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刊文推荐王迅的著作《极限叙事与黑暗写作——麦家小说论》。王迅认为，虽然麦家早已获得主流文学界认可，并且也相当成功，但距离真正被文学史完全接纳似乎还有一段距离。就麦家而言，其困境似乎仍主要表现为雅俗对峙格局下的文学史处境：他的小说常常被视为通俗文学（诸如谍战小说）的典范，而被有意无意地误读。定位不明始终是制约麦家文学史地位上升的症结。麦家的小说确实常常被从通俗文学的角度加以接受，但这往往只是事情的一方面，事实上，恰恰也是这种广为接受，其实是给已变得越来越“小众化”的传统小说的困境提供了一种启示：它可以借助题材上的新奇（所谓“秘密叙事”）而完成文学上的先锋试验。通俗只是表层，里子却可以是严肃的、现代的（甚至是后现代的）和先锋的。基于此，王迅把麦家的小说称为“新小说”。就学术研究而言，命名往往并非无关紧要，阿尔都塞在著名的《读〈资本论〉》中曾指出，新的概念的产生，往往是与一整套的理论总问题域联系在一起的，新的概念的背后，体现的是理论总问题域的变化。麦家的这一文学实践及其批评上的困境表明，对于这一文学创作上涌现的“新小说”，我们的文学批评界（主要是学院批评界）似乎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还在为使用什么样的理论批评武器而犹豫不决，王迅的这一命名带有文学批评的权宜色彩，但作者能从文学演变的脉络展开，确实是切中肯綮而极具阐释力的。

　　诚然，对于我们今天的主流文学界而言，接受麦家似乎并不是难事，麦家获茅盾文学奖就是最好的证明，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麦家并不是个案，而毋宁说是一个现象——“麦家现象”。从这个角度看，王迅对麦家展开研究的意义正在于，他把麦家小说创作作为一个具有典型性的现象，从这个角度展开分析（比如与张爱玲、残雪、余华、莫言以及“新写实”、“先锋小说”、网络小说等的比较论述，都是在现象学意义上把麦家置放在文学史的坐标上分析的），提出了一系列带有普遍性的命题。即所谓的文学的类型与类型文学的关系问题，文学的故事性、趣味性与形式实验和思想探索的关系问题，文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国家意识形态）与商业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等等。应该说，这都不只是麦家的小说所独有的。事实上，新世纪以来发生在文学格局上的巨变，网络文学、青春文学与纯文学（或者说大众文学与小众文学）之间，虽然一方面彼此各分天下，一方面却又是互相渗透彼此依存共生，这样一种格局，早已超出了传统意义上自近现代以来形成的雅俗之间彼此对立转化的二元结构。麦家的小说创作实践及其取得的成功，都应放在这一格局中加以阐释。麦家的独特性在于，他出入于通俗与先锋、现代与后现代，以及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他的典型性，某种程度上足可以象征或代表中国当代文学（文化）的走向及其各种征候。这正是王迅的这部著作的意义所在，他既注意到麦家的创作实践所面临的文学史困境，也敏锐地意识到麦家的创作所潜藏的巨大的文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