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朋乐

　　人生无常，既无法定制，也不能复制，没辙没辕，东拐西弯。尤其在社会嬗变的时代，不啻一道沟坎断了你的前程;同样一个机遇，也能成全你一生都难以忘却的经历。细想想，我能与上海电影译制廠结缘，当了近五年的厂长，不说阴差阳错，也属人生之路的“旁逸斜出”。

　　这种“旁逸斜出”源自上海影视行业的改革。

　　1995年，影视合流之前，上海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译制厂同属上海市电影局。1996年，随着电影局的撤销，下属的各制片厂和发行公司、技术厂等机构，都改换门庭，归入上海广播电影电视局麾下;而业务衔接紧密，包含电影前期和后期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技术厂、上海电影发展公司等则率先合并，组建了上海电影电视集团。永乐电影股份公司则改制为永乐电影电视集团公司，美影厂也为上海动画电影集团公司所取代，虽为集团，但与科影厂、译制厂等依然平起平坐，互为伯仲。

　　那些年，影视文化领域要顺应时代潮流，探索改革之路，寻觅振兴之道，优化资产组合，分分合合是常有的事。没过几年，文化局也寿终正寝，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应运而生，成了“三军”统管。不久，为了政企分家、管办分离，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又挂牌面世。尽管，帽子换了一顶又一顶，但对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制片机构来说，还得靠创作立命，靠市场营生，自食其力，自负盈亏。当然，归属上视的美影，虽独立存在，但借上视的优势，在资金的投入、作品的播出等方面有一定的改观;不过，自身的良性循环机制依然未能形成。科影则全建制地融入了东视，保留着那块牌子，员工虽心理上有点不适，但衣食无忧的生活足以让大伙求同存异，相安无事。译制片也得到相应的资助，能保证每月按人头足额发放事业单位标准的薪酬;但僧多粥少、入不敷出、低水平运行的处境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也许是摊子太大，战线过长，实行“扁平化”的管理势在必行;也许是专业各异，市场不同，运营的机制和手段又不一样，融合不易;也许是基因相异、血脉不畅，要理顺关系不能光靠行政干预;也许……一句“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让上海电影的业态再次改变，2001年，上海电影电视集团衍变成上海电影集团，永乐影视集团、动画电影集团、科影、译影等同宗同族、冠名中有电影二字的企业全被划归上海电影集团。上影作为当年电影局的“长子”，担负起“如父”的责任，将那些“流落”在外的“兄弟姐妹”全揽在了怀里。其实，美影、科影及译影，都是1957年脱胎于上影而自立门户的。四十多年后，这些片种重新回归，历史就这么画了一个圈后又回到了原点。

　　机构在变，机构中的人也随着变。从上海电影电视集团副总裁到上海电影集团副总裁，我的职衔变了，责任也变了。原先，我只是分管故事片的创作、生产、发行和技术，现在得分管美影厂和译制厂，还兼任着空壳的上海科影厂的厂长。当然，作为独立法人存在的美影厂和译制厂，完全是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分管领导比较超脱，很少涉及具体事项，也不需要深入创作生产第一线指手画脚。接触比较多的是厂领导，听听汇报，看看报表，参与研究一些重大事项及人事安排，抓抓班子作风建设，提提要求，敲敲警钟，偶尔也在一些会议上露露面讲讲官话。当然，节假日去探望一下老同志也是必需的。总之，在具体工作中不会陷得太深，基本是个裁判员角色。

　　令我没想到的是，在乔榛同志完成超期两年的厂长工作后，2005年初，我竟然像“硬撵鸭子上架”一样，被指定为译制厂的厂长。从分管到主管，从裁判员到教练员，这一变来得突然，这一步走得蹊跷，于我而言堪称“没有梦想过的梦想成真”。

　　2005年是个不平凡的年头，上影集团完成了“转企改制”的重大改革，除了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之外，为了减轻负担，轻装上阵，迎接挑战，根据市里给的政策，对年龄相对大一些的事业单位编制的员工，在自愿的基础上实行分流，推出了“阳光”和“月光”政策。“阳光”政策规定，凡离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员工，可以领取所任职级相对应的事业单位员工应享受的工资待遇而离岗，进入准退休状态;“月光”政策针对的是离退休年龄不足十年、超过五年的员工，也可以去职离岗，不过正式退休前的待遇是上海市核定的最低工资。

　　译制厂同样经历了这场改革，符合政策规定的两类人员顾全大局，基本都离岗了，其中包括一位副厂长和艺委会负责人。从客观效果看，人员精简了，队伍精干了，缓解了“粥少僧多”“人浮于事”的矛盾，但体制机制上存在的弊端、国企与生俱来的计划经济滋生的痼疾依然存在，需要借助转制进一步革故鼎新，以伤筋动骨却行之有效的举措激励员工，降本增效，开拓市场。然而就在这节骨眼上，已经超龄“服役”两年的厂长乔榛退休了，厂领导只剩党总支书记“光杆司令”。面对这样的局面，作为分管领导的我就不可能再超脱了，更不会袖手旁观，任凭“群龙无首”而影响大局。我一方面和总支书记联手，稳住大局，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进行;一方面向集团党委汇报，请求火速物色调配干部充实领导班子。

　　说实话，译制厂虽然单位不大，人员也不多，但是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大，能当这个知名企业的厂长绝非等闲之辈。更何况，那些年，各种传闻纷纷扬扬，披露一些有头有脸的配音演员之间并不和谐的关系，彼此意见也很难统一。要能取得多方信任，摆平各种矛盾，厂长没有威信缺少能力是万万不行的。我料定，围绕厂长人选会有一场口舌，甚至纷争。果然，很快译制厂内对谁能接任厂长，传出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针锋相对，一方看好的另一方不认可，另一方中意的一方又说出一大堆毛病，这个触发点让原先潜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逐渐公开化了。那些日子，找我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交谈的内容离不开谁能当厂长这个话题。应该说，这些老同志对译制厂有很深的感情，尽管彼此的意见完全相左，但态度都很真诚，没有个人利益的诉求，倾注的是对译制事业、译制厂的关心和关注。从他们的谈吐和表情里似乎很难发现个中夹杂着个人的恩恩怨怨。我耐心地洗耳恭听，但告诫自己对任何意见不随意附和不轻易表态，更不参与其中、偏袒一方，权当是了解熟悉译制厂的一次机会。

　　也许是纷纷扬扬的说法，给干部的遴选增添了更多的变数，也增加了决策的难度。集团党委经过研究，确实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合适人选，便将这个绣球抛给了我这位“分管领导”，希望我能“慧眼识珠”，物色最佳人选 。我不是伯乐，短时间里我怎么能交出合格的答卷呢？于是，让我兼任厂长的“集体智慧”使我的人生之路“旁逸斜出”了。党委希望我出马扮演厂长的角色，在主持译制厂工作的同时，短兵相接，考察物色人选，组建领导班子。我没想到大伙这么抬举我，我连普通话都说不周全，有何德何能去担当这么重要的角色？无奈，胳膊拗不过大腿，争辩无效，推诿未果，“恭敬不如从命”“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我只能硬着头皮扮一次廖化，当一回先锋了。

　　从分管到主管，这一字之差给了我很大的压力。一则我在集团所承担的工作已经够多了，每天有忙不完的事;再则，我对译制片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充其量也就是一个能自由进出译制厂、与许多配音演员走得比较近的“超级译粉”。那几年我名为分管，但我不喜欢越位伸手，发号施令，由着性子扒拉，绷着脸皮训人，越俎代庖做事。我相信和依靠几位厂领导，对厂里的情况笼而统之，知道得并不具体，至于艺术和技术层面的事更是“隔靴搔痒”，哪有说三道四的资本和底气？更让人烦心挠头的是那些已经露头并流传于世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过去能塞上耳朵不闻、绕着弯儿躲开，现在必须面对面，避不了躲不开，还不能不问深浅乱趟一通，伤人又伤己。

　　尽管心里有些忐忑，但组织的决定不能违拗。车到山前，崎岖也好，陡峭也罢，既然扮廖化当先锋，那就豁出去了，不管这山多高多险，先爬了再说，只要不摔死，总能趟出条路来。

　　我揣着“官不惧我严惧我廉，民不畏我能畏我公”的古训走进了译制厂，迎接我的是耳朵里窜进的各种声音，有对我寄予热情期待的，也有对我怀抱模糊忧虑的，大多员工在不明了我的立场和态度前，更多的是“骑着毛驴看剧本——走着瞧”。疑惑和观望，对我来说是一场考验和挑战。我理解员工的态度，不带任何有色眼镜，更没有哇哇啦啦，说三道四。我想我首先做的是释放热情，放下架子，深入群众，全面地客观地熟悉和掌握各种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取得最基本的信任。本着“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原则，我几乎和所有的员工都有过接触，了解了他们的顾虑和诉求，也基本摸清了一些矛盾的来龙去脉。

　　我发现，所有的是非和矛盾都和僵化的计划经济运行模式和管理机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试想，一个厂，上上下下几十口子，五脏六腑齐全，每年就靠中影派发的十几部影片的译制费维系生存，能有好日子过吗？一方面“粥少僧多”，配音演员能担当主角的机会就很少，考量的标准又不能量化，很难做到机会同等，大伙都眼巴巴地盯着，他上你不上，一部戏也就一个男主角和一个女主角，矛盾自然就来了。久了，就结成了梁子，谁和谁亲，谁是谁的人，暗里涌动，私下较劲。

　　另一方面，译制受制于别人，人家“一口价”，给的译制费忒低，一年三四百万的营收，刨去七七八八的成本，能进职工口袋的薪金就没几个钱了。穷家难当，有口饭吃、饿不死就不错了，尽管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但积重难返，这衣钵动不得，只能沿袭历史，依照事业单位的工资标准“一锅煮”，排排坐吃果果。看了员工的工资单，我感觉工资低是无奈之举，但不公则后患无穷。所谓不公就是从事译制导演、配音、录音的创作人员，如果没有高级职称，他们的收入比工龄稍长的行政人员都要低。这些业务骨干，作为核心竞争力的人才拿着这点工资会有积极性吗？能心无旁骛吗？干多干少一个样，没有激励，没有诱惑，又轮不上主角，哪来驱动力？家不和，心不齐，大家就这么耗着，不仅浪费了才华，而且闲而生非，彼此间瞧不上眼的、说长论短的事就多了。

　　行政人员也有怨气，收入看职务，而不是论贡献。整个厂的氛围就显得比较压抑凝重，一个个都紧锁心扉，不愿吐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开职工大会，我在台上讲得满嘴唾沫星子，可下面的员工都低眉垂首，无动于衷，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应。身临其境，我才明白，一个厂能不能有活力，关键是员工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那阵子，我和总支书记老刘聊了很多，他是部队转业干部，为人正直坦率，在译制厂工作多年，对厂里的情况心知肚明，从他那里我又得到许多信息和建议，这样上上下下全方位沟通，我开始有底气了，心里有了谱。经过深思熟虑，我拟定了工作方案和具体措施。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那些为了改革离岗的享受“阳光”“月光”政策的老員工送行。一则感谢他们为译制厂作出的贡献和牺牲，再则全厂集聚一堂，也让大伙听一听我的心声，找一找家的感觉，重拾已经淡化的友情。这样的聚会多少年没有过，自然对大家的触动不小。我想只有坐到一起，才能慢慢增进理解，消除隔阂。从那一次开始，逢年过节聚会，成了译制厂的规矩。别看开一个会，吃一餐饭，热热闹闹，开开心心，无形间大家就走近了，融合了。

　　让我头疼的是建立健全厂领导班子。如何在各种声音里辨别寻找到大家信赖的有能耐又符合干部任职条件的人呢？我找了几个在职的员工分头咨询，居然没有一个能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他们顾左右而言他的神态告诉我，他们心存疑虑，或者说对我们还不够信任，说了也白说，更不愿意因“选边站”而惹上是非。比较关注这个话题的倒是一些退休的老同志，他们纷纷找到我，今天这几位推选这一个，明天那几位举荐那一个，楚河汉界，泾渭分明。我总是以“谢谢你们对译制片事业的关心，谢谢你们对译制厂的关心”的言辞回答他们。这些老同志退而不休，事业心和责任感依然很强，敬业精神挺让人感动;但是我想的更多的是在职员工的态度，因为他们自身的利益与此息息相关。基于这样的考虑，我决定将选择权交到在职的三十几位员工手上，先让他们推选几个部门的临时负责人，试用三个月后再明确他们的职务。开始，总支书记老刘对这一招心存疑虑。他是老政工，循规蹈矩，总觉得让员工推荐似乎有悖常规。我想的是，全厂就三十几个员工，分设三个部门，每个部门员工之间知根知底，由他们推选自己的领导者，不会不靠谱。老刘想想也是，大伙抬头不见低头见，谁有多大能耐，谁是什么德行，心里都有一本账。于是，立马召开全体员工会议，和盘托出我们的打算，员工听了似信非信。直到拿到不用署名的推荐表时，他们才预感到这回不是在演戏。在员工推荐名单还没汇总揭晓时，我和老刘两个人也参考群众的普遍反映认真闭门划算了一番，对得票较多的几个人做了预估。没想到，最终结果，员工推荐得票多的四个人与我们预估的四个人竟然不谋而合。由此我感到做领导不要自以为是，啥事都自个儿拍板定案，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应该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四个部门的临时负责人推选出来了，能否胜任？能否转正？是骡是马，遛了再说。我和老刘分别和这些同志谈心，明确责任，交代任务，提出要求，并坦承告知三个月后，由所在部门员工进行评议，合格者正式任职。因为是民选，不太会看走眼，三个月后，这四个同志都顺顺当当转正了。部门的问题解决了，那么厂行政班子不能只有我这么个兼职厂长啊。我和老刘一商量，很快达成共识。第一，因为厂子不大，员工不多，眼下已产生了四个部门的负责人，因此只需增加一名副厂长主持日常工作;第二，考虑到译制片的专业特点和员工的心理承受，这位副厂长应该在译制片厂产生，被选择的对象就是四位部门负责人。这个想法得到了集团的支持。三个月后，全厂员工根据任职要求再一次参与遴选和推荐副厂长人选。最终，创作部主任刘风以得票领先的优势脱颖而出。

　　对刘风我并不熟悉，在兼任译制厂厂长之前几乎没见过面，老刘告诉我，群众选他自然有一定道理。首先，他毕业于上戏表演系，在译制片厂从事配音工作已近20个年头，有专业，懂业务;其次他有经营能力，曾经做过生意开过饭店，大伙认为译制厂要走向市场，迎接挑战，参与竞争，需要一位能在市场上开拓闯荡的“生意人”。我对他的学历、资历不存任何异议，但对他经商的这段经历却有点顾虑。一是担心他对译制厂太熟悉，不愿意“趟这个水”;二是担心“鱼和熊掌不能兼而得之”，牺牲生意经济损失太大，他压根儿就不会接这个“绣球”。尽管心存疑虑，但员工的权利和主张我得尊重。于是我和刘风有了一次面对面的约谈，从大原则讲到小道理，从集体利益说到个人得失，从艺术理想谈到职业前景，单刀直入，坦率诚恳。他最终的态度打消了我的顾虑。出于对译制厂的深厚感情，他不仅愿意而且承诺：一旦当选会尽职尽力，不再染指个人生意，并尽快关闭由夫人打理的饭店。既然有这样的态度，他就成了副厂长的不二人选。经过集团党委审核批准，刘风就成了主持工作的上海译制厂副厂长。

　　班子定了，我也就可以有距离感地审视和思考一些问题。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三人有商有量，在确定规划任务之后，许多具体的工作都由刘风协同总支书记老刘组织实施。老刘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稳定人心、建设队伍、推进各方面的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刘风，也在不断地敲打和诫勉中成长成熟。说实话，我对他要求得多，给予的少，批评的多，表扬的少，我有“恨铁不成钢”急于求成的情绪，经常上班前下班后往他办公室打电话，通过“查岗”看他尽不尽职。平时交谈常显示出一副难得满意的态度，有时批评也不讲情面。难怪，有一次他被我说急了，竟然冲着我吼了一句“你表扬一下我会死啊”！他这话可点到了我的穴位，我确实不太喜欢说好话，总觉得做好该做的事天经地义。有人把这归咎于我是A型血、处女座。我一笑了之，如果血型和星座能决定一个人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那组织人事部门省事多了。不过对刘风这么一位有能力但长期游离于组织之外的青年人，严一点还是需要的。毕竟他不再是一个普通的配音演员，他的肩上压着一个厂的重担，除了必备的艺术素质，还得具有政治素质和组织能力。压力大，动力就大，要求高，进步会快，就任副厂长后他很快进入角色，担负责任，投身工作，还义无反顾地关掉了他爱人主理的饭店。他主动出击，四处找活，尽心尽职，这些都瞒不过众人的眼睛，他的能力很快得到大伙的首肯和信任，整个厂的氛围有了明显的变化。从2005年我任厂长到2009年我卸任，刘风一直是常务副厂长，在五年不到的时间里，译制片厂的营收和利润连年上涨，达到300多万，这个跨越见证了刘风的成长，也展示了深化改革的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刘风功不可没。我仅仅是排兵布阵，而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是大刘和小刘。

　　说到改革，译制厂作为一个产品单一、人员结构比较简单的加工型的单位，集中体现在劳动人事和薪酬制度的设计和实施上，核心问题是打破“铁饭碗”和“平均主义”，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做到干这干那不一样、干多干少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凸显效益优先、公平竞争的原则。经过充分酝酿，并借鉴集团的经验，我们把原先实行的事业单位的工资封存，以行政人员岗薪制和创作人员基薪酬金制取而代之。岗薪制的设计相对比較简单，定编定岗，定岗定薪，明确任职条件和责任目标，通过考评按岗取薪，择优奖励。基薪酬金制则相对麻烦些，一是艺术和技术工种多，彼此间难以平衡;二是从事这些工作的人都有技术职称，从初级、中级到副高、正高，他们的待遇在事业单位工资系列中悬殊比较大，而采取新的基薪后，大大缩小了这样的差别，而酬金成了收入的主要部分。至于酬金，对岗不对人，也就是说，一个原本只有低级职称的创作人员和一个具有高级职称的创作人员，如果从事相同的工作，所获取的酬金也基本相同。这么做，一些职称高的老同志产生了顾虑，担心自己的收入下降。我告诉他们，这么改是建立在蛋糕做大的基础上，如果仅仅按存量重新分割，只能是换汤不换药。我说我们要有信心大幅度增加营收，提高利润，让每个员工得到实惠。为了打消忧虑、统一思想，我郑重地向全体员工公开承诺，如果年度结算，不管是岗薪还是基薪，谁收入减少，我们以差额的三倍给予补偿。如此表态，无疑给大伙吃了定心丸，分配制度的改革得以顺利推进。一年以后，我们亮出了大家的收入，除一名财务人员以外，全厂员工都增加了收入，其中享受基薪酬金的创作人员增幅最大，一位有高级职称的演员月收入突破万元，是原收入的两倍多。当然，我们兑现了当初的承诺，给那位财务人员补发了差额三倍的收入。

　　营收的增长、收入的提高，绝不是谁的恩赐，而是靠大伙撸起袖子干出来的。作为一家专为电影配音的厂家，尽管几十年的积淀，名气很响，人才荟萃，可称“全国唯一”;但是随着电影产业化的不断推进，译制片一样面临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垄断走向竞争”，一样面临市场的选择和挑战。我们通过各种渠道让大家明白，形势严峻，如果我们依然“吊在一块银幕上”，坐等别人施舍，专靠行政调控，每年还是十几部译制片，那一定“入不敷出”，就会不断萎缩，不断边缘化，就会出现金字招牌褪色，优秀人才跳槽的局面;因此必须面向市场，主动出击，必须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努力拓展业务范围和产品种类。

　　为此，一方面物色专门人才专事市场开拓，一方面领导带头，我和刘风专程登门拜访北京的中影、华影、中央六套、八套以及院线公司，以熟悉的人脉和上译厂的品牌争取这些掌握片源的单位的信任和支持。同时，我们将配音的片种扩大为电影、电视电影、动画片、美术片、纪录片、广告片等。经过刘风的努力，厂里专门成立了广告声音制作部门，招募专业人才，开拓市场，独立核算，以固定回报、保底提成的形式进行运作，就这一项，一年就增加了三十多万的利润。活一多，全厂上上下下热气腾腾忙开了。因为创作人员是按部戏计酬，干劲可大了，几乎每天加班加点，双休日也是到岗到职，没有一个人喊累，更没有一个人抱怨。要搁以前，发加班费都不会这么干。记得有一次为王家卫导演的英语片《蓝莓之夜》配音，不仅时间很紧，而且导演的要求近乎苛刻，只能是夜以继日连轴转。导演找到我，要我夜里来探班给大伙鼓鼓劲，我一口允诺。那天深夜三点，我悄悄地来到配音棚看望大家。我的突然造访自然给大伙带来惊喜。其实，我心里更是喜滋滋的。因为员工们的精神面貌和工作状态，让我看到这家老厂的希望和未来。那些日子，大家心往一处想，劲朝一处使，忙得不亦乐乎，每个人都是乐呵呵的，看不到过往恩怨，听不见闲言碎语，彼此间心领神会，同心携手。尤其是一些老同志，不仅自己坚守在第一线，还大胆扶持年轻人，相继有四五位年轻配音演员脱颖而出，担当起导演工作，又签约了一些外请演员，这样基本解决了人才短缺、后继乏人的矛盾，维护了正常的生产需求和确保质量的工作程序，同时也降低了人力成本。

　　业务量加大了，工作节奏加快了，员工的收入提高了，我们担心质量受影响，而质量正是上译厂安身立命的根基，因此必须将严把质量关变为全厂员工的生存意识和自觉行动。我们把一些退休的老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言传身教，不仅把握声音的总体风格，而且在细枝末节上也一丝不苟。我们坚持上译厂多年形成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流程，尽管译制费很低，但依然坚持严谨的创作态度，对每一个环节都不放过。譬如，坚持根据口型对中文译本斟字酌句，反复推敲。录制时，尽量还原影片的原生态，对音响效果的处理，乃至细微的喘气声，都尽量逼真地显现出来。每部影片译制完成后，都由刘风组织创作和技术部门的领导一起审查检验。质量有了保证，客户清楚地看到专业厂家和草台班子之间的差距，自然给了译制片厂更多的信任。

　　作为加工企业，尽管名气很响，但摆脱不了受他人掣肘的被动型。片库里存放的近千部进口片，译制片厂不享有版权，无法通过影片创造再生效益。怎么办？细细琢磨，能不能拿声音做点文章？因为声音的单独版权当属译制片厂。一旦动了心思，自然就有花头了。我们尝试用一些经典影片中精彩片段的台词，配上动画画面，合成一部10分钟或20分钟的短片，在电视台和网络播放，以获取相应的费用。我想这些经典片段都是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一定会受到广泛的欢迎。于是，刘风立马和美影厂商议，联手将这个动议做成作品。美影厂一拍即合，以优惠的价格和优秀的班底投入创作。

　　第一部作为试点的是《虎口脱险》，样片出来后，可以用喜出望外来形容我们当时的心情。夸张的造型、幽默的动作，再合上原汁原味的配音，效果奇妙绝伦。可以断定，这个富有创意的短片一旦面世，观众肯定点赞。更让人浮想联翩的是，如果这个尝试成功，片库里沉睡多年的那些影片不都可以变成源源不断的“真金白银”了？不过，欣喜之余，我难以排遣心中始终存在的疑虑。这么做，在版权的归属上究竟有没有瑕疵和漏洞？毕竟它的母体还是影片《虎口脱险》。一向行事谨慎的我，自然不会贸然而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嘛。于是我们开始四处咨询，在取得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的“这样做，会涉及版权纠纷”的明确答复后，我们只能忍痛割爱，放弃了这样的创意，中断尝试。因为一旦它会惹来版权纠纷甚至民事诉讼，那可是“丢了夫人折了兵”的买卖。见财起意，偷鸡摸狗，不是译制厂能干的事，以声誉作赌资，输掉的不仅仅是金钱。

　　但我们又不甘心做布里丹驴子，守着一堆草还活活饿死。我和刘风商量后，决定通过电视屏幕让一些库存资产起死回生，既宣传译制片，也能通过贴片广告的形式赚点小钱。经过策划，我们与电影频道合作，设立一个“魅力人声”专栏，每周一集，每集20分钟，专门介绍译制厂的主要配音演员，穿插式地播放这些演员配音的精彩片段。我们将这个任务作为一次机会，吸引长期在外拍摄电视剧的配音演员任伟回厂担当导演。他欣然接受，而且十分认真地投入创作。毕竟毕业于中戏，又熟悉电视剧摄制，结果没费多大口舌，任伟就拿出了符合播出要求的第一集。就这样，在刘风组织指挥下，边拍边播，一共创作了52集，译制厂老老少少有知名度的演员全都亮了相，达到了预想的目标和效果，不仅增加了经济收入，更重要的是留下了一批极有价值的艺术档案，从中可以清晰地捕捉到译制片厂当年辉煌的足印。刘风还与出版社联系，将这些电视短片的文字内容编撰成一本图文并茂的《魅力人声》，献给影迷和读者。

　　这些尝试，让我深感，员工集聚的才智和激情是富有创造力的，关键是怎么调动、怎么组织。开启才智激情的钥匙是尊重和信任。那段时期，译制片厂的员工个个铆足劲，想干事，肯干事，他们成立了“唯优学院”，面向社会，招收喜欢配音艺术的年轻人进行专业培训，一方面扩大了配音演员的队伍，充实了译制厂的配音力量，另一方面也创收。

　　译制片厂的核心竞争力是声音，而好声音完全可以做成产业。这一点今天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当年，我被厂长套牢时，就想到如何拓展我们的经营方向，为营收创造经久不衰的源头。我曾经在思维的屏幕上一次次描摹未来产业的雏形，也憧憬声音艺术发展的美好前景。其中最大胆最宏伟的当属梦想在林林总总的网络平台上增加一个“听网”，希望只要动动手指头，就可以听到你关注的所有可以用声音来体现的内容。我曾经和刘风多次聊到这个话题，聊到灿烂宏图时，手舞足蹈，神魂颠倒，仿佛真的一下子抱到了金娃娃。我还私下打听办这么一个听网需要多少资金垫底。一打听，怂了，这个数字大到让我出汗。我只能悻悻地掖起这个梦想，把“狂妄之心”收了回來。我曾经想搞“盲人大片”，让库里的影片活起来，一心想在增加收益的同时为智障人士送点福利，两个效益一手抓，多好。可是，一涉及版权，只能歇菜。那些日子，我和刘风想这想那，左冲右突，脑子没少动，但是几乎所有想开辟的项目，不是缺钱就是没有版权，“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腔热血就这么慢慢被冷却了。这让我更加明白这就是一个纯加工企业的短板和瓶颈，不改变这种受制于别人、靠人家赏食维持生计的状况，就很难走出困境。我为自己没能蹚出一条新路而内疚不已。

　　在译制片厂工作的那些日子，尽管兼职不兼薪，但收获满满，尤其是员工从人心涣散到聚力凝神，从茫然不知可为到全身心投入，这些深刻变化，让我深深体会到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感觉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必要。遗憾的是，受年龄的掣肘，我不能陪伴这些可爱的员工一路走下去，也无力再和精明能干的刘风一起去创新，许多曾经让我兴奋异常的设想和追求，只能掩埋在我的心田。离开，绝不是离别，虽然我与译制厂的联系越来越少，但我依然关注着译制厂，关注着译制厂的员工，我期望这块几代人打造的金字招牌，能在年轻一代的手里流光溢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