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泱

　　95高龄的黄宗英，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道她的从影经历，道她的黄昏恋情。其实，她有太多的偶然：偶然被请去当替补演员，成了影剧观众的偶像。偶然认识了生活中的几个“他”，使她的感情生活丰富多彩。写作，也是随遇而安并不刻意追求。她说：一不小心就成了作家。在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的颁奖现场，组委会给予黄宗英的颁奖辞中这样说：“16岁主演话剧，由此开启七十余年漫长的跨界文艺生涯。她的表演清纯明丽，展现了新女性青春向上的时代气质。她的文字带着表演艺术家的灵动才情，天马行空，不拘一格，散淡舒朗，其散文化的报告文学作品，关注重大社会主题，深刻影响了几代读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黄宗英淡化影剧表演，开始转换角色，成为一名专业作家。

　　第一部作品颂“和平”

　　1950年，对黄宗英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年，催生了她的第一本书《和平列车向前行》。

　　年初，她和赵丹合演的《乌鸦与麻雀》在全国各大影院公映，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这让他俩很长时间沉浸在喜悦之中。一天，她和赵丹正在昆仑影业公司的摄影棚，商量着下一部电影《武训传》的角色表演。忽然，聽到有人在远处大声喊着：“宗英啊，快去办公室，有您的会议通知。”她三步并作两步奔向厂部大楼。这通知的可不是一般的会议啊，这是从北京来的，让她赶紧准备一下，先去北京报到。黄宗英作为上海影业界的一员，将赴波兰参加“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这是她第一次出国，幸福，激动，情满胸襟。

　　10月的北京，秋阳明媚而艳丽。经过多次准备会后，月底，代表团乘上国际专列，从北京到莫斯科，与苏联和朝鲜代表团，一起去波兰华沙。中国代表团共17人，团长是时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团员有张澜、马寅初、盛丕华、金仲华、刘良模、巴金等，25岁的黄宗英，是团里最年轻的团员。这次会议，黄宗英有一张珍贵的会议照片，是与巴金一起在会上的场景。两人并排坐着，戴着同步翻译的耳机，凝神聆听着大会的发言。巴金视线平直，双手轻握着。黄宗英头略低着，左手按住耳机，似乎想听得更仔细些。

　　“到华沙已经是晚上，下着小雨，水银灯照耀着，好像天上洒下小珠子一样。多少的红旗，多少的白鸽。”这是华沙给黄宗英最初的印象。第二天，她就随代表团去参观华沙市容。华沙是一座苦难而英雄的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饱受创伤，大部分建筑被战火炸毁，古老的教堂，被炸得只剩下一个空架子，雄伟的博物馆，只留下了一道残墙。130万华沙人，只幸存了70万。然而，经过战后五年的建设，一座新华沙耸立在世人眼前。而且，在这座新城里，召开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来自世界80余个国家的1700多位客人，共商反对战争，保卫和平大计。

　　看着眼前的一切，听着解说员的介绍，黄宗英心潮起伏，她感受到波兰人民在战争中所受灾难和痛苦，更看到了他们勇敢地保卫自己的家国，建设自己美丽的家园的毅力。她不能平静，觉得有责任把这一切记录下来。于是她写下了《初到波兰》，她要一篇篇写下去，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告诉世界上一切热爱和平的人们。按照大会的安排，各位代表可利用会议间隙，分赴波兰各地，去感受当地人民的生活。黄宗英从华沙起飞，去了波兰的另一个城市克城。那是一座工业城，她来到一家工厂，一路上的参观，处处受到工人们的友好欢迎，她还参加了工人们组织的晚会。黄宗英是中国电影界的代表，被推举到台上。“他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我微笑着走上台讲了话，事先没有发言稿，所以没有人能为我翻译，我热情地说着，他们就热情地听着连一个字也听不懂的话。于是我们大家都笑了。是的，热爱和平的心是不需要翻译的。在他们的掌声中，最后我用刚学会的波兰话喊出了：‘谢谢！和平万岁。”这是黄宗英《克城一日》中的记述。

　　一个多月后，黄宗英回到国内，组织上没有布置过写稿任务，而她却交出了一摞文章，这就是《和平列车向前行》书稿。出版社紧锣密鼓地排印，次年2月，由巴金任总编辑的平明出版社出版了此书，这是黄宗英平生第一本专著，列入“新时代文丛”第一辑中的一种，文丛的主编是巴金的两位好友潘际坰和黄裳。当月，此书3000册一售而空，三月份又再版印了3000册，以满足读者的渴求。

　　《和平列车向前行》是一本诗文集。黄宗英在书前写有《前记》，这是一篇极其简约、朴实，文字短得不能再短的序文，一共只有97个字，照录如下：“我这次很荣幸能随着中国和平代表团远走苏联、波兰两个国家，我有责任要把我所看到的传达给大家。我刚在学习写作，这些作品都是非常幼稚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好让我在做一个演员之外还能用我的笔，多多少少的为人民做些事情。”全书由两首诗歌和五篇文章组成，一头一尾分别是诗歌《和平列车向前行》《祖国的儿女》，中间是《初到波兰》《克城一日》《我寻找这样的爱》《斯大林七十诞辰礼品展览会》《劳动模范为和平而奋斗》。

　　对于写作，黄宗英可不是第一次。1946年，21岁的黄宗英刚在北平拍摄完电影《追》后，受邀来到上海，在上海戏剧专科学校进行义演。空闲时，她就看书，读英语，还练小楷《灵飞经》。更让她投入的是写作。她把自己写的文章投给上海《文汇报》，文艺副刊上就有以“寒窗走笔”为题的散文连载。她的写作笔法，从一开始就这样注定了。她写道：“虽然昨夜两点钟入睡，今晨很早，就被一阵鸟声唤起，住的地方很近，信步走去，有水，有小堤，有茅屋。有人在钓鱼，有两个捡煤核的小孩在打架玩。你想不到在这闹市附近有这么清丽的地方，我轻踏过带露珠的小草，顺着河边往前去，找着一张翻睡在岸上的大船，坐下来晒初升的太阳。日来熙熙攘攘，今天静下来，反觉若有所得。”从那时到现在，“天马行空不拘一格”，就是她的写作基调。

　　写书，黄宗英已迈出了第一步，接着就会有第二步、第三步。

　　笔下全是身边事普通人

　　1955年6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黄宗英的第二本书，书名叫《一个女孩子》。第一次初版就印了9100册。此书版权页上有一则“内容提要”：“本书分为两辑，第一辑收散文八篇，抒写了作者对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的生活的幸福感情，和展现在我国青年前面的美妙远景。第二辑收诗七首，歌颂了人们对和平的愿望，和年轻的希望与理想。”虽然，从形式上看，这也是一本诗文集，但内容上已有了很大的扩展，因为，黄宗英的生活面有了较大的拓宽。

　　在书的前面，有《写给青年朋友们》一文，作为代序。这可看出，这本来是一篇演讲稿，但可以反映她此时的心情，就用来作为此书的序言。开头她就写道：“亲爱的同志们：常常接到你们的来信，关怀地问起我是怎样的在生活着，为什么长久不拍电影？我可以告诉大家，这几年我虽然摄制任务较多，但我并没有浪费宝贵的光阴。生活是如此的丰富、多彩，急速前进，我们很多的演员都投入了生活，积极地参加社会活动，刻苦学习，相信这一切都将在我们今后的艺术创造中开出花来。”这就告诉人们，她的生活轨迹有了很大变化，除了电影，她更关注社会生活和普通民众。她接着说：“几年来，在工厂里，我亲眼看到新的厂房的落成，我看到造成的工作母机被装在大木箱中，运送到祖国各地。我和工人們一起从冬日滴水成冰的铁皮活动房子，搬入了明亮的新宿舍。假日里， 我和女工们一起到百货公司去买花布做裙子，在公园的草地上讨论如何突破生产定额，赶上别的先进小组。一切都是飞跃的进展着啊！”

　　作者沉浸在生活的海洋里，感受着新的时代，新的环境，并激发她写出一个个身边的普通人物。第一篇《一个女孩子》，文中说：“一天早上，我正坐在家里看书，母亲说门口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找我，我跑出去，看见了一位我不认识的派头十足的漂亮小姐，我说：‘找我吗？她很难为情：‘找你有点事情。我说：‘请进来吧。我们面对面坐了下来，半天她也不响，只是看着她那擦了蒄丹的红红指甲，又看看我，扭捏地笑着，倒叫我这做主人的为难了。我开玩笑地问：‘是要照片吗？她笑笑。‘要签名？她还是笑笑，我真窘了。‘是从学校里来吗？‘没有读书。她说话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穿得那么时髦，家境一定很不错，为什么不上学呢？上海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读书一点意思也没有，也没有用处，我想拍电影，像你一样。”这样一问一答，黄宗英终于明白了，这是一个用现在话来说的“黄粉”。

　　于是，黄宗英从电影说到人生，说到社会，对她一番因势利导的劝说：“假如你想当优秀演员，我希望你还是先回到学校里去，多读书，多注意你身边所发生的事情，譬如说学生为什么要罢课，工人为什么闹罢工，为什么有的人过得那么舒服奢侈，有的人穷的没办法活。”说着，黄宗英还借了三本书给她。后来解放了，小女孩来看过黄宗英，书还了人没碰到，留下一张字条。不久的一天，黄宗英在兰心大戏院演出，突然就看到了一队解放军，其中还有这个小女孩。她说：“我参军了，在部队文工团。 我们一星期前到的上海，我在报上知道你在兰心演戏。”

　　是啊， 一个原本不肯读书、只想追星、梦想成为明星的小女孩，在黄宗英的引导下，看书上学，进了军队大熔炉，成了一名解放军文艺战士，这变化多么大啊。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阵子，黄宗英有了一个小小的“头衔”，剧影协会福利部副部长，还兼着协会所办的托儿所所长。有了生活体验，才有她笔下的《第四次哭》。开头写道：“在北京一条弯弯的胡同里，有一座小小的幼儿园。园主任只有19岁，梳着两条长长的辫子，脸庞儿也和孩子们一样，又红又胖的，她在16岁初中毕业，填写投考志愿书时，就选择了幼儿师范为自己的终身事业。”这个年轻的幼儿园主任，要面对一百多个学龄前儿童，包括有着不少顽皮的孩子。经历一波四折，最后她还是抹干眼泪，坚持下来并做出了成绩。文章最后写道：“她叫什么名字，她到底在哪个幼儿园工作，不许我讲出来。总之，她是祖国千百万青年团员中的一个。”

　　读者不难看出，黄宗英写的都是身边琐碎事，普通的人。甚至都没有具体的姓名，因为他们太平凡了。然而，正是这平凡，体现出人性的善良和人格的高尚。无论这些写人叙事的散文，还是第二辑中带有故事情节的小叙事诗，作者都在向读者报告，中华民族是一个心灵美的民族。这样一种写作理念，就一以贯之，一直到她后来先后写出《小丫扛大旗》《大雁情》《小木屋》，并连续三届获得中国报告文学奖。她以女性的细腻，散文抒情的笔调，来“创作散文化的报告文学作品”。这就是她从散文到报告文学的路径。更少人研究过，她作为一个作家的写作个案。其实，她是“无技巧”的写作。一提起笔来，文字就顺着心灵的情感自然流淌出来。她的文字活色生香，富有生命力。她夸奖一个人的执着：“一旦决定要做什么，就立刻全身心扑上去做，一根筋地去做，龙门吊车也拽不回来。”她对一个人的印象至深：“毕生不忘，像颜色掺在了酒里，捞也捞不出。”她的文字，如著名画家黄宾虹所说，“无作家气”。从没有刻意地遣字造句，一本正经写作。正如诗人、传记作家（写过黄宗英、张瑞芳、赵丹等传记）姜金城先生所说：“她写文章没规矩，随心所欲。不知她怎么开头就开了头，不知她怎么结尾就能结尾，看得人像着魔一样。”也有人说，她是“率性又自信的作家”“不按常理出牌的作家”。从题材、结构到文字，都体现出她的写作特色。

　　谁说演员不能写剧本

　　在电影剧组里，有着明确的分工，编剧、导演、摄影、美工、化妆等。剧本剧本一剧之本，这道出了剧本在整个摄制环节中的重要性。一般来说，剧本由剧作家撰稿，作为影片的拍摄基础。有经验的导演，会与作者一起，从电影专业角度，或参与补充修改，或一起写成分镜头剧本，便于导演工作。这是编剧与导演的合作。也有导演独立撰写剧本，既是编剧又当导演的。但是，电影演员写电影剧本的，为数寥寥。黄宗英的大哥黄宗江，是演员也是剧作家，女演员中，王莹算一个，黄宗英也算一个。

　　1956年6月，黄宗英创作出版了第一部电影剧本《在祖国需要的岗位上》，列为“电影剧本丛书”之一，由艺术出版社出版，初版印了8000册。此书的扉页上，有一段“内容说明”的文字：“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的青年都怀着远大的理想，希望把自己的热情和全部精力献给这一伟大的事业。林培明也正是这样的青年之一。她在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托儿所去工作。开头，她认为这个工作是琐碎的、平凡的、没有出息的。后来，在党、团的教育和一些优秀保育工作者的影响下，日益觉得孩子们的活泼可爱，她对这一工作就产生了感情，并且认识到它的重要意义。她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热情和能力，终于成了一个优秀的保育员。剧本刻画了我国青年保育工作者的生动形象，说明在祖国所需要的任何工作岗位上，我们都必须以我们对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热情，贡献出诚实的、忘我的劳动。”

　　这部剧本定稿于1955年10月，实际写作时间更早。她曾回忆说：“1953年冬，我生下爱女橘橘，有46天产假和红布21尺，我觉得发了横财，不必每天形式地去坐班啦。我拿出一沓新稿纸，衬着大红布，拿起笔来，新中国成立前夕和成立初期，我张罗忙活为剧影协会办幼儿园。我一开笔，写的就是托儿所、教养员、保育院和孩子们。产假才起头，我的剧本就完成了。”这真叫“十月怀胎”，她生下女儿赵橘的同时，在她大脑里也孕育成熟了一部电影剧本。对于一个演员出身又热爱写作的作家来说，她把写剧本也看作是自己的职责之一。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电影剧本可称为文学的一种样式，所以，电影文学的剧本具有文学的阅读性和欣赏性，常常单独发表或出版读物。还有过《电影小说》《电影文学》等刊物哪！

　　黄宗英有演戲的丰富经验。1941年，16岁的她，跟着大哥黄宗江来上海，进了职业剧团管道具。一天，剧组演曹禺的名剧《蜕变》，女演员一时来不了，导演黄佐临情急之下，拉来黄宗英顶替上台，她把一个泼辣撒野的姨太太演得活灵活现。没想当演员的黄宗英，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当上了演员。之后又参演了话剧《鸳鸯剑》《甜姐儿》，又演电影《追》《幸福狂想曲》《街头巷尾》《丽人行》等。所以，她写电影剧本是顺理成章之事。有人问起，她自豪地说：“谁说演员不能写剧本啊！”

　　剧本初稿写毕，正好中央电影局有个为期三个月的“剧作讲习班”，上海让黄宗英去参加，她就带着这部剧本处女作去了，作为结业作业郑重交卷。很快，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通知她，剧本获一致通过，可进入拍摄。“一稿通过”，这可是破天荒的事。于是，剧本投入拍摄，完成后改名《平凡的事业》公映。此剧本从创作到拍摄，之所以顺利成功，黄宗英后来总结道：“如今回头看处女作，它来自生活，来自心头，来自身边。”

　　黄宗英一生有过四次婚姻。第一个丈夫异方，是剧团会作曲的指挥，因病早逝。第二个是南北剧社的社长程述尧，后因性格不合分开了。第三个是才华横溢的电影演员，她亲热地唤作“阿丹”的赵丹。第四个是80岁来到她身边，早年把海明威介绍给中国读者的翻译家、出版家冯亦代。除了前两次短暂的婚姻，她后来70余年的生活伴侣，主要是演员赵丹和作家冯亦代，这也契合了黄宗英从演员到作家的人生轨迹。

　　也许，因为拍成电影改名为《平凡的事业》，原先的电影剧本《在祖国需要的岗位上》，时光漫过60多年，就很少为读者和观众所注意了。黄宗英却很珍视这部处女剧作，她对我说：“这是我的第一部电影剧本，几乎与我第一个女儿同时孕育诞生。”

　　之后，黄宗英又拍摄了电影《为孩子们祝福》《家》。之后，她说：“我的演员生活渐渐淡出，作家生活渐渐淡入。”1950年代后期，她刚下乡来到浙江山区，分不清稻谷和麦穗，不认识马兰和苦菜，却真诚地走向生活。1960年代初，她来到河北宝坻，见了司家庄的邢燕子、小于庄铁姑娘队张秀敏和史各庄的侯隽，和她们同甘共苦，并写出了《小丫扛大旗》《特别的姑娘》等报告文学。新时期到来，文艺的春天催人奋进，黄宗英一头扎进陕西山村，采访一生扑在植物研究的科学家秦官属，写出《大雁情》。没几年，她又奔赴西藏，冒着生命危险，写出《小木屋》，讴歌从事高原生态研究的徐凤翔。

　　一直到2017年，学者李辉主编了四卷本《黄宗英文集》，洋洋洒洒一百多万字。有人问她：“你怎么成的作家？”她不知如何回答，有点答非所问：“作家，应该在生活的深水里，在激流中。”如今，整整70年来，黄宗英就是这样成为作家的，从浅水走向深水，从小溪走进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