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三大口琴会_上海采风月刊_生活_网络文摘

■ 李定国

　　三十余年来，我在从事音乐制作的同时，一直坚持不失时机地采写那些接触到、交往过的著名音乐家的从艺过往和人生轶事。如今承蒙上海大学出版社的厚爱，将我发表在上海各主流媒体及一些重要期刊上的，累积已达五百余篇的相关文章精心筛选后归类结集出版。

　　今年盛夏，我又遍访了一些还健在的音乐老人和乐坛宿将及其后人，听他们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从而撰写了《上海滩的“七大歌星”》《“上海老歌”作曲家群像》和《上海交响乐团的前世今生》等。

　　

　　上海三大口琴家合影（左起陈剑晨、石人望、王庆勋）

　　为能留下口琴及手风琴在上海的起源、发展这段珍贵史实，我几经周折，寻访多地，找到了当年上海三大口琴会的领军人物王庆勋、石人望和陈剑晨的后人。其中包括石人望的儿子——南京艺术学院的指挥教授石中光；石人望胞妹石圣华的儿子——上海音乐学院声歌系教授葛毅；陈剑晨的大女儿——上海口琴会会长陈宜男等，他们提供了大量翔实的有关口琴发展的第一手资料。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我也学习、了解到有关口琴和手风琴的许多知识和历史。面对这段鲜为人知、可能被遗忘的珍贵历史，我更深感自己的职责所在，应责无旁贷地把它记录下来。

口琴的起源和传入

口琴是十九世纪中后叶，由德国的一个钟表匠无意中发明创造的。经过多年的改良和完善，口琴成为该国的一个音乐产业（同一时期在德国还诞生了手风琴）。为了打开世界市场，尤其是人口众多的亚洲市场，在那个西风东渐的年代里，口琴作为一种殖民文化，先在日本落地生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口琴开始传入中西文化交汇又海纳百川的当年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

　　起初，身为“舶来品”的口琴，摆放在洋人开设的乐器和唱片商店里出售。因体积小并不引人瞩目。再加之人们对其功能也不甚了解，因此口琴放置在橱窗柜台内长期遭遇冷落。当时，只有极少数的时尚青年对它产生兴趣，因为口琴造得小巧玲珑又别致，既可作为家中的一种摆设，又能用于娱乐，吹奏各种音乐旋律，其音色美妙多变，令人耳目一新。

　　遗憾的是，当时想要学习口琴，却苦于没有教材，由此严重阻碍了口琴的普及，学习者寥寥无几。但就在这些学习者中却出现了二位佼佼者：黄函秋和萧剑青。他俩根据自己学习口琴过程中的体会和经验，各自撰写了一本《口琴吹奏法》，分别由开明书店和北新书店出版。这两本教材的面世，极大地推动了口琴在上海的推广。口琴售价比较便宜，普通市民都能接受，而且吹奏容易入门，还便于携带，这是成为大众化乐器的基础。很快，学习口琴在上海成了一种新潮。随着时间的推移，口琴成了上海乃至中国最早普及发展的西洋乐器。它也吹响了西洋音乐进军上海、中国的号角。我国许多著名音乐家，麦新、孟波、黄贻钧、朱践耳、葛朝祉、郑德仁、陆春龄等走上音乐之路，都是从学习口琴开始。

最早的中华口琴会

口琴传入中国上海已有近百年历史。今年八月，筹备多年的东方口琴博物馆在江苏江阴落成开馆，馆内收藏了许多见证口琴在上海、在中国变迁发展的证物……

　　中国最早的口琴团体——中华口琴会诞生于1929年的上海，由大厦大学教授王庆勋创办。作为中国第一家民间的口琴音乐团体，它也是口琴经过近十年的推广普及应运而生的产物。起初，王庆勋在四川路的基督教青年会开办了一个口琴学习班，不久他又创办了中华口琴会，会址在四川北路、北京东路口一家木器店楼上，不久又搬到南京东路的明智里（上海食品一店对面）。两年后，因日军对南京路的灯火管制，口琴会被迫暂设在王庆勋在市郊江湾路花园坊的家中。抗战胜利后，迁至北京西路、石门二路附近的黄家沙花园。中华口琴会初办时，已有近千人在自学口琴，其中有些人已具备相当的演奏技艺。王庆勋的家不仅是一个世代书香门第的大家族，而且家风很开明，喜欢接受新生事物。王庆勋热爱口琴，主要是受海归的弟弟王庆善的影响。曾留学日本的王庆善，在东京学习过口琴、手风琴和小提琴的演奏，同时也兼修作曲，因而他也是家族二十多人学习口琴的老师。王庆善对中华口琴会的成长壮大，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不但辅导团员的口琴演奏，还担任口琴大乐队的手风琴伴奏，同时编配了大量的口琴乐队的曲谱。

　　王庆勋的两个妹妹，王秀鹤和王碧云，不但口琴演奏出众，是乐队的骨干，而且俩人还经常以手风琴二重奏的形式，频频在口琴音乐会上表演，为其增色添彩，让人眼前一亮。

　　三弟王庆隆是大哥的接班人，他不但口琴造诣超群，是圈内屈指可数的人物，在中华口琴会几经沉浮时，王庆隆都挺身而出，让这块金字招牌得以延续至今。

　　

　　王碧云在演奏手风琴

　　当初王庆勋创办中华口琴会的宗旨是：“提倡口琴音乐、陶冶性情、移风易俗。”开始的形式是开办口琴学习班，王庆勋全家就有二十多人参加，随着逐渐培养、网罗到社会上的一些口琴演奏人才，再加之固有的家族成员，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规模和稳定的口琴音乐团体，继而又不断地向其他省区扩展延伸。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开始，北平、杭州、宁波、开封、武汉、南京和西安等城市，相继成立了中华口琴会的分会，规模也相当可观。而且这些分会还经常排练各种口琴音乐会的节目，在当地进行社会性公演，影响很大。上海三大口琴会中另二大盟主，石人望和陈剑晨也都与中华口琴会颇有渊源，石人望早年也在中华口琴会学习过，陈剑晨则在那里教学工作过。

　　旧上海林林总总的口琴音乐团体，最多时有几十家。但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使大多数团体昙花一现，没成气候。到新中国成立后，只留存十家左右。除了三大口琴会外，其中比较著名的还有：光明口琴会、中国口琴交响乐团、华侨口琴会和人人口琴会等等。

　　新中国成立之初，王庆勋去了海外，中华口琴会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后由三弟王庆隆出面收拾残局，留住部分团员，重组庆隆口琴会。以后又更名为中国口琴会。改革开放后，经王庆隆及其家属的申请、报备有关部门，又重新改为中华口琴会的名称，但此时该会的成员结构已与当年鼎盛时期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了。

大众口琴会与手风琴

石人望是中国最负盛名的口琴大师，集口琴演奏、作曲和指挥于一身。他在1932年秋创办了影响深远的大众口琴会。

　　

　　口琴演奏家石人望

　　1906年，石人望出生在一个充满音乐氛围的家庭中。母亲章启英是位音乐教师，一位女子能教音乐，这在当时的社会是很少见的。胞妹石圣华从小就学习钢琴，石人望因家庭的熏陶和影响，很早就显现出不凡的音乐天赋。自他参加中华口琴会后，便痴迷上了口琴艺术，再也无法自拔。因他的口琴技艺鹤立鸡群，而引起了德国口琴商的关注。因为看好石人望，专门生产各类口琴的德国“和来”公司出于营销策略，特送给石人望一批口琴和该公司新研制成功的一款新乐器：一架键钮式的手风琴，还派专人教授。同时希望石人望能为口琴和手风琴在上海的推广出点力。

　　那时的石人望已从圣约翰大学毕业。母亲希望他能找份体面而舒适的工作，过衣食无忧的优渥生活。但石人望的内心却一直向往着口琴艺术。因此，背着母亲偷偷地在北京东路、西藏路口的祥生汽车公司楼上，尝试性地开办起口琴学习班。不久被母亲发现并要他停办。由于石人望的执着和坚持，母亲章启英最终也只能妥协了，同意他把口琴学习班搬到家中，并同时成立大众口琴会。石人望的家在白克路久兴里3号（今凤阳路成都路转角）一幢三上三下的石库门建筑。楼上是石氏兄妹和母亲的生活区，楼下则用于口琴教学和乐队排练。

　　作为新兴媒体的广播电台，当年遍布上海滩。石人望看中了它的社会影响力，就想充分利用它来进行隔空口琴教学。正因为有了这一超凡脱俗的举措，所以使石人望的名声一直为人民群众所熟知，并站在中国口琴艺术巅峰。许多口琴爱好者因慕其大名而纷至沓来，报考竞争激烈的大众口琴会乐队。

　　据石人望的儿子石中光回忆：那时的口琴会分初级、中级、高级和研究班，共四个档次。最好的学生组成口琴大乐队。石中光是在口琴声中出生、成长的。每天睁开眼就听到口琴吹奏声，直至每晚入睡。在口琴声的陪伴下，石中光也爱上并学习了口琴和手风琴，长大后又跟随姑姑系统地学习钢琴，如愿考入上海国立音专钢琴系，学成后一直在南京艺术学院执教。石中光还告诉我，父亲一年到头为口琴和手风琴奔忙，除了教学，还要自编教材。每到逢年过节或到电台录音、举办音乐会时，就更忙了。自己不但要亲自指挥排练，还要彻夜赶写录音和上演曲目的乐谱。

　　

　　石圣华与石人望兄妹

　　1936年，“和来”口琴厂为了更好地推销产品，而此时的“大众口琴会”则为了发现、寻觅更多的口琴人才，两家一拍即合，一同在文庙举办全市性的口琴大赛。后来成为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教授的葛朝祉第一次参赛就过关斩将，获得了亚军，奖品是一台西式台钟。到第二年再参赛时，口琴技艺更上一层楼的葛朝祉是力克群雄、摘得桂冠，获得荷兰产的键盘式手风琴一架。后来因为学习、演奏手风琴的机缘，葛朝祉与石圣华相识相恋，经过漫长爱的跋涉，终喜结连理、永结秦晋，成为人们羡慕的乐坛伉俪。

　　口琴和手风琴都是借鉴中国笙簧乐器的原理，由德国人发明创造的，采用金属簧片发声的同种乐器。手风琴是在口琴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发展而成的。手风琴最初的雏形，是用一根管子连着键盘由嘴吹奏的，俗称口风琴。后来发明了运用风箱的手风琴后，则要用双手来演奏。一边是旋律，另一边是倍司。起初手风琴的两边都是键钮式的，俄国人称之为巴扬。为了能更方便演奏，新式的手风琴把旋律键改为钢琴式的键盘，左手的倍司仍为纽扣式。这种样式的手风琴后来成了主流，一直延续至今。

　　手风琴音色多样，变化丰富，当年是作为口琴乐队的伴奏乐器来到上海的。早年在上海会拉手风琴者寥若晨星，只有日本归来的王庆善和他两位胞妹，及石人望、石圣华兄妹。

　　石人望在大众口琴会的乐队中，经常客串手风琴手。他在教学员吹奏口琴的同时，对自己看好的学员也会另教手风琴演奏。由于手风琴价格昂贵，当时学习者凤毛麟角。著名作曲家朱践耳是1938年来大众口琴会学习的，初来乍到时先学口琴，以后又改行手风琴。由于天赋出众再加之自身勤勉，在石人望手把手地悉心点拨和培育下，朱践耳在半年后就成为大乐队中的手风琴手。在大众口琴会乐队的几年摸爬滚打的磨练经历，为他以后参加新四军文工团和一生的音乐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石人望对待学生如同像自己的儿女般呵护，培养。对贫困的学员，他非但不收学费，还赠送口琴资助其学业。对有音乐天赋和追求的学生，更是另眼相看、关怀备至，甘愿当他们进军音乐殿堂的铺路石。

　　我的三位曾在大众口琴会学习过的忘年交，他们的一生都不忘石人望的栽培。96岁高龄的中国轻音乐之父郑德仁，中学时代就来口琴会学习。石人望无意中发现了他的音乐才华，便积极鼓励他去报考上海国立音专，不负厚望的郑德仁考入音专专修低音提琴，毕业后，成了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十三位华人演奏家中最年轻者。因为年轻时代受口琴乐队的深刻影响，他一生喜欢轻音乐。在旧上海，他组建过百乐门舞厅乐队。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又创建了中国最早的轻音乐团体——上海轻音乐团。那时，为了乐团的排练和举办各种音乐会之需，他还创作、改编了许多轻音乐曲，其中一些佳作被灌制唱片后，流传甚广。改革开放后，年近古稀的郑德仁以更充沛的激情，再度投身轻音乐事业，组织了名扬天下的和平饭店老年爵士乐队，引起世界瞩目。

　　刚去世不久的百岁老乐人韦骏，曾是一代歌星周璇的专职钢琴伴奏。他最早接触音乐就是跟随石人望学习手风琴。以后韦骏的大半生，主要以教授手风琴为业，桃李满园。

　　中国第一代歌剧演员、中央歌剧院的男高音歌唱家赵际春，青年时代也在大众口琴会度过。那时他对学习口琴和手风琴是乐此不疲且颇有心得。赵际春在20世纪40年代初，组建了中国第一支西洋乐队——大华乐队，在高士满舞厅驻演多年。抗战胜利后，他又追随一代声乐教父苏石林，学习西洋歌唱，并得其精髓。

　　石圣华是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乃至中国最著名的手风琴演奏家。作为德国手风琴大师鲍德尔的得意门生，石圣华是当年中国举办手风琴独奏音乐会的第一人。她的演奏技巧和对手风琴的认知理解，在当时是无出其右的。在上海大光明影院举办的那场音乐会上，石圣华用一架德国造的120倍司的键盘式手风琴，表演了十多首脍炙人口的中外经典名曲，其中大多数作品为胞兄石人望所编配。这场空前的音乐会在上海引起轰动，各种媒体连篇累牍地渲染报道，让手风琴这件西洋乐器，就此成了许多市民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无意中也推进了手风琴在上海的影响。

　　石人望在大众口琴会教学口琴的同时，还兼教手风琴，并成立手风琴乐队。石圣华更是专职教授手风琴的。在石氏兄妹、王庆善和其胞妹王秀鹤、王碧云姐妹的不断影响下，学习手风琴很快蔚然成风，成了一种时尚。虽然手风琴初落上海时，只是口琴的伴奏乐器，但很快人们便意识到：口琴乐队因为有了手风琴的相伴，获得了更为丰满的和声及更佳的舞台效果。无疑，手风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口琴的广泛社会基础，而口琴有了手风琴辅助，如虎添翼，更引人关注。两者的发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正因为上海有深厚的手风琴传统和浓郁的艺术氛围，薪火相传，不断涌现了像宋清源、孟升荣、曹子萍、方远和孙海等几代手风琴演奏家。

　　新中国成立后，群众文艺蓬勃发展。手风琴作为携带方便又可替代一支乐队的大众乐器，有了更广泛的用武之地，尤其在解放军内，手风琴更成了一种必备的乐器。自王庆勋的胞妹王碧云被招入北京的总政歌舞团后，在这位出色的手风琴演奏家的推动和带领下，首都北京掀起了一股学习手风琴的热潮。由此，部队文工团的手风琴高手频出，最终出现了解放军四大手风琴演奏家：总政的张自强、海政的杨文涛、空政的任士荣和解放艺术学院的闪源昌。这四大家也都来过上海交流、学习，受到过上海手风琴艺术的熏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四大家的成功，也是上海的手风琴艺术在异地他乡的一种传承。

　　口琴和手风琴在战火纷飞的抗战时期，更是起过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那时的上海滩，到处都是抗日救亡的歌咏活动，以后又不断蔓延到全国各地。无论在广场在街道，还是在工矿在军营，手风琴和口琴那强力鲜明的节奏和着催人奋进的旋律，伴随着歌咏者发自心底的爱国激情的歌声，化成一首首雄壮激昂、一往无前的战歌，激励着亿万中国军民投身伟大的抗日洪流。当年的上海三大口琴会为抗日募捐，纷纷举办过各种形式的音乐会。其中石人望和陈剑晨的独奏音乐会最受欢迎，出现了一票难求的场面。他俩除了票房收入外，还把自己多年的一些积蓄也一同捐出，用于抗战。

　　若说“学堂乐歌”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启蒙，那么口琴音乐的到来，显然更是中国大众音乐普及的开始。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人在上海开始生产自己品牌的口琴，此举也打破了德国口琴一统天下的局面。到抗战胜利前后，上海已有多家中国人的口琴工厂和许多自主品牌，其中有一款口琴以石人望的名字命名，特别畅销。

　　石人望的一生与口琴演奏、教学和创作为伴，此生从未有过其他职业。演奏和教授手风琴，只是他口琴艺术的延续和人生过往的一段美好插曲。我虽然从未在现场聆听过石人望的口琴演奏，但家中曾有过多张他口琴独奏的黑胶唱片。年少时经常聆听，至今一直没有忘怀。印象最深的当属他根据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改编的口琴独奏曲《梁祝》，那灵动毓秀又隽永飘逸的琴声，时而激情荡漾，时而委婉缠绵，转而又如泣如诉，不断变幻的音乐撞击着听者的心灵。石人望用自己的方式和理解来诠释那亘古传颂的爱情故事。在这首作品中，石人望把口琴技巧运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显示出他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石人望演奏的口琴作品，都是他自己创作和编配的，其中大多数作品改编自中国民歌。石人望曾有幸被周总理钦点，去中南海怀仁堂为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奏其代表作《凤阳花鼓》。他的演出受到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周总理希望他能一直坚持口琴音乐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为人民创作、表演更多更好的中国作品。

　　上海解放后，石人望除了继续主持大众口琴会的教学和演出外，还担任多家少年宫和工人文化宫的口琴教学，忙得不亦乐乎。这段岁月静好的日子，也是他艺术生涯的高峰期。他录制了许多自己编配演奏的口琴作品唱片，还编写了大量口琴独奏曲谱和教材出版，社会影响巨大。

　　石人望参加过多届“上海之春”的演出，“文革”后举办的1978年第八届“上海之春”开幕式上，当时已年过古稀的上海口琴三大家：石人望、陈剑晨和王庆隆，破天荒地应组委会安排，时隔二十年再度联袂合作演奏口琴三重奏《萨丽哈最听毛主席的话》，好评如潮。这首新疆风味的作品，由陈剑晨编配。三位大家不同的演奏风格，石人望的洒脱空灵，王庆隆的气势磅礴和陈剑晨的成竹在胸、举重若轻，在这首作品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次空前绝后的合作，三位大家天衣无缝的配合，把中国口琴演奏技艺推向了极致。听众如痴如醉、欲罢不能。

　　“文革”中的口琴也难逃厄运，它被认定为资产阶级音乐。大众口琴会也因此被停止活动，排练的场所被房管所没收，珍贵的口琴乐谱、唱片及大乐队中的一些乐器，也被毁于一旦。“文革”结束后，大众口琴会因没有了排练场所，所以一直没能恢复。随着上海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当年大众口琴会的旧址早已荡然无存，替代它的是南北高架中的一段。

　　石人望晚年多病，但还是一直心系口琴艺术的发展。他经常抱病参加一些口琴音乐活动，其中包括与海外来沪同行的切磋交流。1985年初，石人望病重去世，享年79岁。

传承至今的上海口琴会

上海口琴会是陈剑晨于1935年创办的。如今已走过85年的风雨历程，还充满着朝气和生命力，至今仍从不间断每周的排练和不定期演出（只有在“文革”中中断过数年）。这在上海曾经有过的口琴团体中是绝无仅有的。即使与全国的专业音乐团体相比，它悠久的历史，也只仅次于有140多年历史的上海交响乐团。1933年秋，陈剑晨在南京东路561弄的一幢民居中，首次开办亚声口琴会。翌年，他停止了亚声的活动，又在文庙路252号另创大上海口琴会，旋即便更名为延续至今的上海口琴会，会址搬到天津路上的煤业大楼。很快又迁至南京东路、山西路口的中和银行大楼。太平洋战争后，日寇占领了上海的租界。那时对大楼和重要马路实行灯火管制，陈剑晨只能把口琴会设在自己在兴安路153号的家中。此处和“文革”后有关部门分配给上海口琴会在升平街41弄42号的新址，是上海口琴会教学、排练时间最长的二处场所。原本今年11月在贺绿汀音乐厅举办的上海口琴会成立85周年纪念音乐会，因新冠疫情的原因而推迟到明年初举行。随着眼下疫情的缓和，雷打不动的每周六三小时的排练，也即将恢复。

　　陈剑晨1911年出生于浙江嵊县，因受父亲影响和环境的耳濡目染，陈剑晨从小就对音乐感兴趣。6岁开始学“洋箫”（简易口琴），11岁随家人闯荡上海滩。先去族人开办的丝绸厂里当学徒工。那时的上海正在兴起口琴热，这也燃起了一直向往学习音乐艺术的陈剑晨对口琴的热望，并义无反顾地加入这支大军。他的工余时间大部分用作学习和研究口琴技艺。功夫不负有心人，音乐天赋异禀的陈剑晨才二十出头时，口琴技艺已经出类拔萃，自成一格。随着在圈内的声誉日隆，中国口琴事业鼻祖王庆勋也敏锐地觉察到这位年轻人在口琴艺术上卓尔不群的过人之处，从而刮目相看，于是诚邀他到自己的中华口琴会任教。

　　陈剑晨是个有理想、有抱负又极富正义感的爱国热血青年。有次他在报刊上看到有人撰文：称中国为“无乐之国”，深感耻辱和愤怒。这些年在上海的经历，使陈剑晨感觉并认识到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因此，他决意拿起自己手中的口琴作为武器，来普及、提高国人的音乐素质，从而达到唤醒人民的觉悟，由此萌生了自己创办口琴学习班和口琴音乐团体的想法。

　　陈剑晨开办口琴会的目的，就是普及大众音乐。除了举办各种类别的口琴学习班，来培养表演和师资人才，他还经常去工人夜校和进步社团辅导。据粗略统计，上海口琴会在国内外分设过40多个分会，训练培养过二十多万学员。

　　自陈剑晨创办自己的口琴会后，因教学和演出的需要，他开始编写、创作、改编各种口琴演奏曲谱和教材，先后出版了五十多种书籍。其中《流行口琴名曲集》《中外影视口琴曲集》《世界口琴名曲集》和《口琴入门》《口琴吹奏法》等发行量特别大，社会影响又十分广泛。在八十余年的口琴生涯中，陈剑晨还创作了《丰收圆舞曲》《节日的狂欢》《向社会主义前进》等一批流传甚广的口琴独奏、合奏曲，同时还为各种形式的口琴演出，编配了四百多首作品。

　　

　　口琴大家陈剑晨在指挥中

　　陈剑晨是个勇于探索又敢于创新的口琴大家。为了使自办的口琴音乐会多姿多彩，他不断地在表演的样式上创新。比如：口琴独奏由各种中西乐器组成的小乐队伴奏；男女声独唱则分别由口琴乐队伴奏。以后又推出口琴、手风琴、吉他三重奏，口琴、吉他、小提琴、大提琴的口琴弦乐四重奏等等。陈剑晨还借鉴西洋管弦乐队的编制，来组织自己的口琴大乐队，除了用各种口琴来替代管弦乐队的主要声部，另外还加入了钢琴、手风琴、大提琴、低音大提琴和中西打击乐。有时还根据演出和作品的需要，借用扬琴、板胡和小提琴等中西乐器，使整个乐队的音色更饱满多样，和声更丰富，表现形式更完美。

　　但无奈，口琴是一种固定音阶又固定调性的乐器，演奏中不能随意转调。简言之，就是吹什么调的曲子，必须用这个调的口琴。但大乐队和小乐队所要演奏乐曲的曲调是多样的，什么调都有可能。为了解决口琴在大乐队中转调的难题，陈剑晨是苦思冥想、寝食难安。终于，他联想到了钢琴演奏的原理，即把所要演绎的原调曲目、全部改编成固定的C调，并配上升降记号。这样，乐手只要用C调和升C调的两台口琴，按照固定的乐谱就能演奏所有调性的乐队作品。但关键是，按照固定调吹奏，曲调中可能会出现许多升降符号，难度很大，这就需要大幅度地提升乐手的演奏能力。为此，陈剑晨是花了大力气。他先对乐队骨干进行一对一的严格训练，然后采取滚雪球的办法，让乐队的乐手自行结对互帮互助。就这样，上海口琴会的乐手们有了能演奏固定调的技艺后，整体的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从而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口琴艺术的提高。

　　自1940年下半年开始，上海口琴会大乐队已采用固定调的演奏法来排练各种高难度的作品，整个乐队的面貌焕然一新。经过大半年的磨合，到1941年春，上海口琴会假座卡尔登大戏院（今长江剧场）举办中外名曲口琴音乐会。整场演出，精彩纷呈、高潮迭起。像《巴城酋长》《乘风破浪》《旧友进行曲》《女学生圆舞曲》等佳作是层出不穷、琳琅满目，让观众目不暇接又惊喜连连。剧场内，震耳欲聋的掌声是一浪高过一浪……此次成功的演出，也震动了上海的口琴界。打那后，好多口琴团体纷纷仿效上海口琴会的固定调吹奏法。无疑，中国的口琴事业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陈宜男告诉我：上海口琴会自开办来，已举行过三千多场大小演出。它的首场演出是在1939年1月8日的明星大戏院。整场演出除了各种口琴节目外，还邀请了丁善德的钢琴独奏和陈歌辛的男声独唱。在那么多的音乐会中，有两场音乐会使陈剑晨一生难忘。1942年4月，上海口琴会假座天宫剧场（今福州路音乐书店顶楼）举行音乐会。太平洋战争后，日寇占领了租界，当时的各种演出必须向日本宪兵队申报登记，节目要经审查批准后方可上演。但陈剑晨非常仇视日本鬼子，因此演出没去登记。谁料，当音乐会进行到第二个节目口琴合奏《多瑙河之波》时，大批日本宪兵冲进了剧场、勒令停演，并把陈剑晨和剧场负责人押到日本宪兵队特高科受审。陈剑晨走进特高科还未站稳，就被日本宪兵当胸猛打两拳、还狠狠踢上一脚，陈剑晨踉跄倒地不起……事后，天宫剧场赔了一大笔钱，才大事化了。陈剑晨被保释。据透露，陈剑晨因为进特高科时没向“皇军”鞠躬，而惨遭毒打。由此他也更憎恨日寇了，激发起更大的爱国热情。

　　1957年11月3日，上海音协在兰心大戏院举办星期音乐会的口琴专场演出。中华、大众和上海三大口琴会的大乐队都拿出自己的看家剧目参演。这天，应组委会的安排，三大口琴会的掌门人：石人望、陈剑晨和王庆隆首次联袂登台，合作演奏了口琴三重奏《新疆民歌联奏》，引起全场轰动。二十年后，三大口琴家晚年又在“上海之春”的舞台上合作过一次，这是口琴界的一段佳话。

　　陈剑晨为了普及推广口琴，曾创下过许多第一。1939年4月，陈剑晨创办了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本口琴期刊《上海口琴界》，这是一本专门介绍国内外最新口琴艺术和动态的月刊，深受广大口琴爱好者的欢迎。这本杂志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多次因故停刊，但它对中国口琴界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抗战时期，为了抵制日货及洋货，陈剑晨在1938年倾其所有，与人合资创办了“上海口琴厂”，生产英雄牌口琴，得到人民群众的青睐追捧。口琴大家自办实业，这在圈内尚属首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教育和文化事业的普及发展。这也是中国口琴繁荣的黄金时期。

　　作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我亲身经历、见证过口琴的兴旺和发达。那时无论是学校工厂，还是军营机关，都有口琴乐队的活动和演出。不管你徜徉街头还是伫立巷尾，都会时不时听到悠扬的口琴声。我也曾经学过口琴，那时就读过的小学、中学，都有像模像样的口琴演奏队，同学们在课余经常会切磋交流各自的口琴学习体会和经验。

　　

　　王庆隆在演奏

　　国家对口琴的推广也是非常积极的，那时的口琴是作为普通文具与笔墨课本一起放在文具店售卖的，而且价格便宜，是常人所能接受的。当时人们的生活似乎是离不开口琴的。

　　正当年的口琴大家陈剑晨，岂肯错过这样大好的口琴普及局面，他怀揣着更大的激情，迎接中国口琴第一次大发展。上海解放初期，各种群众活动和游行频繁。此时上海的所有口琴会经常联合起来，组织庞大的乐队参演。譬如1950年和1951年的国庆之夜，上海各界在人民公园举行大规模的通宵大联欢，人们载歌载舞，欢庆憧憬着祖国的明天。上海口琴会派两个大乐队去公园南北两个角演出。听者观众精神振奋，联欢演出一直持续到翌日清晨。那时上海口琴会的演出繁忙，经常一天要赶两三个场子，虽没有任何报酬，但乐手们都乐此不疲。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上海口琴会和其他口琴界同仁多次举办捐献飞机大炮的义演。各个口琴团体尽其所能，派出最强阵容。那时除了票房收入外，还把自己的工资和部分积蓄一并捐献。

　　在繁忙的演出同时，陈剑晨并未放松口琴的普及和人才的培养。据1956年的一份资料统计：上海口琴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六年中，共开办99期口琴训练班，受训学员达4873人，其中具备独奏和辅导能力的骨干有1534人。与此同时，陈剑晨还常赴工厂、学校和社团登门辅导，受众更是不计其数。1958年的盛夏，上海音协在中山公园音乐厅举办有史以来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一次口琴音乐辅导讲座。有大名鼎鼎的口琴三大家石人望、陈剑晨和王庆隆主讲，现场自是座无虚席，大家都深感受益匪浅。

　　“文革”前的十七年，是上海三大口琴会举办音乐会最多的时期。其中，以擅演世界名曲的中华口琴会和演绎中国民歌改编曲目见长的大众口琴会及专演中外圆舞曲和进行曲的上海口琴会，用风格各异的特色节目轮番登台、争奇斗艳。观众是纷至沓来，一票难求。

　　陈剑晨和石人望、王庆隆一样，经常在自办的音乐会上担任独奏。人们比较熟悉和喜爱的曲目有：《天堂与地狱》《新春乐》《卡门》《匈牙利舞曲》《凤阳花鼓》和《洪湖水浪打浪》等。

　　“文革”开始后，口琴界也遭遇灾难，三大口琴会无一幸免。打那后，因种种原因，口琴渐渐地被边缘化，并逐步退出人们的视线。

　　十年动乱结束，中国文艺百废待兴，又迎来了第二春。此时的陈剑晨早已年过花甲，但仍老当益壮，他为重振口琴雄风奔忙，开始了新的征程。

　　1978年初春，石人望率先在黄浦区文化馆成立口琴学习班，接着又组织口琴队。后来因身体原因，石人望退出由程明德接手。当年的下半年，卢湾区工人俱乐部也成立了一个口琴队，并进行过多场公演。

　　1979年8月，上海口琴会开始恢复活动。由于此时已没有了排练场地，于是陈剑晨就把自家二十多平方米的卧室里的床铺拆去，当排练场地。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上海口琴会在翌年的初春，推出了一台全新的节目。在卢湾区文化馆剧场进行了“文革”后的第一次公演，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打那后，上海口琴会的各种演出是接二连三，从未间断过。

　　由于十年“文革”的原因，上海口琴的人才结构出现断层，急需培训和吸收新鲜血液。1981年盛夏，上海口琴会的一则广告，引来七百多名新生报考。由于当时没有固定的场所排练，只能暂借比乐中学的九个教室在晚间教学。在以后几年间，上海口琴会又先后招收了三千五百多名学员。陈剑晨和大女儿陈宜男还一同分赴40多所大中学校和工厂登门辅导，受训者不下五六千人。为了能更好地长期开展口琴培训和排练活动，陈剑晨就打报告向市委宣传部申请场地，并同时呼吁口琴教学能进入中小学课堂，作为学生音乐教育中的一项。因为当时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快，很多家庭都拥有了钢琴，据不完全统计，光上海就有十多万琴童在学习钢琴，还有不计其数的小提琴学习者，在这样的状况下，不起眼的小儿科口琴，再次被冷落。不过很快，宣传部就批复了陈老的请求，拨升平街一处50多平方米的平房作为上海口琴会会址和排练场，同时口琴作为艺术教育进课堂，也很快得到落实。

　　改革开放后，中国口琴界与海内外同行的接触、交流也开始频繁。像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及日本、韩国的口琴家都到上海进行过公演。上海口琴会也走出国门，曾赴新加坡、马来西亚及中国香港地区演出。1981年送录音带到日本参加国际口琴录音大赛，并以一曲板胡协奏形式的中国乐曲口琴大合奏《胜利鼓》取得了第二名的佳绩，为国争了光。1985年，年过古稀的陈剑晨应邀访问香港，在港期间接受香港无线电视台和亚洲电视台的采访，并即兴演奏被录像播出，同时又为香港口琴同行举办口琴演讲。

　　陈剑晨的晚年还经常登台在音乐会中独奏。他自编自演的《北国之春》《森吉德玛》和《乡间小路》等作品，至今还为音乐爱好者所津津乐道，是口琴音乐的经典。1995年，85岁高龄的陈剑晨在上海音乐厅作最后亮相。他指挥上海口琴会的百人大乐队，成功演绎了《幸福进行曲》和《节日的狂欢》等曲目，从此告别舞台。陈剑晨的一生有两大贡献：一是改革了口琴的吹奏法，二是对口琴表演的形式进行了创新。2005年，陈剑晨在家中平静地走完了95年的跌宕人生。

　　陈剑晨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妻子贤惠，妇随夫唱，是丈夫事业成功的得力支持者。七个孩子中有六个学习音乐，而且门类各异，足可组成一支小乐队。其中三人成为专业音乐工作者，排行老二的大女儿陈宜男是陈剑晨的继任者。她的一生是浸润在口琴艺术中度过的，也是一个集口琴演奏、指挥和编曲于一身的口琴艺术家。如今年已八旬的陈宜男仍拄着拐杖为口琴的普及、教学和演出奔忙着。她不仅在上海有许多口琴教学点，要定期辅导，今年盛夏，她还两次远赴安徽阜南县，为五百多名中小学音乐教师开设口琴辅导班，这些教师将来有十多万学生要教学。眼下，陈宜男除了要主持上海口琴会的工作，还有许多省区的音乐教师在等待她去辅导，可谓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