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世远

　　今年是京剧艺术大师京剧麒派创始人周信芳126岁诞辰，也是戏剧评论家、为戏曲改革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刘厚生100岁诞辰。

　　周信芳诞生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儿时又遭逢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之役。他曾说过：“我就是在那个可诅咒的时代里诞生的”。他七岁登台，由此开始了长达60余年的演剧生涯。他长期生活在文化中心的上海，又常到各大城市演出，从多方面汲取了文化营养。他在20世纪20年代，同新文艺界知名人士田汉、洪深等有所交往，建立了终生友谊。20世纪40年代，他又与于伶同志多有接触，地下党组织又派姜椿芳同周信芳长期联系，感情深厚。

　　刘厚生1921年生于北京，1931年移居上海。1935年起，观看了上海各大剧团演出的大量话剧，成为少年话剧迷。1937年考入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抗战爆发后随校迁往湘、川。1938年在校参加中国共产党，1940年毕业后，在重庆、成都、上海、台湾等地从事话剧工作，做过演员、导演、剧务、剧团领导和剧刊编辑等。1948年末，在上海开始转向戏曲，做了袁雪芬主持的雪声越剧团导演。1949年上海解放后全力投入戏改行政工作，1964年调北京中国戏剧家协会编辑《戏剧报》。1985年当选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后，成立上海市文化局戏曲改进处，周信芳任处长，刘厚生任副处长，他们俩虽早已认识，但合作共事戏改工作刚刚开始。后来，周信芳任上海京剧院院长时，又与刘厚生相处约两年，周信芳并不认为他的处长和院长是挂名的差使，他每天上班，参加会议，讨论工作，认真负责，受到干部们和戏曲界的爱戴。

　　当年戏改处成立时，上海戏曲界的状况是，近二十个剧种，二百多个演出团体，从业人员七千多人。这支队伍具有要求进步、坚持正义、积极革新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由于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上海，政治上无地位，生活上无保障，不可避免地在思想上受到不良影响，表现在演出的一些剧目复杂紊乱，舞台形象不良的倾向。

　　1951年5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了“改戲、改人、改制”的号召。改戏首先从澄清舞台形象入手，周信芳袁雪芬带头演好戏，澄清戏曲舞台形象，坚决不演坏戏。各剧团纷纷响应，对演出剧目消除其有害的不健康的内容和表演，当时，上海的京剧、沪剧、越剧、淮剧、和评弹等剧团积极排演从解放区流传过来的曲目，如《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血泪仇》《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表现出艺人们要求进步，提高思想觉悟的极大热情。周信芳、刘厚生领导的戏改处，就是遵照中央的戏改政策，从提高演职人员思想觉悟、编创整理剧目、改变舞台形象、改革剧团制度、举办戏曲学校培养青年演员入手，推进发展上海戏曲改革事业。

　　周信芳刘厚生在从事戏曲改革工作中，取得一个共识，就是戏改干部“看戏”不是当作娱乐享受，而是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一种特有的职业。看戏，主要看本市各剧团（从市区到郊区大小剧团）的演出剧目，同时要看全国剧团来上海公演的剧目。只有亲身观看剧团的戏，才能认识剧团的演出水平和演艺品格，也只有通过看戏，才能发现好戏、好演员，同时提高戏改干部自身的业务水平。周信芳刘厚生两位领导带头看戏，带头评论演出，带头交流学习。周信芳听评弹，认为“听书长智”。当他听了刘天韵说唱的《义责》，深受感动与启发，把评弹《义责》，改编为京剧的《义责王魁》，成为麒派保留剧目之一，深受好评。刘厚生观看了沪剧《罗汉钱》大加赞赏，亲自邀请他的老师张骏祥担任《罗汉钱》的导演，参加全国第一届戏曲会演，荣获多项奖励。

　　在周、刘两位处长带头下，戏改处的干部看戏的热情始终不减，一天两场戏连着看，不是个别情况。越是重大节日，新戏上演增多，看戏的任务加重。但是戏改干部们能以工作为重，从无怨言。刘厚生在和周信芳共事相处中，知道周信芳自幼失学，但他刻苦自励，努力读书学习，手不释卷，勤于思考，文化水平提高很快。他几十年到处演出，演得多，看得多，接触的人多，见闻极广，他认为：“无论古典、浪漫和写实的戏，是人间意志的斗争，必须把剧中的意志来鼓动观客，那才是戏的真价值。”每当排练新戏、重排老戏时，他总习惯地去找很多参考书籍，反复阅读研究，并且深有体会地说：“要知道戏曲的价值和其中的真义，非得读书不可。唱戏也得多读、多看、多研究，自己不知道历史，表演起来怎么能够感动人？”

　　他的历史书从古代史到近代史都有，他尤其珍爱包括《鸦片战争》《中法战争》《辛亥革命》那几部书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好读书是周信芳十分突出的特点，这正是形成麒派艺术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他读书的兴趣十分广泛，感受最深的是：“书到用时方恨少”。补天之术就是尽力而为，有一点多余的钱，有一点多余的时间都花在书的上面。他业余爱好就是买书，读书。1956年，上海京剧院演员齐英才、张美娟结婚，周信芳送给他们的礼物是一套《莎士比亚戏剧集》。他说：“咱们演员要读书，古今中外的书都要读，一个演员不能只知道舞台上那么一点事情，要涉猎多方面的知识，塑造角色，才能触类旁通，左右逢源，对人物做更深的挖掘。”

　　和周信芳爱好读书一样，刘厚生也是一个爱好读书的人，他们发现一篇好文章就相互推荐，报刊上的重要剧评，他们必读。他们经常提醒我们戏改干部，不要工作忙，忘了读书学习。写评论，文章要有新意，不说套话，不写陈词滥调。有一次，刘厚生从刊物读到茅威涛写的一篇文章，极为赞赏。有一天，刘厚生见到茅威涛，问她：“这篇文章你是怎么写出来的？”茅威涛回答：“是我自家写出来的。”事后，刘厚生对我说：“现在的演员能够认真读书，写出好文章真是最使人高兴的好事。”

　　早在20世纪20年代，周信芳同新文艺界知名人士田汉、洪深有所交往，1923年，他曾手持田汉主编的《南国》杂志，登门拜识田汉，建立了终身友谊，并加入了田汉主持的话剧团体《南国社》，在南国社的“鱼龙会”上同欧阳予倩、高百岁合演新京剧《潘金莲》。1930年，周信芳在演戏时曾冒险帮助被追捕的田汉逃离险境。20世纪40年代，中共上海地下党员于伶同周信芳多有接触。地下组织又委派姜椿芳同周信芳长期联系，关系密切，但是他从未提出过入党的要求，总感到他在政治上、思想上同田汉、于伶、姜椿芳等差距甚远。又感到刘厚生从话剧爱好者，转向从事戏曲改革工作，勤恳踏实，数十年如一日，多么不容易啊。就在当年，文化局各业务处的处长都是中共党员，唯独戏改处处长周信芳是非党员，但是当时他还是没有提出入党的申请。

　　当上海解放前夕，姜椿芳知道自己已列入黑名单、奉命撤离上海时，周信芳已经明显感到姜椿芳的党员身份，坦然对姜说：“我家里有一个小房间，你可以放心住，不会让人知道。”这表明周信芳政治上的进步。1959年初，周信芳去北京开会，刘厚生知道周信芳必定会去探望姜椿芳，刘厚生先给姜椿芳写了封信通气，不久姜椿芳来电说，他同周信芳深谈了一次，探询他的想法。周信芳在老友面前没有顾虑地袒露心怀：“我深深感到党的伟大，共产党员忘我的革命精神，艰苦朴素的作风，尤其使我感动，可是最初还有顾虑，觉得自己各方面都不够，怕参加了党的队伍后，会因个人而影响党的威信……”

　　周信芳从北京回到上海后，他终于打消了顾虑，提出了入党申请，刘厚生和曾在周家当家庭教师的地下党员丁毓珠二人是周信芳入党介绍人。周信芳入党后，仍然一如既往积极工作，他到农村，在地头为农民演唱，积极编演现代戏，深入部队为子弟兵慰问演出。周信芳与刘厚生具有师长之间敬畏的品格，又有肝胆相照、推心置腹的战友之情。这种亦师亦友的人格魅力，千秋称颂，光耀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