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莱静

　　1953年我在人民海军服役，周日放假，我到上海艺术剧场（兰心戏院）观看上海人艺演出的《曙光照耀着莫斯科》，深为该剧打动。看说明书，才知道主演女厂长的是丹尼，导演则是佐临。又一个周日我到大上海电影院观看由茅盾的小说《腐蚀》改编的同名电影，主角是丹尼和石挥，片尾出现了导演的名字：佐临。我才知道佐临先生原来是一位剧影“两门抱”的导演。这就是我对佐临先生的初知再知。

　　在部队服役七年后，我考入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研连读八年，课余竟被拉进复旦大学话剧团（原复旦剧社）充当编剧。大三时与另外两位同学创作了一部大型话剧《风华正茂》，反映的是大学生向科学进军的故事。由于没有导演就向人艺求救，想不到佐临院长竟派了二团的青年导演虞留德来任导演。时值暑假，虞导与我们同吃同住，一边修改剧本，一边导演，一个半月的暑假结束，戏也排好了，在本校大礼堂演出，受到了师生的欢迎。虞导返院向佐临院长汇报了导演的情况，出人意外的则是虞导特地告诉我们说，佐临院长让我告诉剧团的同学，今后凡是人艺新上演的戏，请话剧团的同学免费来看彩排。这实在让我们高兴。

　　之后，我就看了佐临亲自执导的传统滑稽戏《三毛学生意》，他又亲自把此剧搬上了银幕，受到了广大观众热烈欢迎。接着又看了胡万春编剧、佐临先生亲自执导的《激流勇进》，单是主角上场的场面一下就把我们震住了：只见舞台左侧突然推出一个火车头，主角从火车头上跳下来投入战斗。这一场面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再后又看到一部别开生面的戏，即《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这是布莱希特的名作，佐临导演的理念也就是布莱希特的戏剧观。不久，又看到了佐临先生导演的一部大制作的话剧《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场面宏伟，导演调度有致，演员表演的精湛，使得我们激动难抑。而佐临先生的这一导演理念则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观。后读佐临先生的大作《漫谈戏剧观》，才深知他把全球的戏剧观归纳为三种，即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德国的布莱希特，中国的梅兰芳，归纳得委实精确。其后我们又看到了他导演的戏曲，如昆剧《血手印》（据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改编），更证明了他所说的梅兰芳的戏剧观。

　　其时戏剧界一直流传着“北焦南黄”的名言，北即指北京人艺的大导演焦菊隐，南即指上海人艺的大导演黄佐临。

　　以上所述只是我一步步对佐临先生的深入认识。但在这一漫长的时期里，我从没有面对面地与佐临先生接触过。但我的意识里一直存在着：间接中的偶然，总是有隐约中的必然。是的，就在1989年我提议上海应该建立一个“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经市委宣传部批准正式建立了。为了搞好此奖项，我先后召开了两次上海戏剧专家的座谈会，佐临先生两次都参加了，我与他面对面的接触就此开始。在座谈会中他发言言简意赅，一是他建议该奖项应该建立一个严格而又切合实际的评选条例，二是他认为此奖项应该是面向各个剧种，为此应从“剧”的共性制定几条评选标准，这对我都是极大的启发。根据他的建议，我就制定了五条评选标准，并制订了四个平等竞争。该奖项的建立，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谁任评委会主任？我心目中就是佐临先生，向市委宣传部汇报后，竟然与部长的意见不谋而合。我登门向佐临先生报告，佐临先生竟谦虚地说：“我已85岁，能行吗？”我立即回答：“大家一致认为非您莫属！”佐临先生笑了说：“那我就试试吧，希望得到全体评委的支持。”

　　1990年“白玉兰戏剧奖”开始了第一届评选，佐临先生亲自主持会议，并要求大家畅所欲言，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争议。评选应该说进行得非常顺利。

　　自从担任评委会主任后，他非常认真负责，每场演出他必亲自到剧场观看，由于社会活动多，有时他不能到剧场看戏，总是打电话给我，让我向有关剧团讨要录像或碟片，他要补看。在五年任期中，他每周都要与我通一次电话，询问其他评委看戏后的意见，以便做到评选时心里有数。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安徽徽剧团来上海演出，其中一位连四级演员都称不上的年轻演员张敏演出了一出《百花赠剑》。评选时没有一位评委提议此演员可以获奖，此时佐临先生发言说，徽剧那位年轻演员连四级演员都不是，可她的演出《百花赠剑》无论唱腔、念白、武打竟是那么精彩，评选条例中不是有四个平等竞争么，其中一条是著名演员与名不见经传的演员平等竞争，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演员表演是那样出色，我认为她完全可以获奖。此言一出，众评委竟全部同意，认为此演员演出确实出色，由此这位年轻演员最终获奖。根据以后我们的追踪，张敏竟成了徽剧团中的主要台柱之一。在五年的任期中，佐临先生的领导可以归纳为两个字：卓越！

　　下面我再说佐临先生与我个人有关的一件事。1989年，哥伦比亚大作家马尔克斯的巨著《百年孤独》已翻译成汉语，报刊也有简略介绍他的魔幻现实主义。我出于好奇和对这一艺术流派的一知半解，便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一出多场次抒情话剧《消失的雨点》。写完，心神难安，不知是好是坏。由于与佐临先生已经熟悉，便冒昧地送给他看，想听听他的意见。未料到一周之后，他便打电话对我说：“我要排这个戏。”我当时蒙了，不知是真是假？接着又听他说：“我已经物色好了两个主角演员，这个星期天上午你和他们一定要来我家，开个小会，大家讨论一下。”这时我才真正明白这是真的。

　　那个周日上午我们先后到了他家里，时近中午，佐临先生竟然让我们吃了他家自己包的馄饨。一边吃一边交谈，他说这个戏别开生面，所以要自己排，并问那两位演员看了本子有什么意见？那两位演员都说“很新奇，愿意演”。接着佐临先生说，我有两点意见供作者考虑修改：一是莱静送我本子的时候谈，自己說是模拟魔幻现实主义创作的，据我所知，魔幻现实主义只是北美的一个艺术流派，我国很少有人研究，即使一些介绍文章也是一知半解。所以我认为此剧的创作应该属于我国古典小说《聊斋志异》的创作方式;二是当前我国正施行市场经济，各行各业都出现了争名夺利的现象，而大多数知识分子则陷于困惑和苦闷的情绪中，为此我建议莱静修改时能不能接近现实一些。

　　会议结束后，我思考佐临先生的意见，觉得有道理，随即利用业余时间，修改了两稿，送给了佐临先生。他基本认可，又对我说，为了排好这个戏，他还找了两位助理导演，协助他。我当然不会有什么意见，戏就这样开排了。

　　排戏当中，我曾几次到排练场观看。一见面，佐临先生总是对我说，他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不知道观众是否看得懂？是否能够理解？我无言答对，只能说：“黄院长，您放宽心，正式演出后看实际效果吧。”

　　戏经过一个多月的排练，初秋正式上演。出乎我们的意料，首场演出竟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掌声不断。接着演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场外总是挤满了等待退票的观众。演出竟然惊动了市委领导，当时的黄菊市委书记、吴邦国市长等都亲自来剧场观看，观后称赞不已。此时在华的一些戏剧家也来观看，既有美国的专家，还有日本的一些戏剧家。美国的一位戏剧家看后竟然把本子要走，改编成英语，说是要在美国排演。一位日本戏剧家看后不仅称赞，还对戏的结尾提出了一条修改的好建议。互动最多的当是青年观众，一个个写文章写信称赞和分析剧作。此时见到佐临先生，他笑着对我说，没有想到会取得这样的效果，有观众对他说，这个戏有看头，“有可看性、可听性、可思性”。还有人说“有诗意、有画面、有音乐、有现实意义、有积极性”。此时报刊也有众多的评介文章，还有记者恳求佐临先生写一篇排演此剧的心得体会。佐临先生应约写了一篇文章，名为“90聊斋”副标题则为“排《消失的雨点》一些体会”。文章真诚地说：“《消失的雨点》是我从艺五十五年导演过近百个戏最难的一部，怎么把这出虚虚实实、实实虚虚、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作品搬上舞台，确实是个严峻考验。”他将难的原因，作了简要的分析，并指出这是一出“喻意剧”，为此又作了详细的分析。文章最后他竟然調侃自己说：“我自己却已江郎才尽，黔驴技穷矣！”这就是大戏剧家谦逊的表现。

　　以后在评选“白玉兰戏剧奖”时见到他，他认真地对我说：导演《消失的雨点》是他最后导演的一部戏，以后再也不会导演任何一部戏了。他说到做到，就是《消失的雨点》这部戏使他画上了结束导演生涯的一个句号。

　　1995年，担任了五届评委会主任的佐临先生，不幸生了重病住进了华东医院。我多次去看望他，他总是问我“白玉兰戏剧奖”的情况。想不到后来病越来越严重，我最后几次去看他，只见他全身插满了管子，呼吸急促，说话有气无力，我强忍住眼泪，劝慰他说：“黄院长，华东医院医疗条件最好。一定能治好你的病，你一定要挺过来。”半晌他才苦笑着对我摇了摇头。不到三天，他竟然溘然逝去。

　　开追悼会的那一天，市委领导，上海文化界广大专家群众以及外省市特地赶来的许多文艺工作者及群众竟有数千人之多，全部来为佐临先生告别和送行。

　　这之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艺苑里竖起一座佐临先生的半身塑像，继而又特别建立了一项“佐临戏剧奖”。这无疑是对佐临先生最好的纪念。

　　在我的心目中，佐临先生永远是一位白发飘逸、风度翩翩、温文尔雅、亲切和蔼、令人敬仰的长者和大戏剧家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