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筱一

　　

　　消息是突然传来的。

　　9月21日一早，不习惯早起，脑子一直有点嗡嗡作响的我看到朋友圈里在哀悼前一天夜里去世的郑克鲁先生，觉得肯定是自己看错了。前些日子，郑老师不是还真真切切地和我联系过吗？他推荐我为一本书作序，后来又把和李景端先生的通信发给我，两个人讨论的是现在“做出一些成就的中青年翻译家”的事情。从此以后，那个叫做“红衣主教”的微信号就再也不会发消息来了吗？我真的是不敢相信，也不能够相信。

　　其实说起来，我和郑老师也是相识已久。大学毕业那一年，我和郑老师通过电话。那时他才到上海师范大学不久，正在张罗那里的法语专业，不过研究生似乎又是在中文系的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带的。一直到我大学毕业的九十年代初，如果要进入法国文学研究，柳鸣九、郑克鲁和张英伦三位先生撰著的《法国文学史》大约是中国市面上唯一文学史类的参考必读书目。我读了，也曾想过并且有机会投入郑先生的门下，最终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错过了，后来倒是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入了郑先生的门，虽然她最终也没有算是将法国文学研究进行到底。人世间的事情大抵如此吧，充满了“不可测性”，也充满了机缘巧合。

　　于是真正等到我从外面晃了一圈后又回到法语文学界和翻译界，尤其是回到上海，和郑老师见上面，不自禁地就觉得和郑老师像是旧时相识，而且不自禁地就觉得更是师生的关系，并非仅是同行。但说到底这只是我的错觉，因为我们见面的场合通常是会议，几乎没有私下里见面的机会。尤其是在微信开始普遍使用之前，我和郑老师的联系一直有点过于正式。好在郑老师在公开场合是很健谈的，同时也很朴实，从来不把学问往高深里说。发言，或是文章，从来没有佶屈聱牙的术语和辗转的逻辑，甚或掉书袋的情况都很少见。这使得郑老师并不像是一个典型的法国文学研究者——哪有做法国文学不懂得摆摆架子的！哪怕是装装样子也要的呀。

　　可是倘若从翻译家的角度来理解郑老师，那就也不奇怪了。翻译家多多少少都会放下自我，照顾读者的感受，虽然读者未必真的能够领情。在和郑老师的交往中，我的确更多见到的是翻译家郑克鲁：例如他翻译《第二性》获得2012年的傅雷翻译出版奖，再例如他翻译的《爱情小说史》出版，每一个翻译事件都是我们见面的契机。我在翻译上固然还不算怠惰，但是，每次得到郑老师慨然相赠的新译，也都会觉得有些羞愧。在他这样的年纪，每一年在翻译上有这样丰厚的产出，那要牺牲多少生活的时间啊！

　　所以在我的推测中，郑老师应该是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法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这一点既在后来郑老师接受的一些访谈中读得到，也在他上师大的同事那里听得到。据说退休之后，郑先生的大多数时间反而是在学校里过的，包括一日三顿，也包括他的大多数译作的产出。疫情期间，他没有办法去学校，有一天他发微信给我，提及“进不了学校，我的一切都在办公室，电脑打印机U盘，工具书，资料，书籍等等……无奈得很”——应该是影响了工作，情绪显见得并不好。

　　不知道是不是始终沉浸在严肃工作里的缘故，在我的印象里，郑先生很少笑，但这并不妨碍郑先生也还是一个有趣的人。他的趣味似乎更是在于他近似天真的直言不讳。他从不讲场面话，无论是夸奖还是否定，都是判断性的短句。甚或无论是面对别人对他的夸奖还是否定，他也仿佛毫不在意，依然是想什么就说什么。最关键的是，他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应有的“身份”。例如所有人提到郑先生，都会提及他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教育家、实业家郑观应的曾孙，但是他会很认真地告诉你，他并没有受到曾祖父太大的影响。再例如他很喜欢表达对法国文学的判断：觉得罗曼·罗兰不够“一流”，太当代的作家不够“经典”等等。有时候遇到他不熟悉的作家，他就坦陈自己完全没有阅读，或是读不懂，会让巴巴地等着他讲上两句的年轻译者或研究者硬是僵住了笑容，接不下去。但是他全然没有恶意，以至于我禁不住要揣度，是不是因为他在加缪笔下的默尔索身上找到了某一种共鸣，所以，《局外人》赫然出现在他译得并不多的20世纪法国文学中。

　　因为疫情的关系，和郑克鲁老师最近的一次见面，应该是2019年11月，在上海师范大学李建英教授召集的兰波会议上吧。郑老师谦虚地说自己不是兰波的专家，没有专门做兰波的发言，但是他的在场已经是让大家都安心的一件事情。印象里，郑老师那天精神很好，和大家也聊得开心，我想，那天在场的郑先生的老少朋友一定都和我一样，想着这样的场面将来一定还会有很多。事实上，仔细想来，时间从来不给我们留下所谓“很多”的机会。幸而，2018年，商务印书馆为郑克鲁先生出版了38卷的《郑克鲁文集》。固然在当时，大家都还希望还有第39卷，第40卷，甚至更多，但是在今天看来，这已然是对一个从个人意义而言意欲“穷尽法国文学翻译与研究的可能之地”的灵魂——我且套用一句郑先生翻译过的加缪所引述的古希腊诗人品达的话吧——的最好安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