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祥

　　近来，有三位知识分子在网络综艺节目中出圈。政治学者刘擎在《奇葩说》第七季里金句频出，法律学者罗翔在《十三邀》里的自省引人深思，许知远在《吐槽大会》上的文化梗也引发热议。知识分子走出书斋，与互联网亲密接触，有人叫好，有人则劝诫，因为这样容易陷入欲望的深渊，真是如此吗？

　　学者明星化大抵可将2006年的《百家讲坛》为滥觞，以于丹、易中天、王立群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登上讲坛，开风气之先，在社会上掀起传统文化热。而刘擎、罗翔、许知远等在网络节目中的出圈，则有两个不同的特点：其一，他们传播的是现代知识，与现代社会文化关系更紧密。刘擎本身的学术领域是西方思想史和政治哲学，罗翔专长刑法学，他们相关的课程在网络上非常火爆，他们的知识输出偏思想性、理论性，而非普及性;其二，互联网时代的扁平化、去中心化的特点，让学术明星早已走下神坛，他们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单方面灌输，而是互动的、双向的，自嘲加自省，更具亲近感。

　　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思想启蒙结束，市场经济催生的商业大潮席卷而来，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学者日益边缘化已成事实，而今日这些讲授艰涩高深思想的学者为何在商业氛围浓厚的网综出圈？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的反差性，就像许知远在《吐槽大会》中说的“逆潮流”。

　　逆潮流是什么？就是那种追求人类精神最深处的学术研究与追求娱乐至死的商业逻辑的冲突，是传统知识分子精神家园守望者的清高自许与充满利欲气息的喧嚣舆论场的悖论。简单点说，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知识分子也终于放下了架子，甩开膀子来与凡夫俗子坐在一桌吃菜了。不得不说，他们的进场，确实如降维打击。像刘擎的“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人是目的而非工具”，罗翔的“道德是一种自律，而不是他律”“人不能单单成为技术主义者，要知道技术主义背后的价值，要对技术主义保持一定的警惕”，许知远的“审美的褊狭，是一种智力的缺陷”这样的金句，在越来越刻薄、煽情、肤浅、俗套的网络话语中，听着清新醒脑，闪着智慧光芒。而这些，对他们来说只是常规操作。

　　从本质上说，这些学者的出圈，是因为他们对自己专长的思想的成功输出。而这背后，是当下年轻人对思想理性、精神文化的渴望。刘擎在他的西方现代思想史课上说过一段话，大意是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那些年轻人白天会聚在一起辩论，晚上骑着自行车回家会接着看海德格尔，那是一种潮流，而现在则会被看作“有问题”。现在的打工人，忙碌一天了，谁还有兴致晚上回家读这么艰涩的哲学理论？况且哲学这种东西能赚钱吗？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奇葩说》《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会》这样的娱乐节目大受欢迎。但同时，问题也越来越明显，我们沉迷于这种肤浅的娱乐消遣，实际上也容易造成如刘擎所说的“童稚化”现象——虽然身已成年，但思維依然如孩童般浅显，虽然能从娱乐中随时获取喜悦，但是当关掉手机和电视的那一刻，也会突然失落。我们享受着现代社会的各种自由，实际又变得更不自由，走向另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往根儿上说，这是一种现代的危机感。

　　刘擎在他课上经常提到，马克斯·韦伯在《以学术为业》的讲演中的“去魅”理论，即在现代世界，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也就是说，数千年来笼罩在人类世界的统一的终极价值的意识形态乌云散去，世界价值变得多元，人却变得无根。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也谈到，历史是个意义不断失落的过程，危机感是人类进入历史的最佳契机，每个人都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危机感。而包括哲学、法律、艺术在内的学术研究，就是对个体内心危机的回应，它能在急速旋转发展的时代中，在互联网制造的信息海啸中，在现代社会对自由心灵造成的压迫中，让人找到某种自己觉得可以依靠的价值观。所以，当我们在众声喧哗的舆论场中看到这样清醒的、理性的、哲思性的话语，仿佛找到了某种灵光一现的精神，并形成认同，甚至成为一种心灵指引。虽然不乏速成、功利之嫌，但可见当下的年轻人，更加注重这种逆潮流的思维激荡，以及在激荡、冲突后的找寻自我价值的认同。

　　所以，和许知远同为北大校友的李雪琴，早已通过《脱口秀大会》出圈，她那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调侃“宇宙的尽头是铁岭”的段子，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看来，并不是什么学术知识，但因为它在追求极致娱乐甚至略带反智的商业逻辑中是一种逆潮流，而显得鹤立鸡群，所以她才会成为了一股“清流”。

　　正如有人看了《奇葩说》，就会想去看哈贝马斯、阿兰·巴迪欧，看了《十三邀》，会想去看尼采、哈耶克、卡尔·波普尔……现在李雪琴已登上了今年央视春晚的舞台，还成为好几家卫视元宵晚会的收视保障，都是因为公众对智慧与理性的某种认同。

　　不过，有人对此则非常担忧，认为知识分子走出书斋，到综艺“走穴”，容易失去独立的观察视角与批判态度，更容易被名利欲望诱惑而失去操守。客观地说，有这种可能，刘擎也担心自己有可能变成市场服务的服务生，罗翔在爆红后在微博上还遭遇了网络暴力。但是，是否网络就真的是洪水猛兽？知识分子就只能在书房皓首穷经？离开现实世界，知识的作用何来？尤其是当下知识分子已经边缘化，通过大众喜爱的新兴媒体来传播学问思想，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最近，电视剧《觉醒年代》热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一扫婆婆妈妈的家庭剧、不接地气的仙侠剧、“悬浮剧”的阴霾，剧中每一位民族先锋，都在认真讨论哪一种思想更能救中国。这关乎历史，更具有现实价值。另外，从传播的角度来看，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不就是那个年代的“奇葩说”吗？正是有了这个舞台，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这些新文化运动健将才会脱颖而出，才会有后来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才迎来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

　　随着图像时代的来临，如果知识分子只是独守书斋，拘囿于教室的三尺讲台，那你的思想只能到达方寸之地。疫情到来，让不少学术会议改为云举行，很多是对大众开放的，原本封闭的学术圈变成更多人参与的讨论场。事实上，就算是那些西方高冷的哲学家，也很乐于与新媒介打交道，在电影和电视中扮演自己，比如罗兰·巴特，比如齐泽克，而加缪、萨特更是直接参加社会运动。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学者是否应该走向书斋，而是如何让学者更好地与现代媒体融合，如何让更多的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接受他们传播的思想，而这恰恰是网络的优势。

　　网络平等而开放，灵活而便捷，深得年轻人喜欢。更为重要的是，在后现代语境下，当下的学者早已有足够的清醒，并未将网络的影响力与学术能力、学术地位自然关联，像罗翔就很清醒地知道自己是“昙花一现”，真正能影响的人很少。但是，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划亮手里的那根火柴，让知识、理想与希望的火照亮更多人。

　　支持学者走出书斋，并不是说让学者占据所有娱乐节目的山头，也不是要消除所有大众喜欢的娱乐元素，毕竟补药吃多了谁都受不了，而是说要让凝聚着价值力量的思想理性，借助互联网的优势，与商业的大众文化产生交流，注入清流，最终有可能汇成时代前进的激流。这本身也是当下越来越趋同化的网综节目的创新需要，是平台提升自己文化内涵与价值的需要，对学者自身、对大众、对平台都大有裨益，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