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玲

　　杨光英，东华大学四期非遗学员，是一位真正的“双师型”人才——苗绣师和苗歌师。她是黔东南州苗绣工艺美术师，凯里市湾水中学苗绣指导老师，也是贵州黔东南凯里市苗歌协会会员、苗歌老师。

　　刺绣与歌，既可以说是劳动与艺术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在国家非遗名录中，很多刺绣都类属“传统美术”名下。个人觉得这两项艺术的完美融通集中体现在我们的少数民族绣娘身上，这是本人从事非遗传承人研培工作的一大心得。

　　2018年6月5日晚，北京恭王府的中轴干道化身临时T台，上海高校的优秀非遗研培成果展演隆重上演，东华大学的动态秀作为压轴大戏亮相。印象极其深刻：那晚的恭王府月光如银泄了一地。在灯光暗转中，突然一嗓子嘹亮的苗歌横空划过，像闪电照亮了整个王府，与此同时身着盛装的东华非遗学员们闪亮登场——这里的闪亮登场完全是写实。学员们身上披满银饰，个个珠光宝气。苗歌、热舞、盛装，美得如此猝不及防，以至于现场所有观众都被这美镇住了，愣了片刻，才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歌声甜美，舞姿自然，服饰华丽，台步自信而又真切自然。

　　杨光英，便是这一场大秀的领唱和民族服饰展演模特。苗绣和苗歌是不可分割的，每一张苗绣图腾里都伴随着一首苗族之歌或一个苗族民间传说。杨光英从小热爱苗绣、苗歌，既掌握了苗绣的精湛工艺，又天生一副嘹亮的歌喉，一张口就能唱出优美动听的苗歌。刺绣宁静，唱歌动情。一静一动既是百姓生活即景，也是美术与音乐两种艺术的交融。

　　杨光英是黔东南凯里市苗族刺绣传承人，还是苗歌原生态歌手，能歌善舞，能画会绣，而且作曲填词信手拈来，这几种才艺集于一身为她赢得不少荣誉。也许是得益于苗绣与苗歌两种艺术的长期熏陶，杨光英比一般的非遗传承人气质优雅，有一种典型的“苗妹”之美（苗妹也是黔东南一家博物馆的名字），丰腴而又艳丽，浑身散发着健康活力。

　　2018年春，在东华大学经过了“强基础、拓眼界、增學养”的一个月强化研修之后，杨光英的工作和生活更是锦上添花，在弘扬民族文化和国家的脱贫攻坚战中更好地发挥了作用。2018年7月，她取得苗语（中部方言）甲级证书;2018年12月，获得黔东南州苗绣“工艺美术师”中级职称;2019年11月，获得黔东南州苗学会助推脱贫攻坚民族歌舞联欢“先进个人”，2020年元月，获得凯里市助推脱贫攻坚“双培”行动“优秀奖”。所谓“双培”是贵州省民宗委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汉语和实用技能培训计划，目的在于助推脱贫攻坚大计，实现民族振兴和小康目标。

　　与非遗刺绣学员的相遇，除了欣赏到很多罕见的民族刺绣工艺美术之美外，还让我体会到了教学相长之乐。多位学员具有绣歌兼长的特征，像杨光英的绣歌相辅相成佳绩不断，大大引发了我探寻刺绣与中国民歌、民间小调，以及诗词歌赋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兴趣，开始思考这些“绣歌”的社会功能——

　　如果我们把民间刺绣看作百姓生活的一部分，看作一种艺术生产的话，那么刺绣与绣歌的关系并未超出“劳动说”的范畴。传统中国社会“男耕女织”为主要模式，男子本是“田间劳力”，根据鲁迅先生的“杭育杭育派”类推，女子居家织绣的模式则相应有“咿呀咿呀派”。事实上女性织绣的动作节奏，确实构成了相当一部分绣歌的悠扬旋律。我们随便哼两句《四季歌》，开头就能体会到“春季到来绿满窗，大姑娘窗下绣鸳鸯”，有景有情有节奏有意境。不过因为民间织绣集体作业机会少，不似一般男子常有需要协作的劳动号子，因而与女性织绣相关的文艺似乎未能引起文艺研究者足够的关注。

　　与刺绣相伴相生的绣歌不仅与刺绣时穿针引线的舒展悠长动作相关，也与旧中国妇女的地位和命运相连。绣歌的节奏和旋律与铿锵有力的集体性劳作有异，绣歌大多数为相对舒缓的独自抒发。可以说刺绣的动作节奏与心理节奏是绣歌生成的劳动和生理基础，绣歌舒缓悠长的旋律也成为不少古代女性自我情感表达的一种方式。刺绣几乎是旧时每个女子的必修课，绣房的一针一线，千针万线，织就了属于中国女性自己的岁月年华，也寄托了数代女子的万千情思。而针线绘就的不仅是美丽的纹样，更是爱与情的寄托，是深深的情意和拳拳的祝福。现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前人流传下来的刺绣技艺，最动人的地方正是其中所承载的美好情感，是那些缝制在光阴里的温柔诉说。

　　刺绣，是女性生活最温馨、最富有诗意的画面。我国的刺绣艺术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与多种刺绣相伴相生的“绣歌”同样也是中华民族文艺的瑰宝。这里所谓的“绣歌”既包括刺绣之人于刺绣时吟唱的歌曲小调，也包括文人笔下的刺绣题材的诗词歌赋。刺绣与绣歌共举，不仅满足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同时也进一步充实了人们的精神活动。与刺绣相关的一针一线、一丝一缕与中华文明、百姓生活和艺术审美等密切相关。因为歌曲艺术易于传播的特点，又使绣歌所在地区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思想观念、审美观念、民众智慧等等文化内涵等随绣歌一起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继承与发扬。

　　刺绣是美术也是工艺，是我国一笔极为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截至目前，我国有36项刺绣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同时不难想见的是我国的绣歌数量很可能多得惊人！除却各类不同主题的民间绣歌及文人之作，仅以一首唱遍全国各地的民间小曲《绣荷包》为例，就可见一斑。有关《绣荷包》的文字记载最多的要数清代的典籍。“太平景象地天交，落拓狂生任笑嘲。到处歌声声不绝，满街齐唱《绣荷包》。”这是《都门竹枝词》中对嘉庆年间坊间传唱《绣荷包》情形的生动描绘。《绣荷包》至今仍是我国各地广为流传的民间小调，据四川师范大学民歌研究所收集的民歌资料所记，仅四川地区的《绣荷包》就有50多首！

　　《绣荷包》是绣与歌最为完美的结合典范。荷包，国人熟知，是我国服饰佩饰艺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重要的民俗言情器物。荷包是贴身之物，又有装饰之美，尤其是其图案寓意丰富，故而很容易演化为男女之间传情达意的信物。赠予荷包，让爱情附丽于所爱者身上，寓意是形影相随，片刻不离。女子把自己对爱情的向往、对意中人的祝愿以及对未来婚姻生活的期许，统统绣进荷包送给她们的意中人，是多地习见的风俗。

　　可以说绣歌是我国历代女性在刺绣时用以排忧解愁、抒发自己情感的一种歌曲形式，不同时期的绣歌记录了历代中国女性的劳作和情感。刺绣艺术是生活民俗、生产民俗与艺术民俗三者的融合。绣与歌之间交互融通，互相支撑，互相辉映：交融的是人间的儿女情长、深情厚谊，支撑的是各地的风土人情、文化血脉，辉映的是生活的美好与审美的诗意。从艺术遗产的角度看，绣歌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绣歌生于刺绣，并且在代代人的口耳相传中，不断积累，内容越来越丰富，此时女性手中绣花针与文人墨客手之笔十分相似。

　　当然，绣歌中的抒情也并非都是儿女情长的调性，绣花针同样可以谱写崇高而又深情的主题，我们同样耳熟能详的《绣金匾》《绣红旗》便是。所以，绣歌既能表达儿女情长也善传递夫妇恩情，亦能抒发革命情怀。实际上，绣歌是一种寓教于乐、寓教于歌的“载道”方式，是一种文化传承方式。仍以《绣荷包》为例，其题材和内容相当丰富：凡历史与传说、伦理与道德、生产与生活、爱情与婚姻等在《绣荷包》的唱词中都有所涉及。在刺绣活动中，歌者往往把自己喜爱的传说与故事中的人物，以及她们由此感受到社会所认可的道德，通过巧手绣制在精美的荷包上。这个过程不仅是对人物故事的回味，也反映了传统品格对她们的影响，更体现了长期在主流文化处于被动地位的中国女性主动参与社会文化构建的事实。从图案的设计到刺绣，从刺绣再到歌唱，一部部既是固化的，也是流动的“劝世文”似的《绣荷包》乃渐次产生。中国女性的刺绣彩线，串联起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珍珠。

　　刺绣艺术在服饰设计中属于锦上添花，是对我国特定时期社会风貌的一针一线的细致缝制，而相辅相成的绣歌不仅是人们对岁月的温柔回应，更是对历史对现实的娓娓道来。刺绣中的文化传承是一种与生活水乳交融的潜移默化，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教育和传播。能歌善绣的杨光英是市级非遗传承人，这说明在传承工艺的同时，也在传承着非遗的文化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