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灯下，我一口气看了两本，相见恨晚，欲罢不能。
过后，哥建议我试着投稿。孰料2018年第6期，真的刊登了笔者《我的“语言”启蒙老师都是名师》一文，讲述了我幸福的童年：我曾受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电视台、上海电影译制厂、上海市、区少年宫老师们的恩泽。
这之后，《上海采风》带给我意外多多、惊喜连连……
前两天，我整理旧物，忽然发现一个玫红色的拉链小皮包，封面上（相片）印有烫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赠”九个字儿。
三十六年前的往事，倏地一下全涌到面前。皮包里有一枚精致的徽章，徽章背面刻有“建台35周年”的字样。
想起1984年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参加建台35周年聚会的点滴。虽然已经又过去了36年，可是50年代创作了《我有一双万能的手》的词作者、少儿演播小组孙自伦老师的络腮胡子和亲切的笑容，依然历历在目。红皮包里还夹有一张泛黄的1984年第36期9月10日出版的《每周广播电视》（相片）。
1984年我和弟弟还在外地工作，哥哥将这份报纸寄给我，上面写着：“这篇是有关你姐弟的报道文章。”
第三版是《回娘家——电台少儿演播小组历届同学联谊会侧记》。
“暑假里的一天，电台一个大会议室里，欢声笑语中，热闹异常。电台‘少儿演播组历届同学及其辅导老师联谊会，正在热烈地进行。‘演播组是一个为广播服务的儿童课余演播团体，早在20世纪50年代已具雏形，算来也有二十多年历史了。二十多年来，这个演播小组为电台少儿节目演播录制了大量广播剧、广播小说、诗朗诵、故事、相声……
“瞧，‘来宾中有母子二人。妈妈叫邱悦，现在科影厂担任作曲。她是20世纪50年代初参加少儿演播组的，曾在《少儿节目》前奏曲中一度出现的‘少年儿童节目开始啦这句话，就是她演播的……儿子经常为少儿节目演播相声。他还有个舅舅叫邱恺，现在京剧院工作，也是早在五十年代就为少儿节目演播过相声。
”在那星星般闪烁的电珠下坐着姐弟俩。姐姐叫董月光，弟弟叫董星光，如今都在安徽当教师。回想起当年的情景，姐弟俩心情激动。弟弟董星光还当场朗诵诗歌《童年》。那诗句中流露出的对童年的怀念，使人仿佛回到早年在电台度过的那些难忘岁月……”
对了，记起20世纪50年代末还是60年代初，我和弟弟星光，还有其他几位同学，一起表演广播剧《五封信》，在南京东路上的永安大楼，即原来永安公司华侨商店楼上的电视台，录制节目。我们五个人扮演中国、日本、韩国、黎巴嫩、非洲等五个国家的小朋友，分别讲述自己家庭的故事，表达了孩子渴望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望。
《我的“语言”启蒙老师都是名师》一文在《上海采风》发表后，我非常激动，很想让大家分享，我第一次在手机的朋友圈转载自己的文字。刹那间，日本的、加拿大的、美国的、新加坡的……海内外的亲朋好友、我的学生们纷纷跟帖。
弟弟星光发给我一个微信，里面讲述演员张明子的演艺生涯，我非常开心。因为我终于看到小时候很喜欢的一个大姐姐的今天。她也是我们少儿演播小组的成员，我们那时还是小学生，她已经亭亭玉立，考上上海戏剧学院了。
最称奇的是后来《上海采风》的公众号上的留言，让我不能自已。
首都医科大学的博士生导师罗容留言让我很意外：“月光老师，短短两年（初三时，董老师因人才引进调回上海）的教诲让我终生难忘，月光老师也是我心中的名师。现在我也有幸成为一名教师。向前辈学习，努力成为一名好老师。”
一位云水的朋友说：“好文呀！特别是简单几笔把邱老形象刻画深刻。”
读者邓惠君留言，她也有过如此这般的金色童年（她，是南京市小红花艺术团成员）。
网名叫“漂泊秋鸿”（学鸿）的几句话，让我印象深刻：“那个温润如玉的艺术宫殿里，那么多才俊佳人用心语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富有生命力的明星强音，至今都时时感染和震撼着我们大众凡人的心灵……”
不久，我哥给我微信，说是我们少儿演播小组的包国芳，也是上海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会员微信群的。她给我哥微信，并且向我和星光问好。包国芳现在是上海市普通话水平测试员。
更让我措手不及的是，我收到2018第6期《上海采风》后的几天，手机响了。
“你好！请问哪位？”我的电话不多，大多是老同学。
“你好，我是王庄。”
“……”我的大脑中搜寻着亲朋好友，没有这声音啊，浑厚的男中音，字正腔圆的。
“《上海采风》，里面你提到了我，我是王庄。”我懵了。电话里的声音，就是我小时候听广播时的播音员：“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王庄。”
“啊，王庄老师，您好！实在想不到是您！”
……
王庄老师约了我和弟弟共进午餐，我们一起愉快地回忆了那个激情澎湃的岁月。王庄老师告诉我，我文中提及的迎接上海的第一声音，“‘钱乃莉的立，应该是站立的立”。
“哦，是吧？”我说好惭愧。
播报上海电台第一声的老播音员乃立老师，共产党员，曾是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单线联系，力保上海广播阵地作出贡献的。我觉得我小时候怎么会那么幸运，居然去电台录音，经常和很多名人在走廊里擦肩而过。或许在餐厅里一个桌子吃饭的，都是我平素无论如何见不到的大人物哦！
又是一天夜晚，我的微信里，老同学才女一新问我：“《上海采风》杂志里你提及的郑教授是教古汉语的郑老师？”
我说：“没错。”
她回复：“他不在了。”
“调去哪儿了？”
“……他走了。”
“……”
没有料到，猝不及防的消息。我很难过，很难过。20世纪70年代我在农村中学，那个冰冻三尺、北风呼啸难熬的寒冬，是郑老师信中对我说：“……你会是一个好老师。”让我觉得真的像是雪中送炭。没错，雪——中——送——炭。
回忆起我上郑老师的最后一课。他请我们大家看他发的一页讲义，有一首小诗。写的好像是呼伦贝尔草原，有蓝天、金草地、月亮和马儿，总之是意境很美的诗。他说：“请董月光给我们念一下。”
我起立，仿佛面前浮现出这幅动人心魄的画面。很用心地朗读小诗后，郑老师微笑着说：“很好！”郑老师的慈祥面容和他的“很好”二字，让我觉得，那个瞬间，“很好”，真的很好。
我在以后的教学生涯中，也学会经常用“很好”这个词语。
再次谢谢《上海采风》，让我有机会将埋藏在心中的美好，化为文字，珍藏心底。
感恩有您，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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