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唤”展第一次实体展示了上海派驻武汉的两位“战地”摄影记者赖鑫琳和董天晔拍摄的照片。“逆行”近两个月，他们发回各类新闻报道数十篇、拍摄数万张珍贵照片，真实地展示了上海援助武汉的医务工作者在一线救助病患最珍贵、最感人的瞬间。来听听他们的自述。

　　赖鑫琳：我在武汉疫情风暴中心的45个日与夜

　　2020年2月7日，我跟随上海第四批援鄂医疗队进入封城中的武汉，此次旅程注定充满着未知和风险。当晚9时抵达武汉天河机场，在机场前往市区的大巴上往外看，这个时间点换作以往肯定是武汉最为热闹的时段，但现在四周街道却空寂无一人，也极少见到车，此刻的武汉是一座被按了暂停键的空城，置身其中，不寒而栗。

　　2月9日，我到达武汉的第三天正式跟随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医疗队进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接管病区。那天，10多名护士在武汉当地医院的医生和护士的指导下，第一次穿上了防护服。他们清一色都是二十幾岁的年轻人，透过他们穿戴的护目镜与之对视，能看到很多复杂的情绪，有一些迟疑也有一些彷徨甚至是恐惧，这群年轻人对污染区的种种不确定有一种本能反应。

　　领队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朱畴文副院长几次面对媒体提起这个场景，都忍不住落泪，“这群孩子是在上战场啊，我就像他们的长辈一样，哪个长辈看到自己的孩子上战场不心疼？”

　　无论是恐惧还是淡定，无论是迟疑还是坚决，作为职业的医护人员，这些年轻人都要把自身的感受放在一边，拿了刀枪，上了战场，战斗就已经打响。

　　起初我也曾多次出现状态不佳，头痛欲裂，只好被迫终止采访。作为记者，我觉得身体承受不了，可以选择及时撤出，但医护人员，他们不可以，无论多困难，都只能忍耐和坚持。我多次看到有人晕倒在病区，也有人呕吐在口罩中，每一个人都是拿命在工作，我又怎么好意思退缩？从那以后，我也默默告诫自己，要珍惜每一套稀缺的防护装备，尽量在里边“待够钟”，拍到一些让自己满意的画面。

　　3月9日，是武昌方舱医院休舱前的最后一夜。当天我已经进入了一次红区，回到酒店给外衣和器材消完毒后，正在洗澡，电话响起，华山医院的张昂医生打电话来说他们10分钟后就要最后一次进仓，跟患者作一个告别。洗澡洗到一半的我赶忙擦身穿衣，背上器材，一路狂踩油门，13公里的路15分钟就赶到了。

　　我前后五次进入武昌方舱医院病房采访，但从没有一次像这一夜般萧条冷清。平日里，比起病房，这里更像是一个热闹的小社区，医护人员来回穿梭，病患与护士们亲切交谈。我看到过医护人员带着患者一起跳广场舞，下跳棋，看到他们交流时真挚的眼神，感受到他们之间没有隔阂的信任。在这个远离家的地方，原本陌生的人成了彼此的牵绊。

　　当晚，湖北省人民医院的江文洋医生最后一次在武昌方舱医院值夜班。看着空荡荡的床位，心里落寞又欣慰，担子终于卸下，他躺倒在空病床上休息了片刻。那个画面简直太魔幻了，穿着防护服的他像极了一个宇航员，在太空中执行了漫长又艰难的任务之后，终于落地在地球上的感觉。我二话没说，拉了旁边的一把椅子，站了上去，把这魔幻的一幕拍了下来。看到我拍摄，他赶忙起身，简单收拾了一下，走出了污染区。

　　第二天，江文洋医生躺在空空病床上如释重负的照片火了，多个关键词上了热搜，在微博、朋友圈之间传播甚广，也引来了像央视和《人民日报》这类主流媒体的转载，各个平台的阅读量累计超过了3亿。同学朋友陆续截图问我，这是你拍的吗？为什么危险的采访都有你？我没有很认真地给出过答案，危险的地方总会有逆行者，记者也是其中之一，把正在发生的事实报道出来，是我们的天职。

　　在病房之外，我也行走在这座被封锁的城市各处，带着自己的观察，记录下封城一月的武汉……在这座被病毒笼罩的城市里，很多人的生活仍在继续，尽管有些艰难，也有很多人在散发自己的微光，传递着温暖和爱。身处其中的我，也就更多了一份笃定和勇敢，将这些属于生命的微光逐一记录下来。

　　45天，在武汉，见证和记录的这一切，作为亲历的记者，都是一生之幸。

　　董天晔：在武汉记录重生和希望

　　过去的58天，生活中的一切与疫情和抗疫工作有关。精神世界的匮乏，让我意识到自己需要好好喘口气的还不是身体，而是脑子。

　　如今全球疫情如野火延烧，隔离没几天的我们突然发现，武汉的凯旋从全剧终变成了第一季撒花完结，这种魔幻现实主义的疯狂不知会在何时结束，这让我意识到，整理这两个月在武汉的采访经历，不再是一个过去式的怀想，它是现在进行时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次的武汉之行，仿佛跳进另一个次元。在这个次元里，街道空空荡荡，恐惧如影随形，而每一天早上的查房，每一次专家针对疫情的谈话，都有可能成为明天所有人关注的焦点。在这里，新闻俯仰皆是，信息过载的感觉，与上海日常工作的节奏有很大的不同。生活倒是简化了许多，吃穿用度没有花销，也不用操心。另一重的现实，是无论轻症还是危重，每一位不幸罹患新冠肺炎的患者，无时无刻不在面对着生存还是死亡的命运裁决。

　　从身体的病痛，到精神伤口的愈合，如何有效地去拯救这些病患，上海援鄂医疗队的方法论，叫做规范与精细。所谓规范，是实事求是讲科学，体现出的是职业风范;而所谓的精细，是工作习惯和态度，表达出的是人文关怀。

　　规范与精细，也成为贯穿我整个武汉采访报道过程的重点。

　　3月的一天，我到雷神山的ICU病房采访。仁济、市一、市五、市六的队员们接管了这个病房。采访拍摄过程中，一位15床的病人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浑身插满各种管线，气管被切开，因为深度镇静，他进入了深沉的睡眠。带我进病房的市一医生华莹奇告诉我，这位病患情况不好，准备给他上ECMO，但能不能挺过去也得看他自己了。

　　一周后，我再次进入这个病房采访，第一件事就是确认了15床的健在。此时，他已经上了ECMO，身上插的各种管子更多了。华老师跟我说，所谓的ICU，也是“I SEE YOU”，医生护士需要时时刻刻关注危重病患身体的变化，并适时作出调整。一个礼拜的重点治疗，15床的病程已经出现了逆转的迹象。

　　华医生话音刚落，15床的手指动了一下。守护在一边的护士们敏锐地发现了这个变化，并一下激动了起来。大家手忙脚乱地凑到他的跟前。15床眼睛微微地睁开，渐渐从无神到有了光彩。

　　他的手一开始只是微微动两下，接着开始在被子上不断移动，护士问他，是不是想写字？是，就眨一下眼睛。15床缓缓地眨了一下眼睛。护士们拿来纸笔，放在他的手边。可惜的是，15床依然虚弱，只能勉强握着笔，在纸上歪歪斜斜划几道，没有人能辨认出是什么。“你是不是想写谢我们的话呀！”一位护士半开玩笑地说，也引起了旁边几位护士的大笑。

　　这个场面逗得我也哈哈大笑起来。15床从昏迷中醒来，整个病程的逆转，靠的是医生的智慧，也是这些护士们全身心投入、无微不至的照料。直接问病人是不是想谢谢自己，虽然有点傻傻的天真，又何尝不是为他感到高兴，和自己付出后获得成就感的抒发呢。

　　这样的故事，在武汉每一天都在上演。重压，激情，死亡，重生的相互交织中，一天天过得越来越快，武汉的情况也变得越来越好。

　　3月，疫情转好时，有机会和第一批援鄂医疗队的队长郑军华院长坐下来，进行了一番长谈。说到刚到武汉时的难处，平日里喜怒不形于色，向来以翩翩风度示人的郑院，突然在我面前失声痛哭。

　　一路随行，作为亲历者，其实这个问题我是明知故问。有多难，我们都见过，但是他从来不说。所以我想证实一下，郑院到底能“藏得多深”。结果那天，我把一个大老爷们儿惹哭了。坐在他对面，看着悲欣交集的面孔，我的眼眶也红了。

　　最后想说，作为《解放日报》的摄影记者，最为庆幸的，还是那时的奔命，换来一些记录历史的照片。这些照片，当然也是一段自己特殊道路的证明。也许在更长岁月过后，它们也会成为我们这个国家，民族，乃至全世界人类共命运的大事件中，一部分小小的、共同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