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佟佟

　　十五年之后，我写完人生中的第二部长篇《头等舱》，发表在六月刊的《上海文学》。

　　为什么我要写《头等舱》？

　　只是源于我内心的一个疑惑：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代女大学生在毕业三十年之后有如此多的疯妇。

　　去年我突然接到一個老友的电话，她告诉我她想来看我，因为病好了。我问什么病？她说她这几年进出精神病院多次。我们曾经是少年时代的好友，她非常有气质，也非常有才华，曾经是我文学道路上的引路明灯，但是后来因为一些琐事早已不联系多年，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赤裸裸地直面同龄人“疯”的问题。

　　与此同时，我的另一位老友在饭桌上告诉我，她的大学同学疯了，那位女同学我也曾经有一面之缘，那时她是手擒爱马仕目下无尘的阔太，穿着一双性感至极的黑色罗马鞋，让我印象颇深……

　　这本小说里我写一个寝室的四个女生，周蜜和李小贞，梅兰花和李晓枫，20世纪90年代初的女大学生，也就是真实生活里我曾经一睹过芳容的师姐们。她们曾经是我们那个时代里最优秀的女性，她们中的大部分后来成为中国一线城市里的第一代金领。

　　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大学录取率极低，外文系是极热门的专业，再加上还有面试这一关，能读上重点大学外文系的女生绝对是万中挑一。在我的印象里，外语系这帮女生当年的存在如同天神，光芒四射，把周围大部分人都衬得自惭形秽，用什么形容词形容她们都不过分，因为她们确确实实是大学校园里脖子伸得长长眼睛长在额角上自带光环的白天鹅般的存在。

　　但这一切都在二十年后土崩瓦解。许多貌似不经意的人生选择，一步一步把“周蜜”们逼上了“崩溃”这条路。你可以说是她们自己的选择，但是不能否认，这是时代与际遇的合力——她们一帆风顺地长大，家长说“你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学习上”，要“做好女孩”，她们从千军万马里杀出来考上众人艳羡的大学，在别人眼里她们前途不可限量，她们进的是当时最好的单位，嫁的是当时觉得最好最牛的男人，她们的青春有一个雷霆万钧的开场，但没想到二十年后却全盘崩落。

　　崩溃来自两个方向，首先是内在世界的崩溃。

　　她们是没有经过任何现代性教育长大的一代人，但她们一出生又天然觉得男女天生是平等的，整个成长过程又其实是完全沐浴在旧式的性别观念当中。她们靠着看琼瑶三毛金庸理解男女关系，她们仍然不由自主把爱情看作是人生唯一的救赎，她们看上去非常摩登，其实内在异常传统，她们给自己的选择少之又少。

　　其次是外在世界的挤压。

　　受过高等教育的70后，不能说是不幸运的，她们确实是天之骄子，一出校园就碰上开放开明、整个社会处在上升期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只要稍微努努力，弯弯腰，就能拾到满地的稻穗。当然，作为第二性，她们享受的红利大半是被同时代的男人拾剩的，这恰恰也造成了她们的不幸。波澜壮阔日新月异的三十年，这三十年里情感关系和社会结构的转变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会让人目瞪口呆，而对于拧巴的天真的脆弱的又自以为一切尽在掌握的开局太顺的人来说，面对这种外在世界与精神世界一再被解构和重建实在是太难了。

　　身处急剧变化的世界，其实需要极其坚强的神经，如若不然，崩溃几乎是必然的。我们身处万花筒般极速变化的世界，见证过时代的奇迹，也尝尽繁华之后的孤独和幻灭——悲惨的是，在时代的高速旋转裹挟中，站得越高的人，所受的离心力就越大，这也许是过早站在财富金字塔上的“周蜜”们所未曾料到的。

　　我曾经听一位年近五十的昔日校花感叹：我怎么觉得自己的世界在这二十多年间，完全颠倒了，它从前有多么宠我，现在就有多么无情——我无言以对，只得讪讪地说：其实它一直就很无情，只不过你当年未曾发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