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那回去北京领奖，是民间颁发的幕后英雄贡献大奖。在发表感言时，我说：“从前我配佐罗、王子，現在我开始配妖怪。我知道，今天这个奖自然和2015年配《大圣归来》里的妖怪大王有关。当初要我配妖怪，我还大感惊讶。让我来配混沌这角色，编导是否太别出心裁了？编导笑而不答。当然，因是厂里的任务，我也不可讨价还价，且起码要配出角色的色彩来，不可马虎。后来的事实和网上的反响证明，他们居然是对的，他们的审美和当今年轻人的审美不谋而合。厉害啊！”

　　我接着又说：“我这个人无非是笨鸟先飞而已，后知后觉，微不足道。倒要感谢编导的好意，也要感谢千万器重和扶持我的影迷朋友，感谢我的家人。而特别要感谢的，则是我们上译厂的老厂长陈叙一先生，没有他就不会有上译厂曾经的辉煌，也不会有我童自荣的今天。”

　　而我下面想要写一写的正是上译厂的掌门人、艺术总监、导师、老厂长陈叙一先生。

　　是啊，尽管我不乏冲动，说的也都是真实、真切的感受，但是，我该怎样来描述这个与众不同的上海男人陈叙一先生呢？你大概不会想到，上译厂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这辉煌的40余年，是掌控在一个地地道道典型的上海男人手里。他是那样聪明，那么有才气，那么有个人魅力。也许他也有缺点，比如小瘪嘴（他也自嘲有此缺陷），不过，这并不影响他的吸引力，他上圣约翰大学的时候，女生都崇拜他，喜欢他，这个我听说了，也完全可以想象。

　　只要聊起上译厂，我和我的同事们习惯于三句话不离老厂长，而影迷朋友们亦都会情不自禁、津津乐道于他非凡的业务能力。我亦是1973年进了上译厂之后，才很快意识到这个一厂之长陈叙一先生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没有这样一个统帅和业务把关人，上译厂种种令人瞩目的一切便不可能发生。这已为他身后无数事实所一再佐证。我总觉得首先不能忽略他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信条——一切从工作出发。你可能会问：这不是涉及一个人的人品吗？对，人品，正是在这个上海男人兢兢业业、光明磊落的人品和个人魅力的感召下，上译厂才能形成一支特别有战斗力、凝聚力的团队，在团队面前，名利、个人得失等都无立足之地，从而得以在上海乃至全国树立起一个种植在千万观众心中的独特品牌。不过，每逢记者来采访，我们的陈老头总是拼命把演员推到最前面，而自己却“逃之夭夭”，躲得远远的。

　　邱岳峰无疑是上译厂一位配音大师，另一位是“绅士”毕克。在那个非常年代，敢不敢用邱岳峰老师，对领导者绝对是一个考验，一个“不得法”，立马可把你投入“牛棚”。而老厂长硬是顶住种种有形无形的压力，一切从工作出发，该用邱的时候坚定不移地用他，哪怕他头上一直带着莫须有的“帽子”。经典之作《简爱》中的罗切斯特一角，如不用邱老师，我不知会有什么效果。而我们心里也都明白，老厂长是不惜承担风险的，我们这些老厂长的信徒无不为他捏着一把汗。

　　贰

　　好吧，接下来就说一说陈叙一先生非凡的业务能力和艺术见地。

　　现在回想我与这个上海男人相处近20年的历程，我以为他亲自抓这样三个环节：剧本、演员班子及鉴定，是他开启配音作品成功的钥匙，尤其是抓剧本这一环。

　　有个好本子，就有了一切，做导演、做演员的都有切身体会，老厂长自然深谙此中的奥妙。所以，把外文本子翻译成中文本，且是吻合口型、可进入实录工作的本子，是他工作中抓的重中之重。事实上，他一辈子干的就是这件事，从这创造性劳动中获得人生中的最大乐趣和幸福。为此，他绞尽脑汁，没有什么业余生活，为搞个好本子废寝忘食，甚至在家里会闹出因为走神而脚穿着袜子就伸进脚盆里一时还不自觉的笑话（他女儿一定有一大筐这类的笑话）。但一旦想出一个绝句，或只是一个绝词，他也会很得意。尽管不致得意忘形，但我们都感觉得到。哇，原来老头子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可爱！

　　有时，为了想一个最恰当的称呼，也许不过一两个字，也不免会难倒英雄汉。比如美国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在戏中，我配敢死队队长加里森，其他四个成员都临时从监牢里解出来，都是杀人越货的囚犯。处在这种特殊人物关系里，他们应当怎样称呼“我”？显然，常规的称呼都不精彩：如队长、长官、首长、中尉先生等等。那天初对时，老厂长当场也被卡住。于是照例，发动在座的初稿翻译、执行导演和初对员一起，跳过这个回家再去想。第二天，老厂长兴冲冲踏进工作室宣布：我有了，就叫“头儿”。引得在场人员一片欢呼，绝！这个插曲今天想来似乎好平常，但20世纪70年代初搞本子时，如没有深厚的学识和阅历，是冒不出这个词儿的。正是这样下功夫，我们才有《王子复仇记》《简爱》《警察与小偷》《音乐之声》等经典配音作品的精彩台词剧本，从文字表达这一高度，亦可带给我们绝妙的艺术享受。

　　我不免会联想起《佐罗》。《佐罗》的工作本，几乎一字一句都由老厂长亲自改动、润色，因初稿的翻译年轻无经验，她的本子读下来拗口得很。老厂长这么一动，顿觉意思表达更确切、生动，而且因文笔好还朗朗上口，画面上角色的样子和表演可用一个字形容：帅。我如何和原片“贴”，让“佐罗”从听觉上亦帅、潇洒，老头儿的本子就提供了极佳的条件。再加上我很自然借鉴了孙道临老师念词的音乐性与抑扬顿挫，“帅”就突显出来了。回忆《佐罗》一片的创作，整体上不必多说，就一些细小地方的编排，就可见老厂长的匠心与功力。比方“佐罗”中侠客一角，只能用“我们”，洋气，而绝对不能用“咱们”来称呼，那样就“土”。又如：“女士们，先生们”，念起来就顺溜（口型再少也要“挤”进去），而不宜用“诸位”什么的，虽然也不错。还有侠客广场上伸张正义有这样一句：“首先你们把修道士弗朗西斯科放了。”老厂长把开头改成“你们首先……”别看这小小一动，演员就容易把“帅”劲给念出来。

　　我们初对阶段（把初稿推敲、对上口形环节），若老厂长亲自坐镇，就让年轻翻译坐在一旁看，一起跟着看银幕、动脑筋，这真是给他们上的最好的业务进修课。还有的反面角色的词，只要落到老厂长的笔下，也翻得入木三分，令你一下子就往脑子里去了。像法国片《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戏中一土财主吩咐手下去物色一个女奴供其观赏取乐，条件是胖乎乎的或肥肥的，这样落笔形容都过得去，但总感翻得还缺点什么。最后老厂长定稿为：“肉墩墩的”，你觉得如何？有个影片说女子怀孕了，导致她遭殃的这角色是个坏蛋，当然应用贬义的词儿，怎么用？老头给出的答案是：“把她肚子捅大了！”是否很形象？所以，我曾呼吁，把老厂长的经典配音作品的工作本子，如《王子复仇记》《警察与小偷》《简爱》《音乐之声》等等，和原片的外文本对照起来，形成一本教科书，对这方面搞专业的朋友或爱好者无疑会有极大的启示和帮助。哪个有识的出版社有此兴趣，通过《上海采风》来上译厂接洽吧。

　　叁

　　每个片子，定下一个最理想的配音班子，这是老厂长着力抓的又一個环节。

　　按规矩，我们上译厂的演员名单，一般是由现场执行导演提出，然后由陈厂长拍板敲定，从来都如此，这也是符合创作规律的科学举措。因此，执行导演提出的这一稿，有可能就这么定了，也有可能大笔一挥，令名单面目全非，从中都显示出老厂长深思熟虑的艺术见地，也有的要兼顾培养年轻人的考虑。比如：高仓健用毕克，大侦探波罗亦是，而《简爱》中的罗切斯特非邱岳峰莫属了，那个《警察与小偷》中的小偷，亦是邱老师的绝活。英国片《刑警队》中，杀人如麻、语气瘆人又道貌岸然的老奸巨猾的大反派安排邱岳峰来配最合适了。是的，小小一份名单，令什么演员配什么角色，其中学问大着呢。

　　我这里想着重说一说老厂长怎样一个一个给我角色，给我什么样的角色，又是如何调教我的（插一句，说陈叙一先生是我的恩师，确实如此）。因为从中学起（那是20世纪60年代），我做了12年配音梦，1973年能终于圆梦，如果没有老厂长拍板、接纳，一切皆无可能。然后就是一次又一次给我配戏机会，我才有今天，这也是恩，永不可忘记。

　　当然，饭要一口一口吃，一开始确也毫不客气老让我跑龙套，跑了整整五年（毫不夸张），原因大家也可想象，“文革”中领呼口号，从学院呼到人民广场，形成冒高调、超负荷使用声带的不良习惯，嗓子松不来，调子沉不下来，本就音域不宽，低音极欠水分，而配音工作恰恰需要你把嗓子松下来，沉得下来，否则听觉上就和画面不“贴”，与边上搭戏的前辈演员也不在一个调上。于是，为了适应话筒前的松弛，硬碰硬就用了五年。我理解老厂长，他也是为了爱护我才这么决断，至于戏剧学院学了四年表演什么的，肯定不在他考虑范围了。

　　幸好，我有那份与众不同，那份痴迷，这痴迷是足可令我排除一切外在干扰的。我又超级用功，且我因自己能从事一份最喜爱的工作而快乐，为能给我衣食父母以精神、艺术上的享受而满足。至于名和利、主配角之类，我并不放在心上。俗话说机会总给有准备的人。我倒是与世无争，并没有刻意等什么机会，一天又一天，我挺满足于配配龙套，把龙套配得有色彩也有成就感啊！但这样用心配龙套，把龙套当作主角那样充分酝酿还排练，老厂长都看在眼里，否则遭淘汰或调动工作都有可能。这五年中，他从没找我谈过话，我当然更不会主动去接近他，春节去拜年的同事中绝没有我的身影。报恩的心思当然有，但我的理念是，不迟到不早退，把工作尽心尽力做好，就是对老厂长最好的回报。我感觉到，他是欣赏我的用功的，欣赏我对配音事业的那份痴迷。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而非其他什么因素，使我在上译厂渐渐站住了脚。

　　考察和栽培一个演员，老厂长有他一套，亦有足够的耐心，他要看火候。五年过去了，火候到了，他该出手就出手。在美国影片《未来世界》里，他开始让我挑配主角的担子，安排我配第一主角记者查克。虽然那已是1978年的事，我却至今记忆犹新。火候到了，1978、1979两年时间，不断让我配主角;火候到了，1979年底拍板定我配“佐罗”。其后，所有一个影片中同时配两个角色的机会，如《黑郁金香》《铁面人》等都给了我，还有《水晶鞋和玫瑰花》《天鹅湖》《大海的女儿》等几乎所有的王子角色。火候到了，日本片《蒲田进行曲》中的花花公子、超级影星银四郎——反面角色类型，以及奥地利片《茜茜公主》中的博克尔上校——喜剧色彩的角色类型，也让我配，以开拓我的戏路子。

　　这一路上，他依然在考察调教我。记得日本片《啊，野麦岭》中，本来执行导演让我配大少爷，老厂长把这个角色一手划掉，改成配监工黑木。他明确跟执行导演交代：这个大少爷坏到骨子里，操之过急，让小童配可能一下子吃不下来，挫伤他的自信，而黑木张牙舞爪的草包一个比较好抓。我还记得很清楚，我进厂之后，老厂长已很少亲自坐镇，但为我最初能顺当挑起担子，他接连进棚任执行导演，在录音棚现场指导把关。这样的动作，自然不仅为我苦心呵护，也为了确保影片译制的水准。配旁白，按我的条件一般不合适，但为了培养目的，那部很精彩的日本纪录片《狐狸的故事》中的旁白，他还是毅然安排我来配，还从头到尾在棚里一句一句看我录完。只可惜，尽管我努力尝试，结果我自认并不理想。

　　肆

　　老厂长尽全力把关的第三个环节，是全片台词配完之后的鉴定。说实在的，我是个判断力甚差的主，容易被画面吸引和带过去而丧失应有的敏锐。也因此，每次鉴定我都认真做好笔记，听老厂长提意见，好，好在哪里，差，差在哪。那真是世间最好的表演课，是学习老厂长一身本事的最好的机会。

　　陈老头儿对鉴定自然有要求，这是保证质量的最后一关。不夸张地说，他严格，极严格，就是挑前辈演员的毛病也丝毫不客气。我听说，20世纪70年代初配《简爱》，邱岳峰老师配感情戏那一声“简”，一次一次地都不能过，一直到第六次才录成了，因为现场的陈老头觉得感情到位了，才放行。还听说邱老师早已有思想准备，事先泡好了一大瓶人参汤，因为录一个片段就得是五个呼唤！他的严格还表现在他从不表扬，一个戏鉴定下来，若说句“就这样吧”，也意味着不要补什么戏，便可让我们高兴好几天。不过也就几天，因为下一个配音任务又推到眼前了。

　　在我心目中，他无疑是个超人，他对戏的理解力、分析力、判断力，总是远远走在我们前面，也因此我们的表现总是达不到满分，但亦对他的智慧心服口服。印象深刻的还是那一回“佐罗”的鉴定——是啊，抱歉我总是习惯于拿“佐罗”说事儿，没法子，那里面有我的心血，所得教训亦格外深刻。忘不了那个下午，“佐罗”全片台词鉴定的时候，照例以老厂长为首，让全演员组成员都到场参加，然后是要求你从工作出发直率提出意见，直言不讳有什么说什么。那天近两个半小时的影片放完了，这个过程除了全部的台词和画面，其他一概没有，放映间一时一片寂静。可能大家被情节加演员的表演吸引过去了，竟无人发言。我自己感觉还可以，但心情总还是忐忑。

　　就听老厂长清了清嗓子说：“你们不说，那么我要说了。总体上说，这个侠客还应当再潇洒一些，干吗那么使劲？”此语一出我心里一沉：糟了，这就意味着要大面积补戏了。他接着又说：“像钟楼决斗一场，情况越是危急，你越要从容不迫，玩一样，完全松下来，这才显得他是真英雄。此处非补不可。”须知，此片译制时间是1979年秋，“文革”结束不久，人们还是习惯于塑造角色，讲究“高大全”，然我们老厂长完全不理会那一套，谈戏也好，鉴定也好，反其道而行之，靠的唯有那科学的艺术规律，这才有今天这个可敬又可亲的不做“英雄状”的“佐罗”。

　　看起来，老厂长如此忠于艺术理想，坚持追求独特的艺术理念（他是极崇尚艺术自由的），在配音艺术领域绝不人云亦云、随大流，这又是要具备非凡勇气，亦是与其高尚的人品相联系的。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学习榜样。

　　说到榜样，陈厂长无疑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言行一致的存在。你若有机会来参观我们的厂房，迎面就会看到一幅牌匾：剧本翻译要“有味”，演员配音要“有神”，关键是要下功夫。他永远强调并天天要求我们做到的，就是用功，用功。尽管他自己才华横溢，灵气十足，却从不提及——不提自己，也不提别人。三百六十五天，我们看到他自己带头，一头扑在工作上，没有日夜，没有业余，除了就寝，那晚上的几个小时，实在就是厂里工作的延续，工作狂恐也自叹不如也。

　　与之有关的是纪律，我们这里亦是个独特的存在。人说上译厂像个军营，文艺界里独一无二（对有些散漫惯的艺人很可怕）。早上红灯一亮，你必要站在录音架前，全神贯注准备“战斗”，迟到或是早退都是不能容忍的事。大家也习惯了，精神状态都特别好。而他自己永远带头提早半小时报到，精神抖擞地骑着一辆“老坦克”进了厂门，开始了四处的巡视，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和这样一个“超人”生活工作在一起，你非但不觉得吃力，相反，你会极充实，极有依靠，亦极自豪。我们常把他比作是当仁不让领头的大雁，而我们这些学生都是紧随其后的小雁，在配音天地里，海阔天空自由地翱翔。

　　忘不了啊，那一回，那天晚上，二十年里我唯一的一次，不是在厂里，在他家里，而是去瑞金医院干部病房去看望他。他喉部要开刀，隔天就要动大手术，也许这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后能让声带振动发声的十来个小时了。我发现他把假牙都卸下了，在我面前的他活脱一个慈祥的老太太。我心里想：原来老头儿也可以不像平时那么严肃、那么不可亲近的啊！那天我和他的交谈，具体内容恕我回忆不清了，但可以肯定的是谈话不致会亲近到随意，只有那份慈祥和温情，永远刻在了我的心上挥之不去。我心里不断在感慨，手术后尽管他顽强地想活得久一些，“口中无语”也令他只能用笔在纸上发表他的意見，关于剧本，关于鉴定……但恐怕还是会不久于人世，每有这样一闪念，我的心里便充满了悲凉。

　　他去世于1992年，长眠于奉贤海边一处公墓里，陪伴着他的还有邱岳峰老师。从此我们没有陈叙一老师了，从此没有《王子复仇记》《简爱》这样杰出的本子了，从此享受不到那样精彩搭配的演员班子了，还有那么有学问的鉴定了……人在世上总会不断地失去一些宝贵的东西，而陈老头的离去，是我最感痛心的。

　　在这篇小文的最后，我还想说：毫无疑问，陈叙一老师是我们这个行业的翘楚，恐怕一百年才能出一个的奇才，亦是地地道道的上海男人。若他在天有灵，一定会同意我如下的称谓：他是一名深爱着我们祖国，深爱着故土上海的爱国者，伟大的爱国者。我坚信弘扬他的言行和精神永远不会过时，而在今天这年头更有其必要。诚愿我的这篇小文，化作一束新年的鲜花，敬献给静静长眠在“海边”的陈叙一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