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佟佟

　　这两年，我用业余时间写了一部十二万字的小说《头等舱》，缩略版发在《上海文学》上，之后还被《小说选刊》选登了。

　　有朋友看后，笑着对我说，哎，你怎么也去写阁楼上的疯女人了？

　　众所周知，《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主义的辉煌名著，带着某种讽刺的语调说每一个单纯可爱的女人都会变成阁楼上的疯女人：当你年轻美丽单纯温顺时，你是善良的简·爱；而当你人老珠黄索要权力时，你就会变成罗切斯特那被关在阁楼里的妻子。这是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的想象，而我的小说《头等舱》写了四个70后女性三十年的起伏际遇。其中确实有一个疯女人，她曾经是外语系的天之骄女，嫁给了暴富的地产商，最后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疯女人。这完全是深埋于我内心的一个疑惑：为什么我们这一代女大学生在毕业三十年之后，有如此多的疯妇。

　　我自己是在一个三线城市的化工厂厂区长大的。在我小的时候，只有遭受极端不幸的人才会疯，死了老公孩子极度贫穷的、没有母亲被继母虐待、遇到极端渣男虐待的……“疯”离我的生活很远。上了中学大学，周围都是天之骄子，我从来也不曾想过那些优秀的漂亮的小伙伴有朝一日会疯，她们不是理所应该走上云端坐进头等舱收获幸福吗？但是现实是，二十年后，赫然发现就在我身边，就有好几个彻底疯了或者近于疯了的昔日“女神”。

　　去年我突然接到一个老友的电话，她告诉我她想来看我，因为病好了。我问什么病？她说她这几年进出精神病院多次。我们曾经是少年时代的好友，她非常美丽，非常有气质，也非常有才华，曾经是我文学道路上的引路明灯。但是后来因为一些琐事早已不联系多年，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赤裸裸地直面我的同龄人“疯”的问题。与此同时，我的另一位老友在饭桌上告诉我，她的大学同学疯了，那位女同学我也曾经有一面之缘，那时她是手擒爱马仕目下无尘的贵妇，穿着一双性感到极的黑色罗马鞋，让我印象颇深……

　　昔日女神是怎么从风光无限的华丽人生掉到黑暗疯狂的深渊里去的呢？她们的起点实在太高了，能读上重点大学外文系的女生绝对是万中挑一。只是许多貌似不经意的人生选择，一步一步把“女神”们逼上了“崩溃”这条路。你可以说是她们自己选的，但是不能否认，这是时代与际遇的合力——她们一帆风顺地长大，家长说“你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学习上”，要“做好女孩”，她们从千军万马里杀出来考上众人艳羡的大学，在别人眼里她们前途不可限量，她们进的是当时最好的单位，嫁的是当时觉得最好最牛的男人，她们的青春有一个雷霆万钧的开场，但没想到二十年后却全盘崩落。

　　崩溃来自两个方向，首先是内在世界的崩溃。

　　爱情和婚姻，男人和孩子，不是作为衡量女人价值的天平——这些我们后来熟知的常识，在七○前女性的生活里几乎都是空白。她们是没有经过任何现代性教育长大的一代人，但她们一出生又天然觉得男女是平等的，整个成长过程其实又是完全沐浴在旧式的性别观念当中的。她们靠着看琼瑶、三毛、金庸理解男女关系，她们仍然不由自主把爱情看作是人生唯一的救赎，她们看上去非常摩登，其实内在异常传统，这导致了她们给自己的人生选择少之又少。

　　其次是外在世界的挤压。

　　受过高等教育的70后，不能说是不幸运的，他们确实是天之骄子，一出校园就碰上开放开明。整个社会处在上升期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只要稍微努努力，弯弯腰，就能拾到满地的稻穗。当然，作为第二性，她们享受的红利大半是被同时代的男人拾剩的。这恰恰也造成了她们的不幸，波澜壮阔日新月异的三十年，这三十年里情感关系和社会结构的转变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会让人目瞪口呆，而对于拧巴的天真的脆弱的又自以为一切尽在掌握开局太顺的人来说，面对这种外在世界与精神世界一再被解构和重建，实在是太难了。

　　身处急剧变化的世界，其实需要极其坚强的神经。

　　如若不然，崩溃几乎是必然的事。

　　女诗人辛波斯卡说的：“没有一块石头或者一朵石头之上的云是寻常的，没有一个白昼和白昼之后的夜晚是寻常的。总之，没有一个存在，没有任何人的存在是寻常的。”

　　四个在重点大学读外文系的女生把乘坐头等舱当成了她们美好未来生活的一部分、她们势必实现的人生理想。这当中既有少女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也有其后明显的阶层赋义。在她们最心高气傲的季节里，理所应当地觉得自己应该得到全世界，势必也应该成为这个社会“头等舱”的乘客。事实上，她们中的大多数也真的实现了这个理想，她们撞中了时代，她们是受过高等教育又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百舸争流里拔得头筹的头等舱幸运儿。

　　但是头等舱终究不是终点，只是一段旅程，没有人可以永远坐在头等舱里。总有一天，她们会从里面出来，而等待她们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我想写的正是这样一个关于剧变关于幻灭的青春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