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新
1960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1967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1988年担任上海电影乐团团长、艺术总监，国家一级作曲，曾任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委员，中国电影音乐协会副会长。他曾创作了80余部电影音乐作品，150余部电视剧音乐作品。主要有：《难忘的战斗》《苦恼人的笑》《小街》《日出》《都市里的村庄》《烛光里的微笑》《还珠格格》《世纪人生》等。此外，还创作了大量的独立音乐作品，主要有合唱音画《敦煌》，交响音画《布达拉宫》，钢琴协奏曲《一江春水》，交响合唱《心祭》《铁军之歌》《春潮》，合唱组歌《风景这边独好》，舞剧《闪闪的红星》，民族器乐合奏《大江东去》《飞天》，扬琴协奏曲《春夜喜雨》，二胡协奏曲《西施》（《梦断红楼》），女高音独唱套曲《和平母亲》，声乐随想曲《春江花月夜》《飞翔》《蝴蝶双飞》以及数百首声乐作品。1986年荣获上海市首届“上海文学艺术奖”（音乐创作奖），2000年舞剧《闪闪的红星》音乐荣获文化部第十届文华音乐创作奖，2005年荣获“当代中国电影音乐特别贡献奖”，2008年交响合唱《铁军之歌》荣获“文化部第十四届文华音乐创作奖”。
赵：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徐：我叫徐景新，1943年9月14日出生于四川重庆，我的名字是姓加上辈分的“景”（景字辈），“新”是出生于重庆的一个地名叫“新桥”，这还是一个文化区，这让我以后写作时牢牢记住要创新，也时时提醒我要写有新意的作品。我走上音乐创作的第一阶段是1960年到1967年。1960年那年我只有十七岁，年轻总想创自己的事业，带着有点“狂热”心态去考音乐学院，居然还让我考取了。考进音乐学院作曲系念了一年预备班，1961年起正式进入本科正规学习作曲，那时拼命地学，拼命地练习钢琴，那时家里还没有钢琴，预备班一年学习后，然后和附中高四升上来的同时升大学一年级，所以大学读了六年，一年预科，五年本科，后来碰到了“文革”，又延迟了一年，到1967年才毕业，大学整整7年。
赵：记得我们这一代不少朋友是唱着你为电影《小街》创作的主题歌《妈妈留给我一首歌》长大的，现在你已年过七旬，创作生涯已超过50年，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已为80多部电影同时也为150余部电视剧创作音乐，也创作了一大批与电影、电视剧无关联的独立音乐作品。作为一位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作曲家，你认为搞好音乐创作首先应具备怎样的基础和条件？
徐：第一应是音乐基础，要有相当扎实的基本功。我很幸运，读本科时，教我的老师都是全国较有名的导师，教作曲的是系主任邓尔敬先生和何占豪先生;教“和声”的是桑桐先生，他曾任音乐学院院长，陈钢是他的助教;教“复调”的老师是陈铭志先生，他是我国非常有名的复调大师;教我“配器”的是施咏康先生，也是大师级的，他创作的交响诗《黄鹤的故事》曾荣获1955年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铜奖;教我“作品分析”的钱仁康先生是音乐“活字典”，是我国非常有名的音乐学家……我们学作曲“四大件”即：“和声、复调、配器、作品分析”。有这些大师教，所以我们班当时在上海音乐学院中还是比较突出的，班级同学都很用功，90%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学习非常紧张。二年级时学校要我作一个学习总结，我记得每学期每周时间安排甚至细化到每天起床后7点干什么，8点干什么，星期天在回家路上都在背民歌、英语单词……有好的老师固然重要，但主要靠自己刻苦努力，有了牢固的扎实的基础即作曲“四大件”，才有可能在创作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我希望想搞创作的青年朋友要静下心来，扎扎实实学好基本功。当然，作曲“四大件”是为音乐服务的，是为音乐内容服务的，是为音乐灵魂服务的。
赵：是的，“四大件”是作曲的基础。听说你在上音学习期间曾多次主动要求到工厂、农村、部队去深入生活。你是怎么想到和如何理解“下生活”的？
徐：创作的作品是让人民大众听的，创作是为了人民，所以必须从人民中吸取“营养”，必须依靠人民。在上音六年，其中近两年是在“下生活”。当时有同学说下工厂、农村、部队是“影响学习”，我认为在客观上时间上是有影响，但为今后的创作积累了“财富”。我们到农村，同农民“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工厂，我们到国棉二厂，以市级劳动模范命名的“裔式娟小组”跟班劳动，他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他们三班倒我们也三班倒;我曾利用暑假在学校的支持帮助下到部队去当“普通一兵”，第一年当高炮兵，第二年是当海军，穿海军的服装，与他们一起在海上执行任务。我在学校里就接触了工农兵，不老是停留在“象牙塔”里，这样的接触至少使我知道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在想什么，喜欢什么，我今后应该创作什么，怎样去创作。这不是什么“浪费青春”，尽管在上音期间“下生活”是短暂的，蜻蜓点水式的，但我不后悔。
赵：你上音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原海燕电影制片厂），这是专门从事故事片生产的电影厂……
徐：1966年毕业，1967年分配到“海燕”厂，但“文革”中，故事片全部停拍，还算幸运的是有一部分在搞应景的纪录片，我的工作就是为这些纪录片谱写音乐，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音乐都有着当时时代的烙印。
趙：为纪录片创作音乐，凭你在上音的扎实功底应该是很轻松的，不是什么困难的事。
徐：的确是这样，为纪录片配音乐比较简单，只是烘托气氛而已。但在那个特殊年代，曾出现过一些使我胆战心惊的“可怕”事例：比如当时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南京长江大桥》的纪录片，在送中央审查时有几位指挥家、作曲家觉得其中某些音乐片段有点“像”苏修的歌曲《列宁山》（当时中苏关系紧张，中方称苏联为修正主义国家，简称“苏修”。歌曲《列宁山》是由俄罗斯人民艺术家、苏联国家文艺奖、斯大林文艺奖获得者米留金创作的一首流传极广的优秀歌曲）。这还了得！中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造出的南京长江大桥竟然配上苏修的音乐！其实，我估计最多也就一两小节有点类同。这是当时轰动全国音乐界的重大事件，这件事弄得我们搞电影音乐创作的极度紧张，所以我每搞完一部片子，往上送审之前，都请一些作曲家、指挥家、领导一起来听听，有没有“像什么”……
赵：音乐是个整体，要看旋律走向，从音与音之间的关系、节拍、节奏、调式、调性、风格特征等，全面完整地来决定音乐形象。音乐旋律、曲调就由7个音组成，不应就几个音或音节的比较就形而上学捕风捉影地进行否定。当时曾在上海文艺界引起轰动的“奚杨反革命小集团”，奚其明、杨矛都是你的同班同学，上音六六届作曲系高材生，奚其明是原上海乐团驻团作曲家，杨矛在上海电影厂任作曲，其主要罪状之一是在创作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中唱词“跟着毛主席”与剧中土匪栾平的个别唱词音调有点类同，结果由“四人帮”头目之一的张春桥亲定为“反革命小集团”。据知你也有过类似使你大惊失色、夜不能寐的可怕经历……
徐：那是为一部纪录片写音乐，为毛主席的语录“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可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创作一段语录歌。当时没有仔细看，实际上毛主席语录最后两个字应该是“画图”而不是“图画”，送审前突然发现，篡改了毛主席的语录，这在当时是不得了的大事，篡改最高指示是可定为“反革命”的。好在是在剧组“内部审听”阶段，还没有“送上去”，结果请上海乐团合唱团再重录一遍。那几天我精神恍惚，魂不守舍，惶惶不安，好在合唱团的朋友们十分宽容，对我的“粗心”没有举报揭发、上纲上线批判。当然第二次录音时我也当众再三表示歉意，承认错误，请朋友们原谅——因为当时请合唱团录音是免费的，这给合唱团朋友们增加了工作量。
赵：你是从什么时候起“名副其实”开始为故事片创作音乐？
徐：我是在“文革”中第一个为上海故事片创作音乐的，那时是1972年，但只是由两个小戏《一副保险带》和《无影灯下颂银针》组成一个多小时的放映单元。为这两部小戏创作音乐，我深入到市郊农村及市六、仁济、胸科医院，也亲眼看到医生用小小银针进行麻醉开刀……
赵：附带讲一件音乐与针灸的轶事。我曾听说1973年应邀来中国访问演出的美国费城交响乐团，在京演出极为成功，但到上海后，著名指挥家尤金·奥曼迪（Eugene Ormandy）突发偏头痛，这个病奥曼迪曾在美国、瑞士都治疗过，但均未奏效，看来在沪演出要取消，但票早已售空。当时奥曼迪痛不欲生，市里得知即派出一位中医针灸医师，他肯定而有把握地表示“应该没有问题，针进痛止”。指挥奥曼迪听说一根针要从头顶中刺进去，犹豫了一下，但也无任何其他办法，只得一试。结果一针下去不过几秒钟，即奇迹出现，疼痛减轻，数分钟，疼痛完全消失。这位誉满世界的指挥家紧握针灸专家的双手：“天哪，你大概是上帝派来的大夫！”并即请助手拿了一张由他指挥费城交响乐团录制的唱片签上大名送给这位医师。
徐：针刺麻醉的确很神奇，我亲眼目睹过。不过这两部加起来不到两小时的小戏，从1972年筹备到1974年拍成放映整整用了两年时间，原因是翻来覆去地不断审查，从中央到上海，从上海到中央，大家战战兢兢小心翼翼，怕出事，一会这个演员政治表现怎么样，一会那个演员有什么问题……
赵：这是两部小戏组成的，只能勉强算故事片，你真正为故事片创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徐：直到1975年才开始为真正意义上的故事片《难忘的战斗》创作音乐。与拍战争片闻名的大导演汤晓丹合作得益匪浅，片子是1975年拍摄的，1976年上半年在全国放映，后听说毛泽东主席边看边流泪。影片讲的是解放战争初期进城后与反动势力即与潜伏敌特进行斗争的故事，很可能是勾起毛主席对解放战争的回忆。
赵：假如你在上音学习期间深入工厂农村部队是去体验一种“感情”或“感觉”，而到了电影厂的“下生活”，则是目的性很明确，就是为了“片子”。
徐：的确，在上音学习期间“下生活”，大多是主动的，而在电影厂“下生活”是必须的，厂党委领导一定要把你“赶”下去。摄制组一成立，编、导、演、摄、音、美，统统“赶”下去，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必须去！我当然也不例外。接到片子第一件事就是拿起背包“下生活”，这已成了我创作的习惯。这一点我非常感谢电影厂，影片《难忘的战斗》中有一首主题歌《迎着风雨去战斗》，就是我到了江苏丹阳深入生活在大河岸上，我与纤夫一起一脚深一脚浅地背纤，就这样我为主题歌谱写了歌曲：“滚滚激流脚下踩，滔滔大河手中牵……”
赵：我们都很幸运，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年代。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你一生中最辉煌最有成果的时期。
徐：的的确确，我的大部分作品都在这个时期创作的，我和绝大部分艺术家一样得益于改革开放，一旦思想解放冲破牢笼，创作如火山喷发、大河奔流，创作便无条条框框。这个时期我一年要为5-6部电影创作音乐，但有一原则我始终坚持，即每接一部片子必须与剧组一起下生活。那些年从白雪皑皑的北国边疆到碧海蓝天的南海西沙，从涛涛东海到西藏新疆，说一句戏话，当时没有旅行社，但我去过“新西兰”，即新疆、西藏、兰州;去过“乌拉圭”，即乌鲁木齐、拉萨、贵州，十几年里我跑遍了包括台湾省在内的整个中国。记得为电影《车轮四重奏》“下生活”到西藏，那时不像现在旅游火车直达轻松愉快，去前要作严格的体检，从成都乘吉普车背着硕大的氧气袋，翻过二郎山，越过泸定桥、大渡河，但到了新都桥，因泥石流过不去了，只能再返回成都，乘飛机去拉萨。为创作舞剧《闪闪的红星》的音乐，到江西井冈山，走过当年毛主席带领工农红军走过的崎岖不平的山路，拜访健在的老红军，请他们讲述当年残酷的斗争生活……这部舞剧后来得了一个文化部的大奖，我也获得优秀作曲奖。我觉得深入生活是一辈子的事，是会收获一辈子的财富，你可以享用一辈子，只有生活积累才有可能出好作品。在电影厂搞创作“下生活”目的性很明确，就是为了这个片子。但下去后的收获往往不局限这部片子，如为《西藏西藏》旅游片写音乐，我在拉萨哲邦寺第一次听到喇嘛们念经，那宽广的气息，结实厚重的音色，悠扬豪放的旋律，我第一次听到使我感到震撼的男声合唱，在几千米的高原生活，很清苦，但他们那么自由自在，在念经，又像发自内心的歌唱，我背着笨重的录音机全部录下来了。其实电影中只用其中一小部分素材，后我用大部分素材创作了独立音乐作品交响音乐《布达拉宫》，后这部作品应邀到台湾演出，评价甚高。
赵：创作为了人民，创作依靠人民，创作时想着人民，创作的作品与人民一起分享，而创作的源泉就是生活。你为电影创作音乐，这是你的本职工作，另外你还创作了大量与电影电视剧“无关”的独立音乐作品。
徐：为电影创作音乐，这是我职责所在，我非常热爱电影音乐创作，电影音乐已成了我一生中难以割舍的情怀了。因为电影音乐在某种程度上讲实用性目的性太强了，就是为了一部片子某几个情节，音乐必须配合画面要求，否则过不了导演、制片这一关。所以我并不满足于为电影创作音乐，我还想用音乐来讲更多的“话”，于是我在为电影音乐创作的空闲时间创作了一批独立音乐作品。
赵：据知请你写作品委约的很多，你有选择吗？
徐：我不是“来者不拒”，我只写我熟悉的想写的题材，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女高音歌唱家于丽红要参加“青歌赛”，我就量身定做为她写了一首《飞天》，因我曾到敦煌去深入生活过一段时间，后写了一部合唱音画《敦煌》，《飞天》就是其中一首。只是根据她的声音条件特点改动了一下，结果于丽红就是唱了这首《飞天》荣获“青歌赛”金奖第一名。另一首我创作的《春江花月夜》，这是音乐教育家周小燕教授来找我的，她极力推荐她的学生女高音歌唱家方琼，用这首歌参加“青歌赛”。因这首艺术歌曲原是用大乐队伴奏，周先生要我改成钢琴伴奏，以便作为教材教学时练唱。为让方琼充分发挥“花腔”，周先生花了相当大的精力和我一起不断修改，不断试唱，结果也在“青歌赛”上荣获金奖。（附带说一句，当时徐景新写这些作品是没有一分钱报酬的——笔者注）
赵：这些歌唱家都是演唱你“量身定做”的作品，在全国顶级赛事中荣获最高奖项。你曾出版过一本《徐景新艺术歌曲集》，其中一半以上歌曲都是歌唱家参加各种比赛并荣获金奖。可以说，你除了歌剧、音乐剧，还创作了交响乐、合唱、民族管弦乐、钢琴协奏曲、艺术歌曲，甚至还有很少有作曲家涉及的声乐随想曲……几乎包括音乐艺术中所有的体裁形式，你对创作的题材有选择吗？
徐：为电影创作音乐是无法选择的，这是本职工作，必须写，而且要尽量把它写好。对于独立音乐作品我是有兴趣想写就思考，就动笔。委约较多，我对这个题材有兴趣，自己觉得有把握写好的题材，才同意接受委约。
赵：我知道你不是给钱就写，就接受委约。我亦认为像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何占豪、陈钢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这些经典作品的诞生不是靠钱，设想如给你100万元也未必能写出一首好歌。
徐：非常正确，优秀作品不是靠“钱”，相反我认为艺术离“钱”远一点，可能会出好作品。音乐是表达情感的艺术，没有情感不可能写出好作品。1994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与南京大屠杀事件，我创作单乐章交响合唱《心祭》，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中国艺术家，有责任有义务用音乐艺术的形式来反映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为此我与诗人于之从1994年秋专门到南京深入生活，从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到档案馆，采访了一批仍健在的当事人……我是本着一个中国人的责任，用音乐去思考、去表达，去写历史的教训。
趙：你还有一部力作是由八个乐章组成的交响合唱《铁军之歌》，这是新四军研究会委约创作的。
徐：是的，但从委约到正式签约经过了整整四个多月，因为这个题材难写，已经有一首作曲家何士德在1939年创作的《新四军军歌》，这首流传很广的军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曾采用其中一段旋律一度作为开台曲。所以委约时我只答应“试试看”，然后用四个多月的时间“下生活”，找了不少新四军老战士，请他们讲新四军的故事，还翻阅数万字的历史资料，然后我采用多侧面、多角度、全方位的构思来全面歌颂这支“铁军”。音乐创作是感性的，但构思必须理性，现实主义题材是有着广阔的视野，但要有多样化的表达手法。因此，我不再用“队列歌曲”，因为已经有一首经典的“军歌”了。我采用混声合唱、男中音独唱、男声合唱、女高音独唱及大段交响乐队器乐演奏，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塑造这支“铁军”英雄威武的高大形象。待我全部构思好，才正式与委约方签约。我要对委约方负责，也要对自己负责，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创作的作品不求流芳百世，但至少要对得起自己，至少在同行中认为“像一个作品”。
赵：你已为80多部电影、150多部电视剧创作了音乐，还创作了一大批独立音乐作品，除前面提到的交响音画《布达拉宫》（曾由台湾省交响乐团演奏）、扬琴协奏曲《春夜春雨》（上海电影乐团首演）、二胡协奏曲《西施》（由上海民族乐团首演，独奏邵琳）、钢琴协奏曲《花鼓灯随想曲》（加拿大北林海交响乐团演奏）、民乐合奏《一江春水》（澳门中乐团首演）、大型舞剧《金舞银饰》（上海歌舞团首演）、声乐随想曲《蝴蝶双飞》（参加第20届《上海之春》首演）、电视剧《还珠格格》《苍天有泪》《烛光里的微笑》、电影《小街》《苦恼人的笑》《日出》……音乐创作从情感到音符，从音符到音响。你曾告诉我，你希望在你的作品中有三个性，即时代性，民族性，可听性？
徐：对，时代性就是一个作曲家必须跟上时代的脉搏，与时代同步;民族性是一个作曲家的根，只有深深扎根于自己民族的土壤之中，你的作品才能根深叶茂，茁壮成长。如果时代性是横轴的话，那民族性就是纵轴，我的作品应处在横轴与纵轴的交叉点上。另外，我的作品必须具有可听性，能为更多的广大民众所喜闻乐听，不应曲高和寡，应该曲高和众。
赵：现代派的作曲技法如：无调性、多调性、十二音体系、序列音乐、印象派、教会调式、全音阶、叠置和弦……在你的作品中几乎找不到这些现代派手法的痕迹。
徐：对于这些现代派的手法，我的看法是，作曲家当然应该掌握包括现代派技法在内的各种作曲技法，所谓十八般武艺最好样样精通，我在电影音乐写作中根据不同的场景需要也作过各种尝试，但技法的运用必须考虑到两个前提：一是从内容需要出发，二是能为广大听众所接受。如果脱离了以上两点，纯粹是为了玩弄技巧，使听众如入云里雾里，那是不可取的。
赵：你是一位低调而安静的作曲家，50多年来一直孜孜不倦、认认真真，专心从事音乐创作，你为电影《小街》创作了一首主题歌《妈妈留给我一首歌》，几十年来流传至今，不仅家喻户晓，也成为不少女高音歌唱家的保留曲目，在你一生中创作的那么多作品中你最满意或比较满意的是哪一首（部）？
徐：都满意，也都不满意……还是让广大听众去评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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