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牛顿

　　红学是一门显学。我从2003年至今，先后出版了两部专著：《寻找红楼梦的原始作者》（上海大学出版社，2013年）和《红学新声》（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7年）。

　　由于研究经历了由局部到全面、由浅尝到深究、由混沌到清晰的过程，有学者建议我将自己的思路整理、厘清一番，以便大家更便捷地了解我关于《红楼梦》的学习成果。

走进红学

我原先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美学的。走进红学，纯属偶然。

　　本世纪之初，我在从事中华美学三部曲第三部《说趣》的写作，其中遇到“凑趣”这一题目，想到《红楼梦》应该有这方面的材料，于是，再次阅读《红楼梦》。所不同的是，过去遵照毛主席教导，阅读时关注作品中阶级关系的描写；如今阅读，则着重于人物关系和作品语言。所获甚多，写出《红楼梦中的趣味》一文，收入2005年4月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拙著《说趣》。

　　没想到的是，这次发现《红楼梦》中会有那么多我熟悉的乡音。当即草成《红楼梦植根湘土湘音》，发表于2003年8月6日《中华读书报》上。该文引起广泛关注，并遭遇质疑。支撑我的是自己的学术自信。与此同时，听湖南学者转告，此前已有一位湖南作家在某报上发表过关于《红楼梦》中有湖南方言的文字。提振了信心，安顿了情绪，排除了干扰，我陆续又发表了若干红学的文章问世，并于2003年秋冬之际，到故乡长沙进行相关方言的调查。

　　因为意识到红学的艰难，中间沉寂了六年。直至2009年7月，我又开始了红学的垦拓，于是有了《红学笔记》一书，由香港世纪风出版社印制出版，数量非常之少。当时我讲，“绝不敢说我讲的都对，只是将我所熟悉的相关语言、风物、习俗集纳到一起，奇迹般构成一个共同的地域环境，试图说明《红楼梦》原始文本的状况和探寻《红楼梦》原始作者的踪迹。未来的岁月中，找不找得到他或她，碰运气吧”。

出现转机

2012年2月7日，我前往上海古籍出版社。承蒙上海大学校友、1978届首届学生朱怀春先生，将负责之《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01册中曹寅《楝亭诗钞》和施世纶《南堂诗钞》用光盘录出赠予。

　　紧接着，我到上海市徐汇区图书馆借阅《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01册，并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得阅《浔海施氏大宗族谱》。该书由施世纶、施德馨纂修，1993年5月由台湾龙文出版社出版，属台湾文献类编之台湾关系族谱丛书第1种。

　　我之所以试图另辟蹊径，是因为《红楼梦》甲戌本（1754年）问世以来，四分之一世纪，数代红学研究者多数人都将曹雪芹视作真名，在曹氏家谱中寻找其人，猜度有加，考证无着。“究未知出自何人”，当年程伟元的疑问，一直延续至今。鉴于《红楼梦》中又确实出现了曹氏家族材料，于是我想，应从与曹家有密切关系的线索中去探寻。

　　果有所获！发现施家与《红楼梦》多有关联。

　　一、施家祖孙三代

　　祖父施琅（1621-1696），字尊侯，号琢公，谥襄壮。康熙十三年（1674）提督福建全省水师，加太子少保。平定澎台，授靖海将军，封靖海侯。生天启辛酉年二月十五日酉时，卒康熙丙子年三月廿一日辰时。

　　泽惠后人。蒙府本第五十四回回前评：“积德于今到子孙，都中旺族首吾门。可怜立业英雄辈，遗脉谁知祖父恩。”

　　父施世纶（1659～1722），字文贤，号浔江，襄壮公次男。初任江南扬州府，泰州知府。升扬州知府、江宁知府。丁艰服阕。升江南淮徐道副使。升湖南布政使，调江南安徽布政使。内升太仆寺正卿，转顺天府府尹。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升户部右侍郎兼总督仓场。理任总督淮扬等处漕运加二级。生顺治己亥年十一月初七日戌时。继室王氏（1672～1699），诰赠夫人，生康熙壬子年九月初三日子时，卒康熙己卯年八月廿七日寅时，葬惠安凤美山。

　　世纶有兄弟八人，养育男儿十人。与《红楼梦》第四回所述史家“都中现住者十房，原籍现居八房”相合。跟第五十四回贾母所讲十个儿子、媳妇笑话吻合。

　　施廷龙（1692～1763），字伯猶，浔江三男，生康熙壬申年七月初三日巳时。娶郭氏，生康熙乙亥年十月十二日亥时。育有两男。

　　廷龙、郭氏1727年以“廷翰”之名编就尔父所著《南堂诗钞》。《南堂诗钞》卷十二《南堂秋兴》诗后小注云：时三儿赴粤东。与庚辰本第六十回末述及，“昨儿有粤东的官儿来拜，送了上头两小篓子茯苓霜”，第七十一回，贾母问凤姐，人家送礼，共有几家有围屏？凤姐回说，“还有粤海将军邬家的一架玻璃的”，第七十八回回后总评中提及“罗浮二山烟雨”，这些材料均巧相契合。

　　二、1693 年（康熙三十二年）施世纶到任江宁知府。曹寅时任江宁织造。施、曹两家有密切往来。是时，其三儿施廷龙年方一岁。

　　三、1702年，施世纶调任湖南布政使。施廷龙十岁。廷龙日后之妻郭氏何时进入施家，尚不知。但族谱唯她没有籍贯地，1695年生，时年七岁。

　　四、1705 年（康熙四十四年）施世纶离湘赴京途中，恰逢康熙第五次南巡，全家随幸江浙。廷龙夫妇日后创作《红楼梦》，“借省亲时写南巡”，缘此。

　　五、同年，施世纶进京，调任太仆寺卿。廷龙十三岁，郭氏十岁。故得知廷龙有十年左右江淮地区生活经历，郭氏亦有十年左右湖南地区生活经历，这是他们小时候的方言基础。

　　这也是《红楼梦》中出现湘方言（如肏鬼、打联垂等）、吴方言（如家去、未曾等）的原因。

一芹一脂

在中国文学史上，夫妻双档、互相合作，玉成巨著，一芹一脂堪成典范。打破夫唱妇随的传统，开创妇说夫跟的新局，可谓中国近代思想解放之先声。

　　脂砚斋（郭云）小时生活在湖南，常与底层交往，多有民间意识，长于叙事写人，行文有些粗俗。

　　曹雪芹（施廷龙）幼年生活在江南，熟稔家族生活，甚悉封建伦理，喜欢诗词书画，执笔颇为文雅。

　　脂芹二人在床和炕、桂花与木樨、夯和笨、嚇与唬、子尾和儿化等不同书写中显出差异，又在长达数十年的北方生活环境中，达到明瓦和玻璃似的彼此认同，相互欣赏。他们夫妻恩爱，感情深笃，相加互补，常相鼓励。

　　我在过往的研究中，叙述湘方言有些宽泛，但并不妨碍“红楼梦植根湘土湘音”的整体判断。另外，我对脂砚斋掌握长沙方言以及文化素养上估计有些偏高。

　　这就是为什么曹雪芹会接手创作，当脂砚斋驾驭巨著有些力不从心，诗词根底又有些缺乏时，会毅然对《红楼梦》进行增删，纂写目录，分出章回，完成佳作。

　　“人情小说”，是鲁迅对《红楼梦》文本的准确定位。鲁迅批评“石头记是政治小说”，所谓“吊明之亡，而揭清之失”的错误认识，指出这“未免近于穿凿”。如今《红楼梦》研究之中，过度阐释，探幽索微，以验隐史诸种做法，既离开了文本阅读的本义，更离历史真貌越来越远。诚如鲁迅当年所指责的，“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

　　谨向前辈红学家致敬。

　　现今学术环境日趋清和。我对红学未来，寄予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