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1年2月5日清晨5时12分，国家一级摄影师、上海电影制片厂原厂长朱永德去世，享年78岁。当年，由他掌镜的《牧马人》《咱们的牛百岁》《高山下的花环》等影片曾获得文化部优秀故事片一等奖、大众电影百花奖等众多奖项，至今仍是屹立在中国电影领域的丰碑。在他去世前，他的同事兼同学、著名剧作家陆寿钧撰写了本文。遗憾的是，朱永德先生生前未能读到本刊。在此刊出，且作“悼文”。

　　壹

　　2020年7月22日上午，我按常年来的生活习惯，写作三小时后，给老朋友们打打电话，互通讯息，彼此问候。都是年至耄耋的幸存者了，只能以此来体现几十年的友情。今天的第一个电话，是打给老同学、老上级、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上海电影电视（集团）公司总经理、上影集团总裁朱永德的。

　　打此电话，也因一事触发我。昨天遇到上影尚未退休的一位老职工，谈起我在《上海采风》上为老上影人写的文章，他恳切地建议我该写写朱永德了。他说，不久前，朱永德前来上影老年活动室关心老上影人的退休生活，偶遇他时，非常亲切地与他聊了好一会儿。他是搞后勤工作的，以前与朱永德接触不多，但这位老领导却仍然记得他和他的工作情况，让他很感动。我与这位老职工较熟，他看人入木三分，嘴巴不肯饶人，却从他口中说出这些话来，让我也十分感叹。最后他还叮嘱我：“朱永德是为上影做了不少工作、作出过不少贡献的，老上影人心中自有一杆秤，你真的该代表大家，好好写写他！我见他人瘦了不少，你遇到他时希望他多保重身体。”我想，我给朱永德打电话时转述他这些话，不知能否捎去一丝欣慰？

　　“我现在在医院中，刚开过刀。”这是朱永德回答我的第一句话。

　　我忙问：“什么病？”

　　“肺癌。”

　　他回答的声音很低，我又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一下听成了“茧眼”，便笑道：“茧眼进医院开什么刀，找个扦脚师傅扦掉就是。”

　　他用普通话放大了声音重说一遍：“是肺癌，不是茧眼。”再用上海话告诉我，他肺上长了一块1.5×1.3厘米的坏东西，上星期五动的手术。这家医院的肺科主任明确告诉他是恶性的，治疗方案要经化验后再定。

　　我一下被惊呆了，然后忙说：“你住几楼几病室？我马上来看你。”我知道他的医保单位是哪家医院。

　　他却仍如以往那样，平静地关照我，千万别去，也不要告诉任何人，现在疫情期间，医院管得紧，谁去看望都难，还是各自保重为好，而我转述的那位老职工的话，对他来说，是“探病”的最好“礼品”，让我代他谢谢那位老职工……

　　贰

　　朱永德生于1943年，比我小一岁。1959年，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创办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摄影系，那时他刚过16岁。我6岁上小学，一年不拉地读到18岁高中毕业，1960年考入该校美术系，他成了我的“学长”。我至今都不明白他这书是怎么读的？

　　那年，我的一位老乡、画家朋友来校看我时，朱永德在学校附近的西郊公园给我们拍了好多照片，都是他亲自洗印和放大的，分文不收。我已记不起那时怎么与这位比我小一岁却比我高一届的不同系的学长相识并让他主动为我做这些事的。老来我问过他，他也记不起了。那时还没有数码摄影技术，没有可拍照的手机，在平常生活中，能有照相机在公园中拍下好多照片，并能洗印放大，让我在老乡、朋友面前争了脸。我哪会想到，30年后，他能成为上影的领导，支持我编辑、撰写了不少投产的电影剧本，为家乡争了脸。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

　　人生的经历，常如在梦中。弹指一挥间，我们已朋友一场60年……

　　朱永德于1962年被分配進当时的天马电影制片厂工作，我则是1963年进的天马。大家都叫他“小朱”，却叫我“大陆”。我跟着大家叫他“小朱”，他也跟着大家叫我“大陆”。

　　我们都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内，是邻居，只有一板之隔。跟他同室住的有位将近退休的摄影机械员，五短身材，力大无比，晚上我们常听他讲电影厂内的故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有一次他讲到盖叫天到厂里来拍戏曲片，这位老师傅对比他年长好几岁的“活武松”有点不服气，在摄影棚内拍摄间歇时，在众人的起哄下，盖叫天也乐意略显身手：他站定了，让那位老师傅用手掌去推他。老师傅用足千斤之力去推，盖叫天却纹丝不动。而反过来，由盖叫天出手时，他先问一句：“站定了吗？”老师傅气壮如牛地吼了一声：“站定了！”却只见盖叫天轻轻一运手掌，那位老师傅一下被轰出几米之外，又正巧落在盖叫天休息用的一张沙发中，丝毫未损。

　　事后，小朱问我：“他俩之间，你佩服谁？”

　　我说：“我都佩服。”

　　他却由衷地告诉我，他更佩服他的那位室友。我没问他理由，我理解他的想法。

　　小朱出身自浦东农村的一个贫困家庭，又从小丧父，母亲抚养他们姐弟四人长大，实为不易。除了他大姐为了帮助母亲维持家庭生存而过早工作外，他的小姐姐、弟弟都考上了大学。他的思想感情永远“定格”在普通人一边，尤其是对不服输、敢去争口气的普通人，更为敬佩。

　　小朱作为贫下中农子弟，人又聪明能干，进厂后很快就成了重点培养的对象。“文革”前，就跟着老校长、老局长张骏祥去大庆油田拍摄大型纪录大片了，且是中央交下来的任务。从1976年开始，他独立、合作摄影的影片有《难忘的战斗》《新风歌》《风浪》《海之恋》《牧马人》《飞来的女婿》《咱们的牛百岁》《日出》《高山下的花环》《紫红色的皇冠》《开天辟地》等，其中，上下集《日出》的摄影，荣获了上海文学艺术奖中的优秀电影创作奖。与他合作的有汤晓丹、谢晋、鲁韧、赵焕章、于本正、李歇浦等第三代著名导演，其中不乏经典之作。

　　由于他在编、导上也很有功底和想法，厂领导有时也会派他到新手导演的摄制组去担任摄影，也可在完善剧本和导演创作上出点力。照此发展下去，他该在电影艺术创作上前途无量。他一直想当导演，但据我所知，他的心气还并不止于此。

　　“文革”中期，集体宿舍内的“光棍团”的“团员”们早已纷纷离“团”成家，我与小朱“留守”到最后。工宣队、军宣队调整厂里集体宿舍时，我俩曾被安排到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室中居住。小朱的动手能力特强，他利用废弃的木料，敲敲弄弄，把小室安排得有条不紊。他给我的感觉，是个永远停不下来的人。晚上，在聊起各自的前途时，我因祖父、父母都是语文老师，所以从小喜爱文学，如今却只能在摄影棚内画天片，心有不甘。加上我在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学习时，得过肺结核，肺上有两个结核球，随时都有可能会爆发，身体很难适应此工作，要说“梦想”的话，只要能让我转行去做文字工作，我就心满意足了。而贫下中农出身的小朱，却笑我“小农经济意识”。确实，他的“格局”大得让我想都不敢想，他常在考虑的是该如何搞好上影。

　　上影恢复生产后，他有段时间被派去搞新闻纪录片的摄影兼编导，见多识广，各类“权威”在他眼中也不过如此，他常会给我讲他所见所闻的那些靠造反起家坐上高位者们因无知而闹出的笑话。我只有听讲的份，有时也会替他想想：你故事片都未拍过，拿什么去搞好上影？如今想来，还是“小农经济”的思维。

　　在以后的十余年中，小朱接连拍了好多故事片后，他的才华和能力终于得到了组织上的赏识，相信他能为上影该作出的贡献不止于此，于是从1987年，他44岁起，他被先后委任为制片人、办公室主任、第一创作室副主任，到副厂长、厂长。我则在“文革”后，如愿以偿，被调往文学部任编辑，认真地一件件为他人作“嫁衣”，我也心满意足。

　　叁

　　在小朱成为上影领导之前，我们交往不多，都在各忙各的事，编辑与摄影难有交集。20世纪90年代，小朱当上了上影副厂长分管创作生产，我因是文学部的领导之一，为剧本事，我们又开始接触起来，但我们已成了上下级的关系，我只有接受他交办任务的份。小朱对我从未摆过官腔，还信任地点名让我去处理一些棘手的剧本，我也知趣地从未找他去叙过旧，或存一份非分之想。

　　这期间，小朱风风火火，忙得不可开交。在我眼中，由于当时上影一把手于本正的信任和放手，小朱作为他的副手，在分管上影的创作生产中，是为上影作过很大贡献的，也显示出了懂行领导的优势和他本人的才华。在这四五年的时间内，上影所摄制的《假女真情》《月随人归》《开天辟地》《清凉寺的钟声》《情洒浦江》《烛光里的微笑》《留守女士》《阙里人家》《走出地平线》《女大学生之死》《画魂》《第一诱惑》等优秀影片，都洒有小朱的心血。这期间，上影每年都要投产近二十部影片，有时还会超出。在样式上，各种类型都有。在内容上，“红色文化”与“海派文化”共存，继承和发展了老上影关注普通百姓生活、敢于触及时弊的优良传统，并紧跟改革开放的时代步伐，开展了以上影为主与海外合拍影片的业务，由于小朱无“官腔”，讲“双赢”，海外影片投资商都愿与上影合作。由于每年投产的影片多，中青年主创人员都得到了实践、锻炼和机会，为上影储备了不少创作人才，可谓进入了“良性循环”。

　　那时，于本正与朱永德也可谓“最佳拍档”。老于在创作生产上把控严格，宁缺毋滥。小朱尽量争取“百花齐放”，有栽培的可能，尽力扶植。由于老于的大度和小朱的力争，结果常会相得益彰。他们在资金的把控上，坚持“开源节流”的原则，对任何人哪怕是对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也铁面无私。那段时间，在徐桑楚和吴贻弓打下的基础上，上影的创作生产红红火火，不但有所拍影片的数量和质量为证，在老上影人的心中也有一杆秤。

　　在这期间，我所执笔创作的《烛光里的微笑》以及与汪天云合作的《第一诱惑》两个电影剧本，能投拍并得了不少奖项，是与小朱从头至尾、自始至终的支持密不可分的。对这两个剧本要否投产，厂领导班子和艺委会曾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如要拍这两部片子，投放市场后肯定会赔本，这对于上影厂和我都不利（我相信，他们是从上影和爱护我的角度出发的）。二是小朱与吴贻弓、马林发、张元民等局领导、艺委会成员认为，从社会效果的角度考虑，该拍这两部片子，尤其是后者，那是市委宣传部抓的重点剧目。至于经济效益，后者的问题不大，有市委宣传部和宝钢的支持。前者投拍成本较小，就是赔本也赔不大，以小博大，值得。而主要问题还是应该鼓励作者根据艺委会的意见，把剧本改好，剧本好了什么都不怕。

　　在修改剧本到定稿投拍的这一过程中，小朱花了大量的心血，甚至连导演的分镜头剧本他都关心到了。对此，他从未对外宣扬过，只有我们这些当事人心知肚明。而在投拍时，对饰演主要角色演员的选择上，他也起了不少作用。《烛光里的微笑》如没有宋晓英的出色主演，《第一诱惑》如没有奚美娟、焦晃、达式常等好几位电影表演艺术家的支撑，很难说会获得以下奖项：《烛光里的微笑》获第十二届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最佳女主角奖，第五届中国儿童少年电影“童牛奖”荣誉奖，第十五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四名，1998《当代电影》国产十佳影片奖。《第一诱惑》获1993年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故事片奖，第二届长春电影节银鹿杯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影片奖，1994《当代电影》国产十佳影片奖最佳影片奖，金鸡奖最佳剧本奖提名，大光明杯最佳剧本奖。

　　让压在我心上的石头能落地的是，这两部片子投放市场后，在社会效果和经济效益上都获得了双丰收。不然的话，我这个老上影人真难以向全厂职工交代。让我永远难忘的是，在所有支持过这两部影片的众人中，切实具体的工作，小朱做得最多，而他的压力肯定会比我更大。事情做好了，在获得众多的荣誉中，他从未占到过一点，也从未在我面前表过功，只是眯着他两只小眼，替我欣慰……这种在为“搞好上影”中建立起来的友情，我会珍惜一生。

　　在这段时间里，小朱在上影的创作生产中扶植主创人员上，所作出的贡献远远不止对我、对以上两部影片，他对大家、对所有的影片，都一样热情地关心和支持。看得到的就有一个突出例子：199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上影要投拍《开天辟地》，从剧本层层送审到通过获准开拍，到“七一”前定要在全国放映，时间非常紧迫，一切都得万无一失。组织上委派小朱去摄制组全程蹲点，負起全责，抓好这部献礼片。他没有辜负众望，使出全身解数，得以让这部献礼片按时、高质地顺利完成，为上影争得了极大的荣誉。

　　1993年，老于在上影厂长的位子上退下后，局长吴贻弓短期兼任过上影厂长，开启了上影转制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后，就由小朱任上影厂厂长，并组建上海电影电视（集团）公司，任总经理。我们老同学们可不好意思再叫他小朱了，就我来说，若叫他“朱厂长”“朱总”，那是怎么也叫不出口，觉得这样一叫，就由我把几十年的交情拉开了距离。我们见面时，他仍然叫我“大陆”，我尽量不加称呼，万不得已时，按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叫法，叫他“朱老板”。他退休后，我又恢复了“小朱”的叫法。

　　肆

　　小朱主政上影后，做了几件大事：

　　——比如深化了上影体制的改革。除管理人员之外，把其他的职工都推向市场，保留厂籍和档案工资，只发最低生活费。原有的二级公司全部“断奶”，只要能自负盈亏拍摄影视剧都可申请自建二级公司。推向市场的职工在公司内外拍片，要由摄制组缴一定数量的劳务费。二级公司拍片用上影厂标的要缴厂标费，办公借用厂房的要缴房租……总之，一切都在向企业管理化进展，谁都应该为上影的生存和发展承担一份责任。现在我们才明白，这是改革开放的大势所趋，上影必须与时俱进。但在当时，因为老上影人捧惯了“铁饭碗”，一下难以适应，意见很大。后来适应起来了，大多感到这下对个人的发展来说，也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和空间，较大程度上解放了电影创作的生产力，在收入上也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

　　——比如抢先着手组建上影自己的发行公司和院线，大大提高了影片发行的回收度。这个有利于电影产业生存和发展的政绩，是上影人有目共睹的。也多亏上影抓住机遇，先走一步，院线的收入至今仍是经济来源的一个大头。

　　——比如抢先建立了以老上海场地景为主体的车墩摄影基地，不仅方便了自身有关影视剧的拍摄，而且也为全国有关影视剧的拍摄提供了方便，又为观众们提供了参观的景点，并为上影经济来源又添加了一个可贵的增长点。

　　——比如花大力气创立了数字摄影公司，想走在人家前面，取得经验后再迅速推广。他的超前思維和所采取的措施，现在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比如在电影创作生产面临“瓶颈”的艰难困苦下，小朱仍然不忘电影厂的主业和该有的对社会的贡献，拍出了《生死抉择》等轰动全国的优秀影片，让上影在深化改革和创作生产上，仍在全国电影企业内占有前列的地位。

　　如此等等。

　　在电影体制的改革、开展多种经营和坚持多拍好影片为主体上，当时的上影成了全国影业的“领头羊”。历史已经证明，如建立自己的电影发行院线和拍摄基地这样的大事，当时不抓住时机去想方设法抢先实施，以后再想去做的话，不但成本会越来越高，其他的难度也会越来越大。可惜没有给小朱更多的时间去把有些没有做完的事做完、做好，2003年，他年满60就按时退下了。

　　让谁都难以意料的是，就在他退下时，一件经济大案把他搞得昏天黑地：有人冒充他和他儿子的签名，贪污了上影的巨额公款后外逃。由于此人作案手段“高明”，一时真假难辨，罪责难分。于是一时也就传说纷纷，小朱难免被污名化。后虽多亏公安方面查清了事实，在小朱的协助下，把罪犯捉拿归案，但在旁人看来，在这个过程中所显示出小朱用人不当的问题，确实也够他难受的。

　　小朱沉闷了很长一段时间，写下了一篇很长的自检和申诉材料，承蒙他对我的信任，给我看过。我明白，他是想对我这个老友有个交代。我对他说，我自始至终不相信你会去参与此类上不了台面的丑事，给我看什么？以后接受教训就是！他苦笑笑说：还会有以后吗？

　　有幸的是组织上看人还是明智的，仍让小朱担任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和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的领导，退居二线后不拿分文报酬，却继续发挥余热。我知道，他是个喜欢干实事的人，没有事干会把他闷坏的。大多数的老上影人也还是信任他的，劝他还是回到这个群体中来，大家一起高高兴兴地过好晚年生活。

　　于是，小朱北京、上海两地来回奔波，把北京的工作干到了70岁，无名无利地做了好些不为人知的有利于电影创作生产的好事。

　　于是，小朱到了不少老上影人家去拜访请安，他的诚恳，消除了一些人心中的意见，乐意把他看作以前的小朱，从心中接纳了他。

　　伍

　　有件事让我非常感动：我在71岁生日前，刚从北京接受了一个重大的创作任务回沪后的一天晚上，突发心肌梗死。我在被救护车送往医院的路上，让老伴给北京的有关领导打手机，告知我已无法完成这个任务，赶快另换他人，以免影响进程。想不到我刚进急诊室不久，小朱就匆匆赶来了，他说，他接到了北京那位领导的电话，一定要把我抢救过来。我嘴上说“你来就能把我抢救过来了？”心中还是暖暖的。

　　他不仅对我，对老上影的老同志们都如此，谁生病了，他就会去看望;谁病故了，就会去送行。作为一位退下来的正局级干部，能做到此，是不容易的。所以，他病了，关心他的人也很多。

　　小朱退下来后，一直有个心愿，想把他所经历的上影这段历史详细地记录下来，对上影作出自己最后的贡献。无奈他在干摄影时落下的腰脊、颈椎病爆发出来了，并严重影响了他的右手，连吃饭夹菜都困难，何谈写字。他跟我一样，不会用电脑码字，为了恢复右手写字的功能，硬是冒着如手术不当可能有瘫痪的危险，连开了两刀。虽腰脊、颈椎的问题有了好转，但右手的功能恢复不大，他接着又在右上臂上连开了两刀。所有的手术，都是他自己签字画押的。

　　在小朱颈椎开刀时，有位上影的老同事去看他，他们谈起我在《上海采风》上为老上影人所写的那些纪念文章时，小朱突然说道，他相信如果他怎么了，大陆也会为他写篇实事求是的文章的。那人听了心中很难受，电告了我此事。我听后，心中也不是滋味，但求小朱是在开玩笑。而我去电求证时，他却认真地回答我，确有此事，他这次开刀，是作了最坏准备的。我敬佩他的勇气，为了要给上影留下他所经历的那段历史，敢如此冒险，我认真地告诉他，我曾两次心梗，已植入了四个支架，不知哪一夜睡下去就醒不来了，你五脏六腑都好，希望你右手的功能很快恢复过来，待到那时，我也相信你会为我写“悼文”的。说得有些伤感，两人却在电话中大笑起来。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如今小朱的肺也出了如此大的问题。2020年7月27日晚，小朱来电，仍然是那么平静地告诉我：经三家医院分别化验鉴定，结论一致：属肺癌中晚期，且已有淋巴扩散。我听后，沉默了一会说：事到如今，该让上影的新领导知道此事了吧？他说，他会处理的，仍叮嘱我别“扩散”，免得大家去看他。去了，也难进病房。

　　次日，好几位老上影人纷纷给我来电，告诉我小朱的病情，而且都说得非常详细，还问我知道吗？我很惊奇，问他们怎么知道的？原来，在昨夜，小朱在老上影人的通讯群中，发了一篇“告亲朋书”。大家都知道我不用手机，就在来电中读给我听，内容有三项：一是毫无隐瞒地如实告诉大家他的病情;二是在当下疫情中，谁都不要去看他，去了也难进病房，各自保重为好;三是秀了一下老伴对他的关怀，让大家放心。一切都显得非常坦然，包括他所写下的“听天由命”四字。这就是他对我所说的，他会“处理”的。

　　小朱在进入放疗前，曾亲自办好了手续，让他以前的一位副手，陪我一起去与他见面。那天，倾盆大雨，进了医院后又遇到了不少麻烦，才总算被允许进入电梯，小朱早在电梯口接我们了。

　　我俩原以为他有什么事要对我们说，但他把我们迎入他的单独病房后，只见他谈笑风生，仍如往常一样，兴致勃勃地叙旧忆往。我们当然也乐得如此，都是年至耄耋的人了，那些连自己都骗不了的“安慰”话，谁都未说。面临着“听天由命”的现实，往昔的一切恩恩怨怨也都不在話下，还是坦然笑迎为上。如果说他把我们找去有什么正经的话要说的，也只说了一句，他希望我的副手去向有关方面反映，做好对还在世的老电影艺术家们的抢救性记录。我们告诉他，这些事，有关方面早已在着手进行了，让他放心。我们也希望他好好掌握自己的命运，既要听医生的话，安心治疗，又要防止过度治疗，适得其反。他向来精明，当然听得懂我们的话。临别时，他又坚持要把我们送到电梯口，在电梯门关上的那一瞬间，彼此都以难以言表的眼神告别。

　　在电梯中，那位一直忠心耿耿协助小朱干到小朱退休的副手，由衷地赞叹道：“说句良心话，朱永德在工作中虽难免也有失误，但他确实一直在为搞好上影拼命工作。”在送我回家的路上，他又给我讲了不少相关的动人故事。

　　小朱经过了两个多月的放疗后，于2020年10月下旬的某天，给我来电，告知我，他心血管也出了问题，一直感到胸闷气急，经诊断为严重堵塞，且局部有硬化、钙化现象。我一听，不跟我当初心肌梗死时的情况一样吗？这就麻烦了！他放疗后，身体如此虚弱，免疫力又差，如要像我那样动手术植入支架的话，他能过得了这关吗？他也跟我说了实话：他在发现肺的问题时，倒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感觉。而这次，他才感到死亡怎么如此临近。他连妻、儿都未实情相告，怕吓着了他们……

　　手术决定在10月27日一早进行。那天，我在家中焦急地等待着他的消息。9时左右，他打来了电话说，刚做完心血管造影，只堵塞百分之二十，根本不用装支架。虽然虚惊一场，但彼此都很高兴。于是，他又进入了肺癌术后的第二阶段治疗。据说，疗期要一年打底……我真难以想象，这一年他又怎么过？

　　让小朱得以宽慰的是，老上影人都在关心着他的病情，由衷地祝愿他能战胜病魔，早日恢复健康，回到老上影人的群体中来，一起欢度幸福的晚年。不少人还为他惋惜：如不当这个领导，一直在干业务的话，非但不会生发出那么多的事和气来，还会获得好多荣誉。而我则认为，他在任上为上影所干的那些实事，无论对他个人和上影来说，价值应该更大。更为可贵的是，他从未忘记要搞好上影的初心。一切自有公论，在庆祝电影诞生一百周年时，国家广电局在全国电影界表彰的优秀电影艺术家的名单中，小朱也名列其中。

　　补记

　　此文我赶在小朱化疗前，托他儿子捎给他审阅。我知道，化疗的副作用极大，后果又谁都难料，他又一直有这个愿望，想知道我这位相交60年的老同学、老朋友是如何评价他的。我得如他之愿，更希望此文能给他一点宽慰，去战胜病魔。

　　我送去的是手稿，说明在他生前写出，是送他留作纪念的，他肯定会活得比我长。当天晚上，我就接到了小朱的电话，他告诉我，稿子他已看过，朴实无华，重事实不吹捧，如我愿意发表他没意见。我考虑再三，还是没把稿子寄出，一直希望在他恢复健康后再发。

　　想不到在化疗中，他的病情急转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