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是对华文文学研究名家陈贤茂教授的面对面访谈录。内容包括“华文文学研究方向的选择与确立”、“《华文文学》创刊与《海外华文文学史》编撰”、“睿智而平静的退休生活”三部分。
关键词：陈贤茂；华文文学研究名家；访谈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23）3-0122-07
一、华文文学研究方向的选择与确立
问：陈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主要是想做一个华文文学研究史的访谈，为以后可能写“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史”做一些资料准备。您是德高望重的学者，也是我的导师，我们有很多问题要向您请教。您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是一部拓荒性的著作，被誉为海外华文文学新学科建立的标志。请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请具体谈一谈开展这方面研究的学术历程，好吗？
陈贤茂（以下简称陈）：我是1983年调来汕头大学工作的。汕头大学1981年开始筹办。1983年，中文、法律、外語开始招收第一届学生。因为教学楼和宿舍楼都还没有兴建，学生就在原劳动大学留下的破旧教室里上课，一切都因陋就简，图书馆的图书资料也少得可怜。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有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教学，二是科研。我在中山大学念研究生的时候是中国现代文学专业，来汕大以后，教课没问题，但要从事现代文学的研究，就感到资料的缺乏。
问：当时汕大连现代文学资料也没有吗？
陈：非常缺乏。
问：因为是新学校的缘故吗？
陈：是的，新学校。中山大学有一个旧书库，收藏很多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的图书、报刊，这些都是研究现代文学的第一手资料。不掌握这些第一手资料，就只能跟在别人后面，人云亦云。另外，我不想再继续从事现代文学研究，还有另一个原因。现代文学毕竟只有30年的历史，而从事现代文学教学、科研的人，估计有三千人左右。我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理事，光是参加这个研究会的会员就已经有五六百人。这么多人挤在这一条小道上，想要脱颖而出，是很难的。所以我到汕头大学后，就想走另外一条路。刚好当时在报刊上看到萧乾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救救新马文学》，一篇是《为新马文学呼吁》。这两篇文章对我影响很大，这两篇文章就好像在我的面前打开了一扇窗口，看到了在中国以外的许多国家，还有很多人在用汉语进行创作，发表作品。这些作品还从来没有人进行研究。因此，我当时就出现了一个念头：将来如果有条件的话，就转向研究这些中国以外的汉语文学。
问：就是说，是萧乾的两篇文章，促使您把目光转向国外的汉语文学？
陈：此外还有两个因素，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一个因素，从1980年开始，学术界就开始有人从事台港文学研究了。
问：在此之前，台港文学研究应该属于禁区。
陈：对，是禁区。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同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从这一天开始，禁区就逐步被打破了。1979年8月，萧乾应聂华苓的邀请访问美国，接触了许多旅美的台湾作家。1980年3月，萧乾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作了一个关于台湾文学的讲话，勾勒了台湾文学发展的轮廓，并呼吁成立专门研究台湾文学的机构。这个讲话的记录稿，后来以《萧乾同志谈台湾文学》为题，发表在《文学研究动态》上。同年，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有几位教师开始从事台港文学研究，并开设选修课。在当时从事台港文学研究，是要有一些勇气的。
问：当时最早开展台港文学研究的，主要有哪些人呢？
陈：中山大学是王晋民、封祖盛。暨南大学是潘亚暾、翁光宇、许翼心。厦门大学是黄重添、庄明萱、阙丰龄。
问：这几位您以前认识吗？
陈：厦门大学的三位是后来开会才认识的。中大和暨大的几位早就认识了，因为他们都是中山大学毕业的。王晋民、许翼心比我高一届，封祖盛比我低两届，潘亚暾、翁光宇和我同班。他们想拉我一起来研究台港文学，但我已经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因此只参加他们的活动，没有参加他们的研究。虽然我没有跟他们一起研究台港文学，但他们那种敢吃螃蟹的精神，还是给我很大的启示，那就是要敢于闯禁区，开创新领域。
问：您刚才提到有两个因素，第二个因素是什么？
陈：当时广东社科院文学所有一位著名学者，《学术研究》杂志主编，叫杨越，是潮安庵埠人，1949年之前在新马一带从事文化工作，1949年5月回国。他在1983年领头成立了广东省归侨作家联谊会，拉我参加。
问：您是归侨？
陈：对！我是在泰国出生的，但是我三岁就回来了。
问：从泰国回到澄海，是吗？
陈：不是，我老家是普宁，我老伴才是澄海人。
问：那您父母一直在泰国生活？
陈：是的，我父母大概在泰国生活了20多年。
问：三岁之后是全家人都回来吗？
陈：是的！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期间，泰国也比较乱，所以他们就想还是把我送回家乡。送我回来以后，我父亲又回到泰国，他在泰国跟我叔叔开了一个小杂货店。
问：那您实际上是在潮汕地区成长的。
陈：是的。我三岁回来以后就住在普宁。我父亲1947年回国，回国后在汕头市永昌利批局当经理，然后就把我和我母亲接到汕头来住，所以我是1948年就来到汕头了。
问：在汕头上小学？
陈：对！在汕头市第四小学上四年级。初中在华侨中学，高中是在第三中学。第三中学原来叫聿怀中学，1953年改为第三中学，1985年又改回聿怀中学。1956年考上中山大学中文系。
问：您能考上中山大学，应该是比较聪明吧？
陈：不是。是我运气好，碰上大学扩招。以中山大学中文系为例，1955年以前都是每年招一个班，30人。1955年和1956年，每年招三个班，100人。一下子扩招两倍，想考不上都难。所以说，是因为大学扩招，才让我有机会进入中山大学的。我1960年本科毕业，那一年的毕业分配方案特别好，大部分到大学、研究所、报社、电台这些好单位，去中学教书的很少。我们班有一部分是调干生，一部分是港澳生。调干生年龄偏大，不想再继续读书了；港澳生多数想回港澳。还有一些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就要考虑经济问题。研究生每月助学金45元，参加工作每月工资61元，相差16元。16元在现在只够买一个盒饭，在当时，足够解决一个月的生活费。我在中大，每月的膳食费是14元，还有两元买一些牙膏、牙刷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就可以了。那一年中大中文系招7名研究生，比往年多，但想读研究生的不多。就这样阴差阳错，我又进了研究生队伍。后来参加工作，才知道这个研究生学历是好处多多。因为那时候研究生毕业是最高学历，每年招收人数又很少，属于像熊猫那样的稀有物种。
问：研究生毕业后去了哪里？
陈：那时候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因此我们几个人都分配到边远地区。我是到海南师专。当时海南师专中文系有教师30多人，只有一个半研究生。
问：还有半个研究生？
陈：那半个研究生是南开大学的，因为患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不适应北方气候，就申请到最南端的海南工作。由于没毕业，工资比我低一级，只能算半个研究生。那时候海南很落后，因此对人才非常尊重，我的研究生学历就开始显示其价值了。
问：您觉得在海南那段生活，从事文学研究这方面大概占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陈：应该说在海南那一段，我主要还是以教学为主，有空就写一些散文，论文很少。
问：那时候教学任务重吗？
陈：很重。因为原来的教师大部分去干校了，留下来的人不多，当然教学任务就很重。我开过的课，如毛主席诗词研究，写作，文选，现代汉语等，什么都教。
问：那您的教学经验一定很丰富了？
陈：教学好不好，学生最有发言权。应该说，学生对我的教学还是满意的。搞学术研究，要专；搞教学，要杂。我在学生时代，看书就很杂，三教九流，什么书都看。上课的时候，如果照本宣科，学生就不爱听；如果能够旁征博引，妙趣横生，知识面很广，学生就爱听。
问：扯远了，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您说杨越拉您参加广东省归侨作家联谊会？
陈：是的。当时联谊会刚成立不久，有30来人。其中有一些著名作家，如秦牧、陈残云、杨越等。还有一些在新马颇有名气的，如韩萌、米军等。但他们都年龄偏大，就想要一些比较年轻的加入。我当时才40多岁，杨越就拉我参加。我说：“你们在侨居国就已经是作家，我3岁就回来了，可能刚学会说话。”他问：“你是不是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我说：“是。我70年代就参加了。”他说：“这就行了。我们是归侨作家，你是归侨+作家。”参加联谊会后，和他们一起开了几次会，接触多了，对东南亚的华文写作群的了解也更多了。由于上面几种因素的结合，这时在我的脑海中，一个新学科的轮廓就逐步明晰了。
问：就是开创一门新学科。
陈：对！当时摆在我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给这个新的研究領域定一个名称。最初曾考虑叫“域外汉语文学”，后来还是决定叫“海外华文文学”。“华文文学”一词并不是我的发明，早在五六十年代的新马报纸上就已出现了，后来又传到东南亚的其他国家。1957年，马来亚获得独立，开头称马来亚联合邦，1963年改称马来西亚联邦。新马华侨为了表明自己已成为新独立国家的公民，因此使用了一个新词“华人”，以便与“华侨”一词相区隔。华人特指已加入外国国籍的中国血统的人，华侨则指保留中国国籍的中国人。“华人”一词，在中国古书早就有了，但赋予“华人”特殊含义，则是上世纪50年代才出现的。随着华人一词的广泛使用，新马报纸又创造了许多衍生词，如华族、华校、华报、华语、华文、华文文学，等等。考虑到“华文文学”一词在东南亚一带已经通行，我觉得还是沿用这一名称更有地域特色，就在华文文学前面加上“海外”二字，构成一个新词，特指这一研究领域是以中国以外的国家的华文文学作为研究对象。
问：后来怎么操作？
陈：要创立一门新学科，光有想法还不行，还必须有一些配套工程。例如，要成立一个研究机构，有一支研究队伍，有丰富的图书资料，还要创办一份刊物。这份刊物，既能传达自己的心声与想法，也是与海外华文作家以及学术界沟通的桥梁。要实现这一切，必须有领导的支持才行。1983年年底，我写了一份题为《关于建立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的初步设想》的报告，交给当时的文科副校长李时岳。他对我很支持。报告经校领导班子讨论通过后，又转给吴南生同志。吴南生当时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兼汕头大学筹委会主任。他看了报告，对我的设想也非常支持。1984年2月，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汕头大学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正式挂牌成立。在上级部门的批复文件中，定研究中心为处级单位，编制7人。
二、《华文文学》创刊与《海外华文文学史》编撰
问：《华文文学》杂志是什么时候创办的？
陈：研究中心成立后，我又给学校打了一份报告，要求创办一份刊物，定名叫《华文文学》。这份报告同样由学校转给吴南生同志，吴南生同志批转广东省新闻出版局。不久，新闻出版局正式批准创刊。这时候，我的工作主要就是筹备杂志创刊的事。首先，我请吴南生同志为杂志题写刊名。他欣然答允，写了几幅，有繁体字的，有简体字的，由我挑。我考虑到杂志是面向海外的，就挑了一幅繁体字的，一直沿用到现在。接着，我又请秦牧写发刊词。他很快就把文章寄来了，标题是《祝贺〈华文文学〉杂志创刊——代发刊词》。1985年4月，《华文文学》出版试刊号，1985年9月出创刊号。在秦牧撰写的《代发刊词》和我执笔的《编者的话》中，都有关于“海外华文文学”的阐述，标志着“海外华文文学”这个新词已正式进入了中国的传播媒介。《华文文学》出刊后，中新社发了消息，香港和海外20多家报刊作了报道，在海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问：《华文文学》一创刊您就当主编吗？
陈：开头一段时间是李时岳副校长挂名当主编，我当副主编。研究中心也是当副主任，但没有正主任。实际上，刊物和研究中心都是我在一手操办。1985年，我的名片上印的头衔是：副教授，副主任，副主编。朋友戏称我是轮船上的“三副”。后来三项都转正了，我才从“三副”升格为“船长”。
问：“海外华文文学”这个新概念提出后，学术界反应如何？
陈：反应很好！1985年下半年，广东社科院文学所在杨越的主持下，成立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室。暨南大学潘亚暾则成立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1996年，深圳大学主办第三届台港文学学术讨论会，在他们几位的倡议下，正式把海外华文文学列入讨论的范围，并更名为“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此后，海外华文文学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不仅有一批学者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而且有一些出版社也正式把海外华文文学作品和研究专著纳入他们的出版计划中。
问：从事学术研究，必须掌握丰富的图书资料，否则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问题您是怎么解决的？
陈：当我们开始筹建研究中心的时候，我就给萧乾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汕头大学正在筹建研究中心的消息，并请他担任顾问。大约半个月后，我们就接到他的一封热情支持的长信，有鼓励，有建议，更多的是支持和帮助。不久，他又把他收集的二百多本海外华文图书都赠给我们研究中心，成为研究中心资料室的第一批藏书。
问：萧乾好像80年代还来过汕头？
陈：对！1987年，是我们邀请他来的。吴南生同志还专程从广州来汕头和他会面。萧乾这次来汕头，除了和我们研究中心座谈，参加汕头市第一届迎春联欢节活动，还有，就是了却他的一桩心愿：寻梦。你看过萧乾唯一的一本长篇小说《梦之谷》吗？
问：看过，我还写过《梦之谷》的评论。
陈：梦之谷就是汕头的风景区礐石。小说写的是萧乾1928年在礐光中学教书时的一段真实的恋爱故事。我曾把萧乾来汕头寻梦的经过写成一篇散文《萧乾与〈梦之谷〉》，对此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问：陈老师，关于萧乾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讲，今天的主题还是谈华文文学。您刚才谈到建立资料室的事。
陈：1985年，学校拨给我5万港元外汇到香港购书，第一批买了2000多本。这些书绝大部分是台港出版的，海外出版的极少。因为多是台港出版的，因此内容很驳杂。书到了汕头海关，就被卡住了，进不来。我又打了一个报告，交给学校，由学校转交吴南生同志。最后由省委宣传部下达一个批复文件，大意是说：以后凡是汕头大学购买的用于研究的图书，一律放行。有了这个文件，就通行无阻了。此后我又委托香港新民主出版社，陆续购进了几批图书，总数达到7000多册。全国许多出版社、杂志社、研究机构闻讯，都派人来看书，或者复印一些资料带走。
问：研究中心资料室在当时应该是很有名气的。
陈：可惜好景不长。1987年，李时岳副校长调去广东社科院，此后汕大就没有文科副校长了。这对汕大的文科建设是一个很大的损失。80年代末，汕大图书馆新调来一位女馆长。她成功说服新来的校长，由学校下发一个文件，将研究中心资料室的全部藏书连同两个资料员都划归图书馆。
问：这对您的研究会带来很大的不便。
陈：那倒不会。我开过台湾文学选修课，也写过几篇香港文学的文章，但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海外華文文学，而海外华文图书资料都掌握在我手里。海外出版的华文作品，卖出去的不多，大部分都是用来送人的。我主编《华文文学》杂志，又多次参加研讨会，认识很多海外华文作家，后来为编写《海外华文文学史》，又发了很多征集海外华文作品的信函，因此，海外华文图书都源源不断地寄到我这里来了。我退休的时候，就把我搜集到的2000多册海外华文图书都捐赠给学校了。
问：您刚才提到《海外华文文学史》，这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重要著作，请谈谈这套书的编写过程。
陈：1987年3月，我到厦门参加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认识了鹭江出版社社长游斌和第二编辑室主任王聪文。当时鹭江出版社刚成立不久，人不多，但都很有朝气，想干一番大事业。在会议的间隙，游、王二位找我和潘亚暾几人开了一次会，决定出版一套海外华文文学丛书，并且当年就出版七种。我负责编姚紫、陈仃的小说选，并写一篇评论，附在书后。我原来计划撰写的学术论著《海外华文文学概观》，也决定纳入这套丛书中。两本小说选，我按时交稿，但《海外华文文学概观》却迟迟未能完成。因为我有行政工作、编辑工作、教学工作，能用来写文章的时间实在太少。
1991年，“海外华文文学概观”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课题。因是国家级课题，学校也很重视。恰在此时，王聪文寄来了出版合同，限期完成。这时我不能不认真对待了，于是立即采取措施，邀约吴奕锜、陈剑晖、赵顺宏三位青年才俊参加撰写，使写作速度大大加快。
问：吴奕锜、赵顺宏是汕头大学的。陈剑晖是华南师范大学的教授，好像是您的学生？
陈：对！我在海南师专时候的学生。
问：郭小东也是您的学生吗？
陈：是的。郭小东是1973年第一届工农兵学员，陈剑晖是1975年第三届工农兵学员。
问：他们都是知青吗？
陈：是的。海南知青，原籍是潮汕。
问：您这两位学生比您的知名度还高。
陈：青出于蓝胜于蓝，这是正常现象。如果学生都不能超越老师，那社会就不会进步了。刚才提到，有三位青年学者参加撰写以后，书的写作速度就加快了。1992年已完成全书初稿，由我负责全书的统稿和润色工作。就在这时候，花城出版社出版了赖伯疆的《海外华文文学概观》，书名和我们的完全一样，这就迫使我们必须改书名。经与王聪文商量以后，决定改书名为《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不料这一改，却是歪打正着，立即使这本书身价百倍。书出版后，好评如潮。陈辽、古远清、王一桃都写了评介文章，《四海》杂志还发表了《五专家谈〈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此书被誉为“新学科建立的标志”“拓荒性的贡献”，菲律宾《联合日报》总编辑施颖洲又在他的专栏里免费送给我一顶高帽：“海外华文文学史之父”。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俨然就成了武侠小说里一个开创新门派的“宗师”。
由于《初编》的成功，我对编文学史似乎也上瘾了，于是又筹划着再编写一套完整的《海外华文文学史》。1994年底，我在昆明开会时见到王聪文，跟他提到撰写四卷本《海外华文文学史》的计划。他听后很感兴趣。经他请示社领导，不久便拍板决定，仍由鹭江出版社出版，并说社领导打算拨30多万元来出这套书。
1995年，《海外华文文学史》列入广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科研课题，并得到一笔2万元的科研经费。1996年，我与吴奕锜走访了新、马、泰三国，与当地华文作家座谈，征求他们对《初编》的意见，并广泛收集作品和资料。回来后，我组织了一个人数较多的写作班子，大家齐心协力，工作进展得很顺利。1999年初，一套四卷本共约200万字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已经全部完成。当年8月，《海外华文文学史》在鹭江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2003年，《海外华文文学史》荣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问：您认为东南亚华文文学在整个海外华文文学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陈：在海外华文文学中，有两个板块最值得重视，一个是东南亚华文文学，一个是北美华文文学。相对来说，北美华文文学作品的水平高一些，但东南亚华文文学却是最正宗的。
问：“最正宗”如何理解？
陈：在东南亚各国中，新马两国的华文文学是最繁荣的。因为这两国都有完整的大中小学的华文教育（可惜的是，新加坡南洋大学在80年代被关闭了），能够源源不断地培养出华文文学作家群和大量的华文文学读者，又有很多华文报刊和华文出版社，可以发表本国的作品。北美的华文作家，绝大部分是中国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写出来的作品，主要是在中国出版的；作品的读者，也主要是中国人。套用吴奕锜、彭志恒一篇文章的标题，东南亚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因此是正宗的海外华文文学；北美华文文学不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严重依赖中国，因此不够正宗。
问：您提到的这篇题为《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①的文章，当年曾引起很大争议，不知您现在怎么看？
陈：我认为该文作者无论在学术上还是政治上都是很幼稚的。
问：怎么讲？
陈：该文提出一个叫做“文化的华文文学”的新概念，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华文文学研究方法”，并且有意要构建一种全新的“方法论体系”。这都很好，很有创新意义。但令人遗憾的是，文章并没有花多少篇幅对这个“方法论体系”进行正面论述，倒是用了大量篇幅对一个叫做“语种的华文文学”的概念痛加挞伐，使这篇文章变成了一篇大批判文章。该文作者对“语种的华文文学”的批判，正好表现了作者在学术上的幼稚：
第一，文章说：“‘语种的华文文学作为一种明确的概念不过是近几年才提出来的”。那么，究竟是谁提出来的？什么文章？发表在什么刊物？该文无论是正文或是注释，均没有标明，这是不符合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的。
第二，事实上，学术界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语种的华文文学”的概念，也就是说，这个概念完全是作者虚构、捏造出来的，这难免要令人质疑作者的诚信问题。另外，作者的虚构能力实在也不敢恭维。“华文”本身就是语种，前面又加上“语种的”，让人一看就觉得怪怪的，有谁会给自己的研究对象或研究方法起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名字呢？
第三，文章说：“文化的华文文学”“毫不犹豫地抛弃‘语种的华文文学以作定义的方式（‘用汉语写作的云云）把握华文文学的做法”。从这句话的语气来揣摩，也有可能该文作者所批判的“语种的华文文学”，是影射我给华文文学所下的定义。我在《海外华文文学史》中给华文文学下的定义是：“凡是用华文（即汉语，海外华人多称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作品，都可称为华文文学”。如果该文作者所批判的“语种的华文文学”，确实是指我给华文文学所下的定义，那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文化的华文文学”如作者所说，是指研究方法，而研究方法和下定义，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怎么可能构成矛盾呢？按照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两个对立面必须共处一个统一体中，才能构成矛盾。比如说，上和下、左和右可以构成矛盾，但上和左、下和右则不可能构成矛盾。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作者竟然在文章中让研究方法和下定义这两个互不相干的概念大打出手，而且打得很激烈。“文化的华文文学”指责“语种的华文文学”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族群主义阴谋”“陷阱”“障碍”“极端残酷”等等。记得上世纪50年代，我听过侯宝林的相声《关公战秦琼》，说的是：民国时期，山东军阀韩复榘给父亲做生日，请了一个戏班子来家里唱堂会。戏班递上的剧目是《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都是关公戏。老爷子一看不高兴啦，就说：“这关公是山西人，阎锡山的队伍，怎么跑到咱们山东地界杀人来啦！不行，要唱咱们山东的英雄秦琼。你们就唱一出《关公战秦琼》”。这可难倒了戏班。班主就说：“这关公是三国时期的人，秦琼是唐朝人，隔了几百年，怎么能打起来呢？”老爷子说：“那我不管。我就要听《关公战秦琼》。不唱？那就关三天，不管饭”。相声是逗笑的，如果学术论文也用逗笑的方法来写，那就太不严肃了。
该文作者在政治上也是幼稚的。文章一开头就标明：文中提到的华文文学，是指“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海外华文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应该而且必須是独立自足的存在。但台港澳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必然要受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和制约，怎么可能是“独立自足的存在”？
三、睿智而平静的退休生活
问：您退休应该有20年了吧。我看您说起华文文学还是如数家珍，不知您退休之后还有没有继续从事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陈：退休后我的兴趣已转移，前10年是研究周易，后10年是研究保健养生。
问：您退休后兴趣转移，是不是华文文学方面的文章就完全不写了？
陳：还是写一些的，但不多，主要是应海外文友和报刊的约稿。在退休后写的文章中，比较满意的只有三篇。一是《海外华文文学的前世、今生与来世》，应加拿大《世界日报》的邀约而写的。此文把从秦汉到现在到未来若干年的海外华文文学，浓缩在5000字的一篇文章中，使读者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和发展前景有一个概括的了解。此文的亮点，是通过对唐代预言书《推背图》的解读，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阐明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必将崛起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汉语将成为国际通用语言，海外华文文学也必将迎来一个光辉灿烂的发展前景。
二是《曾心小诗与禅》。此文的特色是普及禅宗知识。对禅宗的历史、典故、特征，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影响等，结合作品进行阐述。即使对禅宗毫无研究的读者，读了此文也会对禅宗有一个概括的认识。
三是《也谈〈海外华文文学史〉主编的两个基本观点——答何与怀先生》。据何与怀自己说，他写的《评〈海外华文文学史〉主编的两个基本观点》一文，曾改头换面在九家报刊上发表过。两个基本观点是指我在《海外华文文学史》中论述的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中心与边缘的关系问题。我写过几篇论战性文章，这是比较满意的一篇，平心静气，以理服人。
问：对于我们今后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您能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吗？
陈：前两年我曾给朱文斌提过一个建议，要他少写那些零敲碎打的文章，要集中精力组织一个写作班子，写两部较有影响力的著作：一是《21世纪海外华文文学史》，二是《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史》。
问：难得有机会跟您聊这么久，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
（注：访谈时间：2021年7月22日；访谈地点：岭东清和园；全文经陈贤茂教授审阅修订。）
① 此文作者为吴奕锜、彭志恒、赵顺宏、刘俊峰，首发在《文艺报》2002年2月26日。后收入庄园编《文化的华文文学——华文文学研究方法论争鸣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18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Chen Xianmao
Zhuang Yuan and Cao Yaming
Abstract： This is a face-to-face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Chen Xianmao， a well-known scholar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s in Chinese， that includes three parts of the selec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research into literatures written in Chinese as a direction， the inception of Literatures Written in Chinese， and the compilation of A History of Literatures in Chinese Overseas， and living an intelligent and quiet life in retirement.
Keywords： Chen Xianmao， a well-known scholar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s in Chinese， an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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