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晓迪

　　1948年元旦这一天，清华中文系的师生同乐会上，系主任朱自清和同学们一起扭起了秧歌。其时“翻身秧歌”已在北方农村跳得如火如荼，素以稳健著称的朱自清却听任学生给他化妆，穿红衣，戴红花，在人群中扭得最认真。在当晚的日记中，他郑重写道：

　　参加中国文学系新年晚会，颇愉快。

　　

使命、忧患与苍凉

　　这已不是朱自清第一次扭秧歌。1947年10月24日，在清华中文系的迎新会上，他就用心看着学生的示范，进三步、退一步，硬手硬脚地扭起来。

　　就在一年前，历经九年的颠沛流离，朱自清终于重返复原的清华园。他还住在抗战前的旧居里，只是过去优雅舒适的环境已荡然无存。最让他心疼的是过去的藏书几乎损失殆尽，不得不在旧书摊上零零星星地搜集。

　　而当他来到校图书馆，见到一架架图书，顿时兴奋起来。1935年，时局动荡，时任清华图书馆代馆长的朱自清未雨绸缪，将400余箱珍贵书籍秘密南运，先存放在湖北汉口一家银行仓库，后辗转运至重庆北碚和云南昆明。作为清华大学老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焦阳谈及这段历史，说：“这批书籍后来被运往西南联大，因为北大、南开两校都未作准备，这些书在一段时间内就成为联大师生们学习用书的重要来源。”

　　北平沦陷后，日军占领清华园，图书馆的书刊也被洗劫瓜分，抗战胜利后，此前被运往联大的图书跟着师生们北上，其他图书也被尽力搜回。这批书籍的南渡北归、历劫脱险，让朱自清感慨万千，他在日记中写道：

　　入图书馆书库。见藏书仍极丰富，此甚鼓励与刺激余研究工作之进行。

　　在如潮水般晃荡的北平，迈入老境的朱自清却像上足了发条，见缝插针，争分夺秒。在生命的最后三年，他主编了《闻一多全集》，出版了学术专著《诗言志辨》与《新诗杂话》，还写了大量的时评、书评与散文。

　　许多人都谈到，朱自清晚年“表现得十分年轻”，但这种生命热度的燃烧，正来自死亡的惘惘威胁。1948年元旦那晚，他扭完秧歌回家，由于过度劳累，胃病复发，尽吐酸水，不能进食。他把近人吴北江的一句诗“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用毛笔工整地抄下来，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带着知天命之人的使命、忧患与苍凉。

　　他的至交叶圣陶说：“他近年来很有顾影亟亟的心情”，“我想他恐怕他自己的成绩太少，对于人群的贡献不太够的缘故。加上他的病，自己心中有数，就只盼成绩多一点好一点，能够工作就尽量工作。”

　　

“那里走？那里走！”

　　“那里走呢？或者那里走呢！”在《那里走》中，朱自清开始解剖自己，“我彻头彻尾，沦肌浃髓是小资产阶级的”“所以新时代的急先锋，断断没有我的份儿”。在时代的风暴下，他选择“躲”到“学术，文学，艺术”里去，“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就是将来轮着灭亡，也总算有过舒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

　　抗战的烽火却把他从晃荡的书斋赶了出来。家里人口多，负担重，为此夫人陈竹隐带着“二男二女”住在成都，“家父与一男二女在扬州”，他则一个人过着“顾影行踽踽”的苦日子。在昆明西南联大时，他每月360元的薪金，只值战前的10元，甚至连一盒烟卷都买不起，为此一趟趟地跑拍卖行，卖掉行军床、淋浴器、桌灯，以至被单和窗布。长袍污旧且掉光了扣子，他就自己缀上些破布条系着。有一年冬天为了御寒，他买了一件云南马夫们穿的毡披风，质地像牛皮，式样像蓑衣，穿出去引得街上行人纷纷侧目，与潘光旦的鹿皮马甲、冯友兰的八卦图案包袱皮，并称“联大三绝”。

　　凡认识朱自清的人，都知道他“饞”，日记中常有“今天吃什么”的记载，还要加以评价：“没有开花馒头，甚怅！”“吃酥面萝卜丝饼，甚佳！”“午后购回香蕉四枚，背杜天翁吃之，甚以为乐！”因为不善节制——“一顿饭吃了七个馒头”“一餐酒喝了十杯”，在清华时他便得了胃病，在抗战奔波中更是频繁发作。那时，政府供应的“公米”被联大师生们谑称为“八宝饭”——“谷、糠、秕、稗、石、砂、鼠屎及霉味是也”，难以下咽。吃了这样的米，他的胃病犯得更勤了。

　　乱离之际，蒿目时艰，教授学者们“漂泊西南多唱酬”，就连朱自清这位新文学作家，也频频写起了旧体诗。在《夜坐》一诗中，他写道：

　　吾生为事畜，廿载骨皮存。圭角磨看尽，襟怀惨不温。追欢惭少壮，守道枉朝昏。剩学痴聋老，随缘寐莫喧。

　　诗中流露出内心的阴黯沉重，也映现出整个时代的痛苦。

　　

走出象牙塔

　　1946年底，朱自清在北平《新生报》上发表了一篇杂论，谈到了知识分子的“生路”：

　　中国知识阶级的文人吊在官僚和平民之间，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最是苦闷，矛盾也最多。真是做人难。但是这些人已经觉得苦闷，觉得矛盾，觉得做人难，甚至愿意“去撞自己的丧钟”，就不是醉生梦死。我们愿意做新人，为新时代服务。

　　他认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又含蓄地表示“扩大自己得一圈儿圈儿的，得充实，得踏实。别像肥皂泡儿，一大就裂”。他真诚地加入扭秧歌的队伍，但仍想为自己留出一个自由独立的空间。这段话，标志着朱自清思想的转向，正如他自己所说：

　　到了这年头，象牙塔下已经变成了十字街，而且这塔已经开始在拆卸了。

　　而促使他走出象牙塔的，正是闻一多的牺牲。两人并不是一路人，私交也不如想象中那么深，但在闻一多遇难后，悼文写得最多、纪念做得最切实、编辑《闻一多全集》用力最勤的，恰恰是朱自清。

　　1948年7月，《闻一多全集》的编辑早已完竣，朱自清开始整理亡友手稿。此前，他刚刚在拒绝美援面粉的宣言上签了名，身体极其虚弱，日记中常有“晚大量呕吐”“彻夜胃痛不止”的记载，体重降至38.8公斤。他在书房里支了一个行军床，桌边放了一个痰盂，方便随时呕吐，身体实在撑不住，就在床上歇一会儿。

　　7月15日，朱自清抱病，一天开了三个会，晚上又赶去参加闻一多遇害两周年纪念会。朱自清站在台下，报告着《闻一多全集》的编纂和出版经过。这晚天气闷热无风，只有他直到终场也没脱衣服，花白的脑袋挂在瘦削的双肩上，显得格外大。

　　8月12日。朱自清因严重的胃溃疡导致胃穿孔，不幸去世，终年50岁。在钱理群看来，朱自清的病故为整个时代郁积的情感提供了一个发泄口。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表达哀思，悼念文章之多，构成了70年前的一场“文化奇观”。人们说他是“最有良心的好人与学者”（郑振铎），具有“最完整的人格”（李广田）;说他晚年思想的转变，是“把爱从小资产阶级移向广大的工农群众”（冯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