗志，继而因地而异落实票房指标及相应的奖励措施;四是加强票房监督，杜绝“偷漏瞒报”，确保票房颗粒归仓。集团据此制定了周密详尽的宣发计划，率先在上海打响了这场市场攻坚战。

　　《生死抉择》在上海的发行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依靠的力量很强。上海市委组织部、宣传部等部门联合发文，对组织党员干部观摩提出了具体要求。上海举行了热烈隆重的首映式，市委领导亲自参加并对影片的宣传发行作了重要指示。宣传方面，在宣传部协调下，除了上影自身全力以赴，上海電视台、电台和几家主要报纸鼎力相助，主动增加版面开辟栏目，全方位多侧面地给与支持。市场运作上，协调代表不同主体的东方院线和永乐院线，消除前嫌，搁置分歧，联手操作，保证影片上映拥有充裕的时间和空间。通过多方力量融合，各区各影院认真组织和实施，上海首战告捷，创下了主旋律影片单片票房近1600万的纪录。

　　上海的票房检验了这部影片的市场价值，更坚定了我们的信心。全国看片会上，各发行公司代表所表现出的赞许和热情，都预示着这部影片将在全国电影市场制造出现象级的奇迹。于是我们一方面增发拷贝，一方面未雨绸缪，在影片向全国推进时，全集团紧急动员，调集了百名员工，经过短暂培训后，分区域跟着拷贝进入市场前沿，对影院进行票房监督。为一部影片组织如此庞大的发行队伍，是上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

　　向全国推进时，考虑到全面铺开需要的拷贝量太大，只能安排发了红头文件的区域优先放映，这无形中形成了各地争先恐后发文的连锁反应，一些省市发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的要求副处级以上干部携家属一起去影院，有的规定处级以上领导带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共同观摩。文件一发，团体包场应接不暇，要求增发拷贝的呼声接连不断。这回，一向求人的发行公司的同志真正做了一次“人”，被人追着求。反应比较滞后的倒是北京。北京是政治中心，是中央机关的集聚地，应该是这部影片的票仓，我们自然希望它能冲在前面，放个好样子。我兴致勃勃地赶到北京，找到有关部门，在介绍了这部影片在全国的发行态势、提出我们的希望后，他们并未给予积极的回应，笑着问我：“难道别的地方发了文，北京就必须发？”一个问号让我倏然间明白了北京的“特殊性”，我悻悻而归。

　　然而，仅仅过了几天，情况突变，北京来了电话，请我们立即送拷贝去，口气非常急，态度也诚恳。当时我们手头没有一个发行拷贝，但得知是北京市主要领导要看片子后，我们还是紧急调用唯一的留厂拷贝火速送到北京。由此北京的发行拉开了序幕，北京主要领导看了片子后，很快发了红头文件，向党员干部观摩学习这部影片提出了具体要求。北京市发行公司十分诚恳地向我们表示，尽管他们起步比较晚，但是他们一定会调动一切手段，争取票房超过上海，名列全国之冠。乍一听，难以置信。这就意味着北京的票房要达到1700万，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目标。我们当即表态，只要北京的票房超过上海，我们将给予重奖。这时，我们隐隐获得一点信息，在今年夏季的北戴河会议上，中央将组织与会的领导观摩此片。

　　很快，信息得到证实，北戴河会议上，不仅专门放了《生死抉择》，而且当时中央领导还围绕影片发表了热情洋溢、语重心长的讲话，给全党反腐倡廉又一次敲响了警钟。这个消息无疑为《生死抉择》的放映添火加薪，影市沸腾了。尤其是北京，票房节节攀升，不断给我们惊喜，果然，他们说到做到，全市票房真的超过了1700万。听到这样的捷报，我真是喜出望外，随即赶往北京，和时任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的刘建中参加了他们举行的庆功会，不仅在会上以热情洋溢的语言对他们表示祝贺和感谢外，还兑现了我们的承诺，当场送上一只大大的红包。

　　作为主旋律影片，《生死抉择》创造了1点2亿票房，成为一部现象级的电影。它的成功之处是制片、发行、放映拧成一股劲，共同创造了佳绩，也各自都获得了可喜的利润。全产业链如此同心竭力、协调配合，是多年来难得一闻的佳话。更可喜的是许多县市的影院凭藉这部影片起死回生，不仅让职工有了收入，也改变了他们对主旋律影片的市场定义，恢复了重整旗鼓的信心。这部影片的成功，政府发挥的先导作用不可忽略，但真正赢得市场、征服观众的是影片自身的魅力。这部影片能成为一道奇丽的风景线，确立有口皆碑的高位，是三性完美统一的结果;这部影片能为社会发声、替百姓呼唤，上下都叫好，是创作者和观众共鸣互动的结果;这部影片能开掘生活源泉、探求艺术真谛，真实地反映社会，是创作者赋予作品以生命的结果。时至今日，我仍然能清晰地记得影片发行过程中出现过的一些动人场景。在北京青年宫举行的影片首映式上，我们特意安排主创人员在影片放映结束后与观众见面。谁料，当饰演省委副书记严阵的老演员王振荣上台时，观众席后排突然爆发出一声声嘶力竭的呐喊：枪毙严阵！枪毙他！全场惊愕。站在一旁的我循声望去，发出呼喊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子，她怒目圆睁，旁若无人，似乎还沉浸在影片中。我想，这惊人的一声，代表了人民的心声，爆发出群众的诉求，可见艺术的感染力已经让观众陷入规定情境而不能自拔。这就是它成功的支点。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部队转业的员工谈了自己的看片经历。他说，当他拿到车间支部书记发给他的《生死抉择》电影票时，心里犯嘀咕，自己只是普普通通的党员，没权没势，不贪不腐，干嘛要去接受“反腐教育”？但他还是随着大伙一起进了影院，不同的是，电影还未开映，他就猫着腰悄悄地从边门溜了。他压根儿没想到这次“开溜”竟让他第二天如坐针毡，一天“惶惶不可终日”。因为他身边总是有人在议论这部影片，你一言我一语，气氛相当热烈。心虚的他自然不敢沾边，更无言“搭腔”，生怕露了馅。好容易挨到下班，他心急火燎一路赶到影院，买了影票，重新进入影院，亲身体验了这部影片难以抵挡的诱惑和震撼心灵的魅力。他被深深地打动了，震撼了。翌日，他早早进了车间，主动挑起他曾经避让的话题。那一刻，他感到心里特别爽，充满了获得感。一部影片能成为公众真心关注的话题，它自然就会拥有庞大的观众群。

　　《生死抉择》的轰动效应所产生的巨大商机，也引起了不法分子的觊觎，他们胆大妄为，竟然以极其隐秘的手段印制盗版拷贝，鱼目混珠，高价出售。主旋律影片遭盗版，而且是拷贝，这是破天荒的奇闻。所幸我们及时发现了这一犯罪活动，并迅速与上海公安局文保分局取得联系，成立了专案组，组织专门人员循着有关线索，侦查罪恶之源。仅在江苏，我们就缴获了七部盗版拷贝。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些縣市举行的由当地党政负责人参加的首映式上，放映的却是盗版拷贝。由于犯罪分子的手段极其隐秘，犯罪活动的踪迹又极其分散，遍布全国，在时间紧人手少的前提下，专案组夜以继日，四处出击，最终还是找到了源头，查清了犯罪活动的来龙去脉，也锁定了主犯，并数次蹲守捉拿。谁料狡猾的嫌犯早已闻风出逃，抛家离乡，逃之夭夭，不知去向。直到一年后，深圳在一次清查活动中发现了一名被上海公安网上追查的犯罪嫌疑人，此案才算告破。遗憾的是，因为《生死抉择》发行时，拷贝真假难辨，取证特别困难，盗版拷贝的数量及其产生的票房总量，根本无法计算，直接影响了量刑，最后法院仅按我们缴获的七部拷贝、每部四万的价格计值，判处嫌犯服刑10个月。事实上，根据我们的调查分析，当时因为受我们投放拷贝总量的限制，一般县城的放映很难安排，这就给盗版拷贝乘虚而入制造了机会，初步估计盗版拷贝总量有三百部左右。如果单拷贝能产生票房25万左右，那么，整个市场有近一个亿非法渠道获得的票房被侵占瓜分了。也就是说，《生死抉择》的真实票房应该是二亿多，占当年全国票房总量的五分之一。2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票房达到五六百亿，比当年放大了五六十倍，那么五分之一会是一个什么数字 ？回味往事，我不禁感到盗版拷贝“歪打正着”，让更多的人接受了这部影片的洗涤，也让数以千计的县级影院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补发了员工的工资，掌握了重新开门营业的流动资金，坏事成了好事，吃亏的只是上影。

　　《生死抉择》创造了中国电影现象级的壮观景象，构建了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它不仅形成了举国观影的盛况、赢得了有口皆碑的赞誉、创造了票房破亿的奇迹，而且在艺术创造上也树立了一座丰碑，在当年的金鸡奖、百花奖、华表奖、五个一工程奖的评选中，斩获多个奖项，成为中国电影画廊中熠熠生辉的奇葩。面对这一尊尊奖杯，收获那超亿元的票房，有一点我感触很深，没有领导的关心支持，保驾护航，没有艺术家呕心沥血的创作，没有发行放映队伍的共同发力，一切都难以想象。我怀念那些日子，我也留恋那些富有真情、乐于奉献的电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