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暗忖，在这个豪华又庞大的卡司阵容下，我这样的后生不知道要等到哪一年，才会有创作机会降临到我的头上呢！要知道当时的电影厂还是绝对论资排辈的。
然而，即便很多老演员都已然是银幕上家喻户晓的明星了，可是他们也没有太多的创作机会，因为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电影厂一年拍个八部十部就不得了了，一部戏只有一个主角。所以我想，我有得等了！
幸运的新人
出人意料的是，我1959年下半年去海燕厂报到，在1960年的下半年厂里宣布生产任务的时候，我毫无征兆地被安排为《地下运输兵》（后来叫《51号兵站》）主人公梁洪的扮演者！获知消息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我是不是听错了？我感觉不大可能。
当时很多大哥大姐们都围过来向我表示祝贺，说你真是幸运，刚来不到一年，就接了那么好的一个本子！我也接受了他们对我的祝贺。于是晚上回家赶紧看剧本，不看则已，一看吓得我惊出一身冷汗。
为什么？因为梁洪“小老大”这个角色不是一般的角色——他首先是个军人干部，再者还是个地下工作者，而且不是一般的地下工作者，他平时是以“帮会关门弟子”“小老大”的身份示人，为他的地下工作打掩护。这三重身份的交替出现、矛盾统一，构成了这个角色的难度。
再有，我当时二十岁出一点头，对旧社会可以说一无所知，所以我完全不知道帮会是什么，当时他们是怎么行动的，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因而我跟制片主任说，我们现在也不能回到过去，但是我至少应该知道帮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要下生活！
去提篮桥下生活
制片主任说，好啊，我们去上海最大的监狱提篮桥监狱，找当时那些青红帮的头目来与你聊聊。
当年狐假虎威、现在是阶下囚的旧社会“帮会”人员，出来与我们会面的时候，一个个身着号衣，低头缄默，他们可能以为自己又有什么新罪行被发现，又来人外调了。所以几乎是你问什么，他就不回答你什么，可谓噤若寒蝉。
我们费了好大的劲，也只套出一些皮毛來。比方说当时帮会的人见面时有什么规矩，他们之间的交谈是一种什么形式？其间说到，他们有种沟通或者说接解决矛盾的形式叫“喝讲茶”：我今天如果跟你有什么过不去了，脸上笑嘻嘻地请你喝茶，但是茶壶的嘴却不经意间就对着你了，那就是说“我今天跟你杠上了”。
《51号兵站》里就用了这个细节，当然只是一带而过，很多观众未必留意——就是那段很出彩的李纬饰演的马科长在席间问我来上海是乘车还是坐船，我说坐船，他就开始用“黑话”对我进行步步紧逼的盘问，我在为对方沏完茶后顺势就把茶壶嘴对着自己。
领导鼓励前辈帮
演旧社会的戏，当然不可能再回到旧社会去“下生活”，我就只能通过阅读小说等间接手段来使自己靠近那个时代，靠近那个时代的人。
厂长徐桑楚同志知道我刚从戏剧学院毕业，对我说：“也许完全不排戏，对你来讲可能是太难了。”
他找了剧本中的几段戏，说要把比较重点的戏“树起来”，让人物“立起来”。我想其实他可能是想看一看这个孩子担不担当得起这个角色。
我很乐意接受这样的“预演”，并且演得也还算顺利。在开总结会的时候，徐桑楚厂长说：我们很高兴地发现了一位可以和老演员们并驾齐驱的新人。这个话显然是在鼓励我，希望我不要有太多的思想负担。
我可以说是在整个电影厂和摄制组集体的推动下接下和完成这个角色的。不会穿长衫、不会戴礼帽怎么办？李纬说：“这事包在我身上。”于是在摄影棚里，常常可以看见，李纬在前面穿着长袍，我在后面穿着长衫，亦步亦趋。
当然这些都还是属于外形的东西，相对还比较容易掌握，最难的是对人物内心的把握，这个人物实在距离我的生活经验太远了，我只能拼尽全力，使出浑身解数。
饭没吃好，戏感找到
令我非常困惑的是，我感觉自己在学校里台词这门功课还算是不错的，可是为什么到了这里，到了拍摄现场，我说出来的话显得那么空洞，仿佛唯有准确的四声和语音，缺乏内在的感情！这就是当时我们年轻一代心中的痛苦。
但反过来说，为什么会选你来演这个角色呢？你的优势不也就在于年轻吗？“小老大”这个角色描写的就是一个二十三四岁的青年干部。当时的上影，环顾四周，所有演员组里没有一个在三十以下的。在年龄这一点上，我显然是占了先机了。
为了弥补自己的短板，我就想各种办法让自己去体验电影所反映的时代、场景，没有机会就制造机会。比方说，有一场戏我们叫它“鸿门宴”，在拍那场戏之前，我正好赶上参加上海市第三次青年代表大会。那天在选择午餐用膳地点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其中有一个选项是大鸿运酒楼，就是戏里描写“鸿门宴”发生的场地，我想这次可以借这个机会去好好看一看。
临走到大鸿运酒楼的门前，我忽然突发奇想：我现在就是梁洪，正在设宴招待各方来宾！于是我大摇大摆地上了酒楼，碰到了一些不认识的代表，我热情地招呼他们坐到我这桌来，为他们搛菜，为他们斟茶倒饮料……
那些代表只是觉得今天遇到了一个特别热心的代表朋友，其实我当时是在体会和感受：当你一个人处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你要快速吸引周围人的目光，把自己置于饭局的焦点，那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那顿饭虽然没有吃好，但是我觉得我找到了演这场戏的感觉，这种情绪记忆真的帮助我顺利地进入到拍摄梁洪参加“鸿门宴”的戏中。
党的观念，群众路线
摄制组当时经常会聚在一起“看样片”：连续拍几天后，就要把胶片洗出来，然后摄制组一起看，一起评论。我记得当第二批样片出来的时候，演地下党组织领导的高博毫无保留地说：“梁洪的精神状态不对头！”
这句话犹如五雷轰顶，一下子把我给听懵了。我想戏都已经开拍了，人物的精神状态不对，这该怎么办？怎么才算对呢？
我太苦恼了。
他举了一个例子，譬如开地下的党小组会，一长两短暗号过后，开门的是一位老大娘，梁洪像个少爷对待老妈子那般扬长而去，这个精神状态对吗？
这句话点醒了我。
我立即去找了剧作者之一，也是这个剧的人物原型张渭清，他是一师后勤部特需科科长。他安慰我说，你不要着急，我告诉你，我们搞地下工作最要紧的是两句话：一个是党的观念，一个是群众路线。
这两句话我听说过，但以前我感到很抽象，现在结合到具体的戏里，就具化了。
我连夜就把梁洪这个人物所要接触的所有人和事列了一张表，寻找这个人物准确的态度，不放过一个小细节。前面提到的老大娘开门这段戏，我就要求导演给我补一个镜头，问明缘由之后他同意了。当时耗片比控制得非常严格，要补一个镜头是很不容易的。
党的观念和群众路线好比两根绳索，我攀援着这两根绳索逐渐地向这个角色靠拢。
夜读诗抄，燃烧自我
每天晚上不管多晚，我都要读些革命烈士诗抄，像“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种，还有叶挺的《囚歌》：“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就觉得应该让自己的胸中充满了这种诗情，充满了这种豪情，燃烧了自己才能够去燃烧别人，才可能靠近这个角色，变成这个人物。
这个戏还有很多身手不凡的老演员们加盟，都是我们的老厂长的排兵布阵，由于他们精彩纷呈的演出，把一出“和尚戏”演绎得非常好看。影片1961年公映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直到“文革”之后的复映，或者在像纪念抗日战争70周年这样的重要纪念日，央视六套都会拿出来重新播放。影片还获得了“十七年”优秀影片之一。我觉得这些成果都是由这么一个创作集体共同创造出来的。
今天回忆起来我们的拍摄经历真是很不容易，那个时候正是自然灾害，拍“鸿门宴”这场戏，要是放在现在，轻而易举，叫外卖送一桌菜。可是当时大家都没得吃，摄制组都是弄一些假的菜铺在盘子里，摆得挺好看的。但即便这样，大家非常团结，非常敬业。
角色信仰，反哺演员
拍电影这件事有它的特殊性，演员创造人物，其实跟母亲分娩是有几分相像的。演员孕育角色，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脐带剪断之后，婴儿就离母体而去，就踏入社会之林了，然后母亲又去孕育下一个角色。
可是《51号兵站》这部戏很特别，因为它一直紧随着我。今年是2021年，算一算恰巧是这部影片问世整整60周年。当时的“小老大”尽管不完美，他是个呱呱坠地的孩子的话，到今年也已经是60岁的老人了。
因为我在这个戏的表演当中有很多不足，我总希望通过什么方式来弥补一下。时间过去得非常快，在2007年，影片上映46年之后，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是女导演石晓华打給我的。她是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会员，也是红二代。她说我们新四军研究会的很多年轻人发现自己的家长，父亲也好，叔叔也好，伯父也好……都做了类似于《51号兵站》里“小老大”所做的事情，所以他们很想拍一部影片来为他们的先人立传，歌颂他们。
他们真的写了一个剧本，叫《地下交通线》，写了一个嘉定的“小老大”（“小老大”后来几乎变成“地下工作者”的一个共同称号）盛慕莱。他在黄渡当过乡长，当过小学校长，是学富五车学贯中西的一个人，在当地很有威望。
他当年做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比我们电影里的“小老大”还要厉害。他去策反日本的高级军官、海军的将领，说服他们，用日本报废的军舰运输我们的军用物资。结果真的就在日本人眼皮底下，一船一船成功地运出去了。这个是丰功伟绩。
看了剧本以后，我说：“我一定来演。”
石晓华说：“是没有钱的。”
我说：“没有钱我也来。”
那部片子拍摄的时候天非常热，三十七八度的天，在家里开着空调还要出汗，我们就整天泡在车墩影视基地。摄制组又没什么钱，场地只借了三天，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别的剧组中午休息了，我们就抓紧去拍。
拍了大概有一个电影长度的那么一个上下集的专题片，作为向新四军建军70周年的献礼片。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做得非常有意义的。
这个戏说的嘉定“小老大”，还有一个叫王斗孚的都是“小老大”，因为他们做了太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一开头接到剧本的时候，还有点怀疑，这是真的吗？其实与真实的地下斗争相比，还差远了，还有很多更真实感人的故事我们还没来得及表现！
现实生活中真的有那么多的“小老大”在干着同样的事情，他们都不是手无寸铁，衣食有忧，而是衣食无忧，而且家境殷实。他们为什么？他们难道不知道这样干，抛头颅洒鲜血，要面临着死亡的考验？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信仰，他们的信仰指使他们执着地在隐蔽战线，在地下跟敌人作斗争，配合正面战场的交锋，才最终赢得解放。真的是应了这句话：哪有什么岁月静好，那是有人在负重前行。
所以我对“小老大”无比尊敬。所以我说，我演了“小老大”，成就了一个角色;同时，这个角色反过来也哺育了我，完善了我。
拜见百岁“小老大”
这种体验在我的其他创作经历中，没有碰到过，它不断地会叩问你，好像就在你身边，这个角色没有走远。
时间又过去几年，到了2016年，解放日报编辑部通过作家马尚龙，告诉我说，有一个“活着的小老大”，你想不想见一见？我说我想啊！“活着的小老大”100岁，我一定要去拜见。
在一个春雨纷飞的五月的早晨，我到徐家汇，老人居住的地方。我内心很激动，因为老人曾经透露过一个心愿：他说，今年我一百岁了，你们要给我做寿，我有一个心愿要了——我希望能见一见《51号兵站》当中扮演“小老大”的演员。
我进门以后，看到一位目光炯炯的独臂的百岁老人。我没有想到，他一看到我，就举起大拇指，说：“你也很了不起，你创造的‘小老大在我心里。”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他就紧紧地把我抱住。我很难想象一个百岁的老人能有那么大的力量把你搂得那么紧。我心里当时真是觉得非常激动，我觉得他可能觉得是在拥抱一个过去的战友，他把我当做他的战友，来叙他们这么多年离别的情怀。
我跟老人说了很多，他把他写的一本书《斗霜傲雪》送给了我。他家里人告诉我，为了你这次来，他已经准备了好几天。他今天上午跟你说的话，比跟我们一个礼拜说的还要多。我非常感动。
这一年，家人为他做了百岁大寿庆典。他第二年就走了，我想太可以瞑目了。
追寻红色经典，传承红色基因
这些活着的，那些逝去的，曾经为共和国的解放事业而战斗过、作出过牺牲的人们，我们真应该为他们大书特书。
反观现在的文艺界的某些现状，很不能令人满意。我觉得有这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理应可以支撑起我们文艺、我们电影的教化功能，难道真的不再流行了吗？而泛娱乐化的风浪，席卷得如此厉害，我始终不以为然。
追寻红色经典，绝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把红色的基因不仅在文化上，而且在各方各面都要继续传承下去。当然我想如果让我再演一次梁洪，我一定会比当年演得更加有温度，有热度，有深度——但这是不可能的。
最后想说，南湖红船诞生了党，百年风雨锤炼了党，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国家幸福人民安康，祝福祖国祝福党在新百年带领我们创建新的辉煌。
（本文根据梁波罗电影党课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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