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法

　　2020年5月15日晚，微信圈的朋友传来消息，说叶永烈走了，我顿觉有些突兀。记得他是1940年出生的，比我大七岁，还年轻啊。随即我给他夫人杨惠芬老师挂电话，电话是一位女学生接的，说杨老师悲恸过度在休息。我不便打扰，只请转告“节哀顺变”，便惆怅挂断。

　　我和永烈兄相识至今，已有40多年了。

　　1976年1月，我进少儿出版社工作，社领导安排我帮戴山同志筹办《少年科学》杂志，联系有关部门，走访老作者。记得刊名的书法，是我持了社里的介绍信，请上海中国画院的周慧珺和钱茂生两位书法家写的。他俩各写一条，选用时因觉得周慧珺的字太娟秀，就选用钱茂生的。

　　经过一年多的奔波，《少年科学》终于出版了，总编是张伯文，我当科学幻想和科学小品方面的编辑。

　　《少年科学》创刊号的第一篇“科学小说”是由叶永烈写的《石油蛋白》。我们在讨论刊物专栏时，考虑到用“科幻小说”这个名字，可能会有“资产阶级浪漫”之嫌，所以栏目名用的是“科学小说”。

　　叶永烈的《石油蛋白》，是“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科幻小说，此稿发表后，曾经受到一位极左者上纲上线的攻击，诬说有政治背景和阴谋。在这场争论中，我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写下了《棒喝，可以休矣！》一文为他辩护。以致他在2012年，为我《半空堂记游》一书写的前言中还提及：

　　“亚法为人正直、热情、快人快语。由两件事，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一是我的《石油蛋白》成了十年浩劫中唯一公开发表的中国科幻小说，居然有某位‘左公怀疑这篇科幻小说有什么特殊的政治背景。亚法得知后，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在1982年7月5日写下《棒喝，可以休矣！——陈述一些历史事实》，依据自己亲历的《石油蛋白》发表经过，用事实予以痛斥……”

　　那时《十万个为什么》丛书也开始编新版，叶永烈在学生时代就是该书旧版的作者，听说编新版，他经常用自行车载来一大摞一大摞的稿件，发黄的稿纸，粗犷的字迹，数量颇为惊人，以致新版的《十万个为什么》有相当的篇章都是叶永烈的文章。原来他在十年动乱中，没有误入歧途，浪费才华。编辑部的好几位同仁都忙着为他编稿，大家惊叹他的勤奋和明智，钦佩他的远见和冷静。

　　1978年6月，中国科协在上海浦江饭店召开“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我作为年轻的科幻作家被邀参加，同时参加的有郑文光、萧建亨、童恩正、刘兴诗……我们八人聚在一起，由叶永烈执笔，写了一首长诗，登在6月1日《文汇报》的头版。

　　可叹的是，当年参加会议的科幻作家，除刘兴诗和我之外，其余的都过世了。

　　记得会议结束前的一天晚上，高士其前辈在上海大厦的住所接见了我们。

　　1978年的夏天，我和简毅一起把《小灵通漫游未来》的样书送往他家中，简毅是该书的封面设计美编，他为此得了全国装帧一等奖。

　　那时叶永烈住在漕溪北路500弄，一条破陋巷子里，房子很小，进门是一张台子，台子后就是床。我俩把书搬进屋里，杨老师热情地从床底下搬出西瓜招待我們，临走，还塞给我们一大把大白兔奶糖……

　　我之所以至今还记得他漕溪北路500弄的地址，是因为那时候《少年科学》的稿费和样书都是我寄的。

　　20世纪90年代初回国，永烈兄嫂多次请我去徐家汇附近的“和记”吃饭。某次在桌上他跟我提起，有一家电讯公司，请他在同意书上签名，用“小灵通”作为手机品牌的冠名权，他同意了。我问，他们给你专利费没有？他说没有。我说生意人不该欺负读书人，他们应该付你专利费的。他哈哈一笑说：别人也这样给我讲，我并不介意。

　　1979年由于李政道的提议，安徽大学设立了少年大学生班，老社长陈伯吹亲自带队，由戴山和我陪同，邀请叶永烈等四人前去采访。

　　在安徽大学，叶永烈带我去见他北大的老同学温元凯先生。

　　《安徽日报》知道叶永烈来了，向他约稿，因第二天一早要见报。半夜报社派摩托车来招待所催稿，只见他躲在房间里，用复写纸夹在两张稿纸中间，一式两份，奋笔疾书，倚马可待，出笔之神，令人惊叹。

　　20世纪80年代初，有关方面知道叶永烈居住困难，掌管科技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亲自批条给上海房地局交办。按理说有这样级别的批示，永烈可以挑选好的地段，但是他只在原住址附近，选了一套两房一厅的公房。

　　房间小，藏书多，那时他的两个儿子叶丹和叶舟也大了。他把阳台封死做书房，两个孩子同住一间房，住所依然很逼仄。新居装修得非常简单，至今留给我记忆最深的，是贴在书橱的方毅赠他的一条题词，间距不大，是用硬笔写的。

　　搬进新居后，我在他家中吃过一次晚饭。那时他母亲也在，饭菜是老太太做的，大碗盛菜，非常朴素，老太太母仪风范，非常和蔼。

　　晚饭后，孩子回房做功课。到了七点钟，他喊：“出来看晚间新闻。”孩子们非常顺从，一声不响出来。看完新闻后，他又喊：“回去做功课。”孩子又乖乖地一声不响，回房间去了。

　　虽然我和永烈很熟，但很难用文字描绘他的表情。他举止庄重，不苟言笑，但不苟中又带着几分诚恳的微笑，微笑中又蕴藏着热情和睿智，似乎和他的禀赋一样，学理科出身，又有出色的文科天才，我凡胎肉眼，说不清。

　　有一次我和杨老师谈到对孩子的教育，她说：“一个家庭有个严父非常要紧，如果家中父亲没有权威，孩子很难成材，我做老师，这样的家庭我见了很多。”

　　他们的两个孩子，叶丹和叶舟都非常优秀，一个由美国GEC公司派驻在台北，一个也在美国的大公司担任重要职务。

　　说到永烈的成就，少不了杨老师的功绩。

　　前些年我去他天钥桥路的新居，新居的客厅里挂着两条书法挂轴，一条是陈伯达的墨迹，他指着另一条说，这是杨老师父亲的墨宝，老人家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

　　一番寒暄后，他俩陪我参观了“沉思斋”书房。永烈指着书橱里摆放整齐的活页夹说：“这些都是这些年我俩去世界各地采访的录音资料和照片，是她帮我编号整理的……”语句中透露出无限深沉的爱和感激。

　　杨老师高兴地指着写字台上的计算机和打印机说：“亚法，现在永烈的文房四宝改朝换代了。”

　　他俩陪我去楼上，到用游泳池改建的书房里，永烈取出一本四角翻阅得卷起的《巴顿传》说：“叶丹小时候把这本书看得滚瓜烂熟。他到美国GEC公司求职时，总裁面试，问他，你知道我们美国有个巴顿将军吗？小丹把巴顿将军的故事背了一遍，高兴得總裁当场拍板，并派他做亚洲部门的总经理，常驻台湾。”

　　离开他家时，杨老师指着桌子边的几瓶酒说：“朋友送来的，永烈不喝酒，亚法你拿去喝了！”我看见其中还有茅台，自然就却之不恭了。

　　2007年5月，永烈夫妇来澳洲做讲座，在悉尼时，我陪他俩参观景点，看到他俩并肩携手，一路细语的时候，我暗暗羡慕和祝福他俩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幸福晚景，同时脑子里浮出一道公式：（1+1）=∞;（1-1）=0。一对志趣相投的夫妻共同奋斗，绝对可以建立一番大事业，而一个夫妻志趣相悖的家庭，一定是一事无成。

　　我1988年出国后，知道叶永烈改写人物传记了。他作品喷薄，硕果累累，但盛名之下，谤也随之。我回国和个别所谓的作家朋友聊天时，他们满脸不屑，有的甚至以正统文学自居，揶揄他的作品文学性不强，没有创作性，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生动的比喻和形容……我只用一句话回答：若干年后，或许你们的作品统统将被遗忘，甚至被后代嘲笑，而叶永烈的科幻小说和纪实作品将还会有人翻阅，他的《小灵通漫游未来》曾经印刷三百万册，影响过一代小读者，这就是明证。

　　叶永烈留下的作品可用浩瀚二字形容，且不说他采访老一代共产党人留下了文字和录音，也不说他的《四人帮兴亡》《江青传》……更不说他影响一代人的科幻故事，光说他顶着极“左”思潮，敢于采访傅雷家属、马思聪家属，介绍梁实秋等一系列作品，对后世的影响，将是功德无量的。

　　老友孙树棻先生，曾经跟我谈起过上述问题，他很赞同我的观点。他说：“我在作协开会时，跟有些尽磨嘴皮子的人争论过，千说万说，叶永烈的勤奋是你们远所不及的，他写的数千万字，就是叫你们抄，你们都没有这份苦功！”

　　我和永烈的最后的联系是，2019年1月18日，我在上海发了个Email给他：“永烈兄：好久不见，谅必兄嫂都安好？我近日在上海，29日返澳。不知你在上海，还是在海南岛避寒，如方便，约时来拜见你。”随即，收到他的回复：“谢谢，我因赴美劳累，目前住院，容日后见面，祝春节愉快！”接着又发来了一篇小文《不言当年勇》，文前加了句跋语：“摔了一跤，把我摔醒了，明白了老之将至。”

　　去年，我在微信上看到，永烈把藏书和采访资料都捐给了上海图书馆，上图做了个“叶永烈专藏”。欣慰的是，他多年收藏的书籍和资料，终于有了一个安定的归宿。

　　我和永烈兄相交40余年，要说的花絮很多，但随着记忆的衰退，渐渐朦胧了。他和我的通信至少有近百封，都是手写的，可惜我出国时，都留在办公室没带走，当废纸处理了。现在想来殊为可惜，否则也可以归入他的专藏中。

　　虽然在最后的Email通信中，我知道他住院，总以为他只是从美国回来，旅途劳顿，休息一阵就会康复，他毕竟只比我年高七岁，人生八十不算老。下次见面时，还想和他商量，共同出资，仿效陈伯吹老的“儿童文学园丁奖”，成立一个“科幻小说奖”，鼓励和提携写科幻小说的后进。不料他遽然走了，而且走的时辰这么不巧——疫情期间，而我被囚在悉尼家中，不能前往吊祭。

　　呜呼哀哉，永烈兄，百般无奈，我只能在地球南端，遥望故国，你不沾酒，只能一酹咖啡，为你送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