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筱山

　　八十年前小顽童，如今已是白发翁。

　　草台班上曾作用，钩沉往事似梦中。

　　“香火戏”在我们苏北盐城、阜宁、淮阴、淮安等地是历史悠久十分盛行的民俗，通称“祝由科”。每年农民为祈求“国泰民安”“五谷丰登”，都要举行“青苗会”“火星会”，邀请“僮子”上门“念忏”，一种说唱形式的“香火调”，其中部分元素丰富了早期淮剧“三可子”的发展。

　　我家香火戏“僮子”是从我高祖何同标（生于清道光年间）开始到我曾祖父何廷裕（生于清咸丰年间）再传给我祖父何明珍（1881-1950）。有一年，我家乡遭遇一场特大自然灾害，包括曾祖父在内，一家五位亲人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祖父是家中长子长孙，13岁就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出去行方“做会”，成为最年轻的香火戏“僮子”。他“做会”范围是固定几个村庄，其他地方“僮子”不可插足进来，祖父也不能到别的“僮子”管辖的区域里抢占地盘，这是行规，必须严格遵守。

　　我在老家读二三年私塾期间，祖父经常教我阅书“忏书”，至今尚记得其中两句：“屋上盖的琉璃瓦”“金瓜钺斧朝天镫”。这表明他是要我将来继承他的“祝由科”事业。有几次叫我跟他一起出去“做会”，当他的助手敲锣。每人一只包袱，他背的扁形鼓，一根鼓槌法器等，我背的是一面大铜锣。我们“做会”的名称叫作“僮子过关”，就是说农民家的婴儿，偶患风寒，头疼脑热，在神前允愿，他先到我家，向祖父领取“关单”，约定日期上门“做会”。通常会场设在主家堂屋（客堂间），用两张八仙桌子，一张翻过身来叠在另一张桌面上，四根桌腿空间象征着东、南、西、北四座城门，四周牵一圈绳子，挂上三角形红绿纸旗，条台上（供神桌子）点燃香烛，供奉刀头肉等祭品。祖父开始“念忏”，一边唱一边自己打鼓，每逢他唱一段落时，则由我敲一番锣，好给他有个喘息的机会。祖父唱毕起身，让主家抱着生病的婴儿跟着自己围绕桌子走几圈，停步，并转身从主家手中接过小孩再从桌子上方递给迅速跑到对面等候的主家手中，同时大声呼叫：“东门过了！南门过了！西门过了！北门过了！”每喊一句，主家都要应声重复一遍，这表示小孩已经闯过四门关口，从此平安无事了。接着祖父用黄元纸（迷信品）剪个小纸人叫“替身郎”点火焚烧，名曰“求星”“烧保状”送神上天。会场接尾高潮迭起，祖父脱去外袍，取出一块长条黑布，将黄元纸扎在头上，卸去左膀衣袖，手执法刀（约尺把长），划破一点皮层，将渗透出来一丝血液，分别抹一点涂在婴儿脑门和卧室的门框上，然后挥舞法刀，冲出大门在房前屋后奔跑跳跃，俗称“跳马披”，驱魔逐邪。我当时不敢怠慢，手提铜锣，紧跟祖父身后狂奔中猛力敲打！一群本村儿童蜂拥而至，他们既要看热闹，但见到拿刀的“马披”又害怕，推推搡搡，仍然是好奇心占据上风。

　　最初我目睹这残酷恐怖景象时，心灵深处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胆战心惊。确实也难舍祖父偌大年纪，还经受这意识形态皮肉之苦，思想上对此也自然产生十分厌恶的情绪，也丝毫没有继承这种行业的念头。“做会”当天，主家仅供应我们餐饮及纸马香烛等应用物品，不支付给祖父任何报酬，只等年终，秋糧入库，祖父命人推一辆六合车，随自己到各个村庄，凡是做过“会”的人家收取粮食，名曰“收时奉”，包括大麦、玉米、高粱、山芋（红薯）干子，多则一斗，少则几升;对于那些没有做过“会”的人家，每户收取一碗粮食，人家给多少，祖父从不计较。可是父亲何益山早年对此现象非常反感，认为“这跟讨饭的叫花子没有什么两样”。因此，我家的“香火戏”就到我祖父这一代为止，再没有被薪火相传下去。

　　我从五岁开始就融入草台班的演艺生涯。那是1937年，日寇侵占上海沦陷为“孤岛”，我一家躲避战乱，匆匆逃往苏北，不幸我“家班”戏剧服装衣箱丢失殆尽，仅保存父母演出的私房行头。从此七八年来我们在广阔的苏北平原上过着草台班的流浪生活。那时，有不少以家族为主体的淮戏班，分为有船的系水路班，有车的是旱班，我家就属于后者，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辆六合车，常年雇佣邻村的一位叫佟步年的充当车夫（兼家班炊事员），车的左边承载戏服、帽笼、旦角的头面盒、刀枪耙子，右边堆放几床被褥，有一床铺成坐垫，上面坐着裹过足的母亲袁彩凤，怀抱喂乳的小弟或小妹（我姨娘随班子照顾小孩）。我与父亲及师祖父曹锦香、二叔何步楼（二祖父的遗腹子）、小叔何小亭、堂叔何步江（江苏涟水县淮剧团团长）、母亲的妹妹、表大伯萧学成（祖母内侄专职戏班服装师）、师兄张古山，都是靠两条腿徒步而行。路程近则三五里，远则九十里不等。有一次到黄河西演出，要走好半天，真是很辛苦。专门联系各个戏班演出业务的人称为“外喜”;戏班搬迁，我们又叫它“打过场”;下一个演出点是说“下一个台口”。草台演出基本上一个点为期三天。戏台建于农田之中，坐南朝北面对村庄，材料都是很坚固的圆木，六根台柱长达数十米，顶端都扎上一大把松树枝，台的上方牵挂许多用红绿等绸子扎起来的彩球，随风飘舞上方壮观，并增添不少节日氛围。台是用圆木排列而成，加上泥土堆平，再铺几张芦柴席，演员表演就很平稳舒适。每天演出在午后开始，乐队武场先敲较长的一番锣鼓名曰“打闹台”，声音响彻云霄，惊动周围几个村庄的农民，不一会他们男女老少肩扛长板凳，纷纷从四面八方涌向戏台前。那些卖香烟、瓜子、麻花、香脆饼等小摊贩，穿插在人丛中叫卖声不绝于耳。

　　演出第一个节目“跳加官”，由一个演员身穿大红蟒袍头戴花相貂，脸上戴一副笑容可掬的白色假面具，在台上一步三摇，指东画西，右手执一柄朝笏，左手握着用彩色丝线绣成的缎子条幅往下一放，展现四个大字“天官赐福”，翻开一页“招财进宝”，再翻一页“紫日东升”。第一码多为武戏，是二位叔父轮换演出《杀四门》《汤怀自刎》《独木关》（即《薛礼叹月》）等。二叔在《三盗九龙杯》中饰杨香武一角，有个绝活，能从台柱向上爬十几米高，做各种惊险技巧艺术造型动作，观众看得目瞪口呆，啧啧称奇。

　　我是草台班里最小成员，娃娃生角色是我专业户。平时在乐队上打小锣，但对铙钹、大锣我都能拿得起放得下，甚至在十一二岁的时候，司鼓缺席我也能担当临时大鼓佬。我最早在草台戏上亮相只有五六岁，那天台上演《九更天》，缺少一个演鸡毛报子，送紧急公文去法场搭救一个即将被斩首遭受不白之冤的犯人。我人太小根本没有戏服可穿，干脆光着身子，仅围一块旦角用的绣花肚兜儿，没一句台词，表演靠挺起胸，甩开膀子，随着锣鼓节奏：“咯隆冬呛……”我后脑勺留个几寸长的小辫子，跳起来一颠一晃，引起台上下哄堂大笑。跑了两三个圆场后，一记：“咯隆冬呛！”我人往台上一倒，表示公文已送到了，人已累死了！

　　我们“班”在苏北演出的范围很广，包括解放区和敌占区。1939年仲夏，去兴化荡水乡大团湾（今大潭湾）演出，船航行到一个河道的转弯处，一个拿枪的岗哨要检查我们的通行证，父亲不慌不忙从船舱里取出一柄戏上关羽用的青龙偃月刀晃了一晃，对方一看自然明白，这些人都是唱戏的，马上摆摆手立即放行。当时只有七岁的我，小小年纪如何清楚记得那个年代和演出点呢？主要因为我胞妹何长秀就是1939年出生在大团湾。母亲那天在生她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危急情况，根据当地土办法，取我童尿作为偏方，才使她化险为夷，这刻骨铭心的事件，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抗战时期，苏北局势十分动乱，在一个镇上演出时，我亲眼看到日本鬼子用刺刀杀害我们中国同胞。演草台戏也不太平。一天，我们日戏刚开始，只听远处传来嗡嗡的声音，眼霎之间，一架有太阳旗的飞机，直奔戏台俯冲而下，那些看戏的农民，以为敌机要掼炸弹、机枪扫射，真是吓得魂飞魄散，号天哭地，喊爹叫娘，拼命四散狂奔！母亲在这情急之下，连忙带领我与弟弟妹妹下了后台逃进一片麦田。父亲迫不及待地抱起一副他视如生命关公穿的绿色大靠，迅速跳到台肚底下躲藏起来。敌机好像跟我们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它围绕戏台转了两圈后又朝来的方向飞去了。一场虚惊，大家都捏了一把冷汗。一切都恢复平静，台上又响起了锣鼓，观众又重新汇拢到戏台前继续看戏。

　　我们有时也到县城、乡镇演出，那里条件差，没有正规剧场，经常拿寺庙的神台权做舞台。有一回到宝应城隍庙演完日场，晚上所有戏班人员都被安排在附近客栈住宿。唯有表大伯萧学成，他是管理服装师，一定要睡在后，负责看管戏服衣箱，那时我家小孩多，父母演出繁忙照顾不过来，就委托他做我的监护人，我们吃饭、睡觉，一切活动都是形影不离。可他是嗜酒如命的十足酒鬼子。一天晚上他说上街打二两酒，让我先睡，马上回来。那时偌大的城隍庙早已空无一人，没有灯火，漆黑一团，万籁俱寂，鴉雀无声。神台离大雄宝殿仅一箭之地，想到白天曾经在那里参观过阎王、小鬼、牛头马面、黑白无常等凶神恶煞塑像，越想越害怕，这些场景一直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吓得我钻进被筒里趴在床上将整个身子裹得严严实实，连气都不敢透一下，小便急了无奈只得从铺板缝隙中尿下去。左等右盼，好不容易听到大伯的咳嗽声，我一颗悬着的心才尘埃落地。这是我童年时期遭遇环境最恶劣、惊心、“惨烈”、尴尬的一个夜晚。从此，每逢晚上，不论大伯走到哪儿，我总是与他寸步不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戏班在苏北农村演出最大的问题是医疗空白，如果谁突发伤病，那真是凶多吉少，听天由命。谁知我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受伤。一天晚上，我们好几个人一起睡在农民家客堂稻草地铺上，我头朝墙根，墙上挂一面铜锣，由于钉子未钉牢靠，睡到半夜，锣突然掉下来，正好砸在我的脑门上侧，霎时满脸鲜血直淌，母亲见状大惊失色，吓得声泪俱下。父亲火速跑到条台（供奉神位的桌子）旁，伸手从香炉里抓起一把香灰，往我伤口一捂，再用毛巾包扎起来。过了好多天，竟然也痊愈了。现在想想好后怕的，如果锣砸在脸部毁了面颜，哪有后来数十年的艺术生涯，躲过一劫真是好险呀。

　　再看我师祖父曹锦香，他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有一次父亲与姑父京淮联袂在一个草台上演出，剧目是包公戏《王华买父》一折，师祖父饰一个谗臣刘文晋，在演的过程中突然昏厥倒地，再将他抬到后台，根本没有丝毫急救措施，不一会眼睁睁看着老人家气绝身亡。戏班死了人，次日就停锣歇鼓。师祖父无儿无女，孤身一人，常年由父亲赡养，并遵循“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古训，与姑父、两位叔父（三人都受到师祖的艺术培育）一起披麻戴孝，将师祖棺柩运回我老家阜宁何桥隆重殡葬。我何氏列祖列宗的坟墓中，老人家是唯一的异姓亡者。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军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局势稳定，我们一家抱着非常欢欣喜悦的心情，结束了在苏北七八年来漂泊流离艰难的“草台班”生活，重返我的出生地——上海，逐渐迈开步伐走向自己艺术成长的道路，而“香火戏”与草台班的沧桑岁月，也成为了我难以磨灭的人生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