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国

壹

“上海老歌”是上海一张真正的名片。它相比海派文学、滑稽戏和沪剧等具有上海地方特色的文化艺术，影响更广泛。因为音乐是人类共通的语言、直抵人心。“上海老歌”是当年西方殖民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交汇通融的“特殊产儿”。作为海派文化中杰出典型的代表，“上海老歌”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貌，也唱出了市民心声，又满足了市场需求，当年街头巷尾妇孺皆唱，社会影响深远。

　　新中国成立后，因“极左”思潮，“上海老歌”一度在大陆被打入冷宫。但真正的经典音乐从未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那些年，港澳台地区及东南亚的华人地区，仍一直延续浸润着“上海老歌”的血脉和风骨，且蓬勃发展，并涌现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和人们喜闻乐见的歌星，像邓丽君、费玉清、蔡琴等人无不承袭着“上海老歌”的风格。

　　改革开放后，“上海老歌”在大陆重新焕发青春，那充满活力的枝蔓在这棵挺拔的老树上到处展现生命的力量。

　　诚然，中国近现代音乐之路漫长。“上海老歌”是因为“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再加之美国爵士乐、百老汇歌舞剧和好莱坞电影对上海的影响应运而生。“上海老歌”的产生和发展有着主观和客观原因，并非一蹴而就。它是几代作曲家用生命的激情所谱写和培育的，其发展之路艰难曲折。

　　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国门被帝国主义殖民者强行打开。随着五口通商，西方传教士大量进入中国，西方的宗教音乐也随之而来。

　　到了清末民初，国门业已洞开，科学和民主的狂飙吹醒了旧帝国的梦中人。当年留日学生沈心工、李叔同等人发现了音乐教化人的作用，于是在他们学成归国后，即把许多现成的外国曲调填上中国歌词。就这样，具有教育功能的“学堂乐歌”开始涌入各种学校，从而也开始了中国的“新音乐”。

　　诚然，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我国既没有专业的作曲家，更没有系统的音乐教育。但此时的帝国主义列强已在中国这块乐土上开始音乐布道。天津海关的赫德乐队是第一支有中国人参加的西洋乐队，而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乐团和由俄国人组建的哈尔滨交响乐团，也开启了中国音乐的新篇章。

　　1927年，蔡元培命留德归来的萧友梅及留美的黄自等一批在海外学习的音乐家，在上海组建中国第一所音乐高等院校——上海国立音专，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举动。虽然当年学校的教师基本都是外籍音乐家，但却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的音乐人才，他们也成为中国音乐发展中薪火相传的中流砥柱。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已是远东第一大都市。西方殖民文化大量地进入被称作“魔都”的上海，很快也进入普通市民的生活。电影院、舞厅像雨后春笋般林立。此时外商经营的唱片公司如英商的“百代”和美商的“胜利”，还有中资的大中华唱片公司，许多中国的私人电台，尤其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电影厂也拔地而起。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人开办的电影厂，无论其规模，还是数量，都已达到了空前高峰。其时，影片拍摄速度之快，令人叹为观止。一个星期左右，便有一部新片面世。

　　从193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电影已进入了有声片时代。无疑，电影音乐也成了影片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而且那时吸引观众和影迷的，不仅是影片的故事情节和大牌演员的表演，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影片中那些沁人心脾又易学易唱的主题歌和插曲，令人趋之若鹜。其时上映的每部影片至少有两三首观众喜爱的插曲，有些影片甚至有八九首好听的歌。插曲最多的一部影片《柳浪闻莺》有十五首，分别由黎锦光、姚敏、李厚襄、严折西、刘如曾和黄贻钧作曲。演唱者除了白光和龚秋霞外，还有吴莺音、黄飞然、黄源尹等。听我母亲说，她在学生时代，为了学唱影片中喜爱的歌曲，经常会反复观看一部影片，并在影院记录歌谱心中默唱。

　　我外公陈锡华早年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接受西式教育，因此思想比较洋派、生活也很时尚。听家人讲，那时家中已有自备汽车、钢琴等常人眼中时髦的奢侈品，还有百代唱片公司的立式柚木手摇唱机和许多“上海老歌”及戏曲唱片。“听唱片”是家中每天几乎必修的功课，外婆虽然是小脚老太，没上过学，也不太认字，但受家庭耳濡目染的熏陶，许多经典的“上海老歌”她都会哼唱。由此可见，当年“上海老歌”是如此深入人心。

　　我从小生活在外婆家，可以说是在唱片堆里长大的，那时两位舅舅已购买了新的电唱机和新唱片，包括“外国名歌两百首”及当年中国歌唱家的代表作。但我骨子里还是对“上海老歌”情有独钟，喜欢周璇、白虹、白光、姚莉的歌。即使在“文革”中，家中的所有唱片和电唱机被作为四旧抄走后。我还一直在想方设法从我结识的小伙伴家中借来老上海的唱片，在家中留存的手摇唱机上播放。没有新的唱针，我就把外公生前用过的旧唱针，在沙皮上打磨后再用。唱机因为年代久远，发条已老化，播放出来的声音都已失真。但也能过过瘾，也是我当时的一大乐趣。在我成为音乐制作人和乐评人的这些岁月里，结识了中国几乎所有著名音乐家，在采访记录这些音乐老人后，我撰写过数百篇人物专访和音乐评论，散发在上海的主流媒体和一些重要期刊上，并与上海电视台合作拍摄了一些音乐老人的纪录片，由此为中国音乐史留下了许多鲜为人知、面临失传的史料。与此同时，我又了解、积累了很多有关中国音乐发展和旧上海乐人的旧闻轶事，为我今后的音乐活动和写作打下了坚实基础。我还与胞弟李建国一同策划组织《海上寻梦》系列音乐会，每年都要举办几场不同演员、不同题材和风格的“上海老歌”专场演唱会。

贰

正因为中西文化交融的上海有合适的气候、土壤和丰沃的养料，“上海老歌”才逐渐生根发芽、不断蓬勃成长，终成参天大树，并由此很快催生出一大批电影音乐作者，同时又衍生了许多此类歌曲的演唱者。

　　其实“上海老歌”基本都是当年的电影主题歌和插曲，共同特点就是海纳百川、雅俗共赏，这也是海派文化的精髓所在。“上海老歌”中既有典雅细腻的艺术歌曲：像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她》，黄自的《玫瑰三愿》《踏雪寻梅》，聂耳的《铁蹄下的歌女》，青主的《我住长江头》《大江东去》，刘雪庵的《红豆词》等；也有慷慨激昂、催人奋进的抗日救亡歌曲：如黄自的《救国军歌》，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冼星海的《热血》，贺绿汀的《游击队歌》《嘉陵江上》，刘雪庵的《长城谣》，吕骥的《自由神》《新编九一八小调》，张曙的《洪波曲》，沙梅的《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麦新的《大刀进行曲》，麦新、孟波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等。当年的救亡歌曲，为唤醒、团结亿万军民投身挽救危亡的民族和国家的抗日洪流，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可抵千军万马。

　　但更多的当数委婉动听的江南小调式的歌曲。它在融入了西方舞曲的节奏后，浑然天成为另一种样式的歌曲，旋律优美、音域不宽又朗朗上口。因为内容贴近市民生活，因而被俗称为“时代曲”。当年音乐院校出身的作曲家也写此类作品。比如像贺绿汀的《天涯歌女》《四季歌》《春天里》《秋水伊人》，任光的《渔光曲》《彩云追月》，聂耳的《梅娘曲》《塞外村女》，黄自的《天伦歌》，黄贻钧的《莫忘今宵》《归来吧》，王云阶的《牧羊恋歌》，刘雪庵的《何日君再来》《满园春色》《西子姑娘》，冼星海的《夜半歌声》等。显然，科班出身的作曲家所谱写的这些作品，虽然是现今留存的2000多首“上海老歌”中的精品，但数量较少，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而黎锦晖、陈歌辛和黎锦光才是“上海老歌”的鼻祖和领军人物，其背后还簇拥着一个庞大的作者群。这些非音乐科班出身的中坚力量，有的自学成才，有些无师自通，也有跟随外籍教师学习或半路出家者。他们的人生经历和从艺经历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是从心底里热爱着、流淌着音乐，而且都有深刻的人生阅历和生活感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积累，同时又接受过西洋音乐的熏陶，对人民群众的喜好和需求更是了如指掌、放在心中。他们在艺术实践中学习作曲，又在创作中不断完善自己。

　　黎锦晖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上海老歌”的拓荒者。作为开山之人，他的作品举足轻重，黎锦晖常用中国民族音乐元素融入西方舞曲的样式和节奏，这种创作风格也深刻地影响着后人，由此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模式。黎锦晖的另一大功劳，就是开办歌舞艺术学校，从中华歌舞学校到明月歌舞社，他培养了周璇、白虹、聂耳、黎锦光、严华、王人美、王人艺、徐来、黎明晖、黎莉莉等一大批当年影坛、歌坛的精英人物。

　　当年推动“上海老歌”发展的，与黎锦晖的艺校展开竞争的，还有许多民营商业电台及为其播音的二三十家歌咏社和民间歌舞团体。那时的商业电台日夜向市民播放商业广告和文艺节目，所播节目中，除了南方的地方戏曲外，主要就是流行歌曲。由几名男女歌手轮番演唱，伴奏也很简单。一架钢琴加上弦乐、弹拨乐和架子鼓。当时比较有实力的歌咏社有：韦骏主持的“璇宫歌咏社”，严华的“晓露社”，姚敏、姚莉的“大同社”，还有“爵士社”“野玫瑰”“夜莺”“民声社”等。

　　出身书香门第的黎锦晖，年少时就显露音乐才华，对于中国民族器乐的吹拉弹唱，他样样精通，而且还会演唱湘剧、花鼓戏等当地戏曲。“五四运动”后，他从家乡湘潭投奔北京的大哥，去参加新文化运动。由此接触、感受过西洋音乐。

　　黎锦晖从1917年起，就开始创作《小小画家》《葡萄仙子》《麻雀与小孩》等儿童歌舞剧，还谱写了传唱至今的儿歌《找朋友》《老虎叫门》等，为当时的少年儿童提供音乐启蒙。

　　从黎锦晖创作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及后来的《桃花江》《特别快车》算起，中国的流行音乐（包括“上海老歌”）已走过近百年的历程。

　　陈歌辛自幼才学过人。他博览群书，学贯中西，才华横溢又卓尔不群，集作曲家、诗人、散文家和语言学家于一身，是“上海老歌”的杰出代表。他青年时代因热爱音乐，追随德籍音乐家弗兰克学习作曲、指挥和声乐。

　　陈歌辛作品的特点，是把吴越文化天衣无缝地融入西洋音乐模式，风格鲜明。他一生为几十部影片配乐，同时留下了《玫瑰玫瑰我爱你》《夜上海》《恭喜恭喜》《初恋女》《永远的微笑》《苏州河边》《蔷薇蔷薇处处开》等200多首经典歌曲。

　　抗战时期，在孤岛上海，陈歌辛组织“歌咏指挥训练班”和“实验音乐社”，一面培养群众歌咏运动的骨干，一面又与姜椿芳等人一起译配苏联革命歌曲，在群众中教唱。同时，他还与人一起创作了抗日题材的歌舞剧：《罂粟花》《丑表功》《春之消息》等，其中最有名的一首插曲《度过这冷的冬天》，表达了作者对春天和光明的美好向往和追求。

　　陈歌辛的代表作《玫瑰玫瑰我爱你》，是首主旋律建立在中国五声音阶上、极具民族风味的作品，但它的曲式又符合西洋音乐的格调，音乐简练、旋律优美、易唱易记。它也是第一首被译成英文、由外国歌星演唱并灌制唱片的中国流行歌曲。

　　曾谱写过《南屏晚钟》《今宵多珍重》等“上海老歌”的王福龄，是陈歌辛的得意门生。而家父李佐华则与王福龄是朝夕相处、形影不离的同窗挚友。那时，陈歌辛每星期按时去王福龄家教授钢琴，同时附带教些作曲知识。家父每次都会在现场旁听“暗学”。家父生前曾多次说起过陈歌辛教学时的场景。陈老师儒雅和蔼，教学非常仔细耐心、因势利导，有时王福龄学得不到位，他会深入浅出地形象比喻、循序渐进地诱导，从不训斥发火。有时教学晚点，王家会请老师留饭。席间，博学多才的陈歌辛谈笑风生，没有一点架子。

　　王福龄在陈歌辛的悉心培育下，进步神速。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去香港发展，为当地的许多影片配乐。1980年代初，香港歌手张明敏在央视春晚唱响了王福龄新作《我的中国心》。从此，此歌成了亿万国人心中的颂歌。

　　黎锦光是“黎氏八骏”中老七，他因参加胞兄黎锦晖创办的明月歌舞团而走上音乐之路。黎锦光虽未进入过音乐院校深造，也从未拜师学艺，看似他无师自通、横空出世，是个音乐天才，其实他深受过中国传统音乐和戏曲的熏陶，对于许多中国民歌和戏曲音乐元素他都烂熟于心。而且他在胞兄身边工作，无形中也在接受西方音乐的感染。他在随明月歌舞团走南闯北的演出实践中，吸取了许多民间音乐的养料，同时在胞兄身上无意中学到了一些作曲配乐的初步知识。长此以往，他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在创作中学会了作曲。

　　黎锦光作品的民歌风格非常鲜明，他除了常用所熟悉的湖南民间曲调外，有时还采用江苏、广东、河北、陕西等地的民间小调素材，另外还从京剧、京韵大鼓、北方的梆子和时调等民间曲艺中吸取创作养料，曲式和配器则大量地融入了“探戈”和“伦巴”等舞曲样式、节奏。

　　黎锦光1939年进入百代唱片公司当音乐编辑，以后一直在那里工作，直至1993年去世，黎锦光在百代谱写的第一首作品，是根据湖南花鼓戏的“双川调”改编成的歌曲《采槟榔》，由周璇灌录唱片后，一炮打响。不久又创作了带有湖南民歌旋律的《五月的风》，而《拷红》一曲则吸取了京韵大鼓中说唱音乐的表现手法，周璇演唱的《疯狂世界》就沿用了京剧中西皮板的旋律。根据英国作家希尔顿的著名小说《失去的地平线》中的传说，黎锦光创作了歌曲《香格里拉》，作为影片《莺飞人间》的主题歌。

　　黎锦光留下了200多首“上海老歌”，他自谦拿得出手的也只有七八十首，其中有20多首作品从未面世，他生前送给了忘年交：上海歌剧院的女高音歌唱家陈海燕——如今这些手稿已捐给了上海图书馆。

　　诚然，黎锦光的代表作就是《夜来香》，此作完成于1944年初夏。那时，黎锦光正在为京剧演员王桂卿录制唱段。这天傍晚他走出录音棚时，迎面吹来阵阵清凉的南风，四周夜来花香芬芳，此刻远处又传来清脆的夜莺鸣唱……身临此景此情的黎锦光，感到那么富有诗意。

　　这天回家后，黎锦光彻夜未眠，傍晚时的那一幕幕美好的景象，不断在脑海中闪回，奔腾的乐思此刻在心田似乎要喷涌而出。他旋即起床、挑灯夜战，一首清新脱俗、舞曲样式又有伦巴节奏的新作《夜来香》，就这样一气呵成。作品完成后的几天，黎锦光又对其中几处作了精雕细琢，直到自己满意。

　　新作《夜来香》先后给沪上许多大牌歌手试唱过，因为音域太宽，都不太合适。歌谱就这样在黎锦光的办公桌上躺了两个多月。一天，“满映”的李香兰应邀来沪拍摄影片《万世流芳》，其中的插曲《卖糖歌》要在百代公司先期录音。这天李香兰无意中看到了放在黎锦光桌上的《夜来香》歌谱，一经哼唱，喜出望外，如获至宝。她当即就找到了黎锦光，表达了自己急切想唱的心愿。就这样，《夜来香》经李香兰唱响后，成为黎锦光最重要的作品，也是李香兰的代表作，此作很快在国内流行，以后又译成几十种语言被翻唱。据黎锦光说，《夜来香》在全世界有89个不同的演唱版本在流传，是世界上最流行的中国歌。

　　新中国成立后，过去的“上海老歌”已遭到否定，黎锦光也没了用武之地，他与妻子白虹的婚姻由此走到了尽头。百代唱片公司此时已改名为中国唱片上海分公司，黎锦光虽然仍担任音乐编辑，但他事事谨慎，唯怕出错，许多由他改编的轻音乐都没署上真名，唯有两部他的得意之作《送我一支玫瑰花》和《接过雷锋的枪》例外。

　　铜管乐《接过雷锋的枪》是应上海管乐团之邀、根据朱践耳的同名歌曲改编的，此曲气势恢宏、雄壮磅礴、听者激昂之情油然而生。而根据新疆民歌改编的轻音乐《送我一支玫瑰花》则显示了黎锦光谱写轻音乐的功力。在这首作品中，黎锦光别出心裁地把主题音乐变奏的华彩段落，出人意料地放在前奏的引子上。旋律急速、欢快、跳跃又热烈奔放。在进入主题后，又匠心独具地运用不规则的分解和弦和对位等手法，使主旋律反复循环、层层推进，又不尽相同，给人意犹未尽之感，堪与拉威尔的《波莱茹》媲美。

　　改革开放后，黎锦光经陈歌辛的儿子、作曲家陈钢的穿针引线，与远在日本的李香兰取得联络。此时的李香兰已改名山口淑子，官至文部省长官，长期致力于日中友好。很快，她以胜利唱片公司名义邀请黎锦光访问日本。黎锦光在日参观游览，山口淑子全程陪同，同时还特意安排了黎锦光与日本歌迷的见面会。访日期间，黎锦光到处受到尊敬，这是他难忘的时光。以后每次山口淑子来华访问，都会拜见黎锦光，感谢他的知遇之恩。

叁

姚敏是继“歌仙”陈歌辛和“歌王”黎锦光之后，“上海老歌”的又一重要人物，当年他位居时称“五虎将”（姚敏、严华、严折西、李厚襄和梁乐音）中的首席。

　　姚敏本名姚振民，1917年出生，比黎锦光小10岁，比陈歌辛小4岁。他父亲早亡，家境贫寒，很小就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他先后在杂货店当学徒，电影院当领票员。领票员的工作看似枯燥，姚敏却十分喜爱，因为每天可以看免费电影。电影音乐和插曲吸引了姚敏，由此爱上音乐，电影也成了他的音乐启蒙。一个偶然机会，姚敏有缘结识了日籍音乐家服部良一，并拜在他门下学习钢琴演奏和作曲技法，入门以后便进入大同音乐社当钢琴伴奏。

　　姚敏和姚莉，是踏入演艺圈后起的艺名，谐音意即：“要名要利”。这对歌坛兄妹天生一副好嗓子，陈歌辛曾专为他俩的声线和音色，打造过一首经典的男女生二重唱《苏州河边》。

　　姚莉是胞兄领进娱乐圈的。那时，姚敏在私人电台主持演出。除了主持节目，还要钢琴演奏、独唱等等，他极需一些帮手，于是请来舅舅担任小提琴和曼陀铃的弹奏，胞妹姚莉为他伴唱，有时也独唱。这样的节目更丰富了，收听率也节节攀升。

　　姚敏当红的那个年代，上海歌坛是阴盛阳衰，能被社会认可的男歌手屈指可数，仅有严华、黄飞然、黄源尹、马陋芬、姚敏等。那时姚敏在电台的独唱节目，因为有姚莉伴唱，效果奇佳。于是他俩萌生组成一档兄妹二重唱的想法。在小试牛刀、大获成功后是一发不可收。打那后，在许多重大场合的演出中，经常与周璇和严华的夫妻档重唱同台分庭抗礼，各有千秋、更难分伯仲。

　　因姚敏在歌坛的走红，他偶尔也尝试为自己和胞妹写些歌曲。最初的作品有《我爱妈妈》《雷蒙娜》《月下佳人》等，都是些江南小调风味的歌曲，大家喜闻乐见。随着姚敏的名声日隆，一些导演纷纷向他邀约电影配乐。有了用武之地，姚敏的创作更勤奋、更积极。那段时间得到观众肯定和热捧的歌曲很多，像《南海之晨》《再会吧莎莎》《蔷薇花》《恨不相逢未嫁时》《春风吻上我的脸》《迎春花》和《情人的眼泪》等。

　　1950年，姚敏兄妹全家移居香港。从此，姚敏为香港音乐配乐，同时培养了潘秀琼、崔萍、葛兰、张露、梁萍等一大批华人歌星，成为“上海老歌”在海外的旗手，这也是他从艺的巅峰期。

　　1967年3月30日，姚敏在和胞妹一同参加一次宴会时，突发心脏病去世，时年50岁。在他的追悼会上，在港的许多华人歌星齐声歌唱他生前的成名作《情人的眼泪》，歌者和听者无不动容、泣不成声，留下了友情的眼泪。

　　严华是一代歌后周璇的启蒙老师、初恋情人和第一任丈夫。他年轻时，因演唱《桃花江》一举成名，从而有“桃花太子”的绰号。严华早在学生时代就崭露头角，因主演过京剧《四郎探母》而在北平名噪一时。在他和胞妹严斐一同被黎锦晖相中、招入“明月歌舞团”后，除了在团里担任男声主唱外，他还私下跟随黎锦晖学习作曲技法、苦练钢琴。严华从小在北平成长，操一口标准的京片子。后来周璇的“国语”，包括文化学习、乐理知识和歌唱发声等都是严华所教。

　　1936年，严华与周璇订婚。两人在西湖泛舟时，严华萌生灵感，当即谱写了《扁舟情侣》一歌，后由周璇首唱被“胜利”唱片公司灌录唱片。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严华和周璇随团去南洋巡演，为抗战宣传募捐。翌年回国后俩人在北京春园饭店举行婚礼。但好景不长，三年后因感情破裂离异。七年后，严华与潘凤娟女士再婚，育有二子一女。我在“文革”后期，曾跟随黎锦光去过华亭路严华家的京剧沙龙，那时已年过古稀的严华仍风度翩翩，给人玉树临风之感。

　　严华是演唱“上海老歌”的当红男星，他曾和许多大牌女明星合作。他录制的第一张唱片，就是与王人美一同演唱的《银河双星》。他还和白虹合作《人海飘航》《爱如金玉》；与龚秋霞一起演唱《四季问答》《人生多岔路》；和李丽华合作《百鸟朝凤》《爱的波折》等。诚然，与前妻周璇的合作最多，譬如《桃花江》《叮咛》《神仙伴侣》《爱的归宿》等。1986年，严华应上海唱片公司盛邀，与刚从国外回沪探亲的李丽华再度合作，重新录制了《花锣花鼓》一歌，这也是严华生前演唱的最后一首作品。

　　严华一生创作的“上海老歌”多达一百余首，基本以传统民间小调风格为主。像《月圆花好》《送君》《银花飞》《春花如锦》《心头恨》等，这些作品都是为周璇打造的。在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是严华创作的高峰，但在与周璇离婚后，再没谱写过歌曲。

　　李厚襄是位自学成才的“上海老歌”作者。他的创作承袭了中国流行歌曲“洋为中用”的传统。他的早期作品《郎是春日风》《丁香树下》风靡过一时。当年他为联华影业公司拍摄由阮玲玉主演的影片《恋爱与义务》所谱写的主题歌《母亲你在何方》，不但旋律优美、感人至深，而且曲式结构工整，显示其不凡的艺术功力。

　　抗战胜利后，李厚襄应香港影业界力邀去那里工作。在港时期，他为周璇谱写了影片《歌女之春》中的插曲《一片痴情》《陋港之春》，和影片《花外流莺》中的《月下的祈祷》及歌舞片《彩虹曲》等，还为白光主演主唱的影片《荡妇心》谱写插曲《有情无情》，及龚秋霞演唱的影片《血染海棠花》中的主题歌《祝福》，此外，李丽华、欧阳莎菲、石慧等许多香港歌星影星，也都演唱他的作品。

　　出生于日本的梁乐音，祖籍广东。因受家人影响，他自幼喜爱广东音乐，擅拉高胡、板胡。在日生活学习期间，曾跟随日本音乐家学习过作曲技法和音乐理论。

　　1942年梁乐音回国后，在上海为一些国产电影配乐。他为电影《博爱》谱写的主题歌，是他回国后发表的第一首作品。他的成名作当属影片《万世流芳》中的两首插曲《卖糖歌》和《戒烟歌》。这两首作品规劝吸烟者吃些糖果、少吸烟，以利身心健康。这两首由李香兰演唱的作品，经影片播映后，不胫而走，流传甚广。梁乐音的作品热情奔放、颇有域外风情。新中国成立前，他也去了香港发展，并在那里开创了一片新天地。

　　严工上和严个凡、严折西父子三人，人称“严氏三雄”。在层出不穷、争奇斗艳又流派纷呈的“上海老歌”的创作队伍中，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严工上年长于黎锦晖，是中国最早的流行歌曲作者之一。他1925年便入道电影业，先后为国光、长城、明星等电影公司拍摄的《空谷兰》《苏武牧羊》《西施》《雁门关》等影片及中国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配乐写曲，前后共计103部之多。其中流传最广的歌曲有《空谷兰》《苏武》以及由欧阳予倩执导并作词的影片《木兰从军》中的三首插曲《月亮在哪里》《童谣》《三人同走一条道》。

　　严个凡是严工上的长子，他长期担任“明月歌舞团”的乐师。1936年，他在随团去南洋巡演途中，首次尝试谱写了一首歌曲《疯狂乐队》，旋即由同行的白虹一曲唱红，从此一发不可收。严个凡的作品基本都是为歌者特意打造的。如龚秋霞的《溜冰曲》，姚莉的《风云雷电》，姚敏的《青山绿水》，严斐的《看护小姐》及张露的《尽情欢笑》等。严个凡在声名鹊起后，电影配乐不断，其中得到圈内外肯定的有：影片《千里送京娘》的主题歌和插曲《空谷哀音》，影片《新茶花女》中的插曲《天上人间》，此作至今还是台湾歌手费玉清的长期保留曲目。

　　严折西是严工上的三子，他音乐才华横溢，擅长爵士风格，是个多产的作曲家，创作题材广泛又雅俗共赏，而且旋律优美动人，作品多达二百多首。其中最著名的歌曲是专为女低音白光谱写的《如果没有你》，如今此歌的旋律，已镌刻在白光安息在吉隆坡墓地的墓碑上。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应邀和陈歌辛、黎锦光、李厚襄、刘如曾等上海作曲家联袂为香港地区的大中华影片公司拍摄的歌唱片《歌女之歌》，谱写6首插曲。其中严折西谱写了《知音何处寻》，这是首探戈节奏的歌曲。当年的海派大歌星，几乎都唱过严折西的歌。如周璇的《卖烧饼》《凄凉之夜》《许我向你看》；严华的《镜花之恋》《孤屋吟》《一个小东西》；姚莉的《重逢》《人隔万重山》；吴莺音的《断肠红》《夜莺曲》及王人美的《盼郎归》等。他谱写的许多影片如《夜明珠》《香妃》《赛金花》，观众是趋之如鹜，许多都是冲着片中的音乐而去的。

　　许如辉也是创作“上海老歌”的得力干将。他从艺半个多世纪，谱曲无数。作为无师自通的作曲家，他自幼喜爱民乐，各种器乐一学就会、样样精通，可谓“神童”。15岁就加入大同乐队，担任司鼓兼吹奏员。许如辉长期在民营电台工作，负责乐队演奏和配器。16岁时写下了第一首作品《四时吟》。打那后，他不断推出新作。在自己的电台录播，好评如潮。其中，《永别了我的弟弟》《卖油条》《阁楼上的小姐》是他的三大名曲。那时，有200多位歌星先后演唱过他的《永别了我的弟弟》，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音乐史上单曲演唱者最多的一首作品。而胡蝶、顾兰君则是当年演唱他作品最多的影星。最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从没进过艺术院校深造，也未拜师学过理论作曲的许如辉，竟谱写过《壮志千秋》《新胡笳十八拍》等中国交响曲。

　　新中国成立后，因夏衍力荐，许如辉改行从事戏曲工作，作品近百部，遍及各剧种。他为沪剧《为奴隶的母亲》《妓女泪》《龙凤花烛》和《少奶奶的扇子》谱写的音乐，已成为沪剧音乐的经典，许多唱段至今还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刘如曾是专门谱写“上海老歌”中，唯一一位科班出身的作曲家。他早年加入“百代”唱片公司，先后谱写了《女神》《晚安曲》《骑马到松江》和《我要为你歌唱》等享誉歌坛的精品。其中《明月千里寄相思》至今几乎还是每年央视中秋晚会中的必唱曲目，且常演常新。

　　上海解放后，刘如曾加盟上海越剧院，成为驻院的专职作曲。他谱写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祥林嫂》的音乐，为这些经典作品锦上添花、增色不少，许多唱段久唱不衰。

　　此外，还有吴村、张昊、陈瑞祯、高天栖、陈啸空等一些有分量的“上海老歌”作者，他们也留下了不少传世佳作。因文章篇幅有限，这里不一一赘述了。

　　新中国的上海，旧貌换新颜，旧时代的一切都像落花流水去。许多旧上海的影人、乐人纷纷去香港发展。其中周兰萍去了台湾，他在那里谱写了《绿岛小夜曲》《月光小夜曲》《姑娘十八一朵花》《茶山姑娘》《昨夜你对我一笑》等传唱至今的佳作。

　　上海老艺人的到来，无疑给原本文化贫瘠的港台带来了一股艺术新风。健硕的种子、丰沛的养料和阳光雨露的滋润，“上海老歌”的新苗在这块新的土地上很快生根发芽、拔地而起，不断茁壮成长。它传承着“上海老歌”的衣钵，终成为名扬世界的品牌：港台电影和流行音乐，这是上海和中国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