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影一代又一代老人，在铸就上影一个又一个辉煌中，都曾作出过应有的贡献，但显赫留世者往往都是大明星、大导演，余下的绝大多数，观众大多不知其名，但若举出他们主创过的作品，又丰富多彩，不乏经典，足让大家目瞪口呆。刚过八十足岁生日的一级摄影师沈妙荣，就是这“绝大多数”中的一位。
妙荣1963年22岁毕业于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摄影系，后由国家分配到当时的天马电影制片厂，至2005年他因病才全休。除去因政治运动荒废掉了十年外，在30余年的掌镜生涯中，共拍了《阿夏河的秘密》（与邱以仁合作）、《祖国啊！母亲》（与陈永钧合作）、《蓝光闪过之后》（与彭恩礼合作）、《播种幸福的人》（与殷国豪合作）、《开天辟地》（与朱永德合作）、《忘不了你》《开枪为他送行》《华佗与曹操》《二十年后再相会》《秦川情》《漂流瓶》《战争让女人走开》《女市长的私人生活》《一夜歌星》《金元大劫案》《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阙里人家》《英雄地英雄泪》《悲情枪手》《透过云层的霞光》《股疯》《捕狼人生》《黑白英烈》《女儿谷》《詹天佑》《生死抉择》《海上旧梦》《犹太人在上海》《裤裆巷风流记》《万家灯火》《荧屏后面的故事》等30余部影视剧，平均每年一部，还不算他曾拍过的好几部纪录片、科教片，更不算他曾帮他人执摄的故事片拍过不少空镜头。无论如何，在我眼中，他都该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劳动模范”。
纵观妙荣所拍摄的那么多影视剧，我以为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题材丰富，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样式多彩，有娱乐性较强的商业片，有主题鲜明的主旋律影片，也有在艺术和思想内容上有特殊追求的探索片。其中好几部不失为各自领域中的“经典”，虽最终常会归功于导演，但行内人都明白，这些成绩的取得，与负责具体拍摄的妙荣的密切配合是分不开的。
于是也成就了妙荣摄影生涯中的第二个特点：他能把在拍摄各类题材、样式影片中取得的技巧、经验、自悟融合起来，在镜头运用上既好看又有思想内涵，还作了有益的探索，使其达到了耐看的高度。一位影视摄影工作者，能有如此底蕴和追求，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一部又一部作品的成功，就不逊于“艺术家”的称号了。他能较早地评到正高职称和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理所当然。
妙荣摄影生涯中还有第三个特点：他所拍摄的好多影视剧，要么是谢晋、孙道临、吴贻弓、于本正等名导和那些想要在艺术上有所探索的导演指名邀请他担纲摄影师，要么是组织上让他去帮助新手导演把舵。无论哪一类，都离不开让人“放心”两字。
妙荣年至耄耋，与我闲聊时，听我戏说了上面三个“特点”，哈哈大笑，对一二两个“特点”并不当回事，他说，他们摄影部门的几代摄影师都是这样过来的。对我说的第三个“特点”，起先点了点头，似乎有些满足于自己的“存在”感。然而随即又摇了摇头说：“我们只要有点成就的摄影师，也都是这样过来的。”我想想他说的也对，上影涌现出了不少优秀摄影师，确实都是这样朴朴实实地过来的。“好汉不提当年勇”，他们有的已默默无闻地离去，悄然走得犹如往常“出外景”去了。健在的安于过着像邻家退休老头那样的生活……我还常取笑妙荣撅着屁股在彩票亭津津有味地用指甲刮彩票的“英姿”。我突然想起有责任要为他写下些什么，也是出于偶然……
上海电影家协会有个会刊，每年出两期，其中有个“会员风采”的栏目，在妙荣80岁生日时，以《沈妙荣，探索技术出“怪招”》为题，用500字对他作了介绍。除去记述了他成长的过程和所拍摄的几部主要的影视剧外，剩下的篇幅写道：
沈妙荣在拍摄电影的时候，不畏艰苦，善用巧法。1978年和彭恩礼合作拍摄国内第一次大规模表现地震场面的《蓝光闪过之后》，为凸显震感，想出“怪招”：把摄影机固定在汽车轮胎上，拍上下震动的镜头，就上下按轮胎;拍左右晃动的场面，就左右摇晃轮胎，效果极佳。1991年与朱永德搭档拍摄献礼片《开天辟地》，忍着病痛随小部队赶到东北，零下25度的冰天雪地，在风口淋着瓢泼大雨连续奋战，衣服冻成硬片，围巾凝结在脖子上取不下来，有时甚至站在升降机上四个多小时，拍完后直不起腰，迈不开步。
我为文中所举的这两个例子深深感动，这是老上影人的光荣传统，他们都为中国电影的辉煌，不但在有限的条件下挖空心思贡献出个人的智力，而且透支了体力，他们是为电影而生的。这是我迄今为止所看到的唯一介绍妙荣的文稿，500字，且登在“内部资料，免费交流”的内刊上。我与妙荣相识相交已过60年，我们是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的同届同学，又一起被分配到当时的天马厂工作，1989年后又同住在上影公寓，况且，我有一部电影、两部长篇电视连续剧的剧本，是由他担任摄影的，我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有关他的为人为艺介绍给公众吧……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影在深化改革中“跨出了一大步”，把创作人员都推向了市场，连文学部的编制也被撤销了，妙荣所在的部门也是如此，我们都成了“半自由职业者”。原本，从事影视文学创作的人，是无权挑选摄影来拍自己的剧本的，如今，我自己组建了公司，自己写剧本，自己筹资投拍，当然也有权挑选主创人员了。我投拍的第一部影片是《捕狼人生》，叙说的是一位战功显赫的老公安退休以后，遭遇歹徒的疯狂报复，英勇与之搏斗的故事。这部片子，得到了上影与我家乡的全力支持。我作为回报，也同意了上影为了培养年轻导演而推荐的导演人选，但我强力要求由妙荣担任摄影以把关。当时上影的一把手朱永德聽后眯着双眼笑道：“你不说我也想到了妙荣……”确实，妙荣是让上影上上下下都“放心”的人。
作为对家乡的回报，我在剧本中把主人公活动的主要环境框定在我的故乡朱家角;为了减低拍摄成本，我把我家的老宅贡献出来，作为主人公退休后的“隐居”之处。虽然我是这部影片的编剧、制片人兼摄制组党支部书记，有充分的权力去决定相关的事宜，但我还是陪着导演、摄影、美术等主创人员，把朱家角兜了个透，说明了我之所以选定这个环境的理由，不仅为了方便、省钱，更为重要的是确实“适合”。在这次决定性的实地选景中，妙荣全力支持了我的观点，他在私下里还点穿了我的一个心思：“你是想把这个目前为止还尚未改变过的千年古镇的风貌，原汁原味地留存在这部影片中是吗？”
我真佩服他的眼光，只得有些伤感地坦露了我的担忧：“这个古镇迟早会开发旅游，到那时，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妙荣听后，拍了拍我的肩头说：“放心吧，我会尽力而为的！但你得陪我再好好看看。”于是，我带着熟悉故乡的优势和感情，陪着他把这个古镇的角角落落都看了个透，并在這个过程中，还一起设计出了几个符合剧情的长镜头。这部片子，由于导演、摄影、美术的精心创作和全摄制组的共同努力，拍得非常成功，在投放市场后得到了社会效果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我们摄制组和党支部还被上影评为先进集体，青年导演周波还获得了当年的“金鸡奖”导演处女作奖。
妙荣是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的。而从他个人来说，却什么都未得到。让我心中永远感谢他的是，他实现了我的一个愿望：他在影片中，真实地把生我养我的老宅和故乡的原貌、原生态保存了下来。经过了这以后20多年的变化，我的老宅、我的故乡虽已成了旅游的景点，每逢节假日，常有几万游客，但谁都已看不到其原貌了。而妙荣精心拍摄的这部影片，就从这一点来说，它的价值也会永在！
在20世纪作出很大贡献的老上影人们，都过着简单的生活，那时拍电影的酬金很低，我们一个剧本的稿酬也只有2500元，摄影师拍一部影片所得的酬金更低，跟拍电视剧不能相比。在影视合流前，上影人去拍电视剧的机会较少，并且还要被认为“不务正业”，取得再大的成绩也与评定职称无关。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影在深化改革中影视合流后，创作人员们才有机会去堂而皇之涉足电视剧的创作。
我在投拍过影片《捕狼人生》后，当即就创作了一部反映上影人这段生活的长篇电视连续剧《荧屏后面的故事》，仍然是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自主拍摄。从主创人员到所有的演员，我都用上影人，自己拍自己，也给自己一个改善生活的机会。我当然不会忘记妙荣，于是，我们就有了第二次合作。
这部电视剧叙说了两个故事：一是电影人所拍摄的这部电视剧的故事;二是在拍摄中发生的故事。因为上影人在拍自己，大家都动了感情，忘我地投入其中，饰演戏中老导演的冯笑，发现得了癌症也瞒着大家，抱病坚持到底。剧里“戏中有戏”，而剧外发生的故事，同样感人肺腑。其中，妙荣所担负的“角色”，让我难忘：每一个镜头，他都是饱含着感情去拍摄的。同时，为了保证冯笑及时治疗，以及保障这部电视剧能顺利完成，他从未失误过一分一秒。这两者的“双赢”，不仅仅体现出了他专业的功力和职业道德，更让我感受到了一位艺术大家的人性之美……
在这之后，一家民营影视公司，邀请艾明之、斯民三和我去创作长篇电视连续剧《万家灯火》，这家公司的总经理除了参与编剧之外，还自任导演。可他从未独立执导过影视剧，好在他有自知之明，听得进我们的建议，同意我们所推荐的上影一位执导过好几部电视剧的导演去协助他，也同意我们推荐妙荣去任摄影，同时也可帮他在执导上出点力。在这样的“双保险”下，这部片子总算顺利拍成。妙荣既当好摄影又不露声色、不抢功劳地协助导演做了好多工作，大家都看在眼中、心知肚明，一说起他，都会竖起大拇指。他无论工作到哪里，都会让大家“放心”。
我为老上影人写过不少文章，作过不少宣传，我总是摆事实，道出些我和他们相处中的感受，有时也会指出些缺点，尽量做到实事求是。尽管如此，因为人有多面性，谁都不失复杂，从他人的眼光中，肯定会有相左的看法。而对于我笔下的妙荣，无论我怎样写他的“好”，都不担心会招来意见纷纷。妙荣的“好”，就在他的为人为艺，总能让人“放心”。
写完以上这些，我还是对自己有点不放心，特意约妙荣深谈了一次，希望他能补充些有关的材料，他却没有一句是为自己评功摆好的。
他只是告诉我，他父母都是贫下中农出身，母亲一直在纺织厂做工，父亲除了找些零活干外，仍然当他的贫下中农。他们有七个孩子，除去一个女孩在3岁时就病故外，要抚养6个孩子长大实属不易。妙荣是老大，看着父母艰难持家的困境，只希望自己快快长大，能助父母一臂之力。父母却执意让他把书读好，别的什么都别想、别管。他也不负所望，从小学考上初中，从初中考上高中……节假日还是四点起床，帮父亲推车运菜去菜场出售，有时，课余还要去捕鱼摸蟹帮助家庭改善生活。
令我难以理解的是，妙荣既然出身在这样的家庭中，怎么会想到去考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摄影系的？他能有多少钱去看电影？他接触过摄影这门艺术吗？我估计，他连照相机都未摸过。妙荣听了我的发问后，傻笑着说：“你估计得一点没差，确实如此，我在进影校前，不要说玩照相机，除上学时拍过报名照外，连相片都没拍过几张。”我说，我也这样，所以只敢去报考美术系。妙荣说，他是“内招”的，当时重视阶级路线，需要工农子弟，他两者都占上了。加上他身体好，是学校足球队队员，视力达到“2.0”，又喜欢美术，懂些画面、构图之类的常识，就被来他们中学内招的摄影系的老师一下看上了，以后的文化考试当然不成问题。“一张白纸，能绘最新最美的图画”，我笑道。他说进校后靠助学金生活，做作业用的相机、胶片都是学校提供的。家境好的同学，拍坏了还可自己买胶卷，在众多作品中挑选好的交作业。他们这些学生却只能在学校发下的极其有限的胶片中去做好作业，所以，就不得不格外“认真”。这种“认真”，他从学校一直坚持到电影厂，坚持了一辈子。他们这些工农子弟们学习、工作都特别认真，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和自身的发展，从不受任何诱惑，坚持干了一辈子摄影，才在“一张白纸”上极尽所能地绘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来……
我从未听妙荣说过大道理，但他这些实事求是的话语，却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八个大字对人生的指引，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上影以张骏祥、徐桑楚为首的老领导相继离休，需要一批既懂业务又表现突出的中年主创人员顶上去，当时的摄影部门出了不少干部，有的当上了局党委书记，有的当上了上影厂的厂长、厂党委书记。在这之前，有关部门也曾找妙荣谈过话，并给他发了一张后备干部的登记表，希望他考虑也能转行去当领导。妙荣经过认真考虑后，还是向组织上申说了自己不适合当干部的理由，认为还是干他的老本行好，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适合”，妙荣认为他只适合一部又一部去拍片。他连那张表格都未填。组织上权衡利弊后，也就没再强求他。说起这件没有多少人知道的事时，妙荣只是用“人要有自知之明”七个字作为总结。
其实，电影厂的摄影师压力是很大的，首先要在技术上过硬，当时是用胶片拍摄的，临场稍有疏忽拍出来的样片不能用，责任重大。技术过硬了，更要在艺术上下苦功，要拍出符合导演要求的好镜头。更上一层楼，就得随时给导演提出一些好的建议，何况还要跟照明等各部门配合得好。一名摄影师除了“认真”之外，确实还有适不适合的问题。妙荣认为自己适合干这一行，其实也是花出了不少代价的。
妙荣告诉我，他刚退休时，身体尚可，仍在一部接一部地拍片，但只坚持了四年。2005年开始便得了“焦虑症”，他认为这与他办什么事都特别“认真”有关。总是追求“完美”，年纪大了，力不从心，就开始“焦虑”。他只得听从医嘱，停止拍片，一心养病。而2017年他又得了肠癌，他祖父是40多岁得癌症病亡的，父亲也只活了60多岁，也死于癌症，母亲虽活到78岁，却也患的是癌症，他两个弟弟都得肺癌亡故的。这种“家属病史”反倒让他放下了一切，不再多虑，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照样喝点小酒，看欧冠足球赛可以看到凌晨四时，与农民工们一起去刮彩票聊家常……如今倒也活过了80岁，依然健康愉快地生存着。妙荣告诉我，他的故乡北新泾发展得已难以辨认了，但他对童年、少年时的生活仍然记忆犹新。他认为，做一个普通人最舒畅。
最后，我还有一个问题不明白，我问妙荣：“你名字中有个‘妙字，是否与佛教有关，是哪位尼姑给你取的名吧？”我们玩笑开惯了，开得再大他也不会生气的。他听后认真地说道：“我的名字确实与佛教有关。我从小多病，父母无钱给我看病，就把我‘过房给观音，祈望菩萨能保佑我，所以，名字中的第一个字，必须是个‘妙字，而最后那个‘荣是抽签抽到的。”我听后笑了。他不好意思地说道：“让你见笑了。”我说，你的姓除了用于人姓地名外，还同“沉”，也有“汁”的意思。我们从事文艺工作的人，别太看高了自己，能把一切荣誉置之度外，做好一个普通人，安于沉寂度日，就有可能活得平安舒畅。“你不见笑我在为你‘拆字吧？”
妙荣点头答道：“我愿如此人生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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