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立平

　　

　　2017年，我在写完《许光毅与中国民族音乐发展一百年》时，忽然眼前一亮：民乐之魂！

　　我那时的想法就是：中国的民族音乐，在一百年前，用刘天华的话说就是沉沦到了已“奄奄一息”的惨景，正是刘天华、郑觐文带出许光毅等一代人忘我奋斗了百年，方让今日的民乐“别有洞天”。刘、郑先贤不说了，像许光毅及曹安和、卫仲乐、蒋风之、陈振铎等等一代民乐大家，不就是中国民乐得以复兴的“民乐之魂”？

　　许光毅，中国近现代杰出的民乐大家，大同乐会主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家级民族乐团上海民族乐团的“创办团长”（1952年先成立上海乐团民乐队，由陈毅市长亲自签发委任状聘他为唯一的负责人、副队长），中国近现代民族管弦乐队从形成走向成熟的主要探索与实践者之一，光凭这一点就足以彪炳音乐史。20世纪30年代他就曾参加“中国文化剧团”，与卫仲乐、孙裕德等一起赴美，为抗战募捐巡演半年;1956年又以中国艺术团民乐队队长身份出访欧洲多国，并受到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与表彰。他的二胡、古琴演奏与社会教学普及上的贡献也已载入史册。

　　他为创建上海民族乐团呕心沥血，身为行政团长和舞台总监，潜心于整个乐团的建设和对人才的扶植培养。他高风亮节，搭建好舞台，致力于将老一辈艺术家张子谦、孙裕德、陆春龄等，年轻人马圣龙、萧白镛、闵惠芬、王昌元、俞逊发等一个个推了上去，而自己则让出舞台隐退，故2000年7月10日逝世后，他杰出的艺术成就，反倒少有人提起。

　　2020年7月10日是民乐大家许光毅前辈逝世20周年;而2021年3月又是他诞生110周年。笔者与许老前辈的长子、德艺双馨艺术家许国屏兄商定，搞一次研究纪念活动。其中包括请北京濮存昕、马恩成、宋建文、乔文祥，上海顾冠仁、朱米天、萧白镛、陈春圆等参加。因新冠病毒疫情原因，许多纪念活动只能改在线上开展，但摄制一部《琴台孺子牛许光毅》的文献性纪录片的计划依旧如期进行。

　　在考虑制作纪念许老前辈的这部文献性纪录片时，国屏国庆二兄及一些朋友提出能否让我定个宣传基调，思考中，这“民乐之魂”自然又凸显于脑海。

　　说许光毅为“民乐之魂”，理由是充分的。如望“残阳”，顿见“如血”之壮美！我为“许光毅纪念片”思考了三点，而这三点正可以成为他的“民乐之魂”的依据：

　　读懂许光毅先生，必须认清他在近现代中国民乐发展中的历史性功绩

　　纵观民乐百年，许老的历史责任与贡献，以及他的精神升华，可是足以与刘天华、郑觐文等排列在一起的。

　　我曾在《许光毅与中国民族音乐发展一百年》的结语里这样论述：

　　应该可以看到，在我设计的这个“历史坐标”上，能在某一两个阶段各有贡献的人不少，但要能横贯这一百年“三个阶段”的，则难了：刘（天华）郑（觐文）贡勋卓著，但只在第一阶段的前半段便仙逝。“民二代”为主体的“第二阶段”，即1949年后，蒋风之、陈振锋、曹安和、卫仲乐，主要在演奏与教学上出大成就，在组织乐队、如何让更多人才能在大舞台一展风采，并推动中国自己的民族乐队模式走向成熟，许光毅先生是立头功的。而到“第三阶段”，在他们这一代人中，许光毅先生是“一尘绝骑”，他的风采遥遥领先了，在这一代老人中几乎绝无仅有！

　　我认为，说许光毅与刘天华、郑觐文、闵惠芬等一样，是中国民乐发展一百年内最了不起的人物之一，我想是一点不过誉的。这是历史应该给予每一位承担过“重大历史责任”的人应有的评价。我相信这是具有说服力的！

　　为了将许光毅的历史性贡献说得更透彻，我在这里有必要再做些具体的细节补充：

　　许老前辈早年参加大同乐会，不是一般的入会，而是很快就成了一些重大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如：他参演了中国近代民乐史上所记载的有独特意义的第一大曲《东方大乐》（送芝加哥国际世博会），并参加了至今公认为中国民乐队第一合奏曲《春江花月夜》的演奏与唱片灌制（录音）。同时，他很快与卫仲乐一起，成为郑觐文在大同乐会事业上的得力助手。郑觐文病重及临终期间，都是许老与卫仲乐守护病床前，直至郑师去世。郑师去世后，卫仲乐主持乐务工作，许老则主抓繁杂的教务事务，说是“辅助”，实是实践了他一生追求的做一个民族音乐事业发展的“孺子牛”。

　　许老是杰出的二胡、古琴演奏大家。1938年他应邀与卫仲乐、孙裕德一起参加中国文化剧团，为抗日募捐赴美巡演达半年之久。这是中国近代民乐史上一件不可忽视的大事。他们在美国演遍了几十个城市，产生很大影响。卫仲乐先生还在美国录制了唱片。那个年代，西洋音乐已高度发达，而中国音乐极其虚弱，在国外几乎少有人知道的情况下，这次“民乐”出访，意义重大！也因为重大，归国后不久，许老与卫仲乐等才被当时民国政府请去，在“蒋宋夫妇”招待马歇尔夫人的“私宴”上演出，蒋夫人还赠送了他们礼物。

　　1940年发生的一件事尤其值得音乐史重视：许老与卫（仲乐）、金（祖礼）合成“三剑客”，组建了“中国管弦乐团”（初期为“乐队”），许任副团长。这件事，在整个中国民族管弦乐队探索过程中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从倡议和探索层面，联系许光毅在大同乐会与卫仲乐长年亲密合作的状态看，许老又是与卫老刚去美国巡演，了解了世界，而他又是一个充满创新精神的人，在这一历史事件中，必然是会作出相应贡献的。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陈毅市长亲笔签名发委任状，成为中国政府组建的第一个国家级民族乐团——上海民族乐团的首位责任人（副队长，无其他队长）这件事（该团1952年筹建时最初为上海乐团民族乐队，四年后正式挂牌），不仅仅是“荣耀”，真乃“天将降大任”，承担的是新中国之“国家重任”！这是个“伟大的开端”！而这么一个“伟大的开端”，由许光毅“中头彩”！（此后他的好友秦鹏章才受邀去了北京，创建另一个国家级民乐团体）。这次委以重任是“天意”，但許老硬是在“一无所有”情况下，创办出中国第一个国家民乐团并最后实现刘天华遗愿“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的高度，不能不说是立下了“头功”。

　　许光毅先生也是中国民乐界比较少有的具有大国乐意识的“引领者”“战略思想家”

　　我还是习惯于以史实为基点做些论述。请看：他1952年担任了上海乐团民族乐队（即后来的民族乐团）负责人;1956年又担任中国艺术团民乐队队长（出访欧洲）;1957年后他则长时间担任上海民族乐团行政团长与舞台总监……联系他早期在大同乐会时就主抓教务事务（秦鹏章后来曾找出许老在大同乐会亲自刻印的曲谱，动情地回忆当年许老勤勉于乐会教务工作），其中很大成分就是组织工作，这实际上是他领导才干和整体决策意识的展现;这样，等他真正走上领导岗位，引领一个大乐团大发展时，面对着大时代大社会，他的“大国乐”意识就非常明确了：他考虑一切问题已习惯于从国家层面思考，从社会反响着手，从人民大众着眼。比如，从正式当行政团长开始，他就一切为了乐团发展考虑：决定从舞台退下，全身心打造民乐团建设。初创期，行政团长工作最繁忙，忙起来不回家就住在团里;民乐团缺资金缺乐器，他将自己收藏及家属原来开的乐器社里的一屋子乐器全捐给团里;演奏员不够，他到社会上广揽人才，还倡导民乐团自己办学馆培养梯队，从而在短时期内，不仅向北京输送出了王范地等，也将上海民族乐团打造成拥有陆春龄、张子谦、孙裕德、闵惠芬、萧白镛、俞逊发、顾冠诚、王昌元、龚一、瞿春泉等等一大批民乐高手的享誉国际的民乐团（他还亲自训练出包括二胡萧白镛、萧辉东、陈春圆，古琴黄伟钧等学生）。综观当代民乐界，像许老这样一心为事业、具有如此献身精神的人，实不多见。

　　到了晚年，他依然站在民乐社会发展全局，做一个时代“引领者”，进行民乐发展的战略布局：一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民乐不景气时，他下基层学校，亲自去给中小学生及乐器厂工人开讲座（同时期，上海两位德艺双馨奖获得者闵惠芬、许国屏也开始在做这一工作），最后引发了民乐复兴高潮。他早在七八十年代，就发现古琴艺术圈子越来越小，近于半消亡。他便着手用大众所熟悉的简谱编写出版了《怎样弹古琴》，从而也引发一波大众学古琴热潮。他真的是个“战略家”，还不顾自己年老多病，想着为古琴教材配套编曲集，于是从77岁起，即便身患绝症，仍坚持用10年时间，打谱百首，最终出版了《古琴秘谱遗存》二卷（被上海文化基金立項，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编入“中华国乐经典文献库”）。他还自录了多首古琴曲、二胡曲。与此同时，他忧于当时民乐的不景气，觉得泱泱中华，要发展好民乐，无论如何应有座“地标”式“圣地”，即“中国民族音乐博物馆”，为此，他倡导并拼尽生命最后的能量，给中央领导和各级政府组织写了许多倡议信，为努力实现这一理想鼓与呼。其志可佩，其情可叹。

　　读懂许老前辈，还不能忘了他是一位杰出的演奏家身份

　　许光毅9岁起学二胡。那时刘天华二胡改革正在进行，每有新曲创作，他必第一时间精学。刘天华的10首二胡名曲，许老前辈年轻时就全部学好。也因此，他一加入大同乐会，就担当起重大演出的二胡主奏人。他的古琴则由郑觐文亲授。因此，他古琴演奏艺术起点高，加上他人品好，人缘好，与张子谦等都成知交（1980年今虞琴社恢复，许老就是张子谦委聘的两个顾问之一），与各琴派多有交流，悟性又好，所以琴道甚高。有一段时间，像程砚秋等名流都要拜访他，或听他弹琴，或跟他学琴。故他自己就一再表示：我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刘天华，一个是郑觐文。他一生追随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伟大的两位国乐复兴的先驱者，站上了巨人肩膀。也正是这样，他年纪轻轻就能以杰出的二胡、古琴演奏家身份出访美国;还两度开了二胡与古琴的独奏音乐会，连宣传广告都由大学问家沈知白为他起草。

　　当了上海民族乐团行政团长后（那时没正团长），他响应那个年代所倡导的“高风亮节”，主动将舞台让给别的同志，自己做好管理工作。但他演奏家的“雄心”依然如故。作为舞台监督，他要对整个演出负责，要对许多演奏员的技艺术作出指导。他的艺术见解，常常高人一等。

　　1987年，他77岁时，眼看着一些老艺术家都离去了，“抢救”与“口述历史”成为社会关注点，他忽然灵感突显，觉得也要“抢救”一下自己的演奏艺术了。于是，他一边着力于打谱，一边演奏练习，竟录制留存下了他的一系列代表作，如古琴曲《阳关三叠》《梅花三弄》《平沙落雁》（此曲给毛主席演奏过）《凤求凰》《渔舟唱晚》等，二胡曲《病中吟》《月夜》《良宵》等（还有丝竹《春江花月夜》）。这些录音，现在听来，依然那么富有艺术光彩。我是将许老的这些录音与许多他同时代人的录音做过比较的，我感到，许老真是位了不起的演奏家。想当年刘天华二胡改革，吸纳借鉴了许多姐妹乐器的东西，比如就吸纳过古琴技法特点;而今天听许老的录音，我就觉得，他古琴中的有些韵味又恰恰应是受了二胡影响。这样就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既具古朴之传统，又显亲近之合力，在中国古琴界是罕见的。真可谓：传韵三千焦尾续，佼佼光毅创新人。

　　除了这三点，我还觉得作为研究者，一定还不要忘了许光毅先生艺术生命中两道闪电般的特征：

　　其一，与许老同时代人，几乎到了晚年大都日趋衰落，唯有许光毅老不同，他是越到晚年越精彩！他走出了一条蓬勃朝上的艺术人生曲线。

　　其二，他归终前一天在病床上对子女及学生喊出：“不要抢救我，你们快去抢救民族音乐！”——这是一位具有“民乐之魂”的杰出民族音乐家发自肺腑的鼓与呼！是“千古绝唱”！这样的临终肺腑言，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是一定要记入史册的！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这次对许光毅老的纪念性活动进行得有条不紊，我们在许老前辈墓地铜像前开了纪念音乐会，摄制好了文献纪录片《琴台孺子牛许光毅》。纪录片传播后，反响强烈，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及马恩成、宋建文、乔文祥、顾冠仁、朱米天、杨刚等都发表了感想。濮存昕、乔文祥两位表演艺术家还为纪录片朗诵了笔者为纪念和赞扬许老前辈的两首七律《七律：民乐大师许光毅写照》（中华通韵）

　　一

　　不怨秋风乱翻书，

　　添章纂史入新橱。

　　光萤志照大国乐，

　　毅守耄耋秘谱出。

　　追艺宗师通南北，

　　弦姣指妙抚锦图。

　　临终一呼惊日月，

　　请扬民乐勿救吾。

　　二

　　传韵三千焦尾续，

　　平生挚爱抚七弦。

　　阳关操弄添奇象，

　　落雁平沙奏翩跹。

　　力著传承弘丽谱，

　　襟怀指过虎龙间。

　　伟钧滨海鸣一曲，

　　告慰仙师告慰天。

　　许光毅的“民乐之魂”，就是李岚清题词赞扬刘天华的“国乐之魂”。中国民乐要有更辉煌的未来，就一定要有这样不朽的“民乐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