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德明，山东高唐人，1929年生于天津。1949年前，在天津上中学，经常到街頭小巷书店看书，并开始买书。1951年他从北京新闻学校毕业后供职于《人民日报》，任文艺副刊编辑、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等职。出于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痴爱，他开始藏书、著书，70年不辍。其收藏的特点以民国时期版的文学图书为主。1919年新文化运动后，是我国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变、传统文化向新文化转变的关键时期，这一切都在书籍上体现出来。他也酷爱写书话、散文，围绕着书里书外、书前书后、书和作者的事来写，提供版本知识，唤起读者爱书、读书、藏书的兴趣。
与姜德明相识和相熟已有十多年了。2007年初我在撰写《旧平装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时，书中有《旧平装藏书家》一章，因涉及专门撰写《姜德明》一节，所以我打电话采访过他，并得到他的指教和支持，也选用了他收藏的新文学旧版的稀罕书影。书出版后我寄了一册给他，请他指教。几天后，我也收到了他寄赠的签名本《流水集》。
2013年3月巴金研究会《点滴》编辑部出版了一套“点滴丛书”，共计4种：沈建中《问迹觅影》、张新颖《小土孩大话记》、翁长松《话书说游集》、张建智《绝版书话》。不久，我给他寄去了我的那册《话书说游集》，后他给我寄来一封致谢函，说：“长松先生：收到大著《话书说游集》，谢谢。您关注旧时新文学书物，我们是同好。书中的题目很吸引人，当细读。“点滴丛书”的出版值得称赞，装帧设计亦好，特再致谢意。致礼！姜德明2013.6”读了这封简短扼要的信函，不仅让我看到了他对“装帧设计亦好”“点滴丛书”的赞赏，也令我知晓了他对我的认可和鼓励;一句“我们是同好”，简洁雅致的话，传递了对我的认同和褒奖。“书中的题目很吸引人”的妙语，是对我这本书的美好点评。这无疑也有对我多年藏书、读书和写书不止的肯定和鞭策。
有人缘和诚恳的好编辑
姜德明的岁月几乎都是在与文字和书打交道中度过的。1951年他从北京新闻学校毕业后供职于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编辑部，干上了他喜爱的工作。人生最幸福的是爱好和工作相一致，姜德明正好对上了，所以他的人生是快乐和幸福的。1996年秋他坦率地说道：“编了近四十年文艺副刊，我热爱这工作，也忘不了我结识的那些贤者。”为了办好人民日报文艺部，20世纪50年代初，报社还专门聘请周扬、丁玲担任顾问，以把好文艺思想关。1956年7月报纸改版，由四版扩为八版，还创办了副刊。初期副刊没有名称，因为在第八版，故简称八版，并邀请当年已46岁的知名记者萧乾来担任八版的顾问，姜德明则负责具体副刊编辑工作。初期凭借萧乾的人脉关系，他跟着年长的萧乾拜访了冰心、沈从文、李健吾、何其芳、钱钟书、陈梦家、杨宪益、吴祖光、金克木、邓广铭等多位作家和学者。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萧乾被错划为右派，姜德明就开始独立地走访和约稿了。
事在人为，贵在认真。他以真诚的人格魅力和精湛的编辑水平，伴随岁月的演绎，逐渐地博得众多前辈学者、作家、文人的信任和友情，还与叶圣陶、茅盾、夏衍、巴金、曹靖华、李一氓、丁玲、唐弢、舒群、冯至、陈白尘、廖沫沙、骆宾基、冯亦代、辛笛等文化名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也获得了他们源源不断的稿件，亲笔条幅、签名本及题跋。姜德明慧眼识人，又真诚待人，他迅速地进入了角色，约到了好稿件。例如他邀请唐弢为副刊撰写的“谈版本的知识和史料”系列书话文章发表后，一炮打响，引起广大读者注意。同时也博得北京出版社为唐弢出版了一本享誉文坛的《书话》，这也就是后来修订和改名为《晦庵书话》的经典书话名著。
在交往过程中，前辈作家和学者们在他脑海中也留下深刻和美好的印象：他称丁玲“是一个大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一个坚强的女战士。矮小的身材，朴素的灰布衣，头发已经白了，最突出的是那双大眼睛，显得锐利而严肃”;称冯至散文“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山水》，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东欧杂记》，五十年代出版的诗集《西郊集》亦我所爱”;称廖沫沙“待人态度祥和，不虚张声势，也不做惊人之语，文风稳健。”姜德明凭个人的努力，诚恳地“为他人作嫁衣裳”，不断赢得了作者们的信任和友情，也获得了茅盾亲笔挥毫书写的白杨礼赞诗墨迹，巴金《家》《春》《秋》《随想录》等签名本;李一氓也为他收藏的明末刻本《东山酬和集》撰写了题跋。他与夏衍相识于1955年，一路走来，深得夏衍信任和器重，成了忘年交。老革命夏衍在他面前从不打官腔，而是呵护、支持和帮助。夏衍以自己的革命经历和为党办报的思想理念和无私奉献的好传统，不断熏陶、引导和影响着他。例如一次他好奇地问夏衍：“您在1927年从事工人运动，30年代从事‘左联工作时，地下党是否也发给经费和生活补助？”“没有，我没有领过一分钱。当时党组织的经费也困难。我的生活完全依靠我的稿费和版税。”“我听林林同志说，那时在报社（救亡日报）的工作人员并没有薪金，是吗？”“当然没有薪金，连我这个总编辑也没有。报社只管大家吃饭，住集体宿舍。战时生活很清苦，吃的也是糙米、青菜，很简单。”问答之间，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无私奉献精神，也让姜德明很受教益。
访书和淘书的独特之处
“每从书坊归来，手提几本残书，步履总是那么轻快，急于赶回家。每当从书坊归来的那天晚上，总是睡得那么迟。一本本小心地擦拭修整，摩挲再三，若有所发现，便如获至宝。”上述几句话精彩和生动地展现了姜德明淘书、访书归来的快乐心情，读来也让天下爱书人很有共鸣。
姜德明从上学时就开始爱访书和淘书，天津天祥商场二楼的旧书摊，留下他无数难忘的少年记忆。当年他在天津读中学的时候，宁愿整个下午旷课，也要泡在天祥商场的旧书摊前，兜兜看看。此外，旧城北门西的旧书摊也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身上也没什么钱，他就跟家里说学校要交书本费，骗些零花钱，见到便宜和喜爱的书就会买下，可见他对书的钟爱和痴情。自迈入20世纪50年代初，逛书铺、旧书摊，淘旧书，成了姜德明工作之余的唯一乐趣。北京东安市场露天夹道书摊前，西单商场、国子监文庙的中国书店，琉璃厂的书店和书铺里，经常可见到他的人影。在那里他也遇到过多位访书的首长和名人，如廖承志、胡乔木、邓拓等。他在《胡乔木与师陀》中记道：“在50年代初，我分别在北京东安市场和东西隆福寺的旧书摊前碰到过他，乔木同志一个摊一个摊地蹓过去，看得很仔细。”他在《逛琉璃厂》记道：“（琉璃厂）门市部公开陈列的书架上，任何一位读者都可以从架上拣得有孙（楷第）先生签名本的书。我看到有胡适签名、送给孙先生的一部吴敬梓的《文木山房文集》，代图书馆购下。我也买到他的几本藏书。其中的一本还是日本作家清木正儿签名送给他的。”
有一年，他在逛琉璃厂书展后记载道：“我隔着几道人墙，远远望见在堆得像小山头似的线装书中，有一本《岭表异录》，因为鲁迅先生整理过这书，即烦前边壮汉代我捡过来。拿到手中一看，定价十元，在当时算是高价。再细看，字体清隽，竟是乾隆年间的刻本，即付款，逃出了人群。”姜德明确实是赶上了淘书好辰光，又正好碰上了他这样爱书人的天缘巧合，所以收获满满。
可惜的是当年他毕竟是个普通的编辑，收入不高，膝下又有三个子女需要抚养，经济也够窘迫的，但他还是千方百计从微薄的收入中挤出钱来买入一些稀罕版本的新文学图书。他记道：“平时，我们夫妇的工资领来后都放在一起，谁用谁就去拿。好书诱人，在刚发薪的那几天也就慷慨起来，不计后果了。妻觉察了，提出警告：‘先生，手下留情，一家老小还得吃饭呢。没看见孩子的裤子不能再打补丁了吗？我良心发现，只好低头不语。有的时候，实在怕那难得的版本被别人抢去，趁妻不在的时候，不声不响地从橱里抽出两张票子来。如阿英在孤岛上海印的那本长征画集《西行漫画》，我便采取如此手段得来。当时花了一元钱，现在当然是革命文物了。”读来令人心酸和感动。
他不仅省吃俭用地购买了数量可观的民国版新文学旧书，也购入了不少稀罕的油印书。他在《难觅油印书》记道：1949年天津，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第一次看到油印的书巧夺天工，竟可与铅印书媲美。新中国成立以后到20世纪60年代初，偶然也能见到一些油印书刊，主要是个人的一些自费印书，内容以旧体诗词为主。这是旧时刻书风气的延续，但时代变了，刻书作坊没有了，只好降而求其次地以油印代替。这类书一般不能公开发行，只由作者或家属分赠好友而已。印品多为线装形式，我就藏有张伯驹、夏承焘、黎锦熙、钱基博等人的油印书。”他所以看重和珍爱油印书，是认为其“在我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罕见的珍贵版本”。这也是他有别于一般藏书家的独特之处。
他不是个唯利是图、只追求有增值潜力的古籍善本而忽略旧平装书和油印本的藏书家，在他眼里更看重的是书籍本身的文献和史料研究价值，关键是否真实地记录了历史沧桑，能为后来者研究社会历史所服务。这也是他令人特别可敬之处，然而遗憾的是像他那种思想境界的藏书家在现实中还是太少见了。
为了访书和淘旧书，他的足迹不仅涉及北京、天津大街小巷的书店、书摊，还不辞辛劳，经常走南闯北，甚至去省外开会出差也不忘淘书觅书。这点在《洛城访书记》《沪上访书记》等篇章中都有精彩和细腻的描绘和记录。如他1980年代在黄裳的陪同下，走访了上海福州路上的古籍书店，购得马叙伦《读书小记》（商务印书馆1931年9月版）和《读书续记》（商务印书馆1931年12月版）等;后在上海书店又意外地觅得田间的《未名集》（上海“每月文库”社1935年12月版）和李溶华著的小说集《正反合》（万人出版社1936年8月版）等，而且当年每册旧书价格仅10元，极为物美价廉。1988年10月23日，他还慕名去上海文庙旧书市场过了一把淘书瘾，他对文庙旧书市场的观感和印象：书摊上差不多全是近几年出版的新版旧书，只看到一本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11月第12版巴金的《雪》，因为“很破旧了”，所以他没买。在文庙他虽没见到入眼的旧书，但这不影响他继续南北访书淘书的情绪和兴趣。
他淘书还淘到了日本、美国等地。1983年他踏著明媚的春光飞抵日本东京等地访问，就探访了丸善等书店。东京银座一带的丸善书店是一座规模较大的书店，当年鲁迅留学日本也常去这家书店买书。鲁迅对丸善书店是有感情的，自1909年离开日本后，他仍不断给丸善书店写信，找他们买书。姜德明对鲁迅极为景仰，对他的著作更是推崇备至。他曾说：“我的业余爱好是以微薄的力量寻访一点旧书。旧书中尤重鲁迅和有关鲁迅的书。”因此他收藏有多种民国版的鲁迅作品，也撰写和发表了许多有关鲁迅的文章。不久他又来到神田书店和内山书店，在这里也意外地购得增田涉先生《杂书杂录》及《现代世界美书全集》等。对爱书的姜德明而言，每获得一本他喜爱的书，犹如尝得美味佳肴，何况这次又是在异国他乡、鲁迅曾涉足过的书店，所以他格外珍爱，还挥毫写下脍炙人口的佳作名篇。
读书和藏书的思想境界
南宋著名藏书家尤袤曾对书的好处做过这样的评说：“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朋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在中国古代士大夫眼里，书成了相依为命的精神财富。在当代知识分子眼里，对书虽不会像古代文人那样专注和痴迷，但对书的阅读和收藏的爱好，却是有着共识和认同感的。一个不爱阅读，不爱藏书的人，绝对不会是学者，犹如一个不会玩弄笔墨的人，绝对不会成为书法家。一个真正的文人学者，他必定是个爱书家。我想在姜德明眼里对书的青睐，也许没有达到像古代贤者尤袤说得那么神圣和至上，但藏书的好处和乐趣，他肯定是有深刻感触和认同感的。
他称自己书屋为“无名书斋”，有点幽默和别致。他休息期间，也常会独处书房，沉浸于书香之中，尽兴翻阅和静心阅读，与圣贤者对话，回味书中洋溢着的富有哲理的芳香，享受着“有书真可贵”的读书和爱书的美妙乐趣。有记者访姜府记载道：“一进门，我便感觉如同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安静简洁，没有华丽的地板瓷砖，灰亮的水泥地，四白落地的白墙，每一样家具似乎都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客厅五组宽大厚实的书柜，一看便是20世纪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外观简朴，无任何修饰，但质量可靠、耐用。书柜顶天立地，上下分别是封闭式的书橱，中间五六层玻璃门书架，每一层都里外三层摆满了书，书架搁板却没有因为承载太多的书而变得弯曲。除此之外，家中完全看不到任何数字化时代的影子，只有一台小电视摆在角落里。”
他的书斋有些朴实、简陋，但这并不影响他书室的魅力，却让我联想起唐代刘禹锡《陋室铭》名篇中的“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书斋不在乎外表的简陋，贵在内在德馨的高雅;贵在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安贫乐道的爱书情趣和高洁傲岸的思想境界。我认为这句话也是对姜德明书斋的绝妙写照。“无名书斋”虽简朴，毫不华丽，藏书却极为丰盛。他收藏的新文学旧版本书，尤为稀罕和可贵。
姜德明对新文学书刊的收藏，是从鲁迅作品开始的，有关鲁迅的书刊，包括鲁迅的著译、鲁迅参与筹划和编辑的书刊、与鲁迅关系密切的人的著作，以及大量与鲁迅有关的书刊资料都是他收集的对象。但他也理智和务实，他收藏的鲁迅民国版单本作品不多，我想这除了他早已拥有民国版《鲁迅全集》外，还与他收藏的理念有关。首先他不愿成为徒有虚名的藏书家，企图靠收藏旧书数量而增值牟利;其二，他薪金收入有限，有限的资金绝不会去花钱购买同样书名的复本，浪费钱财;其三，关键是他藏书的目的是“藏用结合”，也就是说只要能满足他研究和写作需求即可了，“做一个不图虚名的爱书家吧”。知足常乐，是贤者的处世哲学，姜德明也是这样的贤者。
步入新世纪后，伴随着年龄增长和年事已高，他也放慢了淘书的步伐。在《书摊梦寻》小引中他如此写道：“如今我真的有点怕买旧书了，至少如一位不相识者在一家读书报刊上说的，有点不便再进旧书店。因为我实在说不清什么书可以升值，什么书不能升值。怎么办呢？只好在自存的旧书堆中去寻梦。摊开几本旧藏，任意浏览翻检，居然在自家屋里摆起了旧书摊。”这也是他读书、淘书和藏书思想境界的自我写照，其实他专注读书、研究和著书，也已快乐、幸福满满和硕果累累了。
当代书话创作中的翘楚
他长年痴情于藏书，更醉心于访书和读书，更是当代书话创作的翘楚。他始终认为书是用来读和用的，读书是一种精神愉悦和享受。读好书和读经典，往往有奇崛突兀之感，一泻千里，或拍案叫绝，或诱人悬想，或顿开茅塞，这种迥异的绝妙感受，常使他如痴似醉，回味无穷，难以自拔，感慨万千。书读多了，伴随思想的跳跃，就会情不自禁地挥毫写些文章。
1960年“三十而立”的姜德明，受到唐弢先生的启发和影响，开始了书话的创作。他回忆说：“那时我编副刊已好几年，一边请唐弢先生写书话，一边描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到了‘文革开始，各地纷纷揭发本地的《燕山夜话》，我给天津晚报写的专栏《书叶小集》榜上有名。写书话竟可获罪，我事先万难预料，现在的青年又怎么能理解。”不过姜德明也没有被吓倒，十年噩梦后，又重操旧业，迎来了书话创作的春天。他又忙碌地访书和写起书话来了。1980年代他的第一本书话《书叶集》（花城出版社1985年第1版）出版问世了，也迎来了他书话创作的长足丰收，先后有《书边草》《书梦录》《书味集》《燕城杂辞》《书廊小品》《余时书话》《梦书怀人录》《书摊梦寻》《文林枝叶》《书坊归来》《流水集》《书衣百影》《姜德明书话》《守望冷摊》《与巴金闲谈》《猎书偶记》《新文学版本》《书叶丛话》等数十种之多，其书话富有特色：围绕着一书一事，由小见大，无所不谈，行文自如，文字简洁，见解新颖，情趣逸然，引发读者读书爱书藏书的情趣，也提高了广大读者的版本知识。
多年来，姜德明的书话也成了我经常翻阅的书。我认为他的书话不仅数量丰富，而且极具个性特色和价值，其价值主要大致可归纳为三点：
一是学习和研究新文学版本史的好读本。在我国有关研究新文学史的专著已出了多种，但有关研究新文学版本史专著却不多见，有关图文并茂研究新文学版本史的专著更是凤毛麟角。版本学家黄永年说：“现代人在这方面的著作只有几种教材性质的东西，不仅多数简单得有似提纲，且平铺直叙，实在谈不上有什么可读性。”當然，黄永年这里所指的是有关古今谈版本书的缺乏和不足，当然也包含对新文学版本史专著缺乏的呐喊和批评。
2002年姜德明《新文学版本》的出版，填补了新文学版本史研究专著的空白。全书上下两编，上编《诱人的新文学版本》中分设了“新文学版本的诞生”“最先关注新文学版本的藏书家”“新文学版本中的善本书”等九个专题。重点阐述和叙述了我国新文学史的历史分期问题，即从1917年的文学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明确了现当代新文学版本的藏书家有阿英（钱杏邨）、唐弢等和新文学初版本的可贵原因及土纸书的特殊价值等。他还为土纸书正了名。他认为当年革命根据地处于日伪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双重封锁条件下刊印的土纸书，例如孙犁的《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晋察冀通讯社1940年第1版）等都是有极高史料、文物价值的善本。此外，还对新文学善本书确认的条件，提出了个人的见解：一是名人名家的重要新文学书籍的原本，如鲁迅的《呐喊》、胡适的《尝试集》、瞿秋白的《海上述林》、朱自清的《背影》、沈从文的《围城》等;二是新文学以来的孤本，如柔石的《疯人》、老舍的《猫城记》等;三是手稿本，如老舍的《骆驼祥子》、殷夫的《孩儿塔》等。下编《书叶小集》，收录了姜德明创作的《〈冬夜〉种种》《伏园游记》《黎锦明的〈尘影〉》《郭沫若与〈北伐〉》《〈萧红小传〉版本谈》等书话72篇。尤其值得称道的书中的每个专题和文章，还插入和配置了极具艺术感染力的书影，故一册在手，对新文学版本史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也是学习和研究新文学版本史不可多得的一种好读本。
二是选购民国新文学旧平装的指导书。姜德明不仅熟悉版本，而且所藏书大多是从全国各地旧书店、旧书摊中一册一册亲手淘得和购入的，所以他对购藏的每册书的时间、地点、价格，牢记在心，了如指掌。这点他在书话中也常有记载和说明。像他在《新文学版本的诞生》中说：“鲁迅、周作人等作的初版毛边本，直到20世纪的60年代仍触目皆是，书价每本也不过一元钱。这都反映了文化界，包括旧书业一向对新文学版本的轻视和缺少研究。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才发现平装铅印本书的日渐稀少，而访求者又日益增多，方才引起书贾们的注意。”20世纪90年代后期，旧平装书价才开始逐渐向上爬升，大致每册也在10元左右。记得1993年初我在旧书摊淘得鲁迅所著《华盖集》（北新书局1926年6月版），其价格也仅10元。步入新世纪后，伴随《晦庵书话》《书衣百影》《新文学版本》《旧平装书》等多种书话专著的出版及收藏旧平装人群的壮大，每册旧平装书价才攀升至数十元，甚至上百元。到了2005年后旧平装书价，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民国知名作家、学者的新文学读物更是跃至数千元和万元以上，善本孤本甚至在拍卖场上价格高达数十万元以上。如周氏兄弟合作编译的《域外小说集》（1909年日本东京版），其在2007年末的国内拍卖会上成交价是29.7万元，创旧平装拍卖历史新高。近年新文学旧平装书价有所回落。我朋友藏有沈从文《边城》初版本，欲以7000元出售，却没能成交。但收藏新文学旧平装者的队伍依然在壮大，新文学旧平装善本的价格平稳保持在数千元和上万元之内。有关新文学旧平装及书价，姜德明在他的书和文章中多处涉及，我们只要静心读他的书话必然会得到启发和收获，所以他的书话也是民国旧平装选购者的重要指导书。
三是了解和研究民国社会书肆沧桑史的参考书。从姜德明书话中不仅可获得民国书籍版本知识，还可从中窥见民国书肆的沧桑史。这在他的《京华书坊史》《书肆的灾难》等篇中多有叙述和描绘。如他以北京琉璃厂为例说：琉璃厂书肆繁盛于清乾隆时期，并伴随着国运而兴衰。“七七”事变北京沦陷后，琉璃厂书肆遭到日本占领和公开劫掠，“凡我珍本秘籍，包括各县志、地图等无不在他们搜访之列”，政府腐败无能，对此不闻不问，书肆萧条，门可罗雀。琉璃厂书肆厄运不断，1947年到1948年解放军进城以前，琉璃厂书肆古籍又遭到了一场厄运。据姜德明对朱光潜访书回忆的记载：当年，朱光潜去逛琉璃厂和隆福寺的旧书坊，每家如深山古刹，整天不见一個人进来。他以廉价购得一部海源阁藏的《十三经古注》，一部秀野草堂原刊的《范石湖集》，因之感叹道：“于今世界上只有两种东西贱，书贱，读书人也贱！”教授们穷得不再买书，却靠卖书来补贴生活。古籍线装书的价钱，还不如论斤当废纸卖值钱。大批线装书成车地运往造纸厂，化为纸浆变成了“还魂纸”。许多书贾也被迫关门歇业或改行。从中不仅透视出民国书肆和古籍的沧桑史，也揭示出民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腐朽和衰败的本质。
姜德明是个迷情于藏书，迷情于书话的爱书人，长期嗜爱藏书和书话创作，这也使他有了一种高尚的情操，一种人生的乐趣，一种奉献的品质。所以他在我眼里更是个品位高尚的藏书家。他鄙视“如今一谈藏书便大谈如何升值”的贪图牟利的藏书家行径。他认为一个真正的藏书家，其藏书是为写作、研究和社会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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