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老上影有一批在电影创作上很有成就、后因工作需要而走上领导岗位的干部，他们的存在，是老上影能持续辉煌（至少难被边缘化）的一个要素。他们在自己丰厚的创作实践中，深知电影创作的规律，懂得如何去爱护和支持有才华的创作人员，明白该如何去管理。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只要使用、发挥得当，当然会结出相应的成果。而对于他们个人来说，是作出了极大牺牲的：如果他们不当领导，一直从事创作，肯定会获得更大的名利。而走上领导工作岗位后，面临的问题、矛盾和人际关系远不如搞业务时那么单一。我发现这批领导遭人有意见处，大多是由于他们当了干部而引发的，若不当官，就不会“引火烧身”。而这些意见，大多也是他们坐在这个位子上而不得不为的。只要着眼于大局的，终能得到大家的谅解。
有两个有关我的忘年交、上影原负责剧本创作的副厂长王林谷的例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是在一次我们文学部与导演的聚餐会上，谢晋多喝了几杯酒后兴起，指著他的好友王林谷，说了几句心里话，大意是你年轻时就参与了《乌鸦与麻雀》的剧本创作，后来又同我一起创作出了《舞台姐妹》的剧本，如你不当这个官，会多创作出几个好剧本来的！想不到此话让老局长张骏祥拍案而起，指着谢晋训斥道：你胡说什么！林谷当领导负责剧本创作，是革命工作的需要，这工作总要有人来做的嘛！吓得谢晋低头一声不吭。我是在场者，心中明白，谢导这下无意中也触痛了张大导演的心境。他不也是新中国一成立，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就不得不从心爱的导演职业上转做管理工作的吗？
二是王林谷后来罹患癌症，临终前，我陪老厂长徐桑楚去看他，他问起吴贻弓，似乎有话要对他说。我始终不解其谜。多年后，终于有一个机会，老吴私下向我道出了他与老王之间的一个心结：他执导的影片《姐姐》在厂内审查时，老王认为影片的结尾未能体现出革命前途的光明面，一定要改。老吴的任何辩解都无用，只得重返河西走廊，重拍了影片的结尾，满足了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要求，但对于将《姐姐》作为一次艺术创新，甚至美术探索的吴贻弓来说，留下了永恒的遗憾，每次谈及便叹息连连。在他看来，这个镜头充满了形式主义的色彩，与影片的整体风格不符，更使艺术价值大打折扣。
我明白了，老王走前想要对吴贻弓说的话。老吴也明白了老王——在石川为吴贻弓写的传记中记述此事时写道：“吴贻弓深深地明白，这绝非简单的创作观念之争，更清楚王林谷绝非刻意刁难自己，反而是为他着想。因为王林谷不仅是吴贻弓的领导，还是他的老前辈，更是一位资历丰富的创作者，代表作《舞台姐妹》可代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电影的至高水准，但被批判为‘大毒草的政治厄运，成为笼罩在他生命中一道无法抹去的阴影，他不会允许晚生后辈重蹈覆辙。”据我所知，老吴在他担任比老王更有权力的领导的那些年，在政治上也十分谨慎小心，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能有如此深刻的体会，可谓老马识途。
这又让我想起了1984年至1994年任上海电影局党委书记、与老吴亲密合作达十年之久的马林发。他也是在电影创作上很有成就，而后被提拔起来当了领导。他不但姓马，而且还属马，原本是位非常优秀的摄影师，十年的电影局党委书记又当得很好，所以我在写他时，以《老马摄（识）途》为文题。以上的“题解”有些啰嗦，但我认为还是有点意思的。
我所认识的老马
我1963年从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毕业被分配进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时，就认识马林发。他生于1930年，比我大“一只”（一轮生肖）。那时，他刚30出头，却已是当红的电影摄影师了，刚拍过重点片《红日》，又被上海市电影局局长、著名电影导演张骏祥看中，邀他一起拍《白求恩大夫》。他是1960年30岁时入党的，当时，可谓创作人员中又红又专的典范。但他给我的印象却朴实得像个普通工人。他喜欢打乒乓，业余常与大家一起打球，不时还会冷幽默一下，说几句笑话，一点也没有大摄影师的架子。
“文革”中，摄影组的造反派斗完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后，接着打以马林发为首的“实力派”，查不出问题也要“触及灵魂”。“文革”后期，天马、海燕两厂合并后要恢复创作生产，1972年，马林发被指派去重拍《渡江侦察记》剧组当摄影，后于1975年又拍了《难忘的战斗》，此片，让毛主席看了感动得流泪。好在这两部电影都是革命历史题材，“文革”后作为主创人员的老马用不到“说清楚”，他在接连拍了五部影片于1982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后，就被提拔为上海电影局的党委书记。
在他高升为局党委书记后，我反倒与他有了较多的接触，都是与我参与创作的电影剧本有关：我写《烛光里的微笑》时，当时厂领导有两种意见：一是支持拍摄这个剧本;二是怕没人看亏本。后在局领导吴贻弓、马林发、张元民的极力支持下才得以开拍的。《第一诱惑》是市委宣传部和电影局抓的重点题材，上影厂派我这个文学部副主任去参与。剧本几上几下难以通过。我明白厂里也是怕这个工业题材没人看会亏本，我深知当时厂里经济困难，实在亏不起。但我认为只要把剧本搞好了，市、局在拍摄资金上会帮助解决的。剧本的思想性完全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塑造好人物，把剧情搞得可看性强一些。于是，我大胆地提出了一个修改方案，摆脱真人真事的局限，放开创作者的手脚才会找到思想性、可看性和艺术性的交叉点。这个方案得到了编剧和责编的认同，也得到了局里吴贻弓、马林发和张元民三位领导的支持，后在市委宣传部领导的亲自把舵下，终于拍成了影片。这两部片子，给上海争得了好几个国家级奖项，同时，也成了我创作生涯中的一个亮点。我始终认为，如没有局里这三位领导的支持，这两个剧本都难以成拍。我一直记着他们的“恩”。
老马在任局党委书记期间，还有几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是我们文学部有位从外地调入的编辑，一来就在编辑业务上作出了较好的贡献。但在清查“三种人”时，他原先上的大学，要把他打成“犯严重政治错误”的人。老马认为他当时是学生，“文革”初起来造反所犯的错误不能全怪他;后来分配工作后他的表现一贯较好，尤其来了上影后，作出的贡献更大;另外，他岳父是位众所周知的作家，在“文革”中深受迫害，现在刚恢复名誉出来工作。如把这位年轻编辑定成“犯严重政治错误”的人，无论对他还是他的家庭，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对我们的事业也不利。老马据理力争，认为还是“治病救人”为好。事实证明，这位编辑至1990年代后期因患癌症逝世前的这段时期内，一直是上影文学部的中坚力量，在编辑工作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他这代人中首批获得了一级编辑的职称。
二是上影的职工长期来住房困难，尤其是中年职工都已挑上了创作生产的重担，却有不少人还一家三代挤住在一间小房内，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老厂长徐桑楚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老马1986年当选为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后，有机会向市里有关领导直接反映情况。经过他的努力，这些职工住宅终于造了起来，但他把功劳又全归于徐桑楚等老领导。
我所认识的老马，作为电影厂的摄影师来说，是位顶呱呱的好摄影，当上上影的领导后又继承了老上影各层领导的优良传统。在老上影人的群体中，口碑极好！
我写老马的缘由
在老上影中，像老马这样的领导有不少，写不胜写。我之所以决定要好好写一下他，说实话，反倒是因为他退休后的两个“细节”触动了我。
他退休后，一直以普通人状态活动在老上影人中间，团结、组织、带领大家过好退休生活，温暖着老上影人的心。后来，听说他因老伴身体不好，怕连累子女，便同老伴一起住进了养老院。起先，他还能出来参加退休人员的活动，后来，他身体也发生了问题，就很少露面了。有一次，我去漕河泾菜场买菜，见老马在菜场外的修鞋摊上修鞋，完全像退休的老职工们一样。这个场景不禁让我心中一动：一位著名的电影摄影艺术家、中共十二大代表、中共上海市第五届市委委员、当了十年上海电影局党委书记的人，退下来后竟过着我们普通老百姓一样的生活，还如此勤俭节约。已值耄耋之龄，他还坚持自理着自己的生活，实在让我感动。
2018年春节前，我在上影参加慰问会时，年已88岁的老马特意来到我身边，递给我一份打印好的他为原上影厂党委书记张元民写的悼文，呜呜咽咽地说：“张元民走了，我至今都回不过神来……这些天，写下这份东西，你看看……”我回家取出老花眼镜细读后，着实感动了一番。张元民是我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的同届同学，他学摄影的，进了上影后虽成了老马的同事，并在业务上也卓有成果，但从辈分上说，老马可说是他的老师辈。他进入领导岗位后，老马又是他的顶头上司。可在他因病逝世后，老马能如此动情地写下这篇悼文，能不让我感动吗？我明白他的用意，便想尽了一切办法，终于让此文在《上海采风》上發表。文章刊出后的一二天，老马又特意寻到上影公寓的老年活动室来感谢我，并还转达了张元民家属的谢意。我是他们下级的下级，他们在位时一直支持我的创作，如今，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老马却如此周到地来表达谢意，又让我感动了一番。
我度过了近六十年的写作生涯，习惯从细节上去观察人、认识人，细节往往可以以小见大。以上这些“细节”，让我决定进一步走入老马的“世界”……
第一次采访
2019年8月13日上午，我到养老院中采访了老马。那是一家极为普通的养老院，老马告诉我，他与老伴两个在院里吃住，每月花销一万两千元，他俩的退休金足够应付。
我与老马太熟了，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是“拉家常”。他告诉我，他五岁时父亲就病故了。后来，为了生存，母亲带着他与比他大两岁的大女儿又嫁了人。“拖油瓶”的味道很不好受，他初中毕业后没钱再往上读，经好心的邻居朱伟刚录音师介绍，拜黄绍芬为师，1947年进文华公司当摄影练习生。当时两个月拍一部电影，他既跟黄绍芬，又跟徐杰，连轴转，一年忙到头，总算学到了一点东西。但要当上摄影师，还不知猴年马月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他表现突出，1955年他25岁时被上影选派到北京电影学院摄影专修班学习两年。以前，他只知摄影，干的是技术活，经过学习，他才懂得，更要重于艺术。他进入了一个新天地，像海绵那样地拼命吸收养料，白天上课，晚上看有关的名著，每夜很晚睡觉，怕影响同宿舍的人，就到教室里去看。有次还闹了笑话，深夜回宿舍时，少走了一层，走到三楼女宿舍了，他以为走到了自己的房间，来到“自己”的床上，见床上躺着一位女同学，着实被吓醒了，连忙退出，再上四楼自己的宿舍……我说，你这个“笑话”可不好笑，弄不好误会解释不清，会坏了你一生英名。他说，是啊，所以我到了88岁才讲给你听。
他是上影重点培养对象，从北京电影学院深造回来，1958年上影厂党委就要发展他入党。但当时他的继父出了问题，因“乱说话”被打成了“反革命”，他觉得抬不起头来。后在老同志们的帮助下，正确认识了这个问题，才在1960年入了党。
他说他在继父那儿没有得到过什么好处，反倒帮他抚养了他与母亲生下的三个孩子。他说，以前他从不与人谈家庭问题。我没有问他为什么跟我谈了，只觉得我们更走近了一步，让我认识到了他对我们文学部那位编辑的态度，他是在向老同志们学习。如果抓住青年人的某个问题不放，往往会毁了这个人的一生，正确处理了，国家可能会多一个人才。他没跟我讲大道理，道理却全在其中。
他从北京回来后，就开始挑重担独立拍片，连续拍了七部影片后，厂党委书记找他谈话，告诉他已被提升为正摄影师，应是高资六级，但国家经济困难，只能提职不提薪，问他有什么意见。马林发笑了，说，你们都是局级干部，平时上下班还坐公交车，我还会有什么意见？我们还年轻，让我们多挑重担就是了！
“文革”后，老马连续拍了五部影片。1982年，他正在拍《张衡》时，被选为中共十二大代表。九月，从北京开会回来后，组织上让他在厂党委无职务地实践了一年后，就被调到上海市电影局当党委书记。后又要调他到北京电影学院当党委书记，这次他申说了理由后总算仍留在了上海。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没有“党叫干啥就干啥”。他说，这也是为党的事业着想，自己胸中无多少墨水，去这种高等艺术学府很难搞好工作，还是留在“熟门熟路”的上影为好。
老马一直以普通人自居，他说退下来后回归群众队伍最舒畅。他在天马厂摄影组时，有两位要好的朋友——查祥康和罗俊福，他们年龄相仿，兴趣相近，一起在“文革”中被打成“实力派”的“三人小组”。他们一生都在为上影拍影片，老马拍到52岁去当干部了，老查和老罗都拍到退休。他们老来，墓地都买在一起。老马告诉我，起初他们想去福寿园，葬在那里的老上影人多，死后有灵的话大家仍可在一起。但一了解，价钿太大，罗俊福说“小洋房”我们住不起。查祥康说还是把骨灰撒到海里算了。老马提醒他，你又不会游泳，去那里干吗？还是给小辈留个纪念吧。于是，他们一起挑了一处“住”得起的地方送终。现在，比老马大三岁的老查已“住”到了那里，老罗与老马同岁，今年整九十。他们去看望老查时，总说，别急，我们会来陪你的。说起这个故事时，老马开怀大笑。“退下来，回到百姓中最开心！”老马以此话结束了这次“采访”。
《上海电影志》上的记载
我回家后，整理采访笔记，发现都在“拉家常”。想获得一些有关老马的材料也难以找到，似乎从来没有人去关注过他、写过他。于是，我打开了1990年代出版的《上海电影志》，上面马林发条目中的介绍也只有百来字：“马林发（1930-）上海人，1947年，进文华影业公司当摄影助理，参与拍摄《太太万岁》《夜店》《我这一辈子》等影片。新中国成立后，入上海电影制片厂，1955年去北京电影学院摄影专修班进修，1957年回厂后任摄影师。先后拍摄《长虹号起义》《追鱼》《红日》《白求恩大夫》（与寇纪文合作）《爱情啊，你姓什么》《张衡》（与任志新合作）等影片十余部。1984年后，任中共上海市电影局党委书记、中共上海市委委员、银星假日酒店董事长、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比我的条目还少几行字，让我十分感叹：他不但是位杰出的电影摄影艺术家，当时又是局党委书记、此志的编委，却不愿在自己的条目上多写一个字。联想到此志的主编吴贻弓都未当仁不让地为此志作序，要邀请柯灵老前辈出手作序，他们这代老上影的领导啊，真让人敬佩！
第二次采访
2019年9月3日上午，我去养老院第二次采访老马。他正在看书，见我去后，忙放下书，招呼我坐下，随即戴上了助听器，便又与我拉起家常来。我耐心地听了一会，找到个空隙便问他：你从十七岁干摄影干了三十多年，突然转到党的领导岗位上来，你当时是如何想的？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新中国成立时我才十九岁，我是党培养起来的，我在入党时就明确了两条：一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不懂的就老老实实地学着干;二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努力为人民服务。这十年，我就是这样干过来的。我在电影局十年，工资未动。”我知道，他現在的退休金比我还少。
我接着问他：你在抓电影创作上是如何配合吴贻弓局长的？他说：“我们搭班后，就有一个约定：既要创新又要传统;不能凭个人的爱好或私交，去片面地支持谁、压制谁，应该百花齐放，力争两个效益双丰收。我自信，我俩是做到了这一点的。另外，老厂长徐桑楚在交班时，没有对我们说一句要继承好‘家产之类的话，而推心置腹地说，你们这一代接班接在困难之中（当时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上影1986年拍的《芙蓉镇》，原先中央文件中要批判的，后胡耀邦讲了话后才从批判名单中划去的。我与吴贻弓才逃过‘负领导责任一劫。”
我问他：你拍了十多部影片，哪一部印象最深？他说，是《红日》。当时美国封锁我们，没有先进设备，连彩色片也拍不了，我们只能用黑白片拍。这片子山地行动的戏多，夜景多，我常用手提机拍，既不好掌握又累人。当时，又是“三年自然灾害”，吃不饱，一只窝窝头还要分两顿吃，拍夜戏，没有夜点，肚子饿得咕咕叫。我硬是把它拍成、拍好了，算是我的成名作吧！后来，却在“文革”中遭批，也是我唯一受到过批判的影片，前面有编导挡着，我只是“从犯”。
我问他：你当了十年上海电影局党委书记，最满意干了哪几件事？他说，首先是学习。以前，我只管做好自己的工作，现在党让我站到了这个岗位上，有好多东西逼得我非要好好学习不可，在学习中干，在干中学习，让我尝到了学习的甜头。而我的工作主要是为大家服务，这个服务也只能靠大家才能做好。所以从政绩来说，我不能说干了哪几件事，因为所有的事也都是大家干的。只有大家齐心协力一起干才能干好事。非要我说的话，我自信还能亲民。
2019年12月25日，上影按惯例邀请老同志代表迎新座谈，老马因身体原因没能到会。与老马同岁的也属马的老革命、老艺术家吕其明老前辈在会上语重心长地送了上影新领导班子四个字：学习、亲民。我听后感触甚深，真的，还是老“马”识途。
一张履历表
因为老马的经历和身份比较特殊，我总怕写不好他，所以进行了两次采访。一个已进入78岁的老头对另一位已进入90岁的老头的“采访”，虽然十分有趣，却常会谈不到点子上。我不得不对他说，你写过自传之类的材料，能不能找出来让我看一下。他说，好的，我找找看。
几天后，他给我寄来了一张履历表，现照录如下：
1958.6 《长虹号起义》
1958.9 《消防之歌》
1959.11 《追鱼》
1960. 《上海英雄交响曲》
1960.5 《斗诗亭》
1960.5 《红日》
1963.4 《白求恩大夫》
1972.12 《渡江侦察记》
1975.1 《难忘的战斗》
1977.6 《失去记忆的人》
1978.1 《大寨》
1980.5 《爱情啊！你姓什么？》
1981.1 《海囚》
1982.1 《张衡》
1960.7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2.9 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代表大会
1986.2 当选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五届市委委员
1984～1994 ?任电影局党委书记
这是他独立拍摄的14部影片和加入共产党后所担任过的工作。没有任何得奖的记录，更没有丝毫自吹自擂之意，只是如实记录自己一生所从事过的两项工作。这是90岁的他对自己人生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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