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一批美籍华人作家的“南京大屠杀”题材小说陆续出现在大众视野，以严歌苓《金陵十三钗》、哈金《南京安魂曲》、祁寿华《紫金山燃烧的时刻》、郑洪《南京不哭》四部长篇小说为代表，在海内外产生较大影响。跨越中西的文化身份使得美籍华人作家从“为国族写史”与“为西方立传”的双重创作立场出发，呈现出兼有“国族性”与“世界性”的视野越界。其作品通过建构“受难者”中国、“侵略者”日本、“拯救者”西方三重人物形象，融合人道主义与国族情感，摊开一道多维、全面、生动、立体的战争叙述，既为受难民族“为何言说”及“如何言说”历史开辟新路径，也在全球化语境和战争文学整体脉络中为“南京大屠杀”题材创作带来宏阔纵深的反思与启示。
关键词：美籍华人作家；南京大屠杀；战争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23）3-0051-08
1937年12月，日本军队侵略中华民国首都南京，进行长达6周的烧杀淫掠，犯下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暴行。作为国族创伤记忆，“南京大屠杀”成为文学中被反复提及的主题，不仅深受中国作家的关注，部分海外作家也有所涉及。整体而言，大陆作家是“南京大屠杀”题材小说创作的主力。抗战时期黄谷柳《干妈》、阿垅《南京血祭》、张恨水《大江东去》等作品率先聚焦南京战场。“十七年”至“文革”期间，单声道的意识形态压制和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刻意规避曾一度致使“南京大屠杀”文学书写的失语。直至拨乱反正后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南京大屠杀”题材作品开始形成喷涌之势，周而复《长城万里图》、王火《战争与人》、李贵《金陵歌女》，以及新世纪的叶兆言《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葛亮（现居香港）《朱雀》、须兰《纪念乐师良宵》等作品层出不穷。此外，堀田善卫《血染金陵》、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莫·海德《南京的恶魔》等海外作家创作也为“南京大屠杀”文学化书写提供了多元参照。
自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一批美籍华人的“南京大屠杀”题材小说陆续出现在大众视野，以祁寿华《紫金山燃烧的时刻》、严歌苓《金陵十三钗》、哈金《南京安魂曲》、郑洪《南京不哭》为代表，在海内外产生巨大影响。其中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由张艺谋导演改编为同名电影搬上大荧幕，哈金的《南京安魂曲》甫一出版即登上《亚洲周刊》十大好书第一名。这些作品不仅再次引起国际社会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关注，也为“南京大屠杀”文学化历程画上至关重要的一笔。美籍华人的独特身份使作家拥有兼具“国族性”与“世界性”的视野越界，通过构建“受难、侵略、拯救”三重人物形象，开辟受难民族言说历史的新路径，并在全球化语境和战争文学整体脉络中为“南京大屠杀”题材创作带来宏阔纵深的反思与启示。
一、为何言说：“国族”与“世界”之间
在书写“南京大屠杀”的作家群体中，美籍华人作家显得尤为独特。拥有“中国文坛上的海外华文作家”和“美国文坛中的少数族裔作家”的双重身份，美籍华人作家注定难以逃脱中美社会氛围和现实处境的影响，并且要承受两种文化传统带来的“影响的焦虑”。他们“在自觉的‘边缘文化的独立中重新辨认自己的文化身份……内心的真正渴望是在‘超越乡愁的高度上来寻找自己新的文化认同”①。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传媒方式的进化下，作家得以拥有更广阔的受众。严歌苓、哈金、祁寿华、郑洪四位美籍华人作家的“南京大屠杀”题材小说几乎同时在中美出版②。“隐含读者”、文化选择与身份立场需要兼顾国内和海外，使得美籍华人作家们面对为何书写“南京大屠杀”的命题时几乎不约而同地给出了两个平行的答案——“为国族写史”与“为西方立传”（国际友人所代表的西方）。
美籍华人作家普遍幼时即受祖辈亲友抗战记忆的耳濡目染，移居美国后也常参与华人举办的纪念“南京大屠杀”集会。严歌苓曾在亲眼目睹鲜血淋漓的大屠杀刑场后，认定记录历史大悲剧的《金陵十三钗》是她非写不可的作品。祁寿华出生于南京，关于屠杀的片段是儿时父辈口中颠来倒去谈论的话题。哈金的妻子卞莉故乡距离南京不远，哈金在创作途中本欲搁笔作罢是正因梦到妻子诞育了一位长相如明妮·魏特琳的女婴，便决心“这部小说死活也得写出来”③。郑洪在青少年时期曾亲身经历抗战，日本战机投下炸弹爆炸后弥漫的尘土、硝烟以及人们的尖叫成为他移民美国多年仍无法忘怀的记忆。民族创伤的亟待疗愈使作家常以危难中舍身报国者的悲情殒命寄予家国情怀。如《金陵十三钗》中军人戴涛、王浦生、李全有在日本兵刺刀面前明知难逃一死仍顽强反抗，《紫金山燃烧的时刻》里海伦的父亲林光耀上校和宁宁的军人父亲皆为国捐躯不改气节，《南京不哭》中毅然踏上归途的留学生任克文企图与同伴制造抵御外敌的战斗机挽狂澜于既倒……在这些庄严的牺牲之下，作家刻意给了战火中那些幼小而珍贵的生命留下一线生机，甚至为此着意设置看似不合时宜逻辑却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被拯救”式结局。典型者如《紫金山燃烧的时刻》中宁宁濒死之际竟因一只百灵鸟挡住日本军人的进犯而得以生还；《南京不哭》中与日本士兵陷入撕扯的陈梅本处于下风，却在关键时刻接住一把抛来的匕首结束暴徒的生命。这些生死关头戏剧化的反转寄托着作家的民族情感和美好希冀，构成为家国存留火种的隐喻和民族后继有人的象征。
西方文化环境对美籍华人作家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1997年华裔学者张纯如的作品《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问世，成为第一部充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英文专著。她所发现并引用的《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等重要史料为美籍华人作家提供了极其可靠的史实借鉴。国际安全区、教会学校、教堂成为“南京大屠杀”题材小说中典型的叙述空间，“慈悲女神”明妮·魏特琳、“南京活菩萨”约翰·拉贝和“南京唯一的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成为主要着墨的对象。位处“海外”注定了美籍华人作家需要面向西方读者进行写作，南京陷落之际国际友人难能可贵的善意尤使得受难民族后代心生感激。因此，“为西方立传”成为美籍华人作家的另一创作初衷。祁寿华在《紫金山燃烧的时刻》结尾中特地致谢“南京人民从来没有忘记在最黑暗、最恐怖的时候帮助过他们的国际友人、外国英雄们”④，哈金本人也坦诚《南京安魂曲》是在书写“一个关于美国的故事”，是“美国经验的一部分”⑤。虽然这种融合西方经验、从西方视角观照国族苦难的写作策略虽难免招致“迎合西方”“不直面战争残暴和先辈牺牲”“为妓女和传教士唱贊歌”⑥的诟病，其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近年来大陆和国际兴盛的“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南京1937》《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拉贝日记》纷纷选择此种叙述方式，在记录民族灾难时增添西方人物形象来言说历史。以超国家界限的视野对民族悲怆进行审视极易产生空间的“间离”效果，恰弥合了未曾亲历战争的读者与观众回望历史的时间“间离”。
视角的“跳开”使作家得以更客观地反思战争。“美国知识分子更注重个人，他们不把国家、民族使命放在第一位，他们在乎的是怎样对个人的关怀”⑦，美籍华人作家普遍以西方推崇的人道主义和个体价值（尤其偏重于边缘与弱势群体）为小说主基调，极少受大陆传统抗战书写宏大史观的影响。因此，他们在正视灾难中国人以身许国的悲壮殒难和无辜平民的悲情命运之余，常常对盲目赞美牺牲、将死亡革命浪漫化的中国战争文学传统表示失望甚至愤怒。哈金在面对“南京大屠杀”死伤者人数究竟几何的问题时，声称受难者人数对他而言并非最重要的，“在国际战犯审判的时候，国际法庭的定论是至少二十万，所以我说这个数字是个底线。然而，你能说杀一百个人就不是杀人吗？”⑧。严歌苓更是直言类似“中国人是杀不完的”的豪言壮语和“砍头只当风吹帽”“杀人不过头点地”等残忍的浪漫化表达无异于对生命价值的不珍视和对生命权利的不尊重⑨。这一省思同样流露在文学创作中。《南京安魂曲》通过明妮·魏特琳的视角质疑为何南京社会精英纷纷跟随国民政府弃城逃亡，留下老弱妇孺和穷苦百姓被无辜牺牲。拉贝曾对蒋介石副官因担心影响将士背水一战的决心而反对设立“安全区”庇护平民的行为表示蔑视，“用别人的鲜血决心血战到底，简直太容易了”⑩。作家们清晰地认识到，战争样态虽呈现为国家机器的对抗，最终被摧毁却是无辜个体。如若战争不能起到“保护生命”的终极目的，则其所谓的“正义性”也无法成立。这种更具西方人道主义色彩的反思打破了以往受难民族战争书写片面强调牺牲精神和单声道歌颂英雄主义的弊病，真正的战争文学“应该充满对生的歌颂生的渴望生的赞美，应该唤起人类日渐淡薄的同情心和怜悯心……应该写出人类感情怎样偏离轨道并力图矫正，它应该成为一种训诫，一种警喻……在人民的反思中，英雄和非英雄，都会得到我们优秀的子孙的理解和同情”11。
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往往被视为二元对立的两端，而美籍华人作家“来回于‘叶落归根的故土和‘落地生根的异域……拥有故土和本土之间巨大的叙事空间，扮演着东西方话语转换、乃至沟通的叙事角色”12。美籍华人作家“为国族写史”和“为西方立传”的创作立场并非相互对峙，而能在更高的层面实现共融。他们试图打破中西对立，将国族受难置于世界和人类的宏大命题中，呈现出超越意味。战争与灾难是全人类的集体创伤和共同记忆，不独属于某一特定群体。至此美籍华人作家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反思得以上升至世界层面的高度，战争/屠杀成为整个现代文明共同面对的劲敌和人类在欲望诱惑下需规避的陷阱。这种相对客观的国族叙事和跳出民族情绪的普世关怀成为美籍华人作家创作的基本视野，一条新的历史言说路径得以展开。
二、如何言说：大屠杀叙事中的三重人物形象
不似大多数大陆作家一样直面中方战场、聚焦受难者，美籍华人作家选择通过建构“受难者”中国、“侵略者”日本、“拯救者”西方三重形象，摊开一道多维、全面、生动、立体的战争叙事和历史言说路径。作家跳脱道德上的是非论辩，着力展现战火中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和游移不定的人性选择，构成相互影响、交叉的多层次纵深延展。受难民族如何想象与塑造自我与异国，如何在“他者”的镜像中得以观照自身，折射出作者的思想价值判断和深层的社会文化图景。
（一）“受难者”中国形象：“受难-施难”的轮回
美籍华人作家“南京大屠杀”题材小说的主要叙述者皆为受西方影响的中国人，如《金陵十三钗》的孟书娟、《南京安魂曲》的高安玲、《紫金山燃烧的时刻》的宁宁和《南京不哭》的陈梅等教会学校的员工或学生。作家未曾自恃受难者身份对侵略者进行民族主义的强烈指控，而是关注到受难一方的内部矛盾和群体暴行。
“汉奸”这类被唾弃为民族罪人的群体被美籍华人作家置于全新的角度展开论述，以哈金最为典型。战争中人性呈现出一种驳杂纠葛的面向，因此鲜有“完美的受难者”和“绝对的恶人”。《南京安魂曲》中在日本留学并娶妻生子的浩文被日军强征入伍，但这位善良的医者却因未能挽救一名中国排长的生命而被愤怒的游击队员以“汉奸”之名刺杀，自始至终处于既不被日本真正接纳、又成为祖国罪人的不忠不孝两难境地。“汉奸”的家人子女同样蒙受歧视，金陵女院难民营的女学生因父亲在傀儡政权供职而受到同学们的孤立和谩骂，浩文的母亲高安玲迫于压力始终不敢与带有日本血脉的儿媳和孙子相认。家国情绪激愤的浪潮中，个人情感和家庭血缘格外脆弱，善恶判断和道义良知也不堪一击。作家在矛盾与张力间道出了战争中的人性冲突与道德困境——当个体利益的保全需要以倾轧他人为代价，受难者同样可以成为暴徒。
“受害”与“施害”的模糊界限不仅体现于受難民族内部冲突，也呈现在受难与侵略民族的外部矛盾。当一纸投降书反转了战争双方的地位，多数受难者并未滋生不再复制暴力于他者的同理心，而是无意识地承袭战争逻辑，形成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南京不哭》中日本投降后的日本战俘被备受摧残压迫已久的国民殴打唾骂，国人听闻广岛事件中致使二十多万日本人殒命，开心地高呼“报应！”；中国军人在越南战场遇见日本平民同样以“复仇”之心杀伐果断。战争将受难民族推上了道德的制高点，却促使受难者变身战争的助虐者，彰显出政治风雨变幻中人与人之间的畸形关系。民族主义的威胁绝不仅在于法西斯极权政治和纳粹极端种族主义酿造的血债和苦果，更在于“弱势群体的民族主义激情，常在不期然间，于压迫/反抗、刺激/反应模式间接受了敌手的逻辑，成为强势、强权者的共犯”13。作家提出的反向思考暗含着受难者的自我“警惕”。惨绝人寰的罹难给后世启示的不仅在于警醒施害者，更在于警醒受难民族不再重蹈覆辙。
（二）“侵略者”日本形象：辩证的“敌国”想象
随着时代发展，侵略者日本的文学形象也在抗战文学发展脉络中逐渐多样化。美籍华人作家的双重文化身份使之更易抛却注视者的先见，相对客观地以自身的“在场”（对异国的想象）接近、置换“缺席”的原型（真实的异国），延展出辩证的“敌国”想象。
一方面，美籍华人作家通过塑造相对正面的日本军官、忏悔的施暴者和日本平民等形象打开“侵略者”叙述的新途径。《南京不哭》中军事法庭上的酒井在被判死刑前送给陈梅他视若珍宝的女儿的照片，寄寓后世的和解。《南京安魂曲》中松井石根将军曾严令军队遵守纪律、保护南京历史文物，日本大使馆副领事田中因协助魏特琳释放了监狱中的南京平民屡遭同伴诋毁。哈金同样独到地关注到战争造成受难与侵略双方的信息不对等，和民族仇恨激荡中普通个体的无奈。日本人与口参观金陵女子学院时向受害者家属鞠躬道歉，建议学校派人去日本增进了解，“这场战争在日本被宣传为‘圣战，是一场由天皇亲自统帅、反对共产主义和西方殖民主义的战争”14。更具悲情色彩的是浩文的日本妻子盈子，这场战争让她失去了丈夫，而她中日混血的儿子也因背负着两个民族间的深仇大恨和萬千血泪而无法认祖归宗。超脱宏大国族叙事、洞察灾难中的普通个体，是更为悲悯的人道关怀。
此外，美籍华人作家对日军的残忍暴虐进行深一步的心理学、社会文化学分析，挖掘暴行背后的动因。《紫金山燃烧的时刻》在开篇第一章通过中本千夫将军因战地简陋无法洗澡而生气的举动事先暗示了“喜洁”的日本民族“晨浴”式的报仇理想15。具有强烈性暗示、性虐待意味的日本民谣《难新娘》在文中反复出现，指向日军长期扭曲压抑的性欲望。毫无人性的杀戮与强奸实则是武士道耻感文化和矛盾型民族性格在战争场域的形式转化。崇尚战死疆场以报效天皇的日本士兵进驻南京后，目睹数量众多的中国战俘主动举白旗投降而深感鄙夷和怪诞，“想到我们一直在拼死与这群愚昧的奴隶战斗，感觉太傻了”16。下等军官黑田因初次面对战俘时不知所措而遭长官嘲笑，逐渐通过“杀人训练”变成冷漠的屠杀机器。童年蒙受苛刻军事化管理的阴影、成年后规训于军队严格的尊卑秩序，这些潜移默化的战争逻辑和畸形传统被普通日本士兵移接到“劣等”中国俘虏身上，残酷暴行被视作简单的“执行命令”。这背后不仅隐含着中日两国迥异的民族心理和社会文化氛围，也在暗示责任分离的制度理性与现代文明在无意中沦为屠杀的帮凶。
（三）“拯救者”西方形象：“造神”到“祛魅”
以往的“南京大屠杀”文学书写多着墨于战场上敌对的双方，美籍华人作家的独特之处则在于对作为“拯救者”的西方形象塑造。“外国英雄”以近乎“神”的形象施德行善，更多出于“视南京为第二故乡”的人道主义关怀和基督教义“生命至上”的信仰，而非政治立场的“站队”或抉择。因此这些创作中常呈现出一幅看似有违战争论理的吊诡画面：并非只有作为二战同盟国的美国传教士魏特琳成为南京城的守护神，身为德国纳粹党驻南京负责人的拉贝同样如是，甚至很多美籍人士在帮助中国难民时往往假借德国人名义行得方便。一面纳粹旗帜于犹太人而言是残暴的利刃，于战火中的南京城而言却是拯救千万人免遭屠戮的曙光。相同符号在不同地域的含义差异引发对战争复杂的伦理道德关系的深层认知，真正的正义与良善超越党派、国族和理性逻辑，永远闪光。
然而，对拯救者形象的过于神化难免留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美籍华人作家有意识地规避此等困境，尝试用人性解构神性。“西方英雄”作为亲历人与南京民众共同受难的一面被着意凸显，“不完美的拯救者”反而增添了叙述的真实。《紫金山燃烧的时刻》中拉贝因错信日方谗言导致西门子公司四十三名中国工人全部被杀，几位被拉贝说服放下武器逃往安全区的中国军人同样因手无寸铁惨遭屠戮，出于善意酿成的悲剧成为拉贝难以释怀的愧疚；《南京安魂曲》中因错入日军声东击西的圈套，金陵女子学院内二十一位年轻妇女被强行抓做慰安妇，使得魏特琳饱受谴责最终辞职谢罪，终生背负沉重的十字架。群体非理性之下，“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宣布有罪。然而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从这种道德屈服的自我贬损中得到原谅”17。
另一方面，作家试图以“站立的受难者”完成“他救”到“自救”的转变。当《金陵十三钗》中英格曼神甫欲做出以“不太纯的生命”换“更纯的生命”的选择时，赵玉墨为首的十三钗率先表示愿意代替女学生赴宴，“圣洁”与“卑污”的巨大张力间暗含对英格曼神甫违背基督教“众生平等”教义的轻蔑嘲讽；《南京不哭》中渴望振兴民族军事工业的留学生任克文为建造飞机呕心沥血直至耗尽生命，垂危之际留下“我们自己的飞机自己造，不应该依赖别人帮忙”18的警语，昭示中国人需自立于苦难的民族自觉。这些南京城中最漂亮的“女学生”、战火中凤凰涅槃的宁宁、高呼“南京不哭”的陈梅、私自奔赴抗日前线的美燕们随着“西方英雄”的出走和跌落神坛，肩负起民族自我拯救的责任，无异于宣告着“西方拯救神话”的破产。
三、言说之外：“南京大屠杀”书写的反思与启示
跨越中西的文化身份不仅造就美籍华人作家兼具“国族性”与“世界性”的视野越界，开辟受难民族“为何言说”与“如何言说”历史的独特路径，也在全球化语境和战争文学整体脉络中为“南京大屠杀”的文学化书写增添新的反思向度。
兼顾“为国族写史”与“为西方立传”创作初衷的背后，美籍华人作家秉承“提升世界对列强蹂躏中国的认识，唤醒装睡者的良知”19的终极追求，并试图通过小说讨论“后战争时代”受难民族与国家痛史的关系。《金陵十三钗》中严歌苓借由叙述人书娟之口发问：受难者的心灵创伤“需要多少代人的刻骨铭心的记忆最终达到淡忘？”；《南京安魂曲》中明妮·魏特琳对“中国式健忘”的批判则暗含哈金对后世遗忘历史的可悲现状的反思。作家常以“忏悔的德国”之于犹太作为日本之于中国的镜像，斥责日本右翼大言不惭罔顾史实的恶劣行径。这种对侵略者大刀阔斧的批判和“示威式”的创作心理极易陷入某种误区——受难民族的发声是在侵略者拒绝忏悔的倒逼下产生的。在国族的记忆、遗忘与宽恕间横亘着一个有形的“它者”，构成一种独特的“刺激—反应”模式，“我们（中国人）很少会自觉地回顾历史，而总是因为日本篡改历史刺激了我们重谈过去”20。显然，这并非只是美籍华人作家的困境，也是新时期以来“南京大屠杀”文学书写普遍面临的问题，这“与199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格局中的中日关系的变迁相关，也与一种大众社会的新民族主义潮流和心理相关，但更与‘大国崛起背景下‘治愈历史伤痛这一民族心理诉求相关”21。
然而，这种伤痛记忆真的能够被疗愈吗？面对民族集体情感创伤，受难民族应当记住还是遗忘？若选择遗忘苦痛以抚慰心灵，是否会因此遗忘历史的教训；若为了不再重蹈覆辙选择记住灾难，谁能断定“痛定思痛”不会落入“以暴制暴”的陷阱？美籍华人作家试图在创作中给予回答，虽然这样的回答常假托基督之名、借西方人之口或以“爱敌如友”的蹩脚说辞展开——记住历史，但要忘记仇恨。战争叙事中，“宽恕”是独属于受难一方的思考，也是基于人道主义立场拓出的维度。但“放下”和“原谅”并非对等的措辞，两者之间仍有一段暧昧不清的距离。哈金、严歌苓、祁寿华虽都曾触及“放下仇恨”的议题，却独有亲历战争年代、年纪较长的郑洪22明确提出“原谅”。也许其余三位较年轻的作家或多或少地意识了所谓“宽恕”本身即是伪命题——即使同作为受难民族，非親历者是否有资格替亲身受难者言说谅解？一面试图呼吁国人“放下仇恨”，一面质问日本“是否忏悔”，这种受难者的宽恕（或遗忘）务必是以侵略者的认罪为前提才能展开的先见预设并非妥当。毕竟，即使日本诚如德国般真心忏悔，1937年南京城惨绝人寰的血泪史也无法就此一笔勾销。“南京大屠杀”书写的诱因不应止步于日本拒绝承认历史的应激性反应，深陷中日两国的仇恨纠葛和是非论辩，而应纳入更纵深宏阔的省思，否则对和平的呼吁注定只能沦为二元对立情绪激愤遮蔽下的空洞口号。
若将“南京大屠杀”置于世界政治格局中考察，通过美籍华人作家小说中的三重人物形象塑造即可窥见历史言说背后交织的话语权力。“中国（女性）”、“日本（男性）”、“西方（男性）”所构成的三角关系并非仅是“受害—施暴—拯救”关系的具象化，覆设“性别”和“国族”的双重隐喻和复杂指涉的背后是一套强大有力的身份政治体系。东方与西方、中国与日本、女性与男性、正义与邪恶之间形成了一种混合叠加的权力链条，其中无法逾越的一个环节是“强奸”。军事上的“被占领”与女性肉体的“被占领”常构成等价的隐喻——“作为战胜者，若不去占有敌国女人，就不算安全地战胜”23，负载着民族使命、寄寓民族身份的日本男性“以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或民族的纯洁性的名义对别国或别民族进行侵犯的时候，随伴着土地的掠夺的，必然是对‘它者民族的‘纯洁性进行干扰或破坏”24。当女性身体成为民族战场的一部分，中国女性的“被侮辱与被损害”就注定伴随着中国男性的失语。无论是“弃城而逃的南京精英”还是作家特意设置的“落单的女性”，“中国男性英雄”的消失和陨落无疑为本就惨痛的“南京大屠杀”渲染上更为悲情的色彩。
与之相对产生的是作为拯救者出现的西方人，尤其是站在权力链条顶端的“西方男性”。美籍华人作家虽然也试图以极具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悲情色彩的“妓女救国”、“女性反抗”施以“权力的反转”，但最终也被规训于这套严密的权力言说逻辑之中，无数受难者以悲凉的生命体验成为整个权力链条和宏大话语的卑微注脚。贫弱民族的获救仰赖于自身殉道般的牺牲，更依靠于救赎者（见证者）的权威身份。实际上，“南京大屠杀”引起西方学界关注正始于张纯如对《拉贝日记》的发现。这一重要史料背后隐含的话语权力不言自明，“一个作为全球权力秩序呈现的种族（性别）身份：一个欧洲的、白（男）人的现场目击者。他以德文书写的证言，因此而具有了超过数十万中国证人之证词的价值”25。某种程度而言，美籍华人作家也恰是借由“西方”身份才将国族痛史推至国际视野，形成区别于大陆作家的独特优势。撕开民族情绪的遮蔽，资本主义的政治逻辑和等级秩序呼之欲出——“任何民族国家间的侵略暴行都只能是全球政治、经济棋盘上的‘规则游戏的一个棋步……那个名曰现代文明的伟大进程确乎以侵略、杀戮、灭族暴行为先导和决非偶然的插曲”26。
这种反思可以再向上推至世界范围内的“战争文学”整体视阈。奥斯维辛之后，大屠杀与二战不断沦为政治与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场域，“犹太大屠杀”题材创作也曾一度沉溺于盟军与纳粹、正义与邪恶的二元较量，陷入与“南京大屠杀”书写类似的困境。因此，批评家纷纷呼吁拒绝将屠杀与暴行简化为国家机器的碰撞或某一民族的集体非理性疯狂，而是作为人类社会与现代文明的通有痼疾加以审视。在“屠犹”的镜像中，或许可以获得对“南京大屠杀”书写的启示。理论家汉娜·阿伦特与齐格蒙特·鲍曼分别提供了两种思考向度。一个方向是细微至个体人性的窥探。当二战后的审判焦点集中于极权主义、反犹主义时，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抛开狭隘民族情绪和政治诉求的噱头，与众不同地关注艾希曼战犯身份下的另一重最为普通的“人”的身份。“脱离现实与无思想性恐怕能发挥潜伏在人类中所有的恶的本能”27，平庸之恶沉睡于每一个如艾希曼一样的普通人（无论受难者或施暴者）之中等待被时机唤醒，而唯一能阻止群体疯狂带来的社会道德失范的是人类独立思考产生的判断力和良知；另一个方向是宏大至现代文明的反思。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认为大屠杀并非现代文明的对立面，而是另一面。启蒙理性的价值无涉观和现代管理科层制带来的行为责任分离加剧了道德盲视，因此“必须严肃地对待这些批评并借此扩展文明化进程的理论模式，以涵盖文明化进程那种降低贬斥社会行动中的道德动机并使之丧失权威的趋向”28。令人欣慰的是，针对“大屠杀”人性与现代性的反思在美籍华人的创作中已初现端倪，但如何使这种思考突破浅尝辄止，则是日后“南京大屠杀”文学/战争文学探索应有的题中之义。
战争文学不仅应当为读者提供文学化的阅读体验，更应传递恳切辩证的价值观念、对和平的呼吁和对战争的深刻反省。它们拷问着现代文明，拷问着运行现代文明机制的所有个体，也拷问着读者和作者自身。若要避免重蹈历史覆辙，需要唤醒大众的思考和自省能力、建构社会道德规约，警惕旁观者的冷漠、权力的失控和群体的易于煽动性，期待人们在任何关头仍可葆有判断力、是非心和基本良知。“只有为个人的软弱感到羞耻时，才能砸破比其建造者与看守者更为长命的心智的牢笼。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在牢笼已经被拆除很久之后，去摧毁暴政使其受害者与观望者仍然沦为囚徒的潜力”29。作家以文学寄寓的正是对后世的警醒、追问和劝谕。所以，千万不必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丧钟正为你而鸣。
四、结语
纵观整个“南京大屠杀”文学化进程，美籍华人的“南京大屠杀”题材创作堪称划时代的分野。不同于大陆传统战争书写脉络，美籍华人创作的显著意义一方面在于收获跨越中西读者群，为“南京大屠杀”事件引发国际关注和集体共识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融合西方人道主义与民族情感，展开立体多维的人物形象建构，为后来的“南京大屠杀”题材创作提供借鉴、注入活力。
步入新世纪，“南京大屠杀”题材创作如雨后春笋般次第出现。从《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等电影，到叶兆言《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葛亮《朱雀》、须兰《纪念乐师良宵》、赵锐《魏特琳：忧郁的一九三七》、盛可以《1937年的留声机》、南翔《1937年12月的南京》等历史小说，这些创作大多遥遥呼应了美籍华人作家淡化政治色彩、舒张人性的价值取向，对国族寓言与现代文明展开反思。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传播媒介的更迭和网络文学的登堂入室，近年来在科幻领域也出现了《野猫山——东京1939》《相聚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上海记忆》等融合科幻想象与战争历史的写作形式，青年一代正在新的时代语境和文化环境下寻找受难民族言说历史的新视野。这些创作实践既为“南京大屠杀”文学化进程增添了形式和内容上的开拓创新，也掀起了民众（尤其是未曾亲历战争、生于和平年代者）对南京大屠杀的“再认识”与“再记忆”。
历史言说的年代与言说历史的年代虽已判然有别，但“言说”本身即是对历史的记录与反思。透过言说历史的路径，我们得以关照“他者”，也在更宏阔的视阈下反省自身，并发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劝谕。希冀当人类再次站在战争与和平的分岔路口时，那支利益的秤杆会因过往受难的警示而发生些许倾斜，使人类免遭再度罹难。
① [美]陈瑞琳：《超越“乡愁”——论海外新移民文学文化人格的精神重建》，选自黄万华主编：《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华文文学·第十三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00页。
② 严歌苓《金陵十三钗》（The Flowers of War）以中文写作，2005年以中篇小说形式登于《小说月报》，其后扩写至12余万字长篇，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6月出版，2012年1月英文版在美发行；祁寿华《紫金山燃烧的时刻》（When the Purple Mountain Burns）以英文写作，由作者本人翻译至中文，2005年5月简体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英文版（San Francisco： Long River Press）、繁体版（香港：三联出版社）同时发行；哈金《南京安魂曲》（Nanjing Requiem）由英文写作，季思聪翻译至中文，首先在2011年《收获》长篇专号（秋冬卷）发表。同年简体版（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繁体版（台北：时报出版社）、英文版（New York： Pantheon Books）同时出版；郑洪《南京不哭》（Nanjing Never Cries）以英文写作，作者本人翻译至中文。英文版（Cambridge：Killian Press）2016年6月发行，中文版（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12月发行。
③单德兴：《重绘战争，重拾记忆——析论哈金的〈南京安魂曲〉》，《华文文学》2012年第4期。
④ [美]祁寿华：《紫金山燃烧的时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8-279页。
⑤ [美]哈金：《艺术才是作家真正的护照》，选自《世界观2012》，文汇出版社2013年版，第72页。
⑥ 李永东：《小说中的南京大屠杀与民族国家观念表达》，《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⑦ [美]严歌苓：《十年一觉美国梦》，《华文文学》2005年第3期。
⑧ [美]哈金：《战争下的文学——哈金与单德兴对谈》，《华文文学》2012年第4期。
⑨ [美]严歌苓：《南京杂感——写在“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祭》，选自《波西米亚楼》，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158页。
⑩14 [美]哈金：《南京安魂曲》，季思聪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44页，第263页。
11 莫言：《战争文学随想》，《电影文学》1987年第10期。
12 黄万华：《视角越界：海外华人文学中的叙事身份》，《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6期。
132526 戴锦华：《见证与见证人》，《读书》1999年第3期。
15 “所谓日本人的心理特异性，很多来自喜爱洁净及与之相联系的厌恶污秽……遇到侮蔑家庭名誉或者国家荣誉，就视若污秽或疱疥，必须通过申辨洗刷干净，否则就犹如不能恢复清洁或健康。对日本公私生活中常见的报仇事例，不妨看作是一个喜爱洁净成癖的民族所进行的晨浴”。参见Yoshisaburo Okakura.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Japan. JM Dent & Sons， Limited， 1913， p17. 转引自[美]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12页。
16 [日]东史郎：《东史郎日记》，本书翻译组译，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172829 [英]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68页，第38页，第269页。
18 [美]郑洪：《南京不哭》，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244页。
19 [美]郑洪：《我为什么写〈南京不哭〉》，《中华读书报》，2016年12月21日。
20 王炎、黄晓晨等：《历史与文化记忆》，《外国文学》2007年第4期。
21 賀桂梅：《记忆的消费与政治——〈南京！南京！〉与〈金陵十三钗〉的变奏》，《文化研究》2013年第3期。
22 相關情况如下：严歌苓生于1958年，1989年赴哥伦比亚艺术学院留学，获艺术硕士及写作最高MFA学位；哈金生于1956年，1985年赴布兰迪大学英语系攻读博士学位后又攻读写作班，2006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14年当选美国艺术文学首位华裔文学院士，现于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文学创作；祁寿华生于1957年，1989年赴美攻读博士，现任美国西康涅狄格州立大学英语系教授；郑洪生于1937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获学士至博士学位，1970年起任麻省理工学院正教授。
23 [美]严歌苓：《金陵十三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189页。
24 陈顺馨：《强暴、战争与民族主义》，《读书》1999年第3期。
27 [美]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孙传钊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The Path to the Narration of History： Chinese American Writers Writing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Zhou Mengqi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 number of Chinese American writers have written fiction about the Nanjing Massacre that appears in the eyes of the public， represented by four novels， The Flowers of War by Yan Geling， Nanjing Requiem by Ha Jin， The Moment when the Zijinshan Is Burning by Qi Shouhua and Nanjing Never Cries by Zheng Hong， that have had an impact in and outside China. Straddling China and the West， the cultural identities of these Chinese American writers start from the dual writing position of writing the history of nation-state and writing a biography of the West， revealing a perspective boundary crossing of nation-stateness and worldliness. By constructing the images of China as the sufferer， Japan as the invader and the West as the saviour， these works merge humanism and the sentiments of nation-state， engaging in a multi-dimensional， complete， vivid and three-dimensional war narrative， opening up a new path to why speak and how to speak in history for the suffering nations and bringing deep and broad new reflections and enlightenment in the creative material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the overall vein of war literatur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sation.
Keywords： Chinese American writers， the Nanjing Massacre， war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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