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越南近代文学经历汉越语的更迭与新旧文化的转向，汉诗在时代巨变中呈现出新变化：一是在思想内容上，越南近代汉诗积极吸纳西方文明中民主、平等、自由等进步思想，宣扬民主、反封建、反殖民统治；二是在艺术形式上，越南近代汉诗从题材到创作手法都融入时代新特征，在语言上则进行了俗化与口语化的创新；三是在诗歌功能上，越南近代汉诗突破传统以诗言志、赠答唱和等功能，拓展了诗歌政治教育与宣传功能。越南近代汉诗的转变体现了越南社会思潮与审美意识的变化，显示出传统旧体诗向国语新文学过渡时期的文学转向。
关键词：越南；近代；汉诗；新变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3）2-0098-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亚汉诗史（多卷本）”，项目编号：19ZDA295。
作者单位：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
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上半叶，越南文学经历由古典向现代转向的近代文学时期。在这一时期，西方文明中的民主平等、自由法制等思想对东亚文化圈带来了很大冲击，传统儒家思想体系开始崩塌，社会现代化进程开启。孙麟淑（
长期以来，学界在谈论近代汉文学时仅关注到东北亚的中、日、韩三国，而同属于东亚汉文化圈范畴内的越南长期被忽视，如孙麟淑在谈论东亚文学的近代化时仅选取中、日、韩三国中有重要影响力的代表文人，完全没有涉及到越南汉文学。越南文学常被放置于与东南亚诸国一起讨论，如尹湘玲的《东南亚文学史概论》（2011）③。然20世纪前越南文学主要以汉字书写，无论在文学思想还是艺术表达方式上都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文学传统有明显差异。即使有学者将越南归入东亚汉文化圈与中、日、韩一起比较，研究也集中于古代文学部分，如赵东一（
本文拟具体探讨越南近代汉诗作品在新时代影响下所呈现出思想内容、艺术形式、诗歌功能上的新转向，阐释越南近代汉诗在传统旧体诗与国语新文学之间的承继性与过渡性，以期对越南近代文学及东亚近代汉文学研究作一补充。
一、越南近代汉诗思想内容的转向
在东西方文明对撞中，东亚近代文学思想中革新与守旧、进步与落后、开放与封闭等多重意识相互杂糅，一方面西方文学的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成为新时代的潮流思想，另一方面传统古典文学仍然是近代文学内在动力。因此，越南近代文人一直试图融新旧于一体，如《南风杂志》在1917年创刊时即提出创刊目的：“欲融合汉學欧学两途，铸成我南特别之真正的学说”“参酌古今之精华，融合东西之粹美，旧灰、新炭融欧亚于一炉，暮鼓晨钟醒人间之迷梦”⑩，其目的是以西方的科学民主来弥补旧体制中的缺陷，如《南风杂志披露》中所称：“其尊旨盖在乎补救旧道德之缺点，以发阐新道德之精花（华）也”11。融“新炭”入“旧灰”成为越南近代汉诗思想内容中重要的转向。
在越南新文学转向时期，汉诗依然是越南文人创作中重要的文学样式。这时期文人仍沉浸于汉诗创作中，如张嘉谟《自嘲》中所描述，“求诗苦欲死，得酒喜成狂。累累丧家狗，行行赢角羊。”越南历代诗人名家辈出，阮缙《越音诗集序》中开篇即称“我越有国以来，以诗鸣世多矣。”12越南近代前期文坛上活跃的文人仍然多有以诗称者，如皇子阮绵审（1819-1870）、阮绵寊（1819-1897）都是当时极有名望的诗人，时有“诗到从、绥失盛唐”，“从”指从善公阮绵审，“绥”指绥理公阮绵寊。越南近代汉诗创作在思想内容上仍承继古典诗歌中常见的主题，如表现民生疾苦“朝进芙蒥钱，暮进芙蒥钱。大人吃芙蒥，乃雪小民冤。大人堂中钱索朽，小人卖家还卖妇。此身虽存家已休，枷锁幸脱妇难留。抱儿暂来与夫别，路旁对泣餐芙蒥”（阮绵审《芙蒥钱行》）；咏史怀古，如范廷煜的《咏长派侯》《咏节义夫人》等；题赠留别，如范廷煜的《题嵬山》、范廷富的《题〈云囊小史〉》、阮述《题〈妙莲集〉》、潘并的《寄绥和县知县杜叙甫》《工部杜郎中往沱枉道见访敉馆把酒奉慰》、阮仲耒《赠友》等；羁旅思乡，如“人自低徊月自流，他乡月是故乡秋”（潘佩珠《秋夜对月》）等等。但在传统主题吟咏中，越南传统文人思想越来越趋于维护封建制度。越南在近代时期已经完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1862年越南签署第一次《西贡条约》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至1884年又签下《顺化条约》完全沦为法国殖民地。越南传统文人将赶走殖民者的希望寄托在封建统治者身上，在汉诗创作中极力鼓吹封建正统思想，粉饰太平，如《南风杂志》所刊载的系列阮朝君臣的汉诗中都在弘扬传统旧思想，郑廷琪的《承拟太平范抚台和韵》：“大驾观风德化宣，讴歌争覩我君贤。衣裳有主文明会，袞绣逢公信宿缘。”13启定帝（1885-1925）《题勤政殿三十首》其二十五：“鲁泮周雍雅颂垂，明王视学有成规。褒崇一念弘经纬，千载文明覩盛期。”14越南近代时期，汉诗仍然是普通文人与传统联系的纽带，“融旧”思想体现了他们对古典文学的承继性。
越南近代文人思想随着社会巨大变革也发生转向，体现近代后期诗风与前期出现明显差异性。一方面越南沦为殖民地后，爱国志士掀起反殖民反封建热潮；另一方面西方文明的涌入给越南近代文人带来思想启蒙，他们开始宣扬民主、启蒙新民。在西学东渐与反殖民统治的时代背景之下，越南近代后期汉诗思想内容中主要出现以下几点新变化：
其一，追求进步民主，批判旧社会。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越南文人对民主、自由与独立已经有初步模糊的认识。越南近代各类报刊的兴起也进一步将西方新思想传播到普通民众中。在东西方文明冲突的“欧风亚雨”中，近代诗人看到了新时代的转变，如赵克敏所言：“圣代文明阐道源，欧风亚雨海潮翻”（赵克敏《致仕留柬二首》其一）、阮有秤言“珥伞河山殷问俗，亚欧风会重交邻。”（《恭贺北巡》）法国的殖民激发了越南民族意识的高涨，促使越南文人去思索并主动学习西方文明中进步的地方。他们在诗歌中也表达出新时代中的新思想，“于今世界愈文明，杀伐机关日愈精。白祸将临黄祸减，亚洲何物作长城。”（潘佩珠《哭真将军》）。但近代诗人在追求民主的同时也清醒的认识到殖民者正是打着文明的幌子实现侵略的目的，“保障人权说阿谁，养兵犹说弭兵时。一朝征战收场处，喋血无辜百万尸。”（潘佩珠《欧战感占十首（其八）》）《南风杂志》所选录的《伦敦纪游（1919年冬月以后作）》组诗中直称英国虽表面宣扬民主、绅士精神但其本质上却是“阴沉冷辣”、“好战”。在新思想的启蒙下，越南近代文人还开始批判旧制度，如潘珠桢在诗中直斥越南近代时期还实行的科举制度，“万民奴隶强权下，八股诗文醉梦中。长此百年遭唾骂，不知何日出牢笼。”（《至诚通圣》）一些诗人则批判旧社会的黑暗，如阮高的《蓝桥乡人来从军，半途为虎所噬，作此哀之》中称“宁甘死葬豺狼吻，不愿生逢鬼魅忧”。
其二，反殖民侵略，鼓吹革命。由于法国殖民入侵，越南近代诗人旗帜鲜明地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阮廷炤作为爱国志士一直以笔为武器与殖民者展开斗争，揭露法国殖民者的暴行，歌颂抗法义士们的英雄行为。潘佩珠一直积极奔走于反抗法国殖民势力，他的汉诗创作中大力宣扬反殖民主义思想，《欧战感占十首（其三）》“异种豺狼遍地腥，独撑双手与仇争。廿年枪剑山河气，百战风云父子兵。国势已沉军尚奋，将头未断贼犹惊。英雄本色终能见，万里时闻虎啸声。”《哀越南》“欲把义旗向南指，殄灭仇虏苏国魂。”（《哀国殇》）越南近代文人为国难积极奔走，“艰难思报国，惭愧社稷吟。”（阮尚贤《一宦》）他们在诗中豪气如云的表達出反殖民侵略的革命意志，如邓子敏为越南“光复会”领导人之一，1914及1917年两次武装进攻法帝，他在诗中称：“生不吮仇血，死必夺仇魄。精灵上下祖之旁，化为四天雷赫赫。”“我志已决夺戈前，区区微生复何惜。仰天大笑出国门，齐风挟雨千里奔。到处河山染我泪，赤云红日栖我魂。”“英雄苦无用武地，一片净土完吾生。行嗟乎！中原仇虏未殄灭，独何面目江东重来见父兄！”（邓子敏《哭黎烈士文》）在家破国亡的大环境下，他们在创作内容上冲破传统诗歌的樊篱，努力反映时代精神及社会现实，“有此江山有此身，枕戈击楫古何人。撑扶宇宙心仍壮，板荡关河势已分。”（阮春温《感怀》）表现出反抗法国殖民势力的决心与英雄气概。
其三，宣传维新，启蒙新民。法国殖民者的入侵带来了民族危机，越南文人在反抗殖民者的同时，他们思考如何改变封建社会政体、启蒙新民。潘佩珠与阮尚贤、黄叔抗等爱国人士在反抗法国殖民活动同时协助鼓励越南青年出国留学，为反法复国培养人才，成为越南历史上有名的“东游运动”，为越南民族解放运动做出重要贡献，“异国知交等金石，男儿荣辱共山河。悬知敌汽心尤壮，霜野年来每枕戈。”（阮尚贤《送陆亮臣赴燕》）他们在诗中也记录了国民的新变化，如越南女性革命者丁夫人被法国殖民者杀害后，潘佩珠写道：“缰锁场无真血性，裙钗队有好须眉。同胞一半已如此，惊杀虬髯碧眼儿。”（《挽女烈士丁夫人》）面对亡国的命运，他仍旧四处呼号，希望同胞奋起：“奔驰二十年，结果仅一死。哀哉亡国人，性命等蝼蚁。嗟余遭阳九，国亡正雏稚。生与奴隶群，俯仰自惭愧。”（《古风》）“呼号十余年，同胞竟奋起。以此苏国魂，大触强权忌”（《古风》）。
在汉语向拉丁化越南语转化时期，汉诗在越南社会中仍占有重要的影响力。越南近代汉诗在思想内容上仍与传统文化相联系，但在时代影响下又融入西方民主思想及反殖民、反封建的新变化。
二、越南近代汉诗艺术形式的革新
东亚近代文学在艺术形式上杂糅着新旧二体，汉诗创作出现新的变化：一方面它传承传统古典文学样式，弘扬本民族的文化与历史；另一方面它又在表达形式上进行革新，传播新的生活方式。越南汉诗在汉文化圈的变革中也同样出现融旧中创新的特质。
越南近代汉诗在艺术形式上仍然是古代汉诗的继承和延续。汉诗在越南封建时期流传上千年，还是越南历代科考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越南汉诗承继于唐诗，在句式、字数、平仄、叶韵等诸方面都有限制，如陈朝时期科考中规定：“诗用古诗五言长篇，以‘才难射雉为律”15。越南文人在旧体诗创作中的体裁上有律诗、绝句、乐府、竹枝词等，但尤其以律诗、绝句见长。律诗与绝句讲究声韵，严于格律，律诗在字句、押韵、平仄、对仗等方面要求更严。越南近代诗歌在体裁与表达方式也依照古典诗歌的样式，《南风杂志》第105-106期连载了《论唐人七绝》一文将唐绝句分为九大类型：边塞、宫怨、寄怀、行旅、饯送、赠与、伤感、怀古、登临16，越南近代文人的汉诗创作也多囿于其中，该杂志所选录的时人汉诗创作中登临怀古类最为常见，如《唐海埠》《白藤舟中晚眺》（第11期），《登浴翌山》《题笛弄山》《题丁先皇世庙》（第14期）等，在诗歌体裁上仍集中于律、绝二体。但在时代巨变中越南近代汉诗在艺术形式上也作了自我调节。在新旧文学转向期，越南汉诗创作中不仅对格律要求趋弱，还融入时代新变化。
首先，是创作题材上的拓展。越南近代文人在汉诗创作中所选取的题材、所描写的领域都比古代文人更广阔。他们在具体创作中取材不再局限于本国，还涉及到外国的历史、现实、异国风光与风土人情等。一是展示新时代内容题材。近代社会生活变化为诗歌题材拓展提供了新领域，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越南连接世界的窗口，外面的新事物涌往越南，越南文人的汉诗也记录了时代中的新事物，如章民的《广平道中，摩托车轮外套裂，下车步行，闻鹧鸪》中提到了摩托车，香江逸士甫草《夕月偕内子看日本人演术》中提到了所见日本艺人在越南的各类表演“踏球、迥舞、缘杖、烧巾等技，尤为灵异，特诗记之。”二是记录域外见闻。越南古代文学中虽然也接触到海外题材，但为数不多。而在近代文学中却有大量记叙作者亲历外国的纪行诗，抒发他们在海外的观感。这些记录域外题材的诗歌突破了传统诗歌的题材内容，丰富了诗歌内涵。如《南风杂志》第43期（1921年1月）中选录了时人所作的英国纪游诗《伦敦纪游（1919年冬月以后作》15首，对英国的社会风俗进行观察记录，如其三“惟怜小女贫愁甚，长日街头卖菜糕”展示当地的民俗风情，其八中“白妻今选黑夫君”则在记录风俗中揭露西方文明表面宣扬人权与平等，实则是严重的种族岐视。越南近代文人不仅著有欧洲见闻诗歌，还写有一些在日本、朝鲜的纪闻感怀诗，如《南方杂志》第55期（1922年2月）所录《江户竹枝词》其二“汽车欲发两神伤，绝塞深闺各断肠。灯火自流人自远，前村明月铁桥长。”其四“鞭丝车影匆匆去，十里樱花十里尘。”“每年四月初樱花盛开”具有典型的日本风情。这些书写国外见闻的诗歌中也传达出时代的特征，如《江户竹枝词》其二下注：“日本兵制举国皆兵，同到徵兵年龄，须入营当差，往往须远戍他方，在火车驿前送别，令人见之伤神。”
其次，在具体的创作手法上吸纳创新。虽然越南近代汉诗中仍采用旧体诗样式，但越南文人已经突破旧体诗中平仄、对仗等限制，而采用更为自由活泼的格式来表达。一方面，越南近代汉诗借鉴于中国新诗的创作手法。中国新诗刚开始兴盛不久就通过华侨华人传播到越南。《南风杂志》在1921年就刊载侨居于越南芒街华侨所创作的诗，“近日，中国人于诗界颇亦改良，本志接得中国落魄子自芒街投诗一稿，辞意及体裁颇新颖，亟登录之以公同好。”17《南风杂志》也特意选录一些中国知名的诗人新体诗，如第77期（1922年11月）录胡适的新体诗《翠楼吟》《新婚杂诗》，第111期（1926年11月）徐志摩《哀曼殊斐儿》等。胡适的《翠楼吟》创作于1910年，《新婚杂诗》刊登于1918年4月号的《新青年》杂志，徐志摩《哀曼殊斐儿》刊登于1923年5月《小说月报》第十四卷。从刊登时间可见，中国新诗传在几年时间就已传播到越南。中国新诗的样式一扫越南文人对汉诗创作的认知，越南文人也对这种新颖的格式赞赏有加，他们在创作中也有意识地借鉴了中国新诗中散体、不对仗的表达手法。另一方面，越南文人在汉诗创作中又融入欧诗风格。越南文人在新文化转向中对西方文明抱有积极的态度，他们尝试用汉语将欧洲诗歌转达出来，如《南风杂志》第78期（1922年12月）录了华报仲鸣所译的法国人Xavier de Maistre的《想思辞》、Marceline Desbordes Valmore的《采玫瑰》《君今复何为》，第81期（1922年3月）录《太平洋杂志》拉马丁著，思兰译的《湖上曲》。在这些欧译诗中，他们借鉴于中国新诗的表达方式进行翻译，如《南风杂志》第7期（1918年1月）中的欧诗摘译《湖边怀佳人》：“一波来，一波来，一波一波来复来，投身石踋胡为哉？君不记此日之日，君亦如今呼呌，如今走跃。君不记此日之日风亦扬，君波之泡影以飞到彼美之双踋。君不记此日之日，彼我两人放棹行，远天秋水入沧溟，四面无音响，惟有平平双桨，细细波声。”在近代诗歌的发展过程中，诗歌的翻译与新体诗的产生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由于外国诗歌不管从内容还是从表现形式来看都与汉文学传统诗歌有较大差异。外来诗歌的翻译也促使越南漢诗创作方式的改变。由于汉字在越南的衰微，越南汉诗创作虽然在艺术上出现向新诗转向，却并没有像中国诗歌完成旧体诗向新体诗的转化。
再次，语言文字上的增新。语言文字是诗歌的物质媒介手段，越南近代汉诗在语言文字上也进行了创新。一是诗歌语言上的俗化。越南文人打破了旧体诗句式与用韵规则，在语言上也古今、雅俗混用，如《南风杂志》所选载元孝的《荷花塘》一诗（第70期，1923年7月）：“山迴路东转，小屋依林下。前有荷花塘，水中千万朵。花开无束缚，红白相映射。无风但闻香，有暑不知夏。日日采花人，不足为花祸。谁知苦恼场，有此清凉社。飘泊来何年，可怜浑似我。扰扰群芳中，爱君独高雅。天涯万稳愁，为君颜一破。日间对花吟，夜梦与花卧。美人期不来，援琴空独坐。滴沥叶声暄，知有微雨过……明朝视前塘，花发倍昨夜。愿得常如斯，无使秋间谢。”全诗虽用古体写成，但语言通俗，清新自然，一些句子接近于口语化表达。二是诗歌语言上的口语化。越南近代汉诗创作总体上仍采用旧体诗框架，新旧杂陈，但在越南近代社会晚期，越南汉诗中却直接吸纳民间口语入诗，使诗歌具有明白、通俗、活泼的特征，如胡志明《在狱日记》中的众多诗歌，《问话》：“社会的两极，法官与犯人。官曰你有罪，犯曰我良民。官曰你说假，犯曰我言真。法官性本善，假装恶狠狠。要入人于罪，却假意殷勤。这两极之间，立着公理神。”《四个月了》“一日囚千秋在外，古人之话不差讹。四月非人类生活，使余憔悴十年多。因为，四月吃不饱，四月睡不好。四月不换衣，四月不洗澡。所以，落了一只牙，发白了许多。黑瘦像饿鬼，全身是癞痧。幸而，持久和忍耐，不肯退一分。物质虽痛苦，不动摇精神。”诗中形象记录了他到广西桂林等地区组织反法斗争时被国民党地方政府逮捕后在监狱里被监禁的感受，在诗歌形式上突破了传统旧体诗，体现了越南近代汉诗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
在新旧时代转向中，越南文人汉诗创作经历了由旧体诗创作向新体诗转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积极吸纳中国新体诗的创作形式，又关注到同时期日、朝汉诗创作。但在汉语向越南语转向的时代背景下，越南近代文人在汉诗创作中虽仍局限于旧体诗创作，但已经开始向新体诗进行转向，具有了清新、自然、富有生命力的特点。
三、越南近代汉诗功能上的转变
汉诗从郡县时期至近代已经在越南社会扎根了一千多年，汉诗的传统功能早已融入越南文人的生活。至越南近代时期，汉诗的传统功能依然有强有力的生命力，但随着时代的影响也被注入新的文学功能。
越南汉诗受中国诗学“诗言志”“诗缘情”思想的影响，诗歌一直被视为抒发个人情志的工具，从未有文人将诗歌当作武器去反抗政权统治者。而东亚近代社会，民族危机迫在眉睫，反帝反封建成了时代的最强音。文人们开始重新认识文学功能和作用。越南出现一大批为民族独立奔走的文人志士，阮尚贤、潘佩珠等人发起“东游运动”，邓子敏、邓元谨等组织反法组织“光复会”等等。他们在诗歌创作中强调诗歌“匡时救国”的社会作用，以诗纪实为实现反殖民侵略的革命斗争服务。汉诗创作功能中增加了强烈的时代特色和政治内容。虽然越南近代社会拉丁化越南语成为文学主流趋势，但越南近代文人一直试图以汉文学作为联系民族传统的纽带，1922年杨伯濯在《我国翰林会之亟宜发起》中称：“文学者一国之灵魂也，一国之道教、伦理、政治、风俗、学术、思想以及其他百业之荣悴，莫不于焉攸寄。”18因此，他们以汉文旧体诗来唤起“国魂”，通过汉诗创作来宣扬革命，启发民智。越南近代汉诗功能突破了传统以诗言志、以诗传情，而是成为反殖民斗争的武器。
越南近代汉诗仍承继了汉诗的传统唱和应酬功能，如其中的的赠别唱和、致仕题诗等内容，越南近代文人通过汉诗进行互动，如《南风杂志》中收录了众多阮朝君臣之间的赠答唱和诗，《北江徐抚台步扈驾大臣尊室公留柬元韵》及《北江陈臬使和韵》（第13期）、《太子少保原海督休致邓德彊大人饯协佐申大人回朝》（第51期）、5人9首唱酬诗《奉次焦斗阮贵台回京留柬原韵》（第57期）、《恭饯南定总督范公檩园》（第69期）、《奉和陈先生元韵》（第123期）等。但这一时期汉诗的交际应酬功能也出现一些变化，诗歌频繁出现在一些应用性散文中，成为强化文学表现功能的手段。如楚狂的《闻申相公讣音有感》（第97期）在缅怀申相公的散文中附《哭申相公诗》一首，以简约凝练的方式传达出笔者与申相公之间的感情。
越南汉诗中的“诗教”功能由传承儒家政治伦理转向“救国救民”的政治教育功能。在越南新文学转向时期，汉诗是反对法国殖民者加强国人凝聚力的一种方式。拉丁化国语字虽然基于越南口语，易学易记，但法国殖民者大力推行国语字的目的在于通过汉文向拉丁化国语字的转向让他们摆脱对汉文的依赖，并最终完成向法文的转化。虽然当时越南已经被法国殖民，封建王朝已经日薄西山，但越南维新派文人还寄希望于改良封建社会来赶走殖民者，他们借汉诗来加强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如《南风杂志》摘录有众多的“今上御诗”，如第2期收录《御制驾幸广南观风得四绝十首》，第12期则收录启定帝北巡时所作的《御驾北巡诗集》诗歌44首，又从第49期开始在卷首最上端刊印《御赐诗》。《南风杂志》不仅大量采录皇帝的诗，还收录众多大臣所书写与皇帝相关的纪行诗，如其第11期共录7位大臣的汉诗13首：阮莲亭的《扈驾大臣莲亭伯爵近作》、桂海吴为林《御驾北巡恭纪》、翰林院典籍充太平省正八品阮有秤所作《恭贺北巡》等，甚至还收录系列诗，如《云亭宫保少杨公京游近作》中记录所见皇帝在世庙行礼、礼成后皇帝御勤政殿受贺以及皇帝观演戏诸事宜。在当时越南已被法国殖民的情况下，越南的大臣和封建文人仍希望“江山不改威仪汉”，寄希望于封建统治者能在政治上的改良，如《步罗改良风俗记》中称：“今之崇拜文明，动辄曰改良改良。然而改良其形式，究不若改良其精神。所谓热血购文明，端在执乡政者之尽心焉耳。”19越南革命派文人在诗中宣扬民主、启发新民也同样在诗歌创作中传达“匡世救国”的政治教育目的。越南近代诗人重视诗歌政治教育功能的观念，使诗歌由传统的“载道”工具，变为了“救国新民”的利器。
此外，越南近代汉诗中增强了诗歌的宣传功能。诗歌以短小的形式，简洁易记的语言，比散文更易于传播。因此在二十世纪初汉诗常被运用到公文宣传中，成为其中具有号召力的宣传方式。这类诗歌主要通过近代报刊进行传播。越南报刊在十九世纪中叶就已起步，随着法国殖民势力的入侵，西方文化也随之进入。1861年法国海军都督就在西贡创办了第一份法文报刊，1865年第一份越文报刊《嘉定报》创刊，还有南部华侨华人所创办的汉文报刊《全民日报》等。在越南汉文报刊中就刊载了汉诗来加强对当时政治的定传，如《南风杂志》中《劝越南同胞集国债文》为保护越南政府所发行公债进行倡议，文中附绝句六首，简洁明快地指出买国债的原因与好处，如其一“宝诏皇皇下九天，分明义利训拳拳。臣民死亦从王命，矧是输金享债权。”其二“畎畝年年血汗流，积沙累石补陵邱。小民岂敢贪釐息，只为他时购自由。”其五“金佩银章萃此身，国恩图报久无因。电音传说捐公债，愿散余资担一分。”20一些当政者也通过汉诗来进行劝导宣传，如第16期载凤眼县知县邓武助来稿《劝辖内绅豪乐买国债票诗》。
越南近代汉诗功能的转变体现东西方文明冲突中文人自发对传统文学的反思与革新，他们突破了汉诗创作的传统功能，增强了诗歌救国救民、政治宣传等功能。
四、结语
越南近代漢诗的转向与近代社会历史密切相关，越南近代教育由传统教育转向法式现代教育，思想上由儒家思想转向资产阶级维新和马列革命思想，文字由汉字向拉丁化国语字变迁。西方文明的涌入与法国的殖民统治促使了越南志士仁人的觉醒，社会政治的巨大变革为诗人的汉诗创作带来了新的变化：一是在创作内容上融入西方民主思想、革命维新意识、反殖民反封建思想，扩大了汉诗的表现内容；二是在表现艺术形式上也吸纳时代新特征，在语言上进行了俗化与欧化的创新，拓展了汉诗的艺术创作；三是在诗歌功能上改变了传统诗歌功能，作为“救国救民”的手段，增强了诗歌政治教育与宣传功能。越南近代汉诗中的转变既是在越南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和发展的，又是在东亚汉文学的总格局中进行的。虽然汉诗在越南社会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失去了生命力，但汉诗中所融入时代特征的新内容、新形式也显示出它仍在做最后的改变。越南近代汉诗处于汉文学向越南国语字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诗坛上出现汉诗与国语诗交织，新旧融合。越南近代汉诗正反映近代文人在新旧文化转向时期的困扰：一方面他们积极吸收新思想，反帝反封建，探索合适的社会道路；另一方面他们又退身固守，面向过去，表现出了对旧社会的依恋。汉文学在越南地区有两千多年的影响，在近代时期终于落幕退出了历史舞台，越南近代汉诗成为汉文学的最后一抹余光，从中折射出越南近代文人的思想转变与最后的挣扎。
① [韩]孙麟淑：《东亚文学的近代化研究——以鲁迅、李光洙、夏目漱石小说为中心》，辽宁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3页。
② 杨春时、宋剑华：《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学术月刊》1996年第12期。
③ 尹湘玲：《东南亚文学史概论》，世界图书出版广东公司出版2011年版。
④ [韩]赵东一：《东亚文学史比较论》，首尔：首尔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同一又相异的东亚文学》，汉城：知识产业社1999年版。
⑤ [越]黎氏英：《新诗对唐诗诗法的接受》，《文学研究》2005年第11期。
⑥ [越]陶铜殿：《越南新诗与中国唐诗》，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⑦ 于在照：《越南文学史》，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228-255页。
⑧ 王泽凤的《越南汉诗流变述论》（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108-117页）论文主体部分收录入严明的《近世东亚汉诗流变》（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第875-882、894-897页），后者进行一定的增订。
⑨ 李未醉：《简论近代中越文学交流》，《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⑩1113141617181920 《南风杂志》第1期，1917年7月；第13期，1918年7月；第105期，1926年5月；第106期，1926年6月；第45期，1921年3月；第61期，1922年7月；第28期，1929年10月；第16期，1918年10月。
12 [越]潘孚先：《越音詩集》，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抄本，藏书编号A.1925。
15 [越]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科目志》卷26，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抄本，藏书编号A.2061。
（责任编辑：黄洁玲）
Abstract： Modern Vietnamese literature has experienced a change from the Chinese language to the Vietnamese language in a transition from the old to the new culture， in which poetry written in Chinese has presented a new change， firstly in relation to the contents of ideas where modern poetry in Chinese in Vietnam actively absorbed such progressive idea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s democracy， equality and freedom， promoting democracy， anti-feudalism and anti-colonialism， secondly in relation to the artistic forms where modern poetry in Chinese in Vietnam merged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in terms of subject matter and writing methods on top of engaging in innovation in popularization and oralisation and thirdly in relation to the functions of poetry where modern poetry in Chinese in Vietnam broke through the tradition of using poetry to express ones ambition or as an exchange of gifts by expanding its function in the education and propaganda of poetry and politics. This change in modern poetry in Chinese in Vietnam reflected a change in the social trend and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of Vietnam， showing a literary transi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ancient style of poetry to the new literature of a national language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Keywords： Vietnam， poetry written in Chinese， new chan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