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二十世纪后期备受英国文坛瞩目的华裔作家，兼有英港血统的毛翔青在其跨世纪的文学实践中呈现出从族裔性到世界性的变化。他生活在伦敦时出版的早期作品从后殖民视角再现了英国与香港间的微妙关系，以文化喜剧的方式回应了主流社会贴在他身上的“中国性”标签；旅居东南亚后，随着他对亚洲区域去殖民/帝国化进程的日益关注，其后期作品逐渐体现出跨越族裔边界的世界主义意识。本文在英国华人文学史视野下整体考察毛翔青迄今为止出版的七部作品，认为他的创作先后展现出对英国殖民权威和华人离散身份的解辖域化，为这一文学领域的非同质化书写与主题扩展做出贡献。
关键词：毛翔青；跨族裔；英国华人文学；解辖域化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3）2-0032-11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珠海）。
毛翔青（Timothy Mo， 1950-）是二战后最早进入英国主流文学界的华裔小说家之一。他出生于香港的跨文化家庭，早年在两所初等学校先后接受粤语和英语教育，10岁时随英籍母亲前往英国，读完中学课程后考入牛津大学历史系，他的成长与教育经历影响了其日后跨越单一族裔属性的文学创作。迄今为止，毛翔青出版了七部长篇小说：《猴王》（The Monkey King， 1978）、《酸甜》（Sour Sweet， 1982）、《孤岛占有》（An Insular Possession， 1986）、《勇气的徒劳》（The Redundancy of Courage， 1991）、《面包果大街的灯火管制》（Brownout on Breadfruit Boulevard， 1995）、《变节者或混合甜品》（Renegade or Halo2， 1999）和《纯》（Pure， 2012）。①虽然这些作品的主人公生活在不同的时空，但他们皆处于英语语言及意识形态与其他（不只是中国）文化价值观念的间隙性中（interstitiality），并逐渐展示出对历史、语言、种族、性别和阶层等边界（boundaries）的超越。毛翔青的创作不仅彰显了20世纪下半叶“英国文学的国际化”②，而且在后期打破了英语出版市场对少数族裔作家作品的标签化。
英国华人文学发端于上世纪五四运动后中国知识分子陆续赴英学习之时③，然而随后冷战背景下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使得香港由于其殖民歷史一度成为维系中英跨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作为唯二入选《剑桥二十世纪英国文学史》的华人作家，来自香港的毛翔青最初即是以创作“后殖民小说”为英国读者和学界所熟知④，他的前四部作品包揽了英语文学界的一系列主流奖项，除《猴王》外皆入围曼·布克奖（Man Booker Prize）决选短名单。这些小说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中西方文化相遇后产生的冲突与融合，其中国元素备受瞩目，正如香港大学何漪涟教授所说，毛翔青的早期作品“为英国小说的新文学版图增添了华裔轮廓”⑤。当时英语学界尤其关注他在刻画华人形象时所体现的儒家思想、仇外情绪和实用主义，探索它们与“中国性”的关系。⑥尽管在中文学界对毛翔青的研究中⑦，以深圳大学阮炜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他异化了中国文化，通过东方主义话语“对华人形象的负面塑造中达到了一个新高度”⑧。不过，考虑到英语世界的“中国性”表征深受与西方地缘政治紧密关联的主流话语的影响⑨，本文从后殖民视角解读毛翔青作品中暧昧的中国形象，揭示其族裔书写在与英国殖民权威协商（negotiation）的同时又蕴含了将其颠覆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成为二十世纪后期英国华人代表作家的毛翔青并没有沉迷出版市场赋予少数族裔作家的身份“红利”，而是在伦敦居住了数十年后再次移居到东南亚⑩，于此完成的后三部作品也将叙事重心由“英华”（British Chinese）转向“亚洲英语”（Asian Englishes）。由于他在与老东家查托和温杜斯出版社（Chatto &Windus）决裂后自创无桨出版社（Paddleless Press），并自费出版了后三部作品，发行和传播的受限使其在英语评论界的热度相比以前有所下降。又因为这些作品告别了传统海外华人文学青睐的中国题材，中文学界至今鲜少问津。虽然暨南大学肖淳端教授认为英华文学的研究“更侧重于考察这些作家在英国创作和出版的作品”11，但这一文学领域在当代发展中呈现的“‘泛族裔历史叙事”12趋势同样体现在毛翔青后期作品对亚洲主体性的不断探寻中，对此四川大学赵毅衡教授曾多次称赞他“突破了华裔作家的藩篱”13。本文遂在英国华人文学史视野下整体观照毛翔青从后殖民到世界主义的跨族裔书写，认为在其前后作品比较中体现出的“中国性”的解辖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反驳了西方社会对少数族裔文学同质化的刻板印象，为华裔/亚裔作家的英语写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话语空间。
一、后殖民范式的实践与超越
作为理论术语，“后殖民”最为直观地指向二十世纪后期西方学界对欧洲中心视角下东方主义话语的反思和批判。对第三世界来说，由于独立本身往往不能根除殖民的强权影响，“后殖民”并不限于独立以后的文化和社会产物，也关注后独立时期对殖民时期的延续性，即“新殖民主义”的诞生，正如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所说：“后殖民研究最好被视为一系列多样化的表现，与殖民地人民的文化产品相匹敌，而其本身并非一门学科或方法论。”14艾勒克·博埃默将后殖民的文学实践主要分为本土作家的民族国家建构和移民作家的离散写作15：前者推动了第三世界的去殖民化进程，后者解构了“西方文学经典”所代表的评判标准和意识形态，分别通过不同方式实现了“逆写帝国”16。毛翔青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职业写作生涯时恰逢英国文坛出现大量“他者”的声音，其香港背景对英国文学版图的丰富使他与同代人维·苏·奈保尔、萨尔曼·拉什迪和石黑一雄等一起被蒂姆·伍兹教授称为后殖民作家的翘楚：“他们的文学创作不仅审视和质疑了文化家园的殖民遗留，而且为探索当代英国社会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内涵做出贡献。”17
由于欧美社会在战后资本主义体系中把消费“他者”作为对其已失去的殖民权威的缅怀和自我慰藉，布莱恩·列侬在论述用英语写作的文学作为一种翻译的文学时指出，那些“选择”英语的非单语作家们自发进入了“把语言看作[布尔迪厄式]资本的世界”18。身处跨国文化产业的利润驱动系统，“当代后殖民作家不可能轻易延续反对商品化的浪漫传统，表达特权精英对物质动机的蔑视”19，而是会有意识地与文本的阐释和接受互动以提高其作品的可见性和传播度。确实，在作品中描绘明显不同于主流的地域文化特征与社会政治环境来迎合西方白人中产读者对熟悉的“他者”气质的期待，也就是格雷厄姆·休根所概括的“策略性异国情调”（strategic exoticism）20，为移民到欧美的少数族裔作家提供了自我营销的重要手段。以另一位入选《剑桥二十世纪英国文学史》的华人作家张戎为例，其自传体回忆录《鸿》（Wild Swans，1991）因满足了冷战意识形态下欧美社会对共产主义中国的想象在西方文艺界广受好评。21然而，休根认为这样的表征代码要么借用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说法，“居住在其中以批评它们”22——张戎的自我东方化本身就是东西方话语权力不平等的再现，要么“成功地重新部署它们以揭示权力的差异关系”23。具体来说，选择英语并不等于拥抱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毛翔青则是在暴露了西方文化霸权后又将其颠覆，正如吉尔·德勒兹和菲力克斯·伽塔利使用“解辖域化”概念阐明少数族裔作家可能在表达中脱离所用主流语言惯常指涉的民族国家意识，并产生“具有革命性的表述”24；同时，他们强调非母语写作也会与作家自身族裔的领土（territory）产生距离，从而“用所选语言完成多重解辖域化”25。所以说无论如何运用这种策略，后殖民/少数族裔文学中那些极具异国情调的地点往往都“不是真实的城市或村庄，而是不可见的，想象的家园”26，既传达了一种主流社会喜闻乐见的文化表征，又为不断跨越边界的离散作家提供了一个民族国家辖域（territorialization）外可协商的空间。毛翔青早期作品中的香港正是其“想象的家园”，他以非本土视角对这座城市的陌生化表述戏仿了欧洲传统的异国想象对中国形象的“他者”化，但不时出现的来自本土或全知叙事者的讽刺揶揄则转而将看似权威的殖民话语解辖域化。
毛翔青处女作小说《猴王》的背景设定在战后初期经济逐渐复苏的香港，主人公华莱士·诺拉斯科（Wallace Nolasco）是出生在澳门的中葡混血儿，作为上门女婿入赘到香港的商界新贵潘家（the Poons），在与岳父潘先生的种种冲突中开始了他犹如“猴王”孙悟空般的冒险之旅。同一时期，香港农业的衰退使得大量农民在20世纪60年代凭借《1948年英国国籍法案》27前往英国填补其劳动力缺口，《酸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继续了毛翔青对中国传统家庭的刻画，讲述了来自新界的移民陈家（the Chens）在伦敦经营中餐厅的酸甜苦辣。这两部作品延续了现代英国文学将非白人族群視为具有语言障碍的从属“他者”的倾向，其中国角色无论在香港还是伦敦一律只说“洋泾浜英语”（Chinese Pidgin English），与全知叙述者使用的标准英语（Standard English）形成鲜明对比。作为一种出现在中西方早期商贸活动中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语言现象，洋泾浜英语在当代文学作品中的重现一方面迎合了东方主义修辞对中国族群的刻板印象化；但在另一方面，这种混杂的语言显示出后殖民意义上“介于弃用源自中心的、被普遍接受的‘英国英语与受到土著口语影响的‘挪用英语之间的张力”28，在使英语陌生化的过程中实现对帝国的“逆写”。通过描绘潘陈两家面临的由传统与现代相遇带来的变革，毛翔青笔下充满文化混杂性（hybridity）的香港指向了霍米·巴巴论述的“第三空间”（Third Space），其中“文化的意义和符号没有原始的统一性或固定性，即使是相同的符号也可以被挪用、翻译、重新历史化和重新阅读”29，让殖民话语的辖域化与解辖域化共存。
在《孤岛占有》中，毛翔青对“想象的家园”的叙述从当下转向了过去——中英鸦片贸易及其引发的导致香港被殖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历史元小说”（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30的手法重写了两国发生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冲突，颠覆了英国主流叙述中的“鸦片”与“中国”。小说的主要叙述由两份英文报纸构成：《广州时事报》（The Canton Monitor）是英国当局在珠江三角洲经营的日报，代表了殖民机器的商业和帝国利益；《伶仃河蜂公报》（The Lin Tin Bulletin and River Bee）则是由两位美国旅者沃尔特·伊斯曼（Walter Eastman）和基甸·蔡斯（Gideon Chase）创办的民间刊物，对于同一事件常常提供与前者“事实”报道的相反版本。民间刊物的发行在后殖民意义上完成了对官方日报代表的所谓经典文本的重写，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说，这种重写揭示了经典文本本身就是一种“对先在的历史或意识形态的潜文本（subtext）的重写或重构”31，即对帝国主义殖民行径的粉饰与辩护。毛翔青总是将这两份报纸依次排列，在重写前后的对比中展示了所谓的历史事实是如何通过不同的叙事和修辞策略来创造和表现的，强力质疑了英国官方书写中鸦片贸易的正义性与鸦片战争的合法性。《孤岛占有》出版于《中英联合声明》（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1984）签署的仅仅两年后，从主题选择上看，毛翔青似乎希望以这部追溯香港被殖民历史的作品庆祝后殖民时代的即将到来，并从此在文学创作中告别这座“想象的家园”。
毛翔青前三部作品在英语文坛收获的赞誉和奖项固然反映出长期以来西方主流读者审美趣味中对“他者”的期待，不过最近的报告《重新思考出版业的“多元化”》（2020）指出，“出版商担心少数族裔文学的叙事套路过于局限，不会吸引他们的核心受众”32，表明作者在“同化变白”（whitewashed）和保持“异国情调”间不断协商的重要性。虽然英语在提高作品在国际文学界的可见性方面发挥着象征资本的作用，但皮埃尔·布尔迪厄声称“合法语言”本身没有任何权力来确保其长期存在；相反，“只有发生在不同权威之间的永无休止的斗争之中的连接不断的创造过程……才能确保合法语言及其价值（也就是赋予它的认可）的永久性”33，揭示了英语语言表达具有新的权威的施事话语的可能性。毛翔青正是投身于不同话语力量在当代英语文学场域的斗争，在职业生涯中不断打破类型壁垒实现自我更新，为英国华人文学的主题扩展做出贡献，如他宣称：“我尽力改变，创作新的东西。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我本可以写更多的书，但我每次都选择开辟新的道路。”34相较于前两本小说，《孤岛占有》已经体现出他在题材转变上的尝试，之后毛翔青更是将目光从后殖民语境下的英港关系转移到了全球化语境下的亚洲身份，在创作中逐渐跨越了语言、文化、族裔和性别等边界，展现出引人注目的世界主义认同。在这个意义上，他中后期作品中灵活身份的不断再现进一步演绎了少数族裔写作的解辖域化——“得以在任何所谓的伟大（或成熟）文学内部产生革命”35——不仅对抗了英国文学传统对“中国性”表征的物化与固化，而且反击了多元文化主义思潮下全球文学市场对华裔作家的狭隘分类以及对华人族群的同质性假定。
《勇气的徒劳》带领读者走向遥远的太平洋岛屿，讲述了虚构的葡萄牙前殖民地达努（Danu）才获得独立随即又被邻居马来人（the Malais）占领的反殖民斗争，毛翔青在此沿用他擅长的历史元小说艺术形式来影射东帝汶建国过程中的坎坷遭遇，曝光了一直以来被西方主流媒体刻意忽视的新殖民主义問题。36主人公阿道夫·吴（Adolph Ng）出生并成长于当地的华商家庭，前往澳门和加拿大分别接受了中等和高等教育后返回达努继承家业。多重的迁移（displacement）经历不仅让吴形成了混杂的文化认同，也造就了他终极的“他者”身份：既无法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员，又不被达努的华人社区或本土居民所接纳，这也解释了他在被马来军方俘获后从民族解放运动参与者到殖民势力同谋者的身份转变。吴的叛变将其混杂性指向了“殖民权力生产力的标志”，但他最终在逃离马来当局后将这段历史公布于世，让一个被资本主义全球化危及两次的亚洲国家的声音得以被听到——实现了混杂性“通过否认统治过程的战略逆转”，正如巴巴所说：“来自混杂性的偏执威胁最终是无法遏制的，因为它打破了自我/他人、内部/外部的对称性和二元性。”37从这个意义上说，毛翔青对于东帝汶历史的再现不仅通过“不可靠的叙事主体”（unreliable narrator）吴暗讽了西方资本垄断下当代新闻业的伪善，而且证明亚洲国家在去殖民化进程中重新思考其主体性的必要。
旅居东南亚丰富了毛翔青的创作主题，《面包果大街的灯火管制》和《变节者或混合甜品》都处理了后殖民时代菲律宾本土与世界相遇的题材：前者以流动的第三人称视角展现了菲方代表学者鲍伊特先生（Mr Boyet）与赞助人伊尼特夫人（Mrs Init）在当地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后者主人公雷伊·卡斯特罗（Rey Castro）是非裔美国水手和华裔菲律宾侍者的后代，用第一人称叙述了他作为非法劳工游走于世界的“流浪汉经历”（picaresque experience）。菲律宾被描述为在全球化支配下从传统向现代生活模式过渡的国家，在其很大一部分人口迁移到其他国家就业的同时，全球资本迁移到此来开发它的自然资源，而资本主义霸权让任何潜在的本土主体性都隐形了，导致整个社会的失权（disempowerment）。毛翔青对于不同边缘主体的持续关注不仅揭示了在主流叙事掩饰下的西方殖民传统与其暴力行径在当代社会的延续，而且与他职业生涯中的自我边缘化相呼应——在结合广泛的道德和政治同情的自省中撕下出版市场赋予他的族裔标签，转而拥抱一种世界主义意识。因此，罗伯特·斯宾塞认为毛翔青后期小说对身份政治的超越值得人们警醒当代社会盛行的犬儒主义，“展示出（而不是仅仅宣布需要）一种在不牺牲知识、交流甚至纠正性政治行动的可能性的情况下促进自我批评的后殖民文学批评的替代形式”38。
沉寂了十多年后，毛翔青携其新作《纯》重回文坛，通过其主人公斯努基（Snooky）——出生于在泰国南部穆斯林之家但在菲律宾接受了英语教育后认同世界主义的跨性别者——进一步阐释了这种批评形式。斯努基本名艾哈迈德（Ahmed），因其不喜欢这个宗教意味浓厚的名字，选用了泰语“快乐”（sanook）一词的英语变体作为新名字，这一角色的塑造既体现了东南亚社会爆发的伊斯兰信仰与现代化理想间的冲突，也意味着在去殖民/帝国化的过程中标题所声称的“纯粹性”的无效。斯努基英语流利，但仍保留了暹罗母语以第三人称自称的习惯，使其充满自反性（self-reflexive）的第一人称叙述在本土语境中否认了英语的主体地位，从而彻底模糊了中心与边缘的区分，而不仅仅是“逆写帝国”。斯努基对英语的自觉误用不再如上述的“洋泾浜英语”那样指向异国情调，而是不同话语模式相互竞争的直接影响；这说明英国文学不但认可了“他者”的参与，还不断吸收其语言，从而与文学现代主义相结合，打破了想象中的语言和民族的同源性。39最重要的是，没有满足于自我和“他者”的表面共存，毛翔青将斯努基定位在亚洲性—英国性、伊斯兰化—西方化和民族主义—世界主义的多重间隙性中，阐明了不仅属于斯努基的，也是其自身与角色共享的解辖域化的身份认同（deterritorialized identity）。
二、“中国性”的暧昧
我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对我来说描绘中国风物一定和让保罗·司各特和J. G. 法雷尔撰写有关印度的文章一样难。我是英国人。40——毛翔青
在早年采访中，毛翔青将自己定义为英国小说家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作家，并强调自己“没有身份认同的问题”41。固然他有一半的英国血统，但他对中国身份的否认以及对东方主义修辞的模仿（mimicry）体现了弗朗兹·法农阐释的殖民地人民对获得宗主国的“白面具”（white mask）的渴望：作为“他者”，毛翔青处于“寻求者”的位置，“他寻求平静、白人许可的目光”42。然而，“白面具”无法消除欧洲文化无意识中的种族主义思想，他的英国身份也并非如他所说那样毫无问题，对殖民话语及其在当代社会延续的批判是贯穿其写作生涯的重要主题，在处女作中他便借华莱士之口将英国人描述为“伪善的”43。结合来看，毛翔青对中国文化的刻意疏远其实是以一种“讽刺作家的辩护”/“文化喜剧”44的方式戏剧性地回应了英国社会贴在他身上的“中国性”标签。因此，本文将他前期作品中异国情调的再现看作是对主流话语中“他者”形象的协商，这种暧昧的“中国性”既体现了毛翔青初入英国文坛时对自己双重血统的挣扎，又呼应着其内涵本身在英华文学中的动态变化。
英国华人文学尚不足百年的历史使其呈现出更多的新移民文学特征，因而“中国性”在西方凝视下的反驳与协商成为贯穿其发展的重要主题。由于当时如熊式一、蒋彝等旅英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写作纠正英国社会对中国的固化认知45，英华文学自发端之时便显示出不断更新“中国性”表征的主题特征。半个世纪后才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毛翔青无疑是属于“当代”的作家，但如果整体观照其创作生涯，可以发现跨越世纪与代际的“中国性”表征在英语世界的现代化轨迹。作为故事时间线上最早的作品，《孤岛占有》带领读者回到了只能由西方表述的前现代中国；虽然小说意在重写鸦片战争历史，却没有提供任何来自中方的声音，很少出场的中国族群仍被呈现为落后与愚昧的刻板印象。爱尔兰画家哈里·奥罗克（Harry ORourke）的侍者阿昌（Ah Cheong）是小说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中国角色，但他一出场就被描绘成一个失权的客体——说着粗鲁的“洋泾浜英语”，露出谨慎讨好的笑容。46而且，整个华人社会给人的印象是保守和仇外的，导致小说中几乎所有的西方人都抱怨中国政府限制对外贸易的狭隘。叙事主体伊斯曼与蔡斯两位美国人看似提供了第三方叙事的客观立场，但考虑到他们面对英国当局作为其前殖民者的微妙心态，很难不把他们笔下负面的中国形象看作对东方主义话语的模仿。更为讽刺的是，故事的绝大部分发生在清政府管辖的广州、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门，或连接二者的珠江上，而作为小说标题中“孤岛”的香港，其身份完全建立在它作为殖民地的存在之上——这座城市在叙事中出现的那一刻即是它被殖民化的那一刻。在对香港主体的沉默与“逆写帝国”的自反性中，毛翔青不仅展示了历史元小说对“事实”的策略化处理，而且透露出生于英属香港的他曾对“白面具”产生过的渴望。《孤岛占有》对中国的东方主义建构印证了作者本人对其英国身份的宣称，但另一方面，对“他者”之声的展现与其矛盾的中国身份一起体现在毛翔青的其他作品中。
寻求“白面具”给被殖民主体带来的身份焦虑如实反映在《猴王》中与毛翔青同为中西方混血的华莱士身上——尽管继承于葡萄牙祖先的“剃须后下巴上仍保留的青胡茬”和“在谈话中向前伸出脖子的习惯”看似强调了他的白人身份，但实际上“蓝黑色的头发以及与广东人一样的扁平鼻子”使他与当地人几乎没有区别47。一方面，在華莱士的白人视角下，潘家的等级制度、文化仪式和日常生活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秩序的异化缩影；另一方面，上门女婿的身份将华莱士的个人命运与潘氏家族王朝的兴衰联系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对族裔边界的不断跨越转而讽刺了他的“白面具”。面对华莱士的种种挑衅，潘先生不断予以经济诱惑使其屈服，多次强调这是“古老的中国习俗”48，导致他逐渐成为潘先生安排的代理人，以确保家族王朝的财富和未来。最终华莱士在潘家由“一张额外的嘴”成长为“可以依赖的一员”49，表明他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秩序的反抗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这种文化介入导致的华莱士对“中国性”的暧昧态度凝结在小说尾声他的哥特式梦境中：在一场象征家族权力交接的晚宴上，华莱士和其他人一起分享的主菜竟是“一只因恐惧和愤怒而咬紧牙关的小猴子”50。这个充满东方主义色彩的场景固然意味着对中国饮食文化的“他者”化51；但更重要的是，随着叙事焦点转移到猴子身上，“在一片模糊的银光中下落的锤头”52击碎了华莱士作为西方凝视者的旁观视角，暗示了被困于中国身份中的他和猴子一样不由自主的命运。因此，通过将华莱士的香港经历塑造为挣扎于两种身份间的冒险之旅，《猴王》完成了对“孙悟空”这一形象的跨文化改编，说明了对传统文艺作品的再创作是自熊式一改编京剧《红鬃烈马》以来一直为英华作家青睐的题材。
对以传统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性”的依恋却成为《酸甜》中陈家融入英国生活的最大障碍，尽管中餐厅的工作让陈掌握了一定程度的英语，但他由于自己的“外国性”尽力避免与英国人交流。53喜欢去唐人街影院看粤语片的陈仍把香港视为唯一的家，并将这个观念传递给下一代：“儿子，你能看到那艘船吗？[…]等我们结束了在这里的一切后，那艘船将带我们回家，回到你从未见过的故乡。”54这里的“故乡—香港”对于客死异乡的陈来说其实是回不去的“想象的家园”，再现了早期英华文学中以蒋彝为代表的“在失去中国的家园后重新想象一个家”的浓浓乡愁。55不过，稍后在《勇气的徒劳》中出现的吴则把立足点从“我来自哪里”转向了“我在哪里”，以此打破“返回假想家园的‘离散定律”56；虽然吴身为华裔后代，但毛翔青对他于生活环境的不断变动中拥抱灵活身份的刻画更像是巧妙回应了二十世纪末英语学界对“中国新移民”（new Chinese diaspora）的日益关注。57这种“新”不只在于吴与本土产生的更多纠葛，还因为他演绎了民族国家意义外解辖域化的“中国性”，彰显出华人族群的非同质化身份：与华莱士和陈不同，声称自己是“世界公民”的吴与达努的华人社区来往甚少，却在马来人入侵时前去寻求庇护；虽然加入了达努人自发组织的游击队，但他从不避讳自己的种族并崇尚“中国实用主义”58。吴的中国身份，正如斯图亚特·霍尔所说，并非“已经完成的事实”，而是根据生存需要“永远处于过程之中的‘生产”59；所以对他来说，“家”是无界的，就存在于个体之中。对比从陈到吴身份认同方式的转变，可以发现毛翔青的创作不仅与英华文学早期的怀乡传统遥相呼应，而且超前参与了“家”概念在其当代发展中的阐释更新——“家会和你一起旅行”60。
虽然脱下了“白面具”直面其族裔身份，但毛翔青在这两部作品中对“中国性”的刻画延续了最初的暧昧。陈妻莉莉（Lily）有意与本土社会建立联系，然而她说英语时“变得刺耳、专横、毫无生气的水平音调”，与她“富有表现力与活力的粤语”形成对比，使她听起来“充满敌意和紧张”61，很难超越族裔文化辖域来发挥移民主体性。此外，面对无力承担家庭责任的陈，恪守儒家传统性别规约的莉莉仍在处理家庭事务时极力营造阴阳平衡的假象，加深了她的“他者”身份。由于儒家思想对家庭观念的影响是西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认知62，陈家阴阳失衡的结局终究指向“中国性”的异化表征。在吴那里，以求生为导向的“中国实用主义”将他带向与陈家相反的极端，灵活的身份策略让他在华裔、达努和马来三方势力的斗争中得以安身，但他最终却以姓氏为“川崎”（Kawasaki）的巴西公民身份向过去告别。另一方面，吴承认“身份或历史不会随着名字或笔触的转换而被抹去”63，他选择的巴西与达努共享被葡萄牙殖民的经历，说明他的不同身份混杂在一起共同影响了他在新世界的生活，即想要摆脱过往的“徒劳”。吴的矛盾立场使这个不总以道德为导向的角色被认为是“中国性”最为负面的表述64；同样，作者也坦言对吴的塑造充满困难并缺乏乐趣：“他是我可能成为的噩梦。”65事实上，从华莱士到陈家再到吴，这些中国角色与其所处环境的“永远不适合”66不仅再现了毛翔青自身在跨文化语境中的身份焦虑，而且映照出冷战背景下地缘政治的紧张氛围蔓延到文坛后英华作家的挣扎。巧合的是，《勇气的徒劳》与前面提到的《鸿》都出版于1991年，而《鸿》在西方世界受到的高度关注促进了英华文学在二十世纪末以创伤叙事为主的发展。67受制于冷战遗留的意识形态对立，这些作品没有延续其发端时期对中国文化的去神秘化，而是普遍呈现出一种令人不悦的“中国性”，直到新世纪如刘宏、郭小橹等成长于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作家进入英国文坛后才重述当代“中国性”的包容与开放。相应地，随着边界跨越在后冷战时代成为常态，毛翔青延续了吴对“中国性”的解辖域化，但不再专注于暧昧不明的身份问题，华裔/亚裔个体在文化混杂的全球化语境中建构主体性时展现出的世界主义认同成为他后期作品的重要主题。
三、亚洲主体性的探索
我是一个人，那是我首要可见的部落，但我也因为出身和气质处于劣势。那是我真正的部落，可以接纳被鄙视的局外人来躲避寒冷。68
——雷伊·卡斯特罗
虽然毛翔青笔下的绝大多数人物共享后殖民意义上的文化混杂性，但上述几位对“中国性”的暧昧态度使其陷入自我“他者”化的境地，暗示了西方/殖民话语仍占优势。混杂性固然承认了多元要素，但就像社会学家弗洛亚·安提亚斯所称，其面临的严峻考验在于“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对可能挑战其霸权的元素开放的程度”69，所以对于曾经处于弱势的被殖民者来说，建立除去“白面具”的主体性尤为重要。在讨论亚洲区域的去殖民/帝国化进程时，中国台湾学者陈光兴认为主体性无法生长于殖民机器同化策略的产物文化混杂中，而应来自经过反思与他人进行辩证性互动的“融合”（syncretism）——“具有高度的自觉意识，意在突破自身的限制”70。在实践中，西方不应是亚洲主体性形成的唯一认同主体；相反，批判性融合预设了对自我的多样化选择，即“成为他人”（becoming others）71，正如毛翔青在后期创作中善于将他人的元素——尤其是少数群体，无论种族与阶级——内化为自我的主体性，以此超越西方殖民历史建构的分明边界与对峙立场。移居到东南亚的经历扩大了毛翔青的参照系，让他跳出了中英二元身份焦虑的怪圈，因此在他自我边缘化的后三部作品中，身处混杂文化环境的角色们不再受困于自己的“他者”身份，而是在与强势文化的接触中逐渐意识到批判性融合的必要，不断探索自己作为使用英语的亚洲人的主体性。学界对“亚洲英语”的研究集中关注英语的“功能本土性”与可协商的亚洲身份之间的相互作用72，对此毛翔青在彻底破坏了语言与民族归属感的假定联系后用世界主义认同将这二者重新粘连在一起；这种对族裔边界的跨越与对主导语言的去权威化充分展示了当代离散写作的解辖域化特征，为新世纪英华文学的“泛族裔”叙事发出先声。
菲律宾为《面包果大街的灯火管制》和《变节者或混合甜品》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背景，却未发挥传统意义上民族国家的辖域作用。伊尼特夫人将国际环境会议的地点定在“一点也不能代表这个国家”的虚构城市哥里昂（Gobernador de Leon），希望这座在她管理下“唯发展论”的城市得到国际（尤其是西方）学者和文化工作者的认可，从而成为“菲律宾”的名片。73然而，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外国人物的唯一共同点就是“没有人对他们来到的国家了解很多”74，在经历了会议中心爆炸后的“灯火管制”后，他们对“菲律宾”的印象只有社会动荡。这种戏剧性的对比在讽刺全球化话语对西方中心的现代化神话的盲目追求的同时，也暗示了菲律宾在亲美马科斯政府倒台后探索其自主发展道路的必要性。随后，卡斯特罗的出场揭示了复杂的殖民历史给菲律宾主体性建构带来的困难：“三百年的托尔克马达和五十年的狂人曲调——伙计，我们不再知道自己是谁。”75华裔与非裔的混血血统使他无法声称任何单一民族身份，在这一点上卡斯特罗可以理解为吴的延伸，但与吴在混杂性中的暧昧立场不同，他视自己为“混合甜品”（halo-halo）——“一堆不应该属于一起的配料，但当你将它们结合起来时会起作用”76。在批判性融合的隐喻中，卡斯特罗学会了在不诉诸于任何想象中的“他者”的情况下建构身份，也就是本節首引文中以“人”为基本部落（tribe）单位的世界主义认同。借角色之口，毛翔青为与他一样具有多重身份的亚裔离散群体提出了一种可能的主体性，但这种建构对“部落主义”的抵制威胁了通过分离外人并划分内部等级组成的现有社区的归属感，正如标题所提醒的，卡斯特罗表达的是不被自己部落所接受的“变节者”的观点，使他在被兄弟会陷害后不得不成为一名当代流浪汉（picaro）——国际非法劳工。
流浪汉形象起源于16世纪西班牙讽刺小说对被迫皈依的犹太人的戏剧性描述，既是底层生活的观察者，又是上层阶级的批判者。毛翔青着眼于其“极度不稳定”特征77，跨历史地将这一代表边缘与失权的文学原型从现代早期文本带入全球化语境，以暴露当代社会东西方特权阶层共同的伪善。一方面，鲍伊特的雇主长荣公司（Evergreen）将有毒废物从德国运往菲律宾，与第一世界勾结使该国成为垃圾场，以确保第三世界的“发展”；另一方面，卡斯特罗在20世纪末日益现代化的世界过着令人惊讶的低科技生活，他的故事主要发生在船上——最底层跨国流动人员的首选交通工具。这种反差所体现的亚洲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他者”遭遇一直为西方利益攫取者刻意忽视，直到2000年多佛偷渡惨案、2004年莫克姆湾拾贝溺毙事件乃至2019年埃塞克斯集装箱藏尸案相继走进英国公众视野才引发主流媒体对国际非法劳工的关注与报道。毛翔青为这一群体的发声再次展示了他敏锐的文学预见性，但他对本土腐败与资本全球化相遇后“社会整体道德衰退”78的批判与日益复苏的极端民族主义背道而驰，导致其创作失去了“天生的读者群”79。而且，他跨族裔的主体性探寻挑战了新自由资本主义宣扬的身份政治，因揭穿了多元文化营销策略对剥削劳动力和分配不平等的粉饰而在主流文坛失宠，所以这两部作品一度遭受冷遇。毛翔青的文学实践及接受说明了国际化背景下书写亚洲经验的潜在困难，但英华作家并未因此止步不前，2008年白晓红出版的《中国絮语》（Chinese Whispers）以纪实文学的形式在与主流话语的不断协商中再现了这一主题，让公众对亚裔/华裔非法劳工在英国的艰难处境大为震撼。后续作家对毛翔青创作主题的继承和延伸肯定了他为英华文学贡献的多样性；而且，这些叙事在英语出版市场试图仅仅以作家族裔为标签覆盖少数族裔写作的内部差异时相继发出异质的声音，以此说明少数族裔与主流作家的文学创作应该得到平等对待。
对族裔身份的解辖域化在《纯》中达到了新高度，正如斯努基的自嘲，“我的全部从来不是我所希望的”80，这位跨性别者对自己原生家庭、第一语言和宗教信仰的拒绝让体现在海外华人中的族群非同质性再现于泰南穆斯林。斯努基在建构主体性时不仅延续了卡斯特罗跨越部落、种族和国家边界的批判性融合，更是有意识地选择英语、更改姓名并转换性别，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成为他人”而非异化“他者”。不同于吴在生存夹缝中先后附属于几方势力，斯努基认为多重身份使其“世界化”（cosmopolitanised）81，面对多元文化并存给东南亚社会带来的种种区隔（distinction），他/她总可以脱身而出，成为永远的“戏仿者、发明者、致敬者和讽刺者”82。通过强调斯努基对穆斯林传统束缚和英语意识形态渗透的双重抵制，新世纪重回文坛的毛翔青将读者带到相应的伊斯兰教与西方世界剑拔弩张的后“9·11”时代。小说扉页与标题相呼应的“净化原则”象征双方势力都试图拉拢斯努基，让其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在舆论操控上为己所用，但斯努基始终以含混的立场描述着圣战分子的“臆想帝国”与自由派的“愚蠢保守”83，最终在双方冲突升级引发的爆炸事件和后续围剿中幸免于难。斯努基自觉与他人相融合的主体意识反映了毛翔青为把“不纯粹”纳入亚洲主体性所做的尝试，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后“9·11”小说期待不同族群搁置宗派利益以消减恐怖主义阴霾的跨国政治理想。从最初的聚焦族裔命运到目前的兼论国际事务，毛翔青对全球热点话题的关注为英华文学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叙事空间。比如在最近出版的后脱欧小说《恋人絮语》（A Lovers Discourse， 2020）中，郭小橹着力探讨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复兴的背景下建立良性的跨文化沟通，意味着英国华人作家从绝对“他者”到主流话语的有效参与者的主体性转变。毛翔青数十年来的笔耕不辍和敢于尝新使其既是这一转变的参与者，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其见证者。
四、结语
综上所述，毛翔青的跨族裔写作为英国华人文学近百年间的发展提供了一幅动态缩影。一方面，其前期作品对“中国性”的异化表征不仅体现了后殖民作家的策略性异国情调，而且侧面反映了冷战的二元对立意识形态对中英两国在现代主义思潮下建立的跨文化纽带的切断。另一方面，毛翔青的可见性离不开同时期英国社会多元文化主义思想的盛行，两者共同促进了二十世纪末“英华”话语在学界的萌芽84，为英华文学由自发向自觉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学理基础。虽然广阔的离散地图使其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英华”范畴，但他后期创作主题在新世纪英华作家笔下的陆续重现说明这一文学领域自身也逐渐呈现出解辖域化特征，彰显出英语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必然趋势。
根据进入文坛的时间划分，毛翔青属于在地缘政治紧张的局势中对母国态度最为矛盾的第二代英华作家，但其创作不仅呼应着初代作家的去国怀乡传统，还映照出第三代作家对其族裔身份的多样化表达。如前所述，毛翔青的写作题材可以分为三个维度：由身份焦虑导致的暧昧“中国性”、对历史元小说的叙事兴趣以及日益增长的世界主义认同；这些主题在近年来出版的英华文学作品中从不同角度得以延伸。刘宏的家园四部曲《惊月》（Startling Moon， 2001）、《鹊桥》（The Magpie Bridge， 2003）、《触摸》（The Touch， 2005）和《东风之妻》（Wives of the East Wind， 2007）注重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美学翻译，采用后现代叙事来突出历史进程中的个人意志，丰富了历史元小说的表现形式。郭小橹在《恋人版中英词典》（A Concis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for Lovers， 2007）和《曾经在东方》（Once Upon a Time in the East， 2017）等作品中展示了中国新移民对“世界公民”身份的认可与突破民族国家辖域的世界主义追求。来自新加坡移民家庭的华裔作家黄PP（PP Wong）凭借《“香蕉人”自述》（The Life of a Banana， 2014）中兒童视角的反讽与自嘲，表述了出生在英国本土的华裔对“中国性”的异质认同，以此回应刻板印象默认的多种血统与多重离散带来的身份焦虑。尽管目前尚未有直接证据表明这些作家间的相互影响，但通过对这一系列富有洞察力主题的传承，他们共同完成了对“英华”的解辖域化，使其成为一种接纳多元种族背景与多重离散身份的更加包容开放的文化话语，向当代英国文坛传达了非同质化的华裔之声。
① 由于[英]毛翔青的作品尚无中译本，故本文提到的相关书名皆为作者参考了前人研究后选取的较为认可的译法。
② Bruce K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nglish Literature： 1948-20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作者[美]布鲁斯·金在书中多次提到毛翔青，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2007年原版引进此书，将书名译为《英国文学的国际化》，引文来自此译名。
③1112 1934年，旅英中国知识分子熊式一出版了改编自京剧《红鬃烈马》的英文戏剧《王宝川》（Lady Precious Stream）；稍后，蒋彝1937年在伦敦出版了画册《哑行者：英国湖滨画记》（The Silent Traveller： A Chinese Artist in Lakeland）。虽然熊式一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返回亚洲任教，而蒋彝于1955年受聘为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学教授，随后加入美国国籍，但二人早年的留英创作经历播下了英国华人文学的种子。关于英华文学的历史发展，详见肖淳端：《立史安身——英国华人文学历史叙事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0年版，第41-43页，第40页，第129页。
④17Tim Woods.“Postcolonial Fiction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 eds. Laura Marcus and Peter Nichol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741.
⑤3444 Elaine Yee Lin Ho. Timothy Mo.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 pp.125-126， p.13.
⑥ John Rothfork.“Confucianism in Timothy Mos Sour Sweet.”The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1989， 24（1）， pp.49-64; Victor J. Ramraj.“Timothy Mo.”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in English： Essays on the Major Writers， ed. Robert Ross.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er， 1991， pp.475-485; Amy Tak-yee Lai. Asian English Writers of Chinese Origin： Singapore， Malaysia， Hong Kong.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2009， pp.51-87.
⑦卜杭宾：《无桨之舟的落寞——毛翔青研究述评》，《华文文学》2019年第3期。此文对中文学界的毛翔青研究评述细致全面，故本文不再赘述。
⑧64 阮炜、张晓红、李小均：《英国跨文化小说中的身份错乱：奈保尔、拉什迪、毛翔青小说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63页。
⑨55 Diana Yeh.“Contested Belongings：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Making a Home in Britain.”China Fictions/English Language： Literary Essays in Diaspora， Memory， Story， ed. A. Robert Lee. Amsterdam and New York： Rodopi， 2008， p.301， p.308.
⑩79 Maya Jaggi. “Mixtures Like Candied Napalm： Interview with Timothy Mo.” The Guardian， October 7， 2000（网址为：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00/oct/07/fiction.mayajaggi[2021-10-31]）。离开英国后，毛翔青与她的菲律宾伴侣及女儿每年有“三个月的时间在香港，四个月的时间往返于曼谷和金边，五个月的时间在菲律宾”；他在采访中坦言：“有人说我的主题没有天生的读者群，但我安慰自己一些年后会有的，会有更多像我这样的‘混合甜品。”
13 赵毅衡：《后仓颉时代的中国文学》，《花城》2001年第5期；《三层茧内：华人小说的题材自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汉语边界外的中国文学》，《华文文学评论》2019年（第六辑）。
1428 [澳]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格瑞斯·格里菲斯、海伦·蒂芬：《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和实践》，任一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9页，第35页。
15 [英]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韩敏中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56页。
16 “逆写帝国”（The Empire Writes Back）出自拉什迪1982年在《泰晤士报》发表的同名文章。这一短句除了是1980年上映的电影Star Wars： The Empire Strikes Back标题的双关语外，因在讨论后殖民文学时被多次引用成为其重要特征之一。
1833 Brian Lennon. In Babels Shadow： Multilingual Literatures， Monolingual Stat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p.51.[美]列侬在此借用了布尔迪厄的著名观点语言作为一种“象征性权力”来说明英语所蕴含的全球化意识形态，参见[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言语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褚思真、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页，第38页。
19 Sarah Brouillette. Postcolonial Writers and the Global Literary Marketplace.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p.73-74.
2033 Graham Huggan. The Postcolonial Exotic： Marketing the Margin. London： Routledge， 2001， p.xi， p.32.
242535 Gill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p.17， p.19， p.18.
26 Salman Rushdie. Imaginary Homelands： Essays and Criticism 1981-1991. London： Granta， 1991， p.10.
27 《1948年英国国籍法案》（The British Nationality Act 1948）赋予所有联合王国和殖民地合法居民以英国公民身份，在一定程度上鼓励殖民地居民进入英国，由此带来了二战后初期的移民潮。
2937 Homi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37， pp.112-116.
30 [加]琳达·哈琴将“历史元小说”阐释为“既具有强烈的自我指涉性，又自相矛盾地宣称与历史事件、人物有关”的艺术形式，参见《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李杨、李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目前中文学界多从这一视角分析《孤岛占有》，参见⑦。
31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9页。
32 Anamik Saha and Sandra van Lente. Rethinking“Diversity”in Publishing. London： Goldsmiths Press， 2020， p.2.
36 东帝汶在十六世纪被葡萄牙殖民，直到1975年11月28日由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Fretilin）宣布独立，九天后被印度尼西亚军队入侵并占领；除了附近的澳新外，几乎没有西方新闻媒体关注过东帝汶事件。毛翔青的小说出版后，东帝汶终于在1996年贝洛主教（Bishop Belo）和反抗运动领袖拉莫斯·奥尔塔（Ramos Horta）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引起了世界媒体的关注，随后于1999年重获独立，由联合国协助重建。
38 Robert Spencer. Cosmopolitan Criticism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166.
39 關于跨国世界中语言与民族国家的非同质性，详见Walter Mignolo. Local Histories/Global Designs： Coloniality， Subaltern Knowledges， and Border Think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19.
40 Lucy Hughes-Hallett. “A Singular Obsession： Timothy Mo”， Vogue， 1986（8）， p.150.
41 Shirley Geok-Lin Lim. “A Conversation with Timothy Mo”， World Englishes， 2010， 29（4）， p.561.
42 [法]弗朗兹·法农：《黑皮肤，白面具》，万冰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434748495052 Timothy Mo. The Monkey King. London： Paddleless Press， 2000， p.5， p.6， p.26&95， p.11&96， p.254， p.255.
45 学界认为，熊式一和蒋彝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创作“回应了英国人对中国的错误想象”并“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去神秘化”。详见Diana Yeh. The Happy Hsiungs： Performing China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it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p.43; Da Zheng， Chiang Yee： The Silent Traveller from the East： A Cultural Biography，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10， p.xiv.
46 ?Timothy Mo. An Insular Possession. London： Paddleless Press， 2002， p.15. 当伊斯曼来找他主人学画时，阿昌前往通报：“Grinning Ah Cheong，[…]‘Mastah Eastman just now come chop-chop say you plomise give him sketch-y lesson today， you no lemember bimeby？”
51 MGH. “File under‘Nut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6 July 1978， p.13; 阮炜、杨露：《“猴王”被生吃的跨文化内涵》，《山东外语教学》2012年第1期，第79页。
535461 Timothy Mo. Sour Sweet. London： Paddleless Press， 1999， p.9， p.162， p.141.
56 Deborah L. Madsen. “Diaspora， Sojourn， Migration： The Transnational Dynamics of ‘Chineseness”， Diasporic Histories： Cultural Archives of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eds. Deborah L. Madsen and Andrea Riemenschnitte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p.46.
57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陆续有学者用“中国新移民”一词指称改革开放后来自中国大陆的具有高学历、高技能、高收入与高流动性等特征的海外华人，强调其身份的灵活性，以区别于以劳工为主体构成的老一代华人社区，参见Ien Ang. “Migrations of Chineseness.” Span： Journal of the South Pacific Association for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Studies， 1993（34-35）， pp.3-15; Shirley Geok-Lin Lim.“Immigration and Diaspora.” An Interethnic Companion to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ed. King-Kok Cheung.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289-311; Aihwa Ong.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586366 Timothy Mo. The Redundancy of Courage. London： Paddleless Press， 2002， p.30， p.446， p.30.
59 [英]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陈永国译，收入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页。
60 新世纪英国华人作家郭小橹在《曾经在东方》中用这句话重新阐释了“家”的特性。详见，Xiaolu Guo， Once Upon a Time in the East， London： Vintage， 2017， p.159.
62 關于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的表征，详见Colin MacKerras.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36.
65 Kate Pullinger. “Creating a Hero of Our Times.” The Sunday Times， 14 April 1991， p.6.
67 相关的自传体回忆录可参见[英]虹影《饥饿的女儿》（Daughter of the River， 1997）、[英]高安华《天边》（To the Edge of the Sky， 2000）和[英]穆爱萍《朱门》（Vermilion Gate， 2000），它们与《鸿》的共同点在于都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自我东方化”以迎合西方出版市场对“他者”的兴趣。
687576 Timothy Mo. Renegade or Halo2. London： Paddleless Press， 2000， p.190， p.31（原文“Torquemada”和“Loony Tunes”分别指代西班牙和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p.261（Halo2[完整形式halo-halo]是东南亚地区一种色彩丰富、质地多样、配料混合的甜品，在小说中起到了主题隐喻的作用）.
69 Floya Anthias.“ New Hybridities， Old Concepts： The Limits of‘Culture.”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001， 24（4）， p.638.
7071 Kuan-Hsing Chen. Asia as Method： Toward Deimperializa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98， p.99.
72 Braj B. Kachru. Asian Englishes： Beyond the Can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5.
737478 Timothy Mo. Brownout on Breadfruit Boulevard. London： Paddleless Press， 1997， pp.26-27， p.214， p.207. 毛翔青对伊尼特夫人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影射了菲律宾前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和在任时贪污腐败的马科斯政府（1965-1986）；原文“moral brownout”一语双关，既呼应标题的“灯火管制”又有“动力减退”之意。
77 关于流浪汉形象在当代文学中的演变和发展，详见Jens Elze. Postcolonial Modernism and the Picaresque Novel： Literatures of Precarit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p.1-2.
80818283 Timothy Mo. Pure. London： Turnaround Books， 2012， p.7， p.8， p.72， p.104&313.
84 直到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学界才开始关注华人族群在英国社会的文化政治参与，参见Diana Yeh.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In/Visibility： Contesting‘British Chinesenessin the Arts”， Contesting British Chinese Culture， eds. Ashley Thorpe and Diana Yeh.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p.31-33.
（責任编辑：黄洁玲）
Abstract： A Chinese-English writer who commanded much attention in the world of letters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Great Britain and was of the British-Hong Kong origin， Timothy Mo，in his cross-century literary practice， showed a change that went from ethnicity to worldliness.The early works he published while living in London represented a subtl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Hong Kong from a postcolonial point of view， making a comic response to the Chinese label the mainstream society had put on him. After he moved to reside in Southeast Asia， his later works gradually showed a sense of cosmopolitanism that transcends the ethnic boundary with his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the process of decolonisation and de-imperialization in Asia. This article is an overall attempt to examine seven books so far published by Timothy Mo from the Chinese English historical literary perspective， with the opinion that his writing， over time， is a deterritorialization of British colonial power and Chinese disasporic identity， having contributed to the non-homogenization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mes in this literary area.
Keywords： Timothy Mo， trans-racial， Chinese English literature， deterritorialization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