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人有第六感觉，我不得而知，但很蹊跷，数十年的新闻生涯，以往都是纸笔写的文稿，退休20余年，很少去翻动它。昔日，心血來潮，将一大堆文稿和书信搬出来，想整理一番。一只大信封引起我的注意，抖开一看竟是黄宗英老师以笔撰写的信稿共十余件。我回忆起有几篇比较长的稿件，内容比较敏感、尖锐，因种种原因无法刊出。我想退还给她，但她说先放你处，以后再说。这一放20多年过去了。

　　2020年12月14日凌晨，我还躺在床上，习惯性拿起手机查看微信，一条信息跳进我的眼眶：“黄宗英今晨3时28分去世，享年95岁”。我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这几天我有点轻度美尼尔症，一时间天旋地转，整个人都颤抖不已。

　　数十年间，我和黄宗英老师难以忘怀的友情，走马灯似的在脑海里翻腾。

　　1996年11月，我年满60周岁办理了退休手续，这本是一个很正常的程序。消息不胫而走，没想到这么一件平平常常的退出新闻舞台的消息，却牵动了不少新闻界、影视界同仁的心，有的朋友还为我提供今后新的择业出路。

　　黄宗英从北京打来长途电话，声音急切地问我：“听说你离开《文汇电影时报》啦？”我说：“正常退休。”她又说：“千万不要有失落感，退休后可干的事多着呢！过几天我和冯亦代回上海，我们见面再聊。”她和冯亦代老师很快来到上海，隔天就在她儿子经营的虹桥大风车酒家举办家宴，派车将我接去。席间，她对满桌的儿孙们说：“今晚的家宴没有外人，我请罗君，因为我从不把她当外人，她是我们电影界的好朋友，我把她看成是我的小妹。”我拼命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让激动的泪水溢出来。边说边聊，她提议让冯亦代老师说说自己六十岁以后才试笔写小说的经历。冯亦代老师遵命说了近二十分钟，我心里明白，宗英老师是让我退休别搁笔，别泄气。将近三小时的饭局，是那么的温馨，催人泪下。

　　可能是一种缘分，说来话长，我第一次好奇地躲在她的旁边，是1956年的春天。那时我还是厂里的一名女工，周日厂里组织团日活动，到无锡梅园游玩，远远地看到竹林里在拍电影《家》，黄宗英饰演的梅表姐和孙道临扮演的高觉新在竹林里相遇的一场戏。巴金著作小说《家》我看了多遍，对内容如数家珍，有机会目睹拍片，我兴奋异常。这场戏拍了一个多小时，我傻乎乎地站在竹林边，目不转睛地看了一个多小时。影片《家》上映，我跑到大光明电影院连看三次。黄宗英、孙道临这两位大明星牢牢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斗转星移，日后我上了大学分配到《文汇报》，从当记者到负责《文汇电影时报》，始终活跃在影视战线上，当年偶像，如今也成了我的采访对象。

　　宗英老师集文学家、表演艺术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她所发表的多篇掷地有声、屡获报告文学奖的作品《小木屋》《大雁情》《小丫扛大旗》等等以及撰写上官云珠的长篇《星》，我都读了又读。我非常崇拜她，因而也时常向她约稿，她总是一口答应，还说她喜欢看《文汇电影时报》，乐意为它撰稿。她言以力行，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有她那么多存稿。虽未能刊出，但很珍贵很珍贵。

　　《文汇电影时报》于1985年10月创刊，时名《中国电影时报》。正当这份报纸在读者和影视界影响逐渐扩大时，1987年8月中旬，《文汇报》党委接到国家出版局一纸公文：“由于《中国电影时报》以‘中国二字命名，根据有关地方报纸不能用‘中国命名的规定，从1988年起停刊”。通知犹如晴天霹雳，消息传开，北京上海等地的读者、影视界的朋友反应异常强烈。黄宗英刚从西藏采风回来，带着一身病痛与汤晓丹、张瑞芳、白杨、谢晋、秦怡、刘琼、桑弧、王丹凤、赵焕章、白沉等十六位影视界著名人士联名上书，给上海市委写信，充分阐述这份报纸的社会影响和存在价值，没有任何理由停刊。

　　当时市委书记陈国栋在申诉信上批示：“你们有权向有关部门申诉自己的意见。”

　　有了市委书记的批示，《文汇报》副总编辑兼《文汇电影时报》主编史中兴（我是主持日常办报的副主编）带着我上北京向中宣部反映意见，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同意更名《文汇电影时报》，继续出版。一场决定一份报纸生死存亡的风波，就此平息。

　　黄宗英闻此消息，兴奋异常，约我抽空去她家聊聊。我也想趁此机会听听她多次进藏的经历，撰写出震惊文坛的报告文学《小木屋》的故事。在她家里，我简单地说了“停刊”风波和起死回生的过程。她伸出两只手臂让我捏，还说你重重捏。她告诉我，因多次进藏环境艰险空气稀薄，留下后遗症，手臂从上到下毫无知觉，你怎么捏我都不感到痛，麻木极了（几年以后她双腿也没了知觉）。

　　一部《小木屋》的诞生，从她那好听的发声中缓缓道出。

　　1982年9月，中国作家协会派出作家访问团去西藏，由黄宗英担任领队。体检时医生发现黄宗英心脏左侧传导阻滞，建议她慎重考虑，是否放弃进藏。黄宗英态度坚决地说：“你们放心，我皮实，没事，我会对自己负责的。”医生在千叮万嘱中只好放她一马。

　　进藏整整一个月，访问团跑遍藏区的角角落落，所幸黄宗英除了发点小毛病，健康无大碍。规定一个月的访问时间到了，团里买好所有人的飞机票，准备回北京。黄宗英突然提出要退机票，说要到原始大森林去看看。她的个性很强，说到做到，谁也说服不了她。为了不给团里添麻烦，黄宗英竟给上海文艺出版社党委写了一封似遗嘱的信，落款：1982年10月3日黄宗英匆匆含笑留言。

　　原来黄宗英在晚饭后散步的时候，意外遇到从事生态学研究的林业专家徐风翔，他们在几年前一个学术交流会上认识。徐风翔在会上提出要在原始森林里建立高山生态研究站，为提供科学研究的小木屋设想。此意吸引住了黄宗英。这次在西藏意外重逢，用她的话说：是上帝的安排，了却她的一个心愿。

　　她随徐风翔来到波密县岗乡，住进小帐篷，一头钻进原始森林里。悬崖深涧、寒风呼啸、野兽出没，难以用笔写尽的恶劣环境，她和其他队员都咬牙挺住。其间食野蘑菇中毒，全体成员无一幸免，幸好当地野战医院医生及时赶到，挽救了所有成员的生命。

　　“有失必有得”，这是生性倔强的黄宗英原话。功夫不负有心人，黃宗英跟着徐风翔一次次去森林里作业，她竟学会了使用测量仪和风向风速仪，还敢手握油锯伐木。

　　为了帮助徐风翔建立高山生态研究站和小木屋的心愿，她写了多份请示书，向有关部门寄了又寄。《小木屋》的报告文学由此在她笔下诞生。

　　多次进藏，收获颇丰，为她日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但她也付出了健康的代价。

　　她成了医院的常客，有一年她从宛平路精神卫生中心打电话给我，说精神上出了点问题，住院了。我匆匆赶到医院，但她的病情尚未稳定，医生不让我见她。

　　还好，治疗及时不久出院，回到家里，黄宗英打电话让我过去。下午我到她家时，客厅里还有一位被她请来的朋友，是社科院的，名字我已忘了。我们聊得很兴奋，还在她家里用晚餐。阿姨是无锡人，烧得一手好菜。饭后，宗英老师还舍不得我们走，我们又留下来聊天，我记得她说得最多最详细的事是赵丹决定演周总理、演鲁迅被刷下来，对赵丹的打击。快9点了，阿姨突然走到我们面前，板着脸孔指责我俩：“你们难道不知道宗英有病，她刚从医院回来几天，怎么可以让她聊这么长时间？”黄宗英吐了吐舌头，我和社科院这位朋友立刻起身知趣地走了。

　　我知道这位保姆在她家已服务了四十多年。“文革”开始，黄宗英和赵丹关进牛棚，每月只发十余元的饭费。工宣队来家让保姆回无锡，说这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当时黄宗英的小儿子才几岁，几个子女的生活费用无处着落，这位保姆不但毅然留下来，还将自己的积蓄拿出来开支家用。多么让人感动的品德。

　　“四人帮”倒台后，全家把保姆当亲人对待，非常尊重她。她的话在家里很有权威性。

　　黄宗英是华东医院的常客，我常抽空去华东医院探视她，聊聊社会上的情况。她凡出书总会送一本给我，包括她和冯亦代的《情书集》，我们之间的友情不寻常。有一次我起身准备离开，她在我身后叫了一声“阿罗”，我回头问她什么事，她不好意思地要我替她买点“定胜糕”，说嘴馋想吃。我不知道什么叫“定胜糕”，回家问邻居才知道是一种点心，乔家栅有得买。我兴奋地跑到永嘉路乔家栅买好“定胜糕”送到医院。还有一次她托我买“泡芙”，我由衷地高兴，她不把我当外人，而把我看成是她的小妹。

　　与黄宗英的交往，值得回忆的事多多，让我记忆深刻，至今这份珍贵的手稿仍保存得好好的：

　　1989年元月，我忽然收到她从北京寄来的罕见用毛笔书写的怀念丈夫赵丹的悼文，叮嘱不让见报，只让我知道她失去赵丹以后的心情。全文如下：自君别后山川伴我我伴山川，自君别后砚冷墨枯纸黄笔魂相偎依，自君别后只想忘记偏难忘记，自君别后怎么料得最悲寂处我竟没个人能任我由着性儿跟他一阵阵胡乱发发小脾气。

　　珠江畔思阿丹，孩儿妈宗英

　　1989年旧作甲申元月书

　　我沉默良久，心中五味杂陈，冷静想想，黄宗英老师能与深爱的丈夫赵丹先生在天堂相聚，永不分离，再无相思之苦，人生也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