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寿钧

　　

　　张建亚，本文作者与李电亮（右）的合影

　　在过去的电影制片厂中，有两个必不可少的行当，一个叫置景，一个为制片。置景要根据电影美术设计师所设计出来的布景制作气氛图，在摄影棚内或场地上搭置出符合剧情、适合影片中各类角色活动的环境。就是拍外景、实景，也常要根据剧情的需要，进行加工。制片则在完成一部影片的拍摄中，相对来说更为重要了，他要制定出投资的预算，经投资方批准后，一定要在这个预算的资金内完成这部影片的拍摄，如果说导演要在艺术上负全责的话，制片则要在行政上负全责，既要保障艺术质量，又要不超支。置景者如果成了“师”、制片者再加上“主任”的话，他们就相等于这两行中的“法人代表”，如出纰差，唯其是问。

　　近水楼台先得月。在电影厂内，子承父业者为数不少，上影亦如此。

　　李电亮则是在初中毕业后，因家中的“顶梁柱”坍塌，被照顾进上影“子承父业”的。他父亲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就进电影公司当置景工人了，一直干到了“师”的级别，曾为《聂耳》《马兰花》等经典影片当过置景工作，却不幸于1964年得肺癌病故。留下的老妻一直在持家无工作，大女儿在读中专，老二电亮在读初中，两个小儿子还在上小学。一下没有了经济来源，这个家怎么过呀？上影的工会组织与厂领导商量后，做出了特别照顾，让电亮1965年初中毕业后就进上影，顶替父亲，在置景车间当了一名学徒工，每月16元。电亮用4元买饭菜票，12元交给母亲。不久，他姐姐中专毕业后被部队招去工作，电亮3年满师后也有42元工资。他们这个家，才由大姐和老二电亮重新撑起。

　　电亮从小聪明伶俐，在初中读书时品学兼优，老师和同学们都为他没能升高中、读大学而惋惜。电亮却对自己的现实很满足，他父亲给他取这个名，就是希望他长大了也能进电影厂，发出一丝光亮的。他从小就被父亲带去看拍电影，还多次客串过群众演员中的小演员，拍完了得到一根棒头糖，就非常满足。电影厂里的不少人，早就认识老李师傅家的这个“小鬼”，他们同情他、喜欢他。电亮怕有待慢，见人就叫叔叔阿姨。

　　电亮进厂不久，“文革”就开始了。有过这样经历的人，在“文革”中当然不会起来“造反”，他加入了“护厂”的行列，这让他有幸结识了富有正义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他们教导他不要荒废了青春，要多看有益的书，好好学习，充实自己，不但能明辨是非，而且对将来自己的发展也有利。他受了他们的影响，在这段时间内，非但没有跟着别人瞎胡闹，并且还充了不少“电”，为他以后的“亮”起来，打下了基础。

　　“文革”后期，上影开始恢复生产，电亮得以回到置景车间，跟着摄制组，参加过两部影片的拍摄。“文革”后，他在《祖国啊！母亲》这部影片的摄制中，为摄制组拍外景打前站，由于表现突出，引起了领导的重视，把他从置景车间调往制片科剧务组工作。他拜老制片主任丁里为师，接连在《子夜》《泉水叮咚》《青春万岁》等影片中担任剧务。他的工作能力和所显示出的才华，引起了独具慧眼的老艺术家们的重视，有人曾劝他去当场记、助导，向导演的方向发展。年轻人往往会好高骛远，尤其是已参加过好几部影片摄制的年轻人，更容易被“导演”这一行当显示的魅力所吸引，而不自量力。电亮却心有定力，他听从了老制片人丁里、徐进、吴承镛等的忠告和组织上给的机会，于1984年进北京电影学院进修了一年多的制片，回厂后30多岁就开始独立制片了。

　　当时，上影的老制片们都将纷纷退休，以电亮为代表的这代人接下了这根接力棒。厂领导对电亮的关怀和培养，不但在业务上，更为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当时，负责党建工作的孙秀芳大姐启发电亮说，“小鬼，可以打入党报告了！”当时的年轻人，尤其是像电亮这样心术很正的年轻人，对入党看得非常神圣，他说他还不够格，还得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孙大姐正儿八经地回答他：“够不够格，这是组织上考虑的事，入不入党，首先要你自己愿意。”于是，电亮很快打了入党报告，也就在这年，他被批准入党了。

　　如今，电亮虽也已年过古稀，已是爷爷辈的人了，但在与我谈起他的成长过程时，那些曾在业务上、政治上、为人上引导和培养过他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们他一个也没忘记。虽然，其中的一些人早已不在人世，却永远活在他的心中。

　　20世纪80年代中期始，电亮被“放飞”后，他很快成了上影新一代主创人员中的中坚力量，他与他的同代人一起撑起了上影的创作天地，他为张建亚执导的《冰河死亡线》《少爷磨难》《绑架卡拉扬》《挑战》《三毛从军记》《超霸女郎》等名片担任制片主任，为张建亚的崛起，助了一臂之力。当时的导演、制片，每拍一部影片，负担都很重，压力都很大，既要争取得奖，又要在有限的成本中完成任务，最好还能为厂里节约成本，有所结余。当然，更为重要的还要投入市场后能为厂方盈利。这样，你才能一部接一部地继续拍下去。否则的话，什么可能都会发生。在市场经济下，只要出外景，处处都要收费，成本已难以掌控，当制片的实属不易。只要拍电影，就到处受欢迎的境况早已不复存在。像张建亚这样的导演，对拍摄要求又十分严格，在取景上从不马虎。为此，在拍摄外景时，电亮常常亲自出马，费尽口舌去取得有关方的全力支持，保障导演能拍到满意的场面和镜头，有些你花了再多的钱也难以办到的事，电亮却不花钱或少花钱办到了。电亮的种种努力，建亚是看在眼中记在心里的，他们成了终身的好朋友。不少导演，都喜欢与电亮合作，他成了制片中的“香饽饽”。而成为“香饽饽”所花出的代价，只有电亮自己最清楚。他常为工作而误餐，有一顿没一顿地干活，落下的胃病根子，直到退休后才能有空去根治。电影厂里不少人都谓制片“精明”，吃不了亏，而电亮常以委曲求全，甘愿自己吃亏去好搞工作，这种顾全大局的工作作风和精神，给电影厂里上上下下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电影厂的深化改革，创作人员被“赶”向市场，却看到了更大的自由度和更大的发展空间，他们抓住这个“大好时机”，厂里保留档案工资，只发几百元的最低生活费，一切都开始企业管理。从表面上看，电影从业人员再也没有了铁饭碗，过去所作出的贡献，一下都被“零”化，各人都得“而今迈步从头越”。而建亚与电亮这对老搭档，成立第三制片公司（即龙威制片公司），龙威制片公司后又与上海有线台合作组建了的“江南影视公司”，由建亚任经理，电亮任副经理，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不但自筹资金拍出了不少优质的影视剧，而且在与港台影视界的合作上，也大有成效。他们所创建的这家龙威影视公司，成了上影深化改革开放中的一个样板。

　　电亮与建亚的这次合作，已不像以前只为了拍摄一部影片那样相对简单和轻松了，他们的“龙威制片公司”犹如一家小电影厂，两年内拍了七部电影，还要发行走向市场，要理顺各方面的关系，要自负盈亏，日子过得极其艰难。尤其是在拍摄资金的筹划上更有好多工作要做，电亮配合建亚，开辟了与香港电影界人士的合作空间，一起合作摄制了好几部影片，投放海内外市场后，都在社会效果和经济效益上取得了双丰收，并得以让这个合作空间能持续和发展。他们曾经历过不少非常棘手的问题，其中，首先遇到的是一个剧本问题。在这上面，海内外的标准不尽相同，我们在思想内容上的要求高一些，多一些，而香港方面，则在如何好看、盈利上考虑得多一些。由于电亮和我的看法较一致，认为两者并不矛盾，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而相得益彰，所以他常找我一起商量解决的办法。有时，在征得港方的同意后，还邀我一起参与修改剧本，让我感受到了他处理问题的能力和为人可贵之处。

　　电亮常说的一句话是：“拍戏不能仅以钱为目标。”他不是说说而已的，更不是说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而是说到做到。从大局上看，他协助建亚所拍的那些影视剧，非常注重社会效益，即便是娱乐片类型的影视剧，也尽量去挖掘、体现出有益于观众的思想内涵，尽心尽力去争取寓教于乐。所以，他们公司所拍摄的影视剧，不论是自主还是与港台合作拍摄的，不但部部都能顺利通过，而且投放海内外市场后，观众的口碑都很好。而在他处理制片事宜时，常常在做好筹拍工作后，把机会让给他的同代同行们，并且也能像以前老制片人对待他那样，去热心帮助他人。他处在公司副领导人的位置上，如要加个名、占点利是极其容易的，但他从未这样做过。他在邀请我参与修改与港方合作的剧本时，虽提供了不少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也从未在名利上去占一份额。他始终认为，这是他在这个位置上该做的事，是职务行为。我知道，电亮与建亚在合作开办公司期间，曾有人想来“挖”走电亮，尽管可以去赚大钱，他也不为所动。而当建亚的同学彭小莲导演在拍片遭遇困难时，他却亲自出马，当她的制片，接连拍摄了获得金鸡奖的《上海一家人》等五部影片，其中还包括纪录片。我亲眼看到，彭小莲在拍摄《上海一家人》中遭受到不公正的指责时，电亮是如何为她周旋解围的。我也知道，彭小莲不幸得了癌症后，电亮是如何送去温暖的。这些，都让我体悟到了他所说的“拍戏不能仅以钱为目的”这句看似十分朴实的话背后的深刻内涵。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新世纪到来后，上影集团下属的分公司，由于种种原因，纷纷终结。我已到了退休的年龄，理应“告老还乡”了。建亚和电亮比我小几岁，他们的公司比我的公司迟结束几年，而后也仍然各自在新的岗位上发亮发光。

　　电亮被上影集团公司的领导视为制片行当中的“老法师”，常派去遭遇困难的摄制组“坐镇”。2001年，电亮被派往长篇电视连续剧《远嫁日本》摄制组，代表集团公司带领着几十口人，去日本拍片。在日本工作的那一长段时间里，摄制组不但胜利完成了摄制任务，而且没出任何差错，原队人马全部安全返回，电亮在其间所经受的压力、在他乡异国拍片所经历的艰辛，以及为万无一失地保障好大家的安全所付出的努力等等，都是可想而知的。至今，电亮与我谈起当时的情况来，还心有余悸。

　　他在完成这个和其他的几个艰巨任务后，被上影集团公司领导任命为上海科教片厂厂长。

　　其实，上海科教片厂早已名存实“亡”。它的全部人马和所有的厂房、设备，早已被划归给上海东方电视台。但这个“厂”的编制还在上影，必须要有一个“厂”长。这个空头的“厂”长，让谁去当谁都不愿去，当了也难以办成事，很会让人笑话。有些朋友也劝他别去当这个空头“厂长”，还是在退休前多拍几部影视剧，积下些养老金吧。但电亮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决定，硬着头皮上任了。让谁都想不到的是，在他退休前的有限的日子里，竟自筹资金，拍成了《复合菌肥施用技术》等两部科教片，不仅为农村普及科学出了一分力、发了一分光，还为上影得了两个神农奖，并盈利赚了40万元。

　　老上影的人们都知道，电亮是个干实事的人。他50出头从置景工人转到了制片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共参与了四五十部影视片的制片工作，多次获得过表彰，他却从不张扬，从不争名夺利于市，只是埋头苦干，力争为电影事业多发一分光。置景的儿子不仅会制片，而且也继承和发扬了电影厂工人老师傅们的光荣传统。他退休后，甘于寂寞，回归家庭，既要照顾好患有心脏病的老伴和90多岁的岳母，又要为子孙服务，却从未有过一句怨言。这次，市里音像资料馆要为老文艺工作者们录像采访留下资料，我向他们提议：不要只把视线都落在经常出头露面的人身上，就我们电影厂而言，就有不少默默无闻却又值得留下“资料”的人。感谢他们听取了我的建议。而当他们邀请电亮进行录像采访时，却遭到了电亮的婉拒。他们求助于我，在我的再三说明下，电亮方同意去谈谈电影厂的情况，却也只是多介绍他人而少说自己。他始终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做的，不值一说。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我看来，从“置景的儿子会制片”中，不同的人都可以从中悟到不少有益于自己和社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