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虹

　　

　　

　　

　　2021年2月21日，是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王铁仙先生80岁寿辰。这天，他指导的部分在沪的硕士博士们，手捧鲜花前来给恩师祝寿，因疫情关系无法到场的外地一众“王门”弟子，纷纷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导师的思念与贺寿之意。想起钱谷融先生仙逝时，曾有媒体第一时间转发我发表于《上海采风》2016年第12期的《钱谷融：一生最大的兴趣是读“人学”》，特别注明我是钱谷融先生的 “钱门”弟子。这话虽不假，但只说对了一半，我其实也是“王门”弟子，并且我还是“王门”弟子中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

　　年轻讲师， 有真才实学

　　我跟王铁仙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之前，早就认识他。掐指算来，已有40余年。

　　20世纪70年代末恢复高考，王铁仙先生是我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后作为1977级学生最早认识的中文系老师之一。我们都叫他王老师。中文系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像施蛰存、许杰、徐中玉、钱谷融等老一辈教授都称“先生”，如施先生、许先生、徐先生、钱先生，而晚一辈的则一律称“老师”。所以，即使他后來当了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如今已80高龄，我们仍然叫他王老师。他是1959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的，1964年毕业留校，当时是现代文学教研室最年轻的讲师之一，还不到四十岁。我大一下学期时，他给我们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那时上的大都是大课，文史楼315大教室是我们的专用教室，1977级4个班150多位学生济济一堂。他和大一上学期给我们讲“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的冉忆桥老师不同，冉老师曾演过话剧，普通话字正腔圆，悦耳动听;而王老师虽比冉老师年轻，却讲一口带有绍兴口音的普通话，乍一听有些不习惯，他讲课时几乎目不斜视，视线穿过人群直望向教室最后面的窗外，沉浸在一门心思讲课的思绪里，不过我们很快就被他讲的课程内容吸引住了。我大学毕业后选择师从钱谷融先生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硕士研究生，正是大一开始就受了王老师讲现代文学的影响。

　　那时高考刚刚恢复，拨乱反正，我们上课还没有正式的教科书，但王老师讲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柔石、殷夫等中国现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都并非简单地介绍其生平和创作特点，而是把自己对其人其作的研究心得和独到见解娓娓道来。尤其是讲鲁迅及其作品，王老师后来发表了不少有关鲁迅研究的长篇论文，如《鲁迅的现代性思想与现代文学精神》《关于科学评价鲁迅的若干思考─—重读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鲁迅与中国近代的个性主义》等，都是分量沉甸甸的学术论文，可见他对鲁迅的研究之深入。王老师毕生孜孜矻矻地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专业，他后来有数篇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长篇论文发表于国内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学术期刊《中国社会科学》上：《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及其意义》《中国左翼文论的当代反思》和《两种中国文化传统：区分、辩证与融通》，以及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上的《中国文学中的个性主义潮流——从晚明至“五四”》等，这些二三万字的长篇宏论，无一不具有厚重的理论深度、翔实的文献支撑和广阔的研究视野，充分显示了这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后起之秀的学术积淀与文字功力。当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有好几位堪称“国宝”级的大师，如施蛰存、许杰、徐震堮、徐中玉、钱谷融、罗永麟、史存直等先生，王老师比他们晚一两辈，在当时属后起之秀。

　　更重要的是，他能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的内容，所以，很快就赢得了同学们对他授课的喜爱与尊敬。正如当年的同窗之一、著名诗人赵丽宏所言：“记得他讲解郁达夫的短篇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迟桂花》，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把作品分析得丝丝入扣，讲得引人入胜，课堂上气氛活跃。”并且，我们很快就发现王老师是一个很真诚、很实在的良师益友，他喜欢同学们的质疑和提问，从不摆老师的架子。他很真诚地对我们说，“你们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可以坚持自己的看法”，甚至还说，“如果你们觉得我的课太乏味，可以在课堂上做别的事情，看书，写文章，打瞌睡，或者离开，没有关系”。说这番话时，他态度真挚诚恳，毫无揶揄自嘲的意思。我后来跟着他读博士研究生，从授课内容、讨论问题到论文选题、写作、答辩，他都给予我充分的选择与表述自由，并真诚地与我探讨论述角度和演绎方法等，从不以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于人。这是我以及后来不少“王门”弟子都切身体会到的。

　　除了给我们授课外，他当时还兼任1977级2班的班主任。那时的大学生思想活跃，许多人怀揣着文学梦想。我对现当代文学有了兴趣，便开始尝试着写文学评论，也曾去过王老师家和另一位给我们上过中国当代文学课的林明华老师家求教，请他们对我很稚嫩的论文提出意见。那时他们都住在华东师大一村青年教工宿舍，从师大校园先锋路到底左手一拐弯就到了。十年动乱刚结束，百废待兴。青年教工宿舍是两幢坐南朝北的4层楼红砖房，典型的“筒子楼”格局：一个长长的楼道进去，分出东西两排房间，每个房间都是一户人家，孩子大人全在一屋。每间房间的门口就放着一张狭长的桌子，上面摆满了锅碗瓢盆，油盐酱醋，每到傍晚，“筒子楼”内每层楼道的走廊上就炊烟袅袅，充满了人间烟火。王老师的妻子杨老师是他的大学同窗，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先在上海中学后调普陀区教育学院工作，每天早出晚归。那时他家已有一儿一女。一家四口就蜗居于“筒子楼”底楼的一间房内，直到我毕业留校后，1980年代中期学校在师大一村盖了新教工宿舍大楼，他家才乔迁新居。当时王老师以及母校的许多老师就是在这样的蜗居中探究学问和著书立说的。

　　名人之后，学术成果卓著

　　读大学本科期间，我们就听说王老师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的嫡亲外甥，但他那时以及之后很少提及自己的大舅舅，他后来撰写了《瞿秋白论稿》《瞿秋白文学评传》等专著以及主编了《瞿秋白传》，也从不向人炫耀。一方面是他为人低调朴实，另一方面十年动乱中因瞿秋白在福建长汀就义之前在国民党监狱里写了《多余的话》，被诬蔑为“叛徒”而使亲人们受到株连。可想而知，当时王老师及其家人作为瞿秋白的亲属，政治上、心灵上承受了多么沉重的负荷与压力！我们当时听说王老师曾经申请入党而一再遭拒，直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于1980年10月19日正式转发中纪委《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的文件，该“报告”明确宣布：“《多余的话》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客观地全面地分析《多余的话》，它绝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这才正式、彻底为瞿秋白烈士平反昭雪。此后，王老师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曾经很好奇：瞿秋白是江苏常州人，出身于典型的封建官僚家庭，而王老师却是在浙江诸暨农村长大并到上海来求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偏僻乡下”进大城市的。后来才知道，王老师的母亲瞿逸群女士是瞿秋白烈士的胞妹，排行老二，虽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但少女时期家道中落，家庭生活陷于困顿之中。瞿母金衡玉，因族人谣诼不断撇下儿女而自尽身亡。作为长女，生性刚强的她，豆蔻年华便携两个弟弟（即坚白和景白，他们后来都受到长兄瞿秋白的影响而投身革命，并先后成为革命烈士——笔者注）投奔远在浙江杭州的四伯父。寄人篱下，姐弟相依为命，她在艰难困苦中将两个弟弟抚养长大，后嫁给诸暨的一位中学语文教师。她虽身为女子，未受过正规教育，只在幼时学过《千字文》《幼学琼林》之类的启蒙读物，却能断文看书，这一习惯她一直保持到生命的终点。临终那年，她笑着对儿子说：“我一生一世就是喜欢看书，从书里得到许多安慰。”其实，她在书中岂止只是得到心灵的慰藉，爱看书更使她疾恶如仇，爱憎分明，性格坚强，“傲骨珊珊”。比如，对于长兄瞿秋白，不管十年动乱中受到多大的冲击，她始终坚信兄长的清白与无辜。王老师曾在回忆母亲的散文《认死理——写在母亲节之际》中写到一件往事：1979年清明节，他到杭州给父亲扫墓，母亲要他代笔给中央纪委写封信，强烈要求给长兄瞿秋白烈士平反。儿子自以为是高校教师，比家庭妇女的母亲要懂得政治的复杂性，认为平民百姓给上面领导写信有什么用？母亲说：“我不管这些！你大舅舅翻译了《国际歌》，他又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怎么是‘叛徒？《多余的话》我当时在《逸经》上看过，叛变在哪里？”王老师拗不过母亲，代她写了申诉信，挂号寄给了中纪委。没想到不到一个月，党中央就派了三人一行的复查组来看望母亲，向她口头传达了时任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同志和第二书记胡耀邦同志的批示，对瞿秋白烈士的平反问题表示了明确态度。王老师当时十分惊喜，而母亲虽然也高兴，并没表现出很激动的样子，她认为这很自然，做错了的事就理所当然要改正。

　　20世纪80年代初，瞿秋白烈士的“叛徒”问题得到正式、彻底平反后，压在他在世的亲人们身体上、心灵上的一块政治巨石终于搬除。不惑之年的王老师开始在学术研究上崭露头角。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即发表有关瞿秋白研究的论文，厘清了人们对于瞿秋白烈士的许多误解。瞿秋白烈士不仅是中共早期的杰出领导者和政治家之一，而且还是一位优秀的中国现代作家、诗人和文艺评论家，比如他在五四初期就发表了关于抒写访苏实际观感的报告文学《赤都心史》; 1923年底写出了充满豪情壮志的革命诗作：“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霄。”这既是写给未婚妻王剑虹的“情诗”，也是抒发投身革命无私无畏的红色誓言。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出版后，他给予高度评价：“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1933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20世纪30年代初，他为了提倡文艺大众化的主张，身体力行，在紧张的革命工作之余和十分有限的时间内，努力向民间艺人学习，写下了许多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通俗歌谣，比如有一首长达168行的《东洋人出兵》，有沪语和北方话两个版本。上海话的《东洋人出兵》第一段：“说起出兵满洲格东洋人/先要问问为仔啥事情/只为一班有钱格中国人/生成狗肺搭狼心/日日夜夜吃穷人/吃得来头昏眼暗发热昏/有仔刀，杀工人/有仔枪，打农民/等到日本出兵占勒东三省/乌龟头末就缩缩进/总司令末叫退兵/国民党末叫镇静/不过难为仔我伲小百姓/只叫做，拿伲四万万人做人情。”这首民间歌谣，是他提倡文艺大众化運动身体力行的实践成果，当时受到许多左翼作家的赞扬，在中国现代文学走向民间、深入大众的过程中起到了领头的示范作用。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及瞿秋白烈士的后人，王老师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瞿秋白研究的论文，不仅成为全面认识、研究瞿秋白的思想和文学成就的奠基石，而且具有学术研究的理性精神、理论含量与学术价值，如1981年发表的《简论瞿秋白的思想发展及其特点》、1982年发表的《略论瞿秋白的现实主义观》等。1984年，他出版了第一部瞿秋白研究的学术专著《瞿秋白论稿》，填补了此前瞿秋白研究的学术空白。1987年，他又出版了《瞿秋白文学评传》，这两本瞿秋白研究专著，后来分别获得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和三等奖，这也是对王铁仙老师学术研究成果的肯定与嘉奖。对于瞿秋白烈士的思想、文学及其与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的综合研究，此后成为王老师学术研究构架中三足鼎立的重要一鼎（另外两鼎分别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宏观研究与中国语文的文学传承研究——笔者注），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

　　昔日老师，成了我的博导

　　我于1982年初毕业后留校。在校图书馆短期任职不久，之后便考上钱谷融先生的研究生，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硕士学位。虽然还留在华东师范大学，却很少见到王老师了。他先是担任中文系副系主任，后来又调任校教务处副处长，工作繁忙，余暇极少，以前我大学时代还见过他打乒乓球，此时及此后再也没见过他有此闲暇了。1986年夏，我研究生毕业，调入中文系任教，兼任现代文学教研室秘书。那年初秋的一天，教研室搞活动，年事已高的中文系元老、著名的现代作家许杰先生拄着拐杖来了，事务缠身的教务处副处长王铁仙老师也来了，我们教研室同仁高兴地在一起合了影。这张珍藏在我的影夹里的珍贵照片，成了我与母校中文系之间扯不断的永久链接。

　　不久，王铁仙老师升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分管人事工作，他的公务更忙了，正如他在散文《独处》中自述：“我在公务之余，主要是做不轻的家务，和作为教师的更不轻松的本专业的业务。休闲之类，很少有时间”，而“‘三务之后，常常已是半夜三更，人很疲乏”。他说自己其实不喜欢热闹，“整年整月在热闹场中，熙熙攘攘，情绪昂扬，则会失去清明的头脑，有变成一窝蜜蜂、一群绵羊的危险”。他诚挚地解剖自己：“我爱独处，还是因为有一点难移的秉性。我向来不善于交际，不善于在大庭广众中发言。但当了干部，已有多年，早知开会，讨论以及种种‘公关活动的重要，否则怎么集思广益，办好事情？所以总是硬着头皮，积极参加……但内心是紧张的，吃力的，所以一俟活动结束，到了‘业之‘余，就很想独处，回到‘自我，得到休息……这样‘业和‘余的交替，在我好像是一种必要的周期，不可打乱。”除了当副校长忙于公务之“业”外，他的“业”还在于两个方面的坚持：一是指导研究生的教学，二是继续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并发表了不少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论著，他的长篇论文《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及其意义》《中国左翼文论的当代反思》《从回归走向辉煌》，先后获得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论文类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王老师从1980年代中期后担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导师，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又担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培养了数十名如今已在各所高等院校挑大梁的专业人才。由于教学成果突出，他于1985年获上海市首届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1993年又获上海市普通高校优秀教育成果二等奖。

　　说起我成为王老师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其中经历了一波三折，甚至当时还有人误会他“抢学生”，使他承受了不白之冤。此事虽早已时过境迁，作为当事人，我想还是应该把来龙去脉说清楚，还导师以清白。我1987年底晋升讲师后，教研室交给我一项任务，要我尽快开设一门新课：“台港文学研究”。80年代中后期，以金庸、梁羽生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以琼瑶、亦舒为代表的言情小说，以三毛为代表的浪漫传奇大举“北伐”，不仅打破了新时期“严肃文学”的一统天下，还迅速占领大街小巷的书肆书摊，成为内地大中学生书架上的“新宠”。如何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这些台港文学现象，便提上了现代文学教研室开设新课的议事日程。我不无忐忑地接受了这一教学任务，四处搜寻台港文学资料，于1988年暑期始，如期开出了这门新课，受到学生的欢迎。与此同时，也诱发了我此后由台港文学再扩展至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兴趣。

　　我因研究的兴趣转向台港文学，在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有关台港作家与作品的研究论文，先后收到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等的邀请函，邀请我赴港出席学术会议或进行学术交流。从1988年末开始至90年代中期，我经常应邀赴港作为访问学者做研究课题，少则一两个月，多则三五个月。在查阅文献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内藏有不少抗战时期中国现代作家如许地山、戴望舒、萧乾、杨刚、叶灵凤、萧红、端木蕻良等人所主持或编辑的报刊以及发表的作品，在戴望舒所主编《星岛日报·星辰》版上还刊登过不少延安作家的作品，这些珍贵的资料，当时内地根本看不到，而这正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空白点。但搜寻这些珍贵的研究资料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于是，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赵令扬教授的指点和支持下，又得到德高望重的老系主任徐中玉先生和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卢玮銮女士的书面推荐，我以“中国现代作家在香港的文学创作（1938-1945）研究计划”向香港大学提出了攻读博士学位的申请，获得了校方的批准和录取通知。但由于当时香港尚未回归，又发生了一场大风波，我提交的赴港留学的申请未能获得教委的批准。香港大学校方一再寄给我延期入学的通知。

　　这样一拖就到了1993年。那年我从香港做短期访问学者后回沪，去师大二村看望钱谷融先生。先生问及此事，关切地提醒道：“你就不要再拖下去了，还是在本校念博士吧，反正你是本系的青年教师嘛。”于是我下决心回绝港大，在母校读博。但回沪时已过了博士生入学考试日期，钱先生就跟系里另一位招收当代文学博士生的导师打了招呼，又让我去研究生院办了博士生课程的正式旁听手续。就这样，从那年9月开始，我就一面承担教学任务，一面跟着1993级博士生一起上课，修完了外语、公共课等课程的学分。翌年5月，我参加了1994级博士生的考试。考完之后，成绩如何心里没底。听相关导师说，我的成绩排名第二，他正在争取多招一个名额。这在以前问题不大，偏偏听说当年规定每位导师只能招收一名博士研究生，我觉得自己有点悬。过了几天，接到王老师打来的电话，他说，学校规定每位博导只能招收一名博士生，问我愿不愿意更换导师（那一年每位博导确实只能招收一名——笔者注）。我在电话里说：反正都是我的老师，安排我跟哪位導师我都没意见。事后我才知道：王老师和中文系另一位老师是1993年国务院学位办批准的最后一届博士生导师（有人戏称为“全国粮票”），此后博导的审批权就下放到有博士点的各学校自己掌握了（有人戏称为“本校饭卡”），所以，他能获得国务院学位办批准的博导资格，含金量自然不低。他首次招博士生，虽然报考者也很踊跃，惜乎报考者皆卡在外语、政治两门的最低录取分数线上未过关，所以，“排名第二”的我，就被研究生院“调剂”到王老师门下，成了他指导的首位博士研究生。

　　跟着王老师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虽然身兼副校长之职，每天有繁杂的行政事务需要应对，但每到上专业课的时间，他总是尽量排除干扰，在办公室安静地等候我进门上课。我因已经修完了一年博士生课程的学分，所以进入“王门”之后就直接上博二的专业课。他总是很认真地跟我讨论一些专业上的问题，我交给他的作业，他也会用红笔批阅。我于1996年5月完成博士论文。在论文修改阶段，王老师几乎是逐字逐句替我反复推敲，在论文原稿上他用红笔写出需要修改的意见。6月论文答辩时，我的论文很顺利地获得答辩委员会通过。不久，我的博士论文获得了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提名，虽然最后未获奖，但我一直深深感激导师王铁仙先生的精心指导。

　　从大学副校长到总编辑

　　在跟随王老师做学问的同时，也逐渐认识了他的处世为人。他勤勉敬业，仍是书生本色，更喜欢安安静静地做学问，写文章，但身不由己地担任了副校长，又分管人事这一摊工作，那年月，分管人事就会涉及全校教职员工的职称评审、晋升及加薪等既繁杂琐碎又易得罪人的事。我读博期间，就亲眼看见过他正讲着课，有人直接冲到他面前情绪激动地向他反映职称评审中的遭遇。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这样的事并不稀罕。身为副校长，他在其位谋其政，尽自己所能接待每一位找他谈话的人，耐心地向他们做好政策解释工作，颇费口舌，日复一日，该是多么不易。比较我的两位导师为人处世的风格：钱谷融先生一生从不愿意担任行政工作，1952年他从上海交大调来刚组建的华东师范大学，本来是要他担任图书馆馆长的，可他执意不从，只愿意教书，所以一辈子从未沾手过行政事务。王老师和钱先生的性格截然不同，钱先生崇尚魏晋风度，闲云野鹤，自由洒脱，不愿身心受拘束;而王老师则兢兢业业，克己奉公，坚持原则，为人内敛拘谨，所以只好委屈了自己。这大概由于他们各自具有不同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以及性格迥异使然：钱先生那一辈欣赏的是刘义庆《世说新语》一类记载魏晋时代风流倜傥的士人遗风;而王老师这一代则是从小迷恋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立志要成为保尔·柯察金那样“回首往事时，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的自律自强的人。我想这也同他身上遗存着瞿秋白烈士甘愿为理想而献身、为信仰而牺牲的家族基因和家教门风密切相关。他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为亲属、为自己的学生谋取任何私利。我作为他的学生，博士毕业后晋升副教授也是当时学校有“博士单列”的政策而解决的。他后来多次找我“合作”，是在他卸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之后。

　　21世纪初，王老师终于摆脱了学校领导的行政职务，转而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直干到按规定退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出版广受欢迎的教辅类读物而声名远播，无论是社会影响还是经济效益，在上海高校出版社中皆名列前茅。王老师在出版社总编辑任上，同样是全力以赴，未敢轻松。据我所知，他干了几件不应被忘却的“实事”：首先是主编上海市二期课改高中语文教材，这套教材从高一至高三，分学期共有6册，并且还分为“教师用书”与“学生用书”两种，共12册。作为这套书的主编，王老师迅速从中国现代文学的资深学者转身为提升中学生语文水平而耕耘的辛勤园丁，他觉得自己义不容辞。他在《中国语文》《中文自修》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畅谈有关二期课改高中语文教材的编选构想与实施意义，如《上海高中语文新教材——整体性阅读提升语文能力》《高中语文教材：从试验本到试用本》《文体单元的编写意图及其他——以高一、高二第一学期教材为例》《中学语文问题随感三则》《整体感悟和综合运用》《努力构建写作基本能力的训练系统——介绍上海高中语文教材（试验本）的“写作”部分》等。在《上海高中语文新教材——整体性阅读提升语文能力》中他指出：“新教材选择了更多的时文。教材内容具有时代感，无疑是培养学生现代意识的需要，而且也是贴近学生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前提，易与他们产生共鸣，有利于他们的接受。时代感和人文性常常是一致的。”他所说选入的“时文”，包括不少当时深受读者喜爱的文学作品，如梁衡的《跨越百年的美丽》、毕淑敏的《我很重要》、铁凝的《哦，香雪》、赵丽宏的《假如你想做一株腊梅》、巴金的《〈激流〉总序》、蒙田的《热爱生命》等等，这些课文很快也受到了中学生的喜爱。

　　我之所以知道他主编这套新教材并答应“合作”，是在2002年初夏的某一天，突然接到王老师的电话，说有急事找我去“救火”。我赶到出版社，得知原先由中学语文教师写的“教师用书”中的“课文导读”，他觉得未能较好地领略原文的精髓，写得让他很不满意，只能推倒重来，另起炉灶。由于9月开学就要使用新教材，时间紧任务重，他请我帮忙写几篇“样板”以便让其他人作为参考。我诚惶诚恐地接受了任务，在规定时间内把文稿交到了王老师手中，受到了王老师的表扬，这时他已不仅是良师更像是益友。此后，我参与了这套新教材全部6册“教师用书”中“课文导读”部分的撰写。后来这数十篇“导读”文章先后发表在《名作欣赏》杂志上，有些还被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名作欣赏精华读本》中。其实，我只是遵照王老师在“教师用书”的前言中对“课文导读”的明确指导行文而已：“课文导读，是关于课文重点、特点或者难点的整体性解读。解读力求站在文化或哲学的层面，从特定的时代氛围和历史环境入手，理解文章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把握文章的表现手法。其主要内容大抵包括文题涵义、写作背景、内容概要、文脉思路、文章主旨、语言风格、表达技巧等。”已经把“导读”的要求说得再明白不過了。

　　几乎与此同时，他还主编并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新时期文学二十年精选”丛书，分为短篇小说卷、中篇小说卷、诗歌卷、散文卷、话剧卷等。他在前言中说：“新时期文学已经走过了二十年的路程。它最初是在一个伟大的政治变革和思想解放运动中产生的，尔后在急剧而复杂的经济、文化的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在外国文化和文学的强大影响下演进，从而呈现出当代未曾有过的宏阔多变，色彩斑斓的图景。新时期文学，是指我国1977年以来的文学，它是一个延续到今天的开放性的概念。本书所选的作品，到2000年发表的为止。本书在选文上，是用美学的、人学的以及历史的观点，来衡量上述二十余年来的作品，而选入各种思潮流派中有代表性的、有价值的、又在社会上或文学界产生过较大的影响的作品。”我虽然未参与这套丛书的编选工作，但在此丛书出版后，写过一篇书评《新时期文学二十年的整体检阅》，发表在《新民晚报·读书乐》版。

　　他找我再度“合作”是在2003年前后。他与时任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王文英所长共同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文学学卷》。这是当时上海社会科学界与高校合作编撰的一套社科类学术丛书，《文学学卷》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本，动员了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及上海一些高校的学者分别撰稿。王老师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这部分交由我撰写，期间他召集我们开过几次文稿讨论会。我在2004年完成了4.5万字的初稿。两位王主编最后统稿花了不少心血，尤其是王老师撰写的序言，提纲挈领地梳理、总结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百年历程，气势恢宏，理论的深度与视野的广度相互映衬，显示了撰稿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深学者的理论素养与学术眼光。这本厚达五百页的著作于2005年9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受到好评。“全书以翔实的资料综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学百年变革和发展的历程，分述了中国文学学各分支学科在二十世纪的发展与主要成就（其中含美学研究），概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学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论争，介绍了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机构，社团、报刊、中外学术交流及丛书和工具书出版的情况;书末附录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学发展大事记。是一部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学的发展进行全面系统总结的学术性著述。”后来我把自己撰写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这部分做了修改，分成几篇论文在《学术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尤其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其中一篇《海外华文文学理论研究的开端与突破》，经90岁高龄的徐中玉先生审阅后发表在他主编的2004年第2期《文艺理论研究》上，给我这个已离开母校调任他校任教的昔日学生以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当然，没有王老师当初把撰写任务交给我，也就不会有后来这些学术论文了。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2008年1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老师的学术专著《中国现代文学精神》。这本书可以说是王老师多年来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结晶，学术纯度相当高，得到了著名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先生的称赞：“看得出在他已是积贮有素，含蕴甚久，绝非率而之作。”正如有评论家所言，多年的学术积淀“使该著呈现出严谨、扎实与深入，呈现出王铁仙先生一以贯之在人学与审美中探究文学精神的思路与努力。”2010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登载了他的长篇论文《两种中国文化传统：区分、辩证与融通》，他指出：“中华民族到了今天，有两个文化传统，一个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古代文化传统，一个是五四开始形成的新文化传统。如今一提文化传统，只讲古代文化传统及其价值，忽视甚至否定五四开始形成的新文化传统，不利于推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古代文化传统源远流长，蕴含丰富深厚的文化学术成果和许多正确的、合理的思想观念和可贵的民族精神。”这篇论文在当时引起了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关注与反响。

　　2010年6月，由杨剑龙师兄等在上海师范大学筹划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文学传统”学术研讨会，主要出席者是王铁仙教授历年指导的硕士、博士毕业生。众多“王门”弟子济济一堂，用宣读论文的方式除了向导师致敬外，也意味着王老师数十年专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之“业”后继有人。记得王老师专门在会上讲了他多年来治学的经验和体会，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搞学术要耐得住寂寞和孤独，不要被身边物欲横流的花花世界所引诱。古人云“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其实，搞学术也是这样，定下目标后，就要不抛弃不放弃，认定青山不动摇，只有这样，才能做好学问，写出好文章。后来，他又把这段讲话专门打印出来，赠给每位“王门”弟子，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王老师年满花甲之际写过一篇散文《人生不老水长流》，其中所言，“当日后‘回头看时，可为自己的成败算一笔账，甚至你离世之后，其中的‘成就，还会在人间如水长流。”转眼二十年过去了。今年2月21日已是王铁仙老师八十寿辰。我在寒假里拉杂写下这篇纪实散文，谨以此作为对这位令人尊敬的良师兼导师的寿礼。虽然绵薄，也是心意。

　　认识王铁仙老师40余年，我最深切的体会是，无论多忙多累，跟王老师相比，学问之“业”可不敢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