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她的人都说,她的一生就是唇枪舌战,是拿嘴皮子来“赢”人生的。从“嘴皮子”起家,以“嘴皮子”告终。
在我的记忆里有这么一个人,认识她的人都说,她的一生就是唇枪舌战,是拿嘴皮子来“赢”人生的。从“嘴皮子”起家,以“嘴皮子”告终。她是我妈妈以前单位里的同事,夫姓楣,我管她叫作“楣家妈妈”。
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可是个不好惹的主儿。明明是上海人家生的女孩,却长出山东女人的身板,已较一般的上海姑娘比不上,再加上洪亮的嗓门儿,厚身板一挺,中气冲上来,说话一个直溜快急,不容他人插嘴。一个问题,这边耳朵听着,那厢嘴里就同时叽里呱啦地吐个没完了。因为这是天生的脾气,改不了了,所以,得罪了很多人。
碰巧,她爱人却是个慢性子,闷骨头。不过,夫家倒是正宗的书香门第,家境颇为殷实。她男人当年也是复旦大学化学系的高才生,听说以他的水平拿到现在,随便整一个什么配方,在市面上就是几十万的专利。我在想,当初他是怎么和楣家妈妈好上的?呵呵,一直狐疑。后来我猜,主要原因还是性格互补吧——她男人可老实了,年轻的时候在单位里当个“楣工”,已经洋洋得意,因为已算工程师一级,自己觉得是好到头了,于是一直没见升过职。由着先生先天的“文弱淡泊”,家里头大大小小的事情就要全靠楣家妈妈一人出面张罗。
家里不算,她还爱管单位里上上下下别人家的事。从小孩入托到夫妻分居,从体制改革到打击腐败……她一件也没落下,忙得热力兴头。而且,样样事情都要说到过瘾、忙到输赢。
那一次单位里分房,有个楣家妈妈“爱戴”的老同志没有在分配名单上,分配组的意见是先考虑在岗职工。听我妈说,她一听到消息眼睛就绿了,扛着肩膀,涨红了脸,呼哧呼哧地跑上三楼办公室,找领导“讲理”去。以后几天,楣家妈妈把“找领导谈话”当成了上班的主题正事。早上7:30,她已经坐在了人家领导的写字台旁。从组长、科长、经理到总经理、工会团组……没一个是她不敢找的谈话对象,还在家写好了几张大纸的“诉信”,准备寄给中央,控诉此次单位分房的“不公正性”。信里面的一些句子,什么“要扼杀住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苗头”等等。后来听说事情“赢”了,信并不曾寄出去。
这厢忙完了,再跑到她爱人的公司里。为昨天,老公领导说过的一句不客气的话“理论”、为评职称名单上没有楣家爸爸的份儿“破口大骂”。这样的辛劳,无休无止。
经年唇枪舌战的忙碌,终于换来别人眼里“小日子过得挺红火”的局面。退休后,楣家妈妈的日子一天天闲了下来,之前的所谓“朋友”都一个个远离了她——以前人家也不过是偶尔觉得她的两瓣唇有利用的价值。丈夫被她唠叨了半世纪,早治了个“说不还嘴、骂不还口”的习气。没办法,她变得开始自言自语起来,并伴有天马行空的幻想病。
楣家妈妈的女儿,人跟前是她嘴里的宝,从小就要求严苛。自小学开始,放课后的时间和两季假期都不曾闲着,被她“押”着去补习英语。当然,女儿成为了那时岁月里,“嘴皮子”女人的最好谈资。“我女儿这次的英文演讲竞赛,又是全区第一名!”、“我女儿已经通过英语六级了,我们和她说大三后,一定要把八级考出来,小孩子还是要多给点压力的。要逼的,要逼的!”、“我女儿这次就职面试啊,听说考官全是外国人,对话都要讲英文喏,听小家伙说刚开始的时候还很紧张,说着说着就好了,就像平时练习一样,发挥得好极了!”……
退休后,楣家妈妈独自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午后的阳光透过陈旧窗蔓的边边照进来,让人有一种隔年的恍惚——她患上了眼疾,经不得太强烈的光。但是,即便是一个人坐着,时间一长,她嘴里也会不自觉地开始絮叨,“我女儿……我女儿……”彼时,她女儿已经嫁到了国外,自己也有了女儿。
还记得有一回,我陪一个搞化工项目的老朋友去她们家,找楣家爸爸商量事情。他们那头刚聊开,楣家妈妈就牵住我的手紧抓不放,“女儿啊,女儿……,她有时会把差不多年龄的女孩子都唤作是她的女儿。没唠叨几句,听我“好啊”“对呀”地胡应着,她的嘴皮子又一下碎开了,像技术圆熟的山西面师傅摆开工架来,刀切面削得既快又薄韧,点点件件地数落起原来单位里的张家长、李家短。
以后的日子,每当我看到报纸上、杂志上关于“某某阶级安稳倾向”的文章时,都会条件反射地想到楣家妈妈那两片翻飞的嘴唇。它们,还是一味地被拗着夸张的造型,张合生风。真是让人觉得,有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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