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寿钧

　　“文革”后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为全厂的创作生产提供一剧之本，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深化改革中被撤销编制的这近20年内，一直为全国电影厂的文学部所尊重。它的所在地“永福路52号”，在全国第一文学从业者和爱好者的心目中赫赫有名，谁都向往能进入这个“福”地去创作电影剧本。上影在这期间摄制而成的经典之作的剧本，大多诞生于此。

　　那时的上影文学部之所以受“尊重”和被“向往”，是与全体编辑同仁们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专业水准，以及努力工作和任劳任怨的常态分不开的。一个剧本能被通过投入拍摄，要过编剧组、文学部、艺委会、厂领导和导演五大关，在这流程中，编辑要协同编剧做大量工作，哪一关通不过，编辑的工作就等于白做。好不容易五关都过了，名利也全是编剧的，编辑也只是“为他人作嫁衣”。所以說，一位编辑如不具备以上四项德才，是难以坚持下去的。而在这近20年里，上影文学部里的绝大多数的编辑们都坚持下来了，这非常不容易。这里，我向大家介绍一位令我难忘的女干将——陈伟若。

　　伟若大姐虽只比我大几岁，但在我认识她时已有十多年的编龄了。“文革”前她在海燕厂当编辑，“文革”后她在海燕、天马两厂合并成的上影文学部当一个编辑组的组长。她为好多拍成电影的剧本当过编辑，但从未居功自傲过，我尊重她一贯的意愿，不在此一一道来，只想说说我所认识的伟若大姐。

　　我是在“文革”后，被厂领导安排到文学部当编辑的，那时我已35岁。我学的是美术，1963年分配进天马厂后干的是绘景，对电影剧本的编辑工作该属“生手”，加上“文革”中我曾参与写作过一些大批判的东西，有些事还得说说清楚。为此，在分编辑组时，几位组长都没要我，只有伟若大姐主动来找我，欢迎我到她组里去工作。我与她从未有过交往，更不要说交情了，她能在我尴尬时伸出援手，让我非常感动。我怕连累她，苦笑着说：你不怕人家说？她却拉大了嗓门：怕什么？“大批判”大家都经历过，当时不都是响应……我怕她说出一些不合时宜的话来，忙说，好好，谢谢你，我当然愿意加入你的编辑组。

　　于是，我就在伟若大姐的领导和帮助下，开始了我的编辑生涯。我自信只要给我一个安稳的环境，干这一行我不会比“熟手”们差，我绝不会给厂领导和伟若大姐丢脸！

　　伟若大姐从如何选择题材、扶植作者开始，在实践中手把手地教我。当时，她从群众来稿中发现了一个反文物走私的题材，与我一起研读剧本后，她作出如下判断：当时文物走私出国的犯罪现象严重，却还从未有一家电影厂拍过一部反文物走私的影片;虽这个剧本的基础还不成熟，但这个题材值得我们去抓，搞好了，社会效果和经济效益会双丰收。我很认同她的判断，从中学会了判断题材要出新，人无我有，社会效果和经济效益一起考虑，剧本的成活率就大。

　　于是，我们就把作者请来上海。但在我们与作者的相处中，发现他虽能说会道，却存有两个问题：一是他对海关反文物走私的情况不熟悉;二是他对电影剧本的创作也不太适应。伟若大姐当机立断，经得作者的同意，加强创作力量，让我们组内一位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毕业的高才生顾泽民一起投入编剧，由伟若大姐与我当责编，组成创作组后，一起去广东海关深入生活，修改剧本。

　　我们一行四人在汕头、深圳、广州等地有关部门的帮助下，不但收集到了有关文物走私和反走私的大量素材，而且还到检查现场去体验生活，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开始讨论修改剧本。当时，广东那边的生活水平要比上海高好多，根据出差补贴的规定，我们只能设法住招待所、吃大饼充饥。令我欣慰和敬佩的是，伟若大姐总能做到实事求是，非常重视编辑的劳动成果，当剧本的修改遇到困难，我提出的修改方案又得到大家一致认同时，她又让我动手来完成定稿。这个剧本顺利地获得了文学部的通过。

　　上影艺委会和厂领导对剧本的判断大致是比较准确和公正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不时也会有一些文学部提供的剧本被否定，而后由其他厂投拍上市取得很大影响的。我们这个剧本也是其中之一，当上影无意投拍此片时，伟若大姐把它推荐给了潇湘厂投拍，在全国放映后，获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导演很快被提升为副厂长，那位业余作者也被该厂的文学部聘用。顾泽民和我的编剧地位谁都否定不了，而这个剧本的组织者和扶植者伟若大姐却一无所得。她却高兴地笑道：只要证明我对这个剧本的判断，在这个创作流程中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对你们的信任是正确的就可以了。

　　之后顾泽民向编剧发展，参与创作过不少剧本。我则在20世纪80年代中，知趣地安于编辑工作，只是在组织上需要我投入创作时才偶尔干一下编剧工作，到了90年代中，才有机会把精力集中在编剧上。我们都没有辜负伟若大姐的信任，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都在伟若大姐的带领下，在实践中学到了不少为人为艺的常识，以至无论面对怎样的文艺创作环境，都能作出文艺工作者应有的贡献。

　　伟若大姐所领导的这个编剧组所取得的成绩，在当时的上影文学部乃至全国各电影厂的文学部内部都是有目共睹的，这与她对属下编辑们的大度、信任和在关键时刻的切实帮助分不开的。我们组内，有位当时比我还年轻的编辑的情况比较特殊：他是为了照顾年迈的岳父（一位全国著名的老作家），“文革”后才与夫人一起从外地调回上海的。当时，他毕业的大学，还抓住他“文革”中在学校里的造反经历不放，硬要给他一个政治处分。伟若大姐与上影领导一起，考虑到各种因素，按政策把他保护了下来。而他为了照顾岳父，上下班的情况与我们这些每天来坐班的编辑有所不同，伟若大姐也从未有过微词。她认为，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干我们这一行的只要能完成任务就好。这位编辑当然心知肚明，知道该如何去感恩，他借助岳父和夫人的关系，组织到了当时当红作家的好多知名作品，来改编电影剧本，为当时上影的不少经典影片，提供了优质的剧本。这是一般编辑无法做到的。当文学部的领导要去四川开辟稿源时，指定由这位编辑与我一起前往，他也借助了他岳父的关系，联系到了不少作者，组织、扶植成了不少好剧本。其中有一个剧本的题材就是他岳父提供的，我们物色到了当地的两位作者一起合作，邀请伟若大姐当责编，为我们把关。她“高位”低就，非常乐意，从头至尾全心全意地扶植这个剧本前行。后来，由于种种与我们仨无关的原因，此剧本由外厂投拍了，引起了一些风波，她又实事求是地出面作证，厘清了事实的真相，还我们以清白。

　　上影文学部我们这代人中，首批被评为一级编辑的就是我们两人，可惜伟若大姐没能看到，但我们心中都明白，如她活着，只要有一个一级编辑的名额，也非她莫属。她不仅扶植了众多的好剧本，也扶植了我们。可惜那位编辑刚评到正高级职称不久，也得癌症，随伟若大姐而去了。我幸存到如今79岁，还在为上门邀请的编剧、作家们做编辑工作，甘为他人作“嫁衣”。

　　还有一件事值得记录。有一天，伟若大姐严肃地找我谈话说，一位厂领导说我送他一瓶五粮液酒，被他拒绝了。意思是，我想“拍马屁”，而他很“廉政”。伟若大姐双目直视着我，问我有否此事？我听后一时惊呆了。伟若大姐见状态度缓和了些，恳切地说道，如有是很丢脸的，以后得好好注意，洗心革面，如事实有出入，可向她说明，由她去帮我澄清。因为她不相信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她也容不得他人对我们编剧组的人员说三道四，才对我直说的。

　　我听着，逐渐镇定下来，实事求是地说明了事情的真相：我扶植成了四川一位业余作者的剧本，他很感激我，一定要送我一瓶他们四川的特产五粮液，当时的市场价是三元多，算不上什么“重礼”，只是难以买到而已。但我还是谢绝了，我把话说得很婉转：我只是一个小编辑，起到的作用有限，主要是领导的决策和扶植……想不到他接口说道，那你就把这瓶酒送给那位领导吧，也算让我表达了一点心意，不是一个忘恩的人。业余作者的感情大多都很朴素，我难以再用大道理去回绝他，只好对他说要送你自己去送，自己去对他说这番话。他说，他见不到这位领导，无论如何让我帮他办了此事，他也可略微心安。我被这种朴素的感情所感动，只得拿了这瓶酒去见那位领导，原原本本地讲了此事的经过。那位领导让我谢谢那位作者，心意领了，酒是不能收的，我们有纪律，他当领导的应带头执行。

　　这本是一件好事，怎么会传成如今的这个样子呢？

　　伟若大姐听了我的说明并经过了解证实了我说的情况后，拉着我要去找这位厂领导论理。我不愿去，她骂我软骨头。我说，我们不能一起去，一起去了不是明摆着是你告诉我的吗？她说，那你就自己去！我说，我去了，他倘若说，他压根儿不知道这种传谣啊，反问我是从哪儿听来的，让我怎么说？她说，你就告诉他是我说的！我不会说你出卖我。我苦笑道，他会认为我出卖你的。既然他自己没对我“批评”过，我只当此事没发生过就是了。可伟若大姐还是不依不饶，之后还是去责问了那位领导，然后再告诉我是误会误传了，我只是苦笑笑。不过，自此之后，那位领导对我的态度好多了，我们以后一直相处得很好。不久，经过组内的民主选举，我还当上了副组长。

　　我至今都可以坦然地说，我在上影工作了几十年，从未给任何领导拜过年“烧过香”，哪怕是为了分房评职称，都随遇而安。但我永远记着那些有恩过我的人，只是在他们退下来后，才用我的“笔”去谢恩。我当了文学部的领导后，总是牢记着要善待编辑们，他们在一线工作，又没多少相应的权力，要组成一个可供拍摄的剧本是很不容易的。当有人到我這儿来说张三李四不好时，我总是告诉他们，如有人确实犯了过线的事，你可向纪委去报告，由纪委处理;如一般的小事，你可直接与当事人交换意见，这样会有利于团结。我极其讨厌背地里说三道四的人，更讨厌打小报告的人。有那么多精力和时间，还是用在自己的工作上为好。这些，都是与我以上的这段经历有关的，我一直记着伟若大姐对我的信任和维护。

　　伟若大姐是中央政府一位部长的女儿，叔叔又是当时上海市的领导，先生也是当时《解放日报》的副总编，自己也入党多年，且工作突出，但她从未有高人一等的表现，只是待人仗义，敢于直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因为有以上的因素，谁做她的领导，也拿她没有办法，只得让其三分。也因为这个性格，她当不上更大的官，只能长期当个编辑组长。她也自在惯了，随性惯了，似乎从未想过要向上发展，乐意与我们这些编辑“混”在一起。

　　她的饮食习惯很奇特，中午总不去食堂吃饭，一个面包一瓶牛奶，就算一顿午餐。这种饮食习惯缺少蔬菜纤维，可能也是导致她后来患肠癌的因素之一。她得病动了手术后在家养病期间，常邀我去她家打麻将，我就是那时学会了麻将，原意是为了陪她解闷，没有分文输赢，纯然是娱乐，但我看着原本一直风风火火的伟若大姐现在被困在病中，只能以麻将消遣，心中真不是滋味。而她，却仍然谈笑风生，常让阿姨给我们备下一些好吃的东西，希望我们仍与她一起乐。

　　有一次，我恳切地向她建议，希望她写点东西，把编辑生涯中的宝贵经验留下来……她却哈哈大笑起来，说：“我有什么宝贵经验？只是凭良心和常识办事而已！”她反希望我，能像她那样，快快活活地过好每一天。可惜，没多久，她还没到退休年龄就英年早逝了。而我，永远记着她临走时给我留下的两句话……

　　伟若大姐由于她生长在特殊的背景中，有着不一般的性格，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上影文学部内或许会有不同的见解。她的那个性格肯定会得罪过一些人，她的“凭良心和常识”办事在她的一生中也不一定全能做到，就是在绝大多数的境遇中做到了，对“凭良心和常识”办事不以为然的人，仍然会不以为然。她希望大家都能“快快活活地过好每一天”，也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希望的。但我想，对伟若大姐，有一点大家还是应该有统一认识的：她不但工作成绩突出，而且还成就了好些人，却因故世得早，该有的高级职称和诸多荣誉都未得到过，连退休的福利都未能享受到。要说“冤”，她是最大的“冤”。

　　我查阅了1999年版的《上海电影志》，在“人物”的条目和介绍影片的条目中，都没有她一个字的记载。但我知道，在她逝世时，中国电影界的老前辈、老领导陈荒煤和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副厂长、文学部主任孟森辉，都曾为她写过悼文，发表在报刊上，对她的评价很高。懂电影的人还是能懂伟若大姐的。

　　伟若大姐离世已有30余年，当年她领导的这个编剧组的成员，如今还在世的已只有我一人了。虽然我越来越落伍，越来越看不懂当下的电影了，但我仍然怀念着当时的老上影，怀念着与大家一起相处的日子，怀念着伟若大姐，并尽量按她所希望的“凭良心和常识”去“快快活活地过好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