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源兄与我是同龄人，与他相识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那时他已是《文汇报》一位资深编辑，也是沪上中国现代文学、中国思想文化史、儿童文学理论和书话创作的知名作家，可在我眼里他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书友和学人。他爱读书、爱淘书、爱藏书，与我嗜好和志趣相近，所以一见如故，逐渐有了深度的交往。

　　爱书人的情怀和书话写作

　　1999年金秋的一个月圆夜晚，我步入了坐落于上海新华路上的刘绪源府邸，登上七楼跨入屋内拜访，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厅内左右两侧顶天立地的八个大书橱，透过玻璃橱门，发现橱内排列着密密麻麻的五颜六色新旧不一的书籍，估计藏书可达上万册。顿时五颜六色的书像磁石般地深深吸引住了我的眼球，我顾不上和主人寒暄，睁大眼走近书橱，闪电般地扫描起橱内藏书，发现橱中大多为新文学旧平装书：例如，鲁迅《呐喊》、周作人《谈虎集》、郭沫若《女神》、朱自清《背影》、巴金《家》等作品挤满了书橱;同时令我颇感意外的是，书橱内竟然还叠放着数十册泛黄的线装本。“您也收藏古籍线装本？”我好奇地向刘绪源发问。他谦虚地答道：“偶尔也收藏几册清版线装书。在我有限的藏书中，自以为称得上珍贵的大约也就是两三部，其中首推清康熙六年刻板的《钱笺杜诗》。”

　　应当说，在当代学人中，私家藏的清版书并不稀罕，因为这已是当代学人的一种普遍嗜好和雅趣。但刘绪源收藏的这套清前三代刻本《钱笺杜诗》可不是普通版本，而是一套可称得上古籍善本书。杜甫有“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美誉，自宋代起对杜诗的种种笺注便蔚然成风，有“千家注杜”之说。《钱笺杜诗》则是明末清初学者钱谦益，历经三十年，凭借其特有的重考证、详资料的学术精神笺注杜诗集，是影响极大的注本之一，何况其又是清康熙年间著名藏书家、文献学家季振宜的静思堂刊刻本，故无论从版本、文献、收藏价值上讲，完全够格称得上古籍善本了。刘绪源1951年出生，正当他想读书时，遇上“文革”，没书读，想自己收藏线装书就更难了。凭我们同龄人、同样爱书人的直觉，估计他的藏书大多始于1973年后，因为自那时起，上海古籍书店才逐渐出售店内旧藏线装本古书，也使沪上爱书人，有购藏线装书本的机会。

　　那天我不仅欣赏了他的藏书，还得到了他新版的《桥畔杂记》签名本。这是一本1997至1998年期间他写下的“书话、随笔一类的小作品”汇编集。因为他当年所居寒舍地处上海小木桥路的近侧，故取名“桥畔杂记”。他通过对我国现代文学和现代知识分子的研究，发现梁启超、鲁迅、周作人、俞平伯、钱锺书等这群大学问家，都是“通才”。他们做学问从来不拘泥于某一个狭小的领域，而是视野宽广，兴趣广泛，他们做学问，不是从“功利”出发，而是从“兴趣”出发。所以他认为“功利的写作”所注重的，是外在的效果;“趣味的写作”所注重的是作者自己内心的释放，是自己的兴味和意趣。那么学人和作家应该有更多的创作成果，比如钱锺书，他绝不是甘心于一辈子只做一门学问的专家，而是凭着趣味的写作，创作和完成了著名的长篇小说《围城》的出版。这也就是说，凡有成就的作家或学人，他们往往大多数是凭着“趣味的写作”的意念，而创作出许多精品佳作。这大致也是他所揭示和有见识的“小秘密”吧！

　　他是个真正的读书人和爱书人，这在《冬夜小札——刘绪源书话》中就有反映和叙述。如在此书开篇《莫名我就喜欢你》中说：“有些最让我倾心的书，它和你的相遇，就像恋人之间的前世因緣一般……乍见之下，你就是有一种爱不释手的喜悦，灵魂立刻与之发生牵挂。哪怕书价再贵也不在乎了，一定要带回家去，安放在书架之中，内心才会平静。”把爱书人的淘书与读书的绝妙心境，展现得淋漓尽致。

　　刘绪源体形瘦削，削弱的脸型上长年架着一副素色的眼镜，文质彬彬，交谈时还会习惯性地应着“真的？”以及一瞬间带出腼腆神态，使人觉得他真诚和年轻，甚而会误判他的实际年龄。然而在与他握手时，你又会发现他的双手是那么粗大和有力，就像年轮记录下生命的痕迹，带着一种岁月沧桑的厚重。这也许与他早年当过船厂电焊工经历有关，但也就是这样一双看似粗糙的大手，却凭着他的聪明才智，孜孜不倦地精雕细刻、源源不断地创造和编撰出享誉当代文坛的《解读周作人》《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前辈们的秘密》等十余种作品。这些著作中他津津乐道的有周氏兄弟、俞平伯、黄裳等，其中与他真正有交往和友情的当数黄裳。1996年他曾发表过《黄裳先生》一文，在文中他从黄裳叹息“没东西看”聊起，讲述黄裳读书眼界之高，不看报刊上发表的新文章，而读的却是“有关马一浮、陈寅恪、陈垣或钱锺书的书。他毕竟还能找到一些自己的读物。有时则见桌上堆着许多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文学作品，都是保存得很好的藏书”。

　　黄裳是书话高手，自然也是读书人中挑剔者和高手。刘兄很有感触地说道：“这样的读书人，我以为有三个重要的特征：一是读书上瘾，不可一日无书;二是因读多了书而看不上一般的书，则不免有找不到可读爱读之书的苦恼;三是无论看书作文还是自己的人生选择，都极看重趣味二字。前两点已被别人讲透，我觉得最有意味的恰恰是第三点——只有出于爱好长年累月津津有味闲读的人，才是‘趣味的读书者。”他以为黄裳就是这样重趣味的读书人，所以也是高人一筹的撰写书话的高手。黄裳以为他写书话是受了鲁迅的影响，他曾告知刘绪源说：“至于我自己，受到鲁迅的影响要更大些。他的有关读书的散文，都一直是我爱读和学习的范本。”

　　刘绪源对黄裳的长期关注和研究，也受到黄裳的认可。因此二十余年前他被邀请为《黄裳文集》三大册六卷本的特约编辑，1998年该书由上海书店出版问世后，颇受读者和出版界好评。我以为他被特邀为该书特约编辑也是最合适的人选，这主要鉴于他多年来对黄裳文体和风格的深入研究及有所建树的缘故。他认为“黄裳的文体，即那种打破了各类体裁的局限，使各种文类都充满作者的真性情和浓郁的书卷气的写法，是‘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学的一大创造。”他的这一论断也曾得到黄裳本人和文学界的认可。

　　乐于助人及其直爽和真诚的性格

　　说到黄裳，让我想起与黄裳的相识也是刘绪源热心牵线和撮合的结果，也让我再次认识到他乐于助人、成人之美、谦和真诚的优良品行。2003年初，我接到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编辑陈翔燕女士的告知：“翁长松先生，您申报的《名人和书》一书已通过我社审核，请抓紧编写和完成。”刘绪源自获知我又要出书了，不仅及时为我提供他本人的书房照片，还凭借其深厚的文学界人脉关系，主动为我向其他学者和作家等人征集图片和照片，其中就有黄裳、赵丽宏等名人。黄裳本人的那张照片拍得神态自然，喜悦地静坐在书房内，格外端庄清晰，风度翩翩;赵丽宏优雅地坐在书屋里的照片，显得神态文静，令我爱不释手。2004年书出版后，为了感谢黄老，我请刘绪源联系去黄裳府上拜访，他满口答应了。他是个办事认真、极讲信誉的人，对朋友所求是不含糊的，从来说到做到。没几天，他来电告知：“我已与黄老约好， 8月7日下午一时，咱俩一起去坐落于陕西南路上的黄府拜访。”

　　八月是上海最热的季节，骄阳似火，那天又正好赶上高温日，气温直冲36度以上。当我赶到约定碰头地点时，他早已到了。见他满脸是汗，我有点过意不去，想买根雪糕给他降下温，然而他硬是拉住我说：“别客气，还是先办正事！”敲开黄府大门，85岁高龄的黄老已静静地坐靠在沙发上翻书等着我们。黄老上身穿件白色棉质短袖衫，下身穿的是一条崭新的银灰色西式长裤，精神饱满，身体硬朗。黄老见我们来访，就站起来相迎，并叫他的家人拿雪糕招待。这天刘绪源送上他的新著《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我送上的是《名人和书》，并向他致谢，归还了他提供的照片原件。正是凭刘绪源的这次引见，使我与黄老建立了联系和友情，也使我在后来撰写《清代版本叙录》时，也得到了黄老的指导。

　　刘绪源为人直率、爽朗，但有时过于率真和爽朗，却被人误认为冷漠和缺乏人情味。他一度担任《文汇读书周报》副主编，他文友多，所以来稿特多，而且不乏名家来稿，忙于应付，故报社同仁推荐的稿子，也常遭他退稿或要求修改，似乎给人一种太苛刻、太挑剔、太认真的感觉，为此也得罪了不少同仁和朋友。其实，这是他办事认真的秉性，也是为了维护名报的声誉。应当说，刘绪源对老朋友还是较讲究情谊的，比如，他获知我要撰写和出版《名人和书》，就主动为我向名人索要照片等。又如他的朋友湖北知名作家董宏猷也曾动情地回忆道：“我爱书，爱藏书，且一向喜欢黄裳先生的书话，曾留心收集先生文集。1993年，我从报上看见一则先生《清代版刻一隅》之书讯，写信托绪源代购，他却请黄裳先生送了我一本，并请先生在书上题跋，成为珍藏本。”可见刘绪源对书友和老朋友的真诚友情。

　　学术思想上的不俗造诣

　　刘绪源是个有独立思想的作家，他认为写作必须兼具“独至之性”“深情蓄积于内、奇遇薄射于外”，作品必须要有作者至上的独立之精神，“蓄积于内”的真实思想，才能在创作需要时“射于外”，淋漓尽致地将思想学说展现出来。这样的精神和思想在他的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化及儿童文学评论的研究中有着充分的反映和展现。

　　刘绪源著作甚丰，但其最具影响力的当数《解读周作人》《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和《前辈们的秘密》三种。原先他在我眼里是个纯粹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化史的学人，当有人在我面前说他也是儿童文学评论家时，我颇感意外！搞现代思想和文化的人怎么会与儿童文学评论拉扯在一起呢？再说他在我的面前也从没谈起过有关儿童文学的创作或评论问题，多的却是有关名人书话的话题。然而当我读了他的《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后，我的早先的看法转变了，必须承认他也是个够格的儿童文学评论家。在书中他的研究是货真价实、完美无瑕，他总结的“爱”“顽童”与“自然”三大母题，乍看素朴寻常，但你仔细读下去，其思想的光芒和洞见却都会深深地藏入脑海里。从今天儿童文学艺术发展的现实来看，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的儿童文学的三大基本母题，并不过时，而且其最重要的价值不在于母题本身的揭示，而在于它的有关母题的阐述，几乎涵盖了中外儿童文学发展至今形成的若干基础的审美精神范畴，这些范畴是儿童文学层面的，同时也映照出人类永恒的文化思考、探求和困境突围的冲动。

　　刘绪源是个儿童文学评论家，更是个长年沉醉于中国思想文化研究的学人，这点在他的书话作品中处处可见。他研究周氏兄弟、俞平伯、徐志摩、钱锺书等的文章不胜枚举，其中给人影响最深刻的当数对周作人的研究。他曾在多篇文章中聊到了周作人，比如《知堂的魅力》《知堂的师承》《知堂的回忆文》《知堂论翻译》《知堂的杂著》《知堂的小品》《知堂的书话》《〈解读周作人〉的缘起》等，多达数十篇。其所著《解读周作人》，更是好评如潮，这也是我国第一部以周作人散文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名气很大，其在文学研究上的三点成果，长期以来受到后人的津津乐道：一是他最早准确地意识到新文学的本质，那就是“人的文学”，将新文学的“人性”与旧文学的“非人性”区别开来;二是他最自觉地意识到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不同，他的《美文》实际上表达了这个意思;因为大多数议论性的文章并不属于文学，只有那种具有艺术性的议论性文章即美文才能算是文学，将文学与非文学作了区分;三是他自觉地意识到文学的个体性质，他在《个性的文学》中指出了文学的个性特征，将千文一面的文学和独一无二的文学作了区别。周作人之所以能够对文学有如此精湛的认识，与他拥有广博的学识是分不开的。他博览群书，是多种学科的最早探路人，对民俗学、人类学、儿童文学、心理学、女性学都有涉猎。周作人的散文名气极大，但能说出其妙处的人实在不多。刘绪源却真正沉入了周作人的散文中，对其有一些真知灼见。

　　刘绪源在书中用了较大的篇幅谈周作人散文的妙处。他将周作人的散文分成三类：杂著、小品和书话。周作人的杂著很独特、很有价值。他认为周作人的思想表达也很有特点：广征博引，引文量多质高，材料新，用得出人意料。原因是他学问之大，读书之多，知识面之广，令他能在數量惊人的阅读范围内选择最合己意的引文;二是许多外文书籍中的引文是他发现后自己译成中文，然后引入文章，中国古籍中的引文也往往是久被埋没而由他独家发掘的，带上了“周氏”印记;三是他将思想与学问结合得贴切自然，学问的发挥成了他的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周作人创造了一种通篇以学问铺就——或干脆以渊博的引文铺就的写法，形成了一种独创的文体，夜读抄。

　　那么他当年为何会想到去撰写《解读周作人》这本书呢？这在他1994年发表的《〈解读周作人〉的缘起》一文中有所披露：“今天的读者可以很快地接受梁实秋精致的俏皮，接受林语堂生辣放肆的幽默，接受丰子恺的天真闲雅，接受徐志摩的浓艳奔放与冰心女士的纤秾委婉……却独独难以很快接受周作人。”鉴于读者对周作人文章不正确的认识及有些文艺评论家对周作人的片面批评，他甚为周作人鸣不平，也就萌发了撰写解读周作人，欲给读者一个真实的周作人的想法。周作人令人最不可原谅的是他曾堕落为“汉奸”的历史，这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刘绪源却认为讨论周作人要持有辩证的眼光，并强调“我们摒弃他的政治行为，却不必硬性摒弃他散文艺术的魅力”，即批判和摒弃周作人政治上的无耻和丑陋，却应当承认他在现代散文发展中的贡献和成果。他认为“知堂散文是一种很不同于我们习见的大众散文的‘知识分子散文（这是陈思和发明的概念，我觉得颇有道理）。它的主要特色在于‘拙與‘涩，也就是周作人自己所说的‘简单味与‘涩味。这样的作品，正如孙过庭的草书，黄宾虹的枯笔山水，福楼拜或孙犁的小说，初遇时最不容易读出味来，但恰恰又是最耐读的高层次的艺术品。”

　　《前辈们的秘密》是刘绪源的代表作。为了探讨和研究中国文化，他通过与中国思想界、文化界前辈张中行、施蛰存、王元化、李泽厚、黄裳、舒芜、吴小如等20余人的深入交往、观察和研究，不仅掌握了他们身世经历和学术成就，同时还与他们探讨和分析了文人和作家的社会背景及其局限性的原因。例如在《当代精神生活史上的王元化》中说道：“王元化先生是当代精神生活中一棵参天大树。他是一个认真的人，也是毕生倡导独立思考的人。”王元化的朋友很多，以他个人的地位与成就也决定了其朋友中不乏各个领域中的杰出人物，像黄炎培、熊十力、郭绍虞、胡风、冯雪峰、巴金、周扬、孙冶方、钱锺书、顾准、钱谷融，等等。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因其对自由、民主、科学的理解和热爱，对人民幸福、民族解放的共同追求，他们走到了一起，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相濡以沫、互为引援……这是一个在人格上更有独立性、在学术上更有开创性、在政治上更有建设性的一个群体。虽然他们大多渐行渐远，但他们高尚的精神追求、政治选择、学术理想和人格风范，馨香永续。

　　《前辈们的秘密》最具亮点的是，他独立地发掘和揭示了中国文化的深层奥秘，即为什么古代中国时而统一时而分裂，何以“中国”的观念始终得以存在和维系？关键是靠政治精英和书写文字这两点因素，而这两点操纵者却与“文人”直接相关，所以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分或合，文人是起了关键作用。中国虽没有西方教会宣扬的普世宗教说，却始终有文化的认同感在发挥着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凝聚作用，这也是中华民族和国家长期以来没有分崩离析，维持国家统一和长治久安的关键力量。刘绪源揭示的这一论点是具有启示和开创性的，发人深思，也展示了他不俗的学术见解和思想文化的创造能力。

　　日月如梭，人生苦短。2018年1月10日才67岁的刘绪源却驾鹤西去了，令我颇感意外和惋惜。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言。刘绪源为读者留下的数百万言的著作，也足以告慰他辛勤耕耘的人生了！今年（2021）是刘绪源七十岁诞辰，也是他三周年忌辰，此文以致怀念和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