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奖评选结果公布后，手机一阵子少有的热闹。许多朋友发来微信、短信还有电话，表示祝贺，不少称许、过誉还有早了迟了之类的话让我汗颜。我感谢师长、同道和朋友们的真诚关心和长期以来的扶助，也感谢上海书协的竭诚鼓励并帮助整理资料，这些都比获奖让我更为感动。没有后者，几十年来乐于待在书房里总有做不完事的我，一直觉得没有参与工作以外任何“附加题”的余勇，何况这样一个书法圈内众人瞩目的奖项。咱年将古稀的一位中国书协老会员，应该别再去和可畏可敬的中青年才俊挤一条道。所以，评选的结果也让我有些惭愧。

　　成果是靠时间做出来的，年岁大了事情总做得多些，有些事情也应该做得好些。这就可能沾了点老同志身份的光。评委们无非也看到了咱几十年老老实实劳作在一个小园地里这一点。想到这一点，又让人温暖。

　　某种意义上，我只是一个群体、一个方面的代表。去当一回“选手”，我们有点儿这种责任，领导上也这样认为。所以这个金奖是当下上海书法篆刻群体的成绩与名誉。上海的这个书法篆刻群体，几代人在百年中薪火相传，它的艺术精神、文化传统、学术积累，在走进这个书法篆刻天地开始，一直是我内存于心的一种能量、一种依托、一种引领、一种高度。在半个多世纪曲折动荡、世情翻覆的社会生活中，我们能够守住对书法篆刻艺术的一份虔诚与纯真，能够达致尽可能而又各不相同的高度，完全离不开这些。今天赋予个人名下的这一份认同，更应当是对海上这片书法篆刻艺术沃土的一份回馈。

　　我几十年迷恋书法篆刻，经历过偷偷地和公开地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最艰苦的军垦农场岁月，幸而是这份迷恋，在文化萧瑟的环境中让我心中保持了一小片葱茏家园。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份迷恋又和我的生活一起走进风和日丽的文化天地，自忖算是一个“篆刻老工人”。后来，热衷于探求它的历史内涵与历史真相的兴趣便由此而产生，觉得这是书法篆刻人的题中应有之义。再后来，我的工作岗位又给了我一份“责任田”，因此，几十年来在书和印的方寸空间里翻来覆去，想弄明白的和想做的事越来越多，像是跌进一口深井，不能自拔。

　　历史文化一个小小的分支，都可以因为其丰厚的底蕴而足以拥有令人一生无悔迷恋其中的感召力，这是我当下的深刻感受。与探寻的乐趣、发现的快感、完成的欣慰相比，一些附加其上的东西就会觉得无暇旁骛、可有可无。古人说“多则惑”，有些东西，晚来也许比早来、多来更好，因为踏实，也纯净。

　　这次列名兰亭奖的是“理论研究方向”。这个方向，是我篆刻书法创作以外的另一半。上海的书法界对现当代中国书法篆刻理论体系的基础建设上作出过很多建树，很长一个时期是一个重镇，创作与理论研究队伍及其成果是平衡发展、走在前头的。这次书协推荐我去参与这一方向的评选，也许与书协着力推动学术研究的工作思路有关;也许是认为我这些年所做的一些课题在少有人搞的冷僻方向有一些推进，在中外专业领域有较大影响，因而有点评选优势。这本《孙慰祖玺印封泥与篆刻文选》涉及的就是中国印章史与中国篆刻艺术研究中比较“远”、比较“冷”的论题，也有些“新”与“广”的特点，除了涉及印章艺术史研究方面的若干认识断层和方法论问题外，也由玺印、封泥本体研究延伸到历史、考古、地理、传世书画鉴定等领域。评委们的评价，也许与这些研究个性有关。

　　避热趋冷，是我这几十年中创作上、研究上的取舍原则，一旦那一块热起来，就另找“新地块”开发。这是我的个性，当然与中国印史研究、篆刻艺术研究的现状有关，也与个人对书印之学的价值判断有关。

　　我曾在二十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谈道：“现阶段上对于印学的研究，尽管一直有人在陆续地做，但相当时期内始终是一个很不景气的领域。”宋元以来篆刻被认可的根本上是一种“游于艺”的自娱价值，作为学术、学科的意识缺乏深厚的历史传统。这与新时期以来创作的蓬勃发展和群体的扩张是不大适应的。一些前辈也认为不少基础环节还是空白，传统的印史结论很多方面需要改写，他们也已经在做。同时也要看到，当代其他关联性学科的发展为玺印篆刻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多学科的介入可以使中国书学、印学的研究真正进入一个学术化发展的阶段;反过来，将文字、书法、印章艺术的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打通，印学的价值与学术地位才能真正体现出来。

　　印学和篆刻的范围内不断有一些新的论题撩拨起我穷原竟委的兴致，包括基础研究的一些困难环节，比如长期困惑的历史上一系列朝代印章的鉴定及其鉴定标准就是其中之一。

　　当然，这中间有不容逃避的文化与学术责任，我们不能辜负当下，经历过文艺寒冬的一代人，这种内心的需要更为强烈。二十年前，上海博物馆以巨资从海外回购安思远藏《淳化阁帖》时，对于拓本具体定性也有不同的意见。我对该帖上所钤北宋初年收藏印记的发现与系统论证，此帖为存世“最善本”的结论有了坚实的依据，也成为圈内学者的共识，有同道为此发表文章称“为印学扬了威”。

　　书法篆刻研究最根本的对象落实到文字，同时又往往涉及其他门类研究，这种参与，建立在“印之内”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我先后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和台北故宫等单位也结合一些实例讲过“印之内”与“印之外”关系，认为这是印学研究、印学价值的功能拓展。

　　比如，为国内外学界颇为关注的马王堆三号汉墓主问题，也是玺印、封泥研究介入考古的一例。三号墓主的身份在发掘以后三十年一直是悬案，2002年夏我在长沙通过复原、释读出半块残缺了关键部位的封泥印文是“利狶”，这正是史載第一代轪矦利苍的儿子，同时又发现了墓中同出的“家丞”存在两种个体而过去没有被注意。这就组成文字学、官制学、官印制度和墓主姓名三方面的新证据，悬案遂告以水落石出。

　　创作和研究的转换是我的日常生活常态。创作的能力为研究带来准确的判断和敏锐的观察力。我的一些发现与此有关。书学、印学都不是让“万众欢呼”的东西，学术的“冷摊”虽然空寂孤独，但却有新鲜感。人类的精神活动并不一定都有现实的功利，但它却是人们获得“发现”与“创造”快感的方式。许多“钻牛角尖”式的研究，意义仅仅在于证明“人的力量”，证明我们今天的认识能力攀升到的高度和涉及的宽度。我的这本书涉及的研究论题的跳跃，还有长期以来在印学、篆刻研究和创作几个板块之间乐此不疲，就是源于这样的认识。

　　在离开喧腾纷嚣之后四周一片寂静的夜晚，思绪自由畅达地寻找与历史的内在逻辑相对接的线索，有时辗转反侧，有时豁然开朗。苦乐交织，一晃已是暮年，不意邂逅这样一项金奖，真是有理不清的心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