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称为“两萧”的著名作家萧军和萧红无疑占有一席之地。而上海，是“两萧”文学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两人正是在这里声名鹊起。今天，追念文坛前辈的足迹，重读他俩曾在上海，为自己的“黄金时代”写下的灿烂篇章，还真其味无穷。
丁言昭，当代作家、现代文学研究者。她已为丁玲、林徽因、陆小曼、安娥等九位“民国才女”立传，其中在撰写被誉为“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传记时，不仅向40余位曾经接触过萧红的文学前辈们征集资料，而且对萧红与萧军在上海的足迹作了大量的考证。丁言昭的“萧红传”在大陆和台湾前后出版过《爱路跋涉》《萧萧落红情依依》等三个版本。评论家认为，她以挖掘“活”的历史资料写萧红，无论当时还是将来都极有人文和历史价值。值得一提的是，萧军、萧红当年客居上海，曾经住过的拉都路（今襄阳南路）351号，就在她的居所“慎成里”的后弄堂。那天，在丁言昭的引领下，我们特意来到当年两萧的居所。丁言昭介绍说，徐汇区有关部门曾在这里门口挂过铭牌。可我仔细查看，现已杳无踪影，大门口正被多辆破旧自行车和一些废木料所“占据”。
今非昔比，感叹中，丁言昭说述起她对两萧所作的研究。据现在掌握的资料，目前所知道的两萧在上海住过的地方有7处，而其中3处就在今日的襄阳路。
拉都路上几春宵
马：我知道你是位作家，怎么对现代文学史也有研究，尤其对两萧？
丁：这是我受父亲的影响所致。我父亲丁景唐长期从事出版工作，同时，他还是位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者。他不仅在鲁迅、瞿秋白研究方面撰有不少专著，而且对“左联五烈士”和左翼文艺运动史方面颇有研究。生活在这样家庭里，耳濡目染，对此已比较熟悉。父亲与萧军相为朋友。关于我家后弄那个“351号旧址”，父亲不仅早就与我们说过，而且经常带来客去拍照，成为追念文坛前辈的一个景点。1979年，我欲为萧红立传，在为萧红整理年谱的同时，我想到了萧军先生，于是给他去了信，请教他当年与萧红在上海居住过的旧址和他们的写作情况。当年3月5日，萧军很快给我回了信，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他还写下了《在上海拉都路我们曾经住过的故址和三张照片》（后收入了萧军文集）。这些对两萧研究无疑十分重要，同时为我撰写萧红传提供了“活”的历史资料。今天想来，依然弥足珍贵。
蒲柏路公寓、拉都路283号
马：萧军和萧红是什么时候来上海的？
丁：两萧——两个来自东北的“不甘做奴隶者”，尝尽人间苦痛，却对文学有着无限的热爱和向往。1934年秋，萧军试着给心中敬仰的鲁迅先生去了第一封信，希望得到文学上的指导。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鲁迅在接信后就写了回信。从此，两位青年的人生就和大文豪鲁迅的名字连在了一起。
同年11月2日，萧军、萧红和友人梅林乘坐日本轮船“共同丸”抵达上海。两萧住进了位于法租界蒲柏路（今太仓路）上的一家公寓。
不过，在这里时间很短，因为他们承受不了昂贵的房租。当时，两人没有收入，所以必须尽快寻找新的住处。也许是种缘分，当萧军来到了拉都路（即今襄阳路，这条筑于1918年至1921年的拉都路，取于法国邮船公司职员之名。1943年10月，以湖北省的一县名改名襄阳路而易用至今），他便在283号，一家名为“元生泰”的小杂货铺前停住了脚步。他看到门上贴着的一张“招租”告示，说二楼的大亭子间要出租，便进去察看了一番。这是一个南北向的长亭子间，但有一个单独的门可进出。当萧军得知房租每月仅9元时，顿觉便宜，就租了下来。第二天两萧就搬了过去。
在新居，萧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他的成名小说《八月的乡村》。这里没有阳光，没有炉火，刺骨的寒风从窗缝钻进。萧红披着大衣，帮萧军一字一字誊写，她流着清鼻涕，时时搓搓冻僵的手指，或者跺跺脚，以此取暖。
很快，鲁迅先生向他们发出了邀请。11月30日，两萧终于如愿与鲁迅见面。这天对于两萧无疑是个喜庆之日。根据约定，两萧准时来到了内山书店。出人意料的是，鲁迅已在那里等候他们了，这使萧军萧红有点不知所措。而鲁迅却平静地问道：“是刘先生、悄吟女士吗？”两人迷乱地点着头。接着，鲁迅便引导两萧走出书店到一家不远的咖啡店。
初次见面可以说是极其令人愉快的。萧军把《八月的乡村》手稿交给鲁迅，希望先生给予指导，并帮助寻找书店出版。鲁迅喜欢萧军萧红的纯朴爽直，而萧军萧红呢，他们完全被先生的人格魅力所征服，不由自主地倾倒在鲁迅面前。不一会，许广平领着海婴也来到了咖啡店。萧红与许广平真是一见如故，特别是淘气的满嘴上海话的海婴，也很快和萧红混熟了。许广平曾以满怀诗意的笔调描述这初次的会面：“阴霾的天空吹送着冷寂的歌调，在一个咖啡室里我们初次会着两个北方来的不甘做奴隶者。他们爽朗的话声把阴霾吹散了，生之执着，战斗，喜悦，时常写在脸面和音响中，是那么自然，随便，毫不费力，像用手轻轻拉开窗幔，接受可爱的阳光进来。”
临别，两萧接过了鲁迅借给的20元钱。这是两萧在事前的信中提出的不得已的請求。因为两萧当时生活真的很拮据，已经没有钱买食油，天天的食谱就是白水煮面片，飘着几根菠菜，仅剩的一袋面粉也快吃完。囊中羞涩，才向鲁迅求助。
对先生的关爱，两人回家后就写信感谢，同时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对此，12月6日鲁迅马上回信宽慰他们：“来信上说到用我这里拿去的钱时，觉得刺痛，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个俄国的卢布，日本的金圆，但因出版界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的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而且这些小事，万不可放在心上，否则，人就容易神经衰弱，陷入忧郁了。”
面对两个流亡的文学青年，鲁迅像慈父般的疼惜、怜爱，更有关怀。
因为知道他们在上海无亲无友，于是想给他们介绍几个可靠的朋友。在12月17日的信中，鲁迅写道：“本月十九日（星期三）下午六时，我们请你们俩到粱园豫菜馆吃饭，另外还有几个朋友，都可以随便谈天的。粱园地址是广西路三三二号。广西路是二马路与三马路之间的一条横街，若从二马路弯进去，比较的近。”endprint
鲁迅怕他们不熟悉路，不厌其烦地说明。面对先生如此细心的笔致，萧军他们收到信时，先是萧红流下了眼泪，接着，萧军的双眼也湿润了起来：“我们这两颗漂泊的、已经近于僵硬了的灵魂，此刻竟被意外而来的伟大的温情，浸润得近乎难以自制地柔软下来了，几乎竟成了婴儿一般的灵魂！”
这次饭局，鲁迅向两萧介绍认识了叶紫、茅盾和聂绀弩、周颖夫妇。两萧由此进入了上海文坛。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两萧的好朋友，对他们的创作和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
马：在建国前的四十年代老地图上，拉都路283号还是叫“元生泰”的杂货铺。现在它的位置在哪里？
丁：当年的拉都路283号，在现在的永嘉路、襄阳南路口往北一点。不过，原来的沿街房子已被拆除，建起了新的楼房，但底层依然是一排店铺。我在拆除沿街旧房之前特已拍摄了照片，但是后面的亭子间早已无踪影了。
拉都路411弄22号
马：1935年1月2日，萧军写信给鲁迅，说是又搬家了。他们搬哪儿了？
丁：依然在拉都路，不过移到了南段。这是拉都路411弄，名为福显坊的22号。走进弄堂左拐，最后一排房子的第一幢。当时那里属于城市边缘地带，比较偏僻，没有什么醒目的建筑，只有两片菜地，围着竹篱笆，还有种菜人住的一些破烂的平房。
这里每月房租11元。对此新居和环境，萧军感到很满意。鲁迅在回信中也称道：“有大草地看，要算新年幸福……”萧军还把从东北带来的一幅自己肖像油画挂在墙上。突然，他俩发觉新居只有一单床，他们想分床，而口袋里的钱所剩无几，于是只能想法借了。在叶紫的介绍下，两萧来到吕班路（今重庆路）木刻家黄新波的住处。黄新波是叶紫《丰收》封面的设计作者（后来也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设计封面），和叶紫相熟。于是当场借给两萧一张铁床，并叫了两辆黄包车，把他们送走。
新居给两萧带来了创作激情。萧军一口气创作了短篇小说《职业》《樱花》《货船》《初秋的风》《军中》等，其中《职业》经由鲁迅介绍，刊登在《文学》第4卷第3号上，这是他在上海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拿到38元稿酬，这足足可以交3个月的房租了。
萧红也开始在上海的文学创作活动，撰写了《小六》《过夜》等散文，其中《小六》经由鲁迅介绍，刊登在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上。
搬到新居后，两人迎来了除夕之夜。这是他们第一次在上海欢度春节。
拉都路351号
马：接着，该是他们第三次搬家了吧。
丁：是。没过几天，一日，门外响起了青岛朋友的熟悉声，他们是来上海“闯天下”的。几位热情朋友对两萧的新居发了一通议论后，表示应该租阔气一点的住房，并要与两位住在一起。就这样，他们在离福显坊五六分钟的路程找到了新居。这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拉都路（今襄阳南路） 351号。
这是幢西式楼房。两萧住在三楼，几个朋友分别住在底层和二楼。这里房间的外观和内部条件自然比福显坊优越多了。不过，每月的房租也随之增高，三个楼面共要56元。
马：据说，两萧已开始习惯上海人的生活，早上在这里吃起了大饼、油条。
丁：对。早晨，萧红常到对马路的一个早摊点，买大饼、油条作为早餐。一天，萧红在买油条时，竟然发现包油条的纸竟是鲁迅翻译班苔莱夫的中篇童话《表》的手稿（该译文发表在1935年3月16日出版的《译文》月刊第2卷第1期），感到十分意外。随后两萧就把手稿寄给鲁迅，表示“愤懑”，并请鲁迅要把手稿催讨回来。而鲁迅却不以为然，还幽默地称，自己的手稿居然还可包油条，可见还有点用处。
马：那鲁迅先生的手稿怎么会流落到摊点上的呢？
丁：这拉都路324弄，名为敦和里，是条四通八达的大弄堂。当时《文学》《译文》《太白》编辑部就设在这里。他们和鲁迅关系密切，其中两个刊物还刊登了两萧在上海第一次发表的文学作品。《译文》曾由鲁迅主编，后由黄源接手。鲁迅的翻译手稿正是从该编辑部流散出去的。黄源后来得知，懊悔不已。
马：鲁迅先生对萧军萧红的关心，可谓无微不至，不仅是引路的导师，而且还给予父辈一样的爱。据说，先生曾亲临拉都路351号上门探望。
丁：是。这是1935年5月2日上午，楼梯上突然响起了脚步声，两萧打开房门一看，原来是鲁迅先生带着许广平和海婴一家三口，这让两萧惊喜不已，急忙请让他们进屋。鲁迅点起了香烟，并带来了愉悦和说不尽的话题，满屋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一小时后，鲁迅先生邀请两萧外出吃饭，地点是霞飞路上的―家西餐馆。饭后，两萧送鲁迅全家上了电车。当天鲁迅在日记里写道：“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拉都路访萧军及悄吟（即萧红），在盛福午饭。”据众多专家考证，查看上世纪四十年代相关资料，在拉都路与霞飞路口向东拐四五十米，有一家“德盛福食物号”，门牌为1013号（近路口为1023号，解放初为天津小吃部，后改名为“燕京楼”）。虽然此店名比鲁迅说的多了一个“德”字，但很有可能就是这一家。遗憾的是，如今这一带建筑已大大变样，再也无法寻找旧址了。
當天两萧回家后，又分别忙碌起来。萧红赶写一组回忆散文，那就是后来知名的《商市街》。“商市街”是哈尔滨的街名，两萧曾住在那里，“贫穷和饥饿”的可怕阴影一直追随着他俩。
《生死场》力透纸背
马：从两萧生前的相关记载看，两人在拉都路351号，只住到当年6月。
丁：没想到，鲁迅先生这次来访引起了与他们住在一起的朋友的不满。当晚，朋友就责怪萧军怎么不把鲁迅介绍给他们。后来又因这些朋友所托的几件事，萧军未能办成。于是，双方之间关系就此冷落下来。这促使两萧要搬离拉都路。
离开拉都路后，两萧先是住在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90号。那里是唐豪律师事务所。唐是两萧的朋友，与史良是同学，曾为“七君子”辩护。
1936年3月，两萧干脆搬到了北四川路底的“永乐里”（可能是永安戏院近邻的“永乐坊”，今四川北路1774弄及海伦路73弄）。这距离鲁迅先生家近了，两人几乎每天晚饭后都要去大陆新村鲁迅家。这时，两萧已成上海有名的作家夫妇，《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等作品让两人登上文坛而熠熠闪光。endprint
1935年6月，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在鲁迅的关心下，以奴隶丛书出版，鲁迅称这个发生在哈尔滨附近的一个偏僻村庄、而且是崛起的最初阶段、是野生的奋起的故事，“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和活路”（鲁迅《八月的乡村》序）。书一出版立即引起很大反响。
而萧红的《生死场》几经磨难后，也于同年12月出版。
《生死场》以沦陷前后的东北农村为背景，真实地反映旧社会农民的悲惨遭遇，以血淋淋的现实无情地揭露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同时也表现了东北农民的觉醒与抗争，誓死不当亡国奴、坚决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民族气节。
萧红对人性、人的生存这一古老的问题进行了透彻而深邃的诠释。这种对人生的生存死亡的思索，超出了同时代的绝大部分作家。鲁迅先生深夜为之写序，赞曰：“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鲁迅还把《生死场》交给来访的胡风，要他就这部书写点文字以便读者理解。胡风应承下来，很快拿出了“读后记”：“……《生死场》的作者是没有读过《被开垦了的处女地》的，但她所写的农民们对于家畜（羊、马、牛）的爱着，真实而又质朴，在我们已有的农民文学里面似乎还没有见过这样动人的诗篇”，“使人兴奋的是，这本不但写出了愚夫愚妇的悲欢苦恼而且写出了蓝空下的血迹模糊的大地和留在那模糊的血土上的铁一样重的战斗意志的书，却出自一个青年女性的手笔。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女性纤细的感觉也看到了非女性雄迈的胸境”。
《生死场》由此成为一个时代民族精神的经典文本。诚如许广平所说，《生死场》“作为东北人民向征服者抗议的里程碑的作品”，其面世“无疑地给上海文坛一个不小的新奇和惊动”。“是萧红女士和上海人初次见面的礼物”。这部作品奠定了萧红作为抗日作家的地位，萧红的名字不胫而走，成为上世纪三十年代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
几个月后，两萧搬到吕班路南端（过辣菲德路），今重庆南路256弄7号。这是由接连几个门牌号组成的整幢两层西班牙式建筑，有台阶、弧形拱门窗、半圆石柱装饰，挺有气派。这里周围多为花园住宅。当时房客多为俄国人。东北作家也曾聚住在此。从256弄拐进去，前面有2号至7号，7号一旁是公利医院，256弄南面紧邻是教会的“味增爵会坟地”、法国华侨集资创建的伯多禄教堂和震旦大学运动场（现为上海二医大）。在256弄朝西出口可通到有名的周公馆（临思南路）。弄堂口朝东出口的斜对面是邹韬奋故居（现为韬奋纪念馆）。
如今这里为了建造高架，已经拆除不少建筑，原来的2号至4号建筑已不复存在，只剩下5号至7号，5号已临街。这里往北一点就是复兴中路口，对面是复兴公园（1900年为法军兵营，后辟建顾家花园，俗称法国花园，萧军回忆中还常提及）。
马：萧红在这里没住多久就去了日本东京，这为什么？
丁：在鲁迅先生日记里，1936年4月13日，还出现萧军、悄吟（萧红）的名字，并一起去上海大戏院（后改为仓库，今遗址在四川北路1408号）观看苏俄影片《夏伯阳》。此后日记中两萧名字消失了。直到同年7月7日，鲁迅日 记中才出现萧军一人的名字，他是前来还50元钱的。
原来两萧的感情出现了裂缝。他们两人，一个好动，一个好静；一个强壮，一个柔弱；一个愿从武，一个想从文，这种性格的差异，导致了后来他们最终在西安的分手。而在上海，应该看到，他们在感情上已有裂缝。为此，两人商量“厮守不如小别”，决定分开一年。萧红去东京写作，萧军回青岛，相约一年以后再相见。
1936年7月15日，鲁迅在日记中这样记载：“晚广平治馔为悄吟饯行。”这是说，鲁迅在家设便宴，许广平还亲自下厨做菜，为萧红饯行。两天后，萧红走了。
有意思的是，两人虽在感情上有缝隙，但拉开了距离反让他们情意绵绵，借着鸿燕，互诉衷肠。
1936年7月26日，萧红到东京的第六天，她觉得特别寂寞，想哭，给萧军写信说：“这里的天气也算很热，并且讲一句话的人也没有，看的书也没有，报也没有，心情非常坏，想到街上去走走，路又不认识，话也不会讲。昨天到神保町的书铺去了一次，但那书铺好像与我一点关系也没有，这里太生疏了，满街响着木屐的声音，我一点也听不惯这声音。这样一天一天的，我不晓得怎样过下去，真是好像充军西伯利亚一样。”
大约是不习惯东京的天气，萧红到了东京后就伤风感冒，信里屡屡和萧军说到，但关于写作，她丝毫没敢懈怠。8月30日晚的信里，她写道：“二十多天感到困难的呼吸，只有星座是平静的，所以今天大大的欢喜，打算要写满十页稿纸。”
1936年9月4日，萧红到东京近一个半月，已完成一个三万字的中篇小说《家族以外的人》。萧军大概在信里骂萧红不会照顾自己，老是得病。虽然是借着骂来表达爱，萧红却不领情，提出欲和萧军比比写作速度。果然，她十天里竟写了五十七页稿纸。萧红的一系列乡村生活记忆小说在这里完成的……
1937年春，当两萧再次在上海吕班路256弄7号相聚时，鲁迅先生已去世，自此两人再也聆听不到先生的教诲了。
关于7号公寓两萧的生活诸事，留下的资料并不多。萧军曾说过一件事：萧红在这公寓里曾用碳笔画了一副萧军“写作时的背影”，那时她在“白鹅画会”里学画，使用碳条、画纸很方便。此画起因是她一时写不出文章，而看着萧军光着上身在大写特写，心里很“嫉妒”，也很生气，一“怒”之下就画了这幅速写。事后，萧红将此原因告诉了萧军，此画一直被萧军所保存，其中所蕴涵的丰富情感和那段难忘的岁月，都让萧军感慨不已。
1937年9月上旬，两萧结束了客居上海近三年的日子，离开上海前往武汉。
尘封的记忆被轰开
马：四十多年后，你去信萧军，请教当年他与萧红在上海的旧事。萧军怎么说？
丁：1979年，当时萧军先生已经72岁。他接到我的信，特别是要他告诉上海的足迹，萧军称，我的信，一下把他那尘封的记忆轰开了。3月5日和3月15日，他两次给我回了信。萧军不仅写下了他们在上海拉都路等地的曾经经历，在3月15日的信里，还赋诗一首题为《忆故巢》。3月23日，萧军又特意来信，对其所写的诗，说要改动两个字。这是萧军对他与萧红生命中那一段感情生活最真挚的记忆。其不忘初心，还是那么认真：
梦里依稀忆故巢/拉都路上几春宵/双双人影偕来去/蔼蔼停云瞰暮朝/缘结缘分终一幻/说盟说誓了成嘲/闲将白发窥明镜/又是东风曳柳条。
马：我记得，萧军去世前还来过上海。
丁：是，又过了七年，1986年10月，萧军先生应上海鲁迅纪念馆之邀重回上海故地，并来到“慎成里”——我们家里。遗憾的是，我当时正在北京出差，未能当面向他请教。据我父亲说，萧军不仅与我父母（当时母亲还健在）合影留念，还在父亲陪同下，穿过后弄堂来到当年“旧居”——那幢粉黄色拉毛外墙的公寓探访。拨开缭绕的历史烟尘，勾起他对诸多往事的回忆。毋庸置疑，一种特殊的情感油然而生。“拉都路上幾春宵”，老作家感慨万千。这也是萧军对他与萧红客居上海、对老弄堂时光的最后一次致意。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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