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刘登翰；华文文学学科；学术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3）1-0087-09?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大陆学术界重新发现了台湾文学、香港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澳门文学也渐入学者视野。1982年第一届香港台湾文学研讨会，“标志着这一研究逐渐从零散的个人的学术行为，转化成为有计划有组织的学科性建设的开始。”①1985年汕头大学《华文文学》创刊，可谓“华文文学”作为文学和学术概念在中国大陆的正式亮相。②在1991年“中山会议”以后，中国大陆学界形成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新格局，并成为华文文学研究的专业“朋友圈”。1993年第六届“庐山会议”以后，常规性会议的召开多打着“世界华文文学”旗帜。华文文学研究也在1990年代明显地向学科化建设方向发展。时至今日，华文文学研究已走过四十余年发展历程。这四十余年，也正是共和国的政治、经济趋向开放与文化趋向多元的关键时期，华文文学学科发展与共和国的开放步骤同步，是一个年轻但也有点历史积淀的学术领地。黎湘萍先生曾说，如果讨论1979-2009的当代生活，他会选择“作为这三十年重要风向标的台湾、香港、澳门与海外华人文学”作为讨论的切入点，而“这个领域的代表人物”则会首选刘登翰先生，因为他“是在思想方法上和具体实践中对这个新的研究领域或‘新学科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诚然。为这个学科的成长付出心血的多位前辈大家中，刘登翰是学科研究领域开风气之先的代表人物，对刘登翰进行“学术个案”研究，对华文文学学科来说显得非常重要。
一、中国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的旗手和
“通史”建构者
1980年代以来，台湾文学研究成为显学。两岸从事台湾文学研究的代有人才。白少帆、刘登翰、黎湘萍、黄重添、陆士清、黄万华、古继堂、古远清、朱双一、袁勇麟、方忠、张羽、计璧瑞、白杨、樊洛平、梁燕丽、陈映真、吕正惠、杨照、龚鹏程、许俊雅、萧萧等，都是台湾文学研究领域有建树的学者，也有松永正义、横路启子等国际学者在台湾文学研究领域有所成绩。刘登翰不是最早介入台湾文学研究的人，台籍学者更早对其本土文学研究倾注了心力；但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刘登翰是学科领域最早的开荒者之一，是台湾文学研究的旗手。刘登翰在台湾文学研究领域的显著贡献，主要是对台湾诗歌的整理、研究与对台湾文学通史的建构。
（一）选编与研究台湾诗歌
刘登翰是台湾文学研究的旗手。1980年代初刘登翰就通过各种途径，开始了台湾诗歌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1980年代介入臺湾文学研究的人不多，刘登翰、陆士清、王晋民、黄重添、山田敬三、夏钟、徐学、庄明萱、古继堂、王宗法等是较早涉足台湾文学研究的学者，他们中有人关注“战后台湾文学史基础”，有人关注台湾文学批评，有人关注台湾文学发展趋势，刘登翰最钟情的却是台湾诗歌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1987年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刘登翰厚达六百多页的《台湾现代诗选》，收录纪弦、覃子豪、钟鼎文、杨唤、彭邦桢、方思等四十位诗人近四百首诗，“可能仍是当时大陆介绍台湾诗歌规模最大也最全面的一部。”③《台湾现代诗选》对于草创阶段的学科建设而言，是非常及时而厚重的奠基石。进入1990年代，台湾文学研究得到两岸学者更热情的关注。陈映真、吕正惠、林承璜、古远清、汪景寿、吴奕锜、陈辽、白舒荣、刘俊、彭小妍等纷纷涉足台湾文学研究。黎湘萍、汪毅夫等对于日据时代台湾文学的研究，朱双一、方忠、马相武等对台湾文学思潮的关注，黄万华对“台湾文学经典”的注目，岳玉杰对台湾文学中的地域文化差异的研究，呈现了1990年代台湾文学研究的多元化态势。刘登翰的特殊贡献，使他专注于台湾诗歌研究并在此领域持续精进。洪子诚、刘登翰合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史》（1993，人民文学出版社），卷三为台湾诗歌，这部分围绕诗社、诗刊、诗人，从现代主义诗潮和现实主义诗潮两个向度出发，勾勒当代台湾诗歌的图景。在大陆学术界，这是较早对当代台湾新诗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刘登翰、朱双一合著《彼岸的缪斯——台湾诗歌论》（1996，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从“诗潮论”和“诗人论”的角度，主要对当代台湾诗歌的思潮、走向与70位重要诗人进行了深度论述。《彼岸的缪斯》可视为《台湾现代诗选》和《中国当代新诗史》（1993年）之卷三“台湾诗歌”的研究拓展和深化。作者对横跨洛夫数十年诗歌创作的确切评述，尤其是对洛夫长诗《石室之死亡》中生死同构的生命主题的解读，很见功力。作者说纪弦“一贯主张‘诗的纯粹性”，但其诗歌创作经历并不“纯粹”；纪弦强调“知性”且“排拒抒情”，而本质上却“是个浪漫诗人”。这些评述刷新了人们对现代派“元老”纪弦的印象。《彼岸的缪斯》之“诗潮论”，对台湾当代诗潮中“战斗诗歌”的论述，对1980年代以来台湾诗坛“中国”“本土”“世界”多元观照角度的论述，都是《中国当代新诗史》（1993年）之卷三“台湾诗歌”研究的拓展和深化。此外，《文学薪火的传承与变异——台湾文学论集》（1994，海峡文艺出版社）也是刘登翰重要成果，其中有“总论”，有小说论，有诗歌论，可以见出刘登翰在台湾文学研究领域拓展的学术足迹。
新世纪以来，台湾文学研究硕果累累。陈映真、吕正惠、刘登翰、古远清、陈辽、陈思和、周良沛、倪金华、樊洛平等率先发表台湾文学研究论文。厦门大学、南京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培养出一批批年轻学者，也都参与到台湾文学研究中来。新世纪极其厚重的研究工程是赵遐秋、金坚范主编的十一卷《台湾作家研究丛书》④，依次对赖和、张我军、杨逵、吴浊流、钟理和、吕赫若、林海音、陈若曦、陈映真、黄春明、施叔青等作家进行研究。古远清宝刀未老，研究著作一本一本接踵而至。⑤袁勇麟注重文献史料的整理；朱双一、张羽、朱立立、张重岗、吕正惠、张诵圣等关注台湾文学思潮；汪毅夫、黄万华、陈映真都关心战后初期的台湾文学；刘小新、贺昌盛关注台湾文学中的“殖民现代性”或“现代性诉求”；李娜、徐秀慧、徐纪阳、刘奎等关注台湾左翼文学。还有刘俊出版《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白杨、向忆秋对《创世纪》诗社和“诗魔”洛夫进行专题研究，萧萧出版《台湾新诗美学》《现代新诗美学》《后现代新诗美学》，以上都是台湾文学研究的成绩。由于台湾诗歌研究著作相对较少，刘登翰数十年来对诗歌研究的深情投入，就显得弥足珍贵。
（二）建构台湾文学通史
刘登翰在台湾文学研究领域的重大贡献，是他领衔主编的120万字《台湾文学史》（以下简称“刘编《台湾文学史》”），⑥是两岸描述台湾文学丰沛全貌的首部通史，⑦其规模之宏大无人能及，它是台湾文学学科发展最厚重的奠基石。
台湾文学史的著述是台湾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工程，各类台湾文学史的著述从1980年代以来日趋热络。有白少帆等主编《现代台湾文学史》（1987）、黄重添等主编《台湾新文学概观》（1991）、陆卓宁主编《20世纪台湾文学史略》（2006）、李诠林《台湾现代文学史稿》（2007）、黄万华《多源多流：双甲子台湾文学（史）》（2014）等。地方文学史的撰述在中国台湾也形成风潮，如游建兴《清代噶玛兰文学发展史》（2008），诸如台中县、高雄市等地的地方文学史，都有学者撰述。从文类进行研究的，有古继堂《台湾小说发展史》（1989）和《台湾新诗发展史》（1989）、（台湾）廖学兰《台湾诗史》（1989）等。还有各种“专门史”研究，如古远清《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1994）、吕正惠和赵遐秋主编《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2002）、（台湾）杨若萍《台湾与大陆文学关系简史（一六五二——一九四九）》（2004）、朱双一《台湾文学创作思潮简史》（2010）、（台湾）罗秀美《文明·废墟·后现代——台湾都市文学简史》（2013）、（台湾）邱各容《台湾近代儿童文学史》（2013）、林丹娅主编《台湾女性文学史》（2015）等。
从上述台湾文学史著述风潮来看，刘登翰的学术贡献显而易见。他傲立潮头，是台湾文学史著述当之无愧的开路先驱之一。在刘编《台湾文学史》之前，相关研究成果有白少帆等主编《现代台湾文学史》（1987）、黄重添等主编《台湾新文学概观》（1991）等。《现代台湾文学史》“以1945年台湾光复作一界碑”，将现代台湾文学史划分为“新文学阶段”（又称“日据后期的台湾文学”）和“台湾文学的当代发展阶段”。⑧著作在当代中国大陆学术界引发“台湾文学史”书写风潮，意义重大。《台湾新文学概观》也是对20世纪台湾新文学的叙述，并暗含着文学史线索，其丰富的文献价值无疑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奠基石。刘编《台湾文学史》的开拓性贡献，在于它是两岸首部描述台湾文学丰沛全貌的通史，且规模宏大。它分为四编。第一编古代文学，第二编近代文学，第三编现代文学，第四编当代文学，其中“当代文学”厚达九百多页。在论述篇幅和容纳的文学史内容上，刘编《台湾文学史》迄今都是同类著作中的“巨无霸”。它叙述了血肉丰满的台湾文学全貌，是台湾文学史著述风潮中较早出现的领潮之作。刘登翰将自己深思熟虑的文学史观念融入著作，使其有了灵魂的支撑。分流与整合、传承与变异的文学史观，就是支撑这部著作的灵魂。基于这样的文学史观，刘编《台湾文学史》认为台湾文学是“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有机构成存在和发展的”，但由于被外族割据和民族分裂，台湾文学“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被迫逸出了中国文学主体的运动轨迹，而呈现出自己特殊形态和进程的运动方式”，⑨但是，“对共同文化母体的确认和文学传统的继承，使两岸文学在深层上始终存在着一条整合的精神纽带。”⑩台湾文学与母体文学之间呈现出分流与整合的矛盾运动方式，但它始终是中国文学在台湾这块厚土上所呈现的特殊形态。
在刘编《台湾文学史》出版后，两岸又出现许多相关著述。有的是“断史”，有的是文体史，有的是“專门史”，作为通史的刘编《台湾文学史》显得意义尤为重大。在文学史观念上，中国大陆学者基本上将台湾文学视作中国文学的特殊形态。在中国台湾学者中，像杨若萍这样的年青一代，鼓起正视历史的勇气去研究台湾文学而发现两岸文学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无论如何，刘登翰的文学史观念都在两岸产生了深远影响。2014年黄万华教授推出其厚重的《多源多流：双甲子台湾文学（史）》，从割让到战前、战争时期、战后30年和近30年四个阶段叙述“双甲子台湾文学”。在此著作中，黄教授提出现当代文学的“分合性”特征与中华民族文学传统的离散等命题，与刘登翰“分流与整合”的文学史观异曲同工。
二、开拓与提升港澳文学研究境界
台港澳文学是刘登翰在华文文学研究中最先关注的领域。台湾文学与闽南文化紧密相关，港澳文学与岭南文化血肉相连，台港澳文学可视为闽南文化、岭南文化在台港澳地区伸展的文化触角。刘登翰主编《香港文学史》（以下简称“刘编《香港文学史》”）于1997年由香港作家出版社出版，隔年刘登翰主编《澳门文学概观》（以下简称“刘编《澳门文学概观》”）出版，这是刘登翰在香港和澳门文学研究领域的标志性成果，它们开拓与提升了港澳文学研究境界，贡献巨大。
（一）刘编《香港文学史》提升香港文学研究境界
香港文学研究在1980年代就有所成绩。黄维樑所著《香港文学初探》（1987）从“通论”“诗论”“散文论”“小说论”“文学批评论”“杂论”等六辑，证明香港并非“文化沙漠”。其时，尚有许冀心、巴桐、潘亚暾、谢常青、卢菁光、李国柱、柳苏、乐融融、罗隼等学者关心香港文学。但1980年代发表的文字，或者是港台文学会议纪要（侧记、简介），或者是“香港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香港南来作家简论”“香港文学杂谈”之类大而化之的选题。1990年代以后，香港文学研究开始出现比较出色的成果，中国大陆和香港两地学者潘亚暾、杨匡汉、刘登翰、赵稀方、黄万华、古远清、袁良骏、王宗法、王列耀、施建伟、颜纯钩、王剑丛、彦火等，都不同程度地介入香港文学研究。1990年代撰写香港文学史的工程也开始启动。谢常青著《香港新文学简史》（1990），潘亚暾、汪义生著《香港文学概观》（1993），王剑丛著《香港文学史》（1995），刘登翰主编《香港文学史》（1997，香港作家出版社；1999，人民文学出版社），施建伟、应宇力、汪义生著《香港文学简史》（1999），多部文学史著作的出版使香港文学研究变得更加厚重起来。《香港新文学简史》比较注重对香港文学刊物、组织、活动等方面的描述。《香港文学概观》是近700页的厚著，将1920年代以来的香港文学分为1920-1949、1950-1983、1984年以后等三个历史阶段，对其进行纵横交错、面点俱到的评述。刘以鬯在评述早期“香港文学史”著作时指出：谢常青《香港新文学简史》“是一本开拓性的著作”，“美中不足的是《简史》只写1949年以前30年的香港新文学。”潘亚暾、汪义生《香港文学概观》是“接近通史的专著”，“对香港文学的发展历程作了概略的探究研讨，重在评述。”11王剑丛著作将香港作家构成分为第一代本土作家、老一代南迁作家、新一代本土作家、新一代南迁作家，整本《香港文学史》主要是对这四个群体作家创作的评述。施建伟、应宇力、汪义生三人的合著，主要是香港的文学活动、刊物、社团的介绍和部分香港小说、诗歌、散文创作的阐述，著作名为“简史”，名副其实。
在1990年代多部香港文学史著述中，刘编《香港文学史》是学术价值最突出、规模最大的一部，它的出版既极大地提升了香港文学研究境界，也开拓了香港文学研究疆界。首先，在文学史观念及对香港文学某些重要议题的论述上，刘编《香港文学史》论述深入，呈现的史观契合香港文学史。对于何为“香港文学”的认知，王剑丛认为，“只要由香港作家用华文进行创作，其作品就是香港文学作品。”12施建伟、应宇力、汪义生认为，“在世界华文文学的球体结构里，香港华文文学的确切含义应该是代表香港地区华人文化的文学。”“无论是在中国文学还是在世界华文文学的格局中，它都是一个独特的形态。”13刘编《香港文学史》将对“香港文学”的认知置于文学史所面对的实际的叙述对象，“我们一般所说的‘香港文学，指的是发生在香港文坛上所有对香港文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学现象——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14这个描述摆脱从“香港身份”出发的界定，更能够返回香港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真相。刘编《香港文学史》顾及到了在香港可能存在的“外国人生活圈流行的‘文坛”，虽然没有对此类特殊“香港文学”进行阐述，但刘编《香港文学史》思维的周密，是毋庸置疑的。又如，在香港文学分期的问题上，潘亚暾、汪义生《香港文学概观》将1920年至1949年的前30年，视为“香港文学的拓荒萌芽期”，将1950年以来的40多年，视为“成长茁壮期”，15并认为1949年以前不存在“独立于中国新文学之外的香港文学”，当代香港文学是“具有自己特殊形态”的“当代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16刘编《香港文学史》粗分“上卷（香港开埠—1949）”“下卷（1950—1997）”，也有将香港文学作为两大板块论述的思路，但它从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出发，将“延伸与互补”“分流与整合”的文学史观念融入到《香港文学史》的整体建构之中。对于当代香港文学，刘编《香港文学史》“倾向于从香港文学都市文化品格的形成和都市文学价值的确立来考察香港文学的发展和变化”，17这无疑契合香港文学的当代生存形态。其次，刘编《香港文学史》具有开疆拓土的意义。潘亚暾、汪义生所著《香港文学概观》，施建伟、应宇力、汪义生所著《香港文学简史》，王剑丛所著《香港文学史》，与刘编《香港文学史》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可谓20世纪香港文学通史，但前三部著作对于香港文学史的叙事从1917年前后开始，这里面暗含着一个中国大陆的新文学叙事逻辑在里面。厚达760多页的刘编《香港文学史》，始终将香港文学的发展置于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的大环境之中，充分地揭示了香港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脉络。刘编《香港文学史》的研究疆界拓展到古代，从香港开埠以前的文化教育和19世纪香港开埠以来的文化环境，描述香港文学发生的源头。刘编《香港文学史》中的“《循环日报》与王韬对香港文学的开创性作用”等章节，都是著作在研究疆界上的突破。1874年王韬与人合办《循环日报》并创办该报副刊，被刘以鬯等人认为是“香港文学的起点”。18刘编《香港文学史》在研究疆界上的拓展，充分地展示了香港文学发生、发展的丰富面貌。
新世纪以来，香港文学研究取得了更大成就。除了黄维樑、刘登翰、古远清、赵稀方等学者继续关注香港文学，凌逾、白杨、陈国球、钱虹、袁勇麟、计红芳以及更年青一代的黄一、徐诗颖等，都或深或浅介入香港文学研究。学术专著更呈现出个人研究特色。赵稀方教授推出《小说香港》（2003），从小说中“见证历史想像”，也在“‘小说—香港的互动关系中建立视察香港小说的视角”。19黄万华教授推出厚重的《百年香港文学史》（2017），对“香港旧体文学和早期新文学（19世纪后期—1945）”和战后三十年香港文学，展开文学史的描述和判断，对近30年香港文学（1980年代以来）进行“文学批评”观照。新世纪以来香港文学研究的丰收和深化，得益于刘编《香港文学史》等这些1990年代学术成果的滋养，是在既有学术积累的基础上所实现的香港文学研究的深化和升华。
（二）“澳门文学史”著述的开荒人
刘登翰是“澳门文学史”著述的开荒人，是澳门文学研究的开路先锋。
学术界对澳门文学研究的重视，是从1990年代开始。1988年芦荻、李成俊、云惟利等多人联名出版《澳门文学论集》（1988），体现了澳门本土学者对澳门文学研究的关切。1990年代以后，刘登翰、古远清、陈辽、施建伟、公仲、刘小新、江少川、林承璜、黄修己、周文彬、王剑丛、郑炜明、陶里等人，或深或浅地介入澳门文学研究。这个时期发表的文章，多属于印象式述评或总体性评论。多部澳门文学研究论集或论著的出版，表明澳门文学研究得到了澳门本土和内地学者的高度重视。庄文永《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澳门文学评论集》（1994），邓骏捷《澳门华文文学研究资料目录初编》（1996），李观鼎《澳门文学评论选》（1998），程祥徽、鄭炜明主编《澳门文学研讨集——澳门文学的历史、现状与发展》（1998），刘登翰主编《澳门文学概观》（1998），田本相、郑炜明主编《澳门戏剧史稿》（1999），就是1990年代澳门文学研究的主要成果。从上述著作来看，刘编《澳门文学概观》是名副其实“澳门文学史”著述的开荒之作。
《澳门文学概观》是福建和澳门学者高效协作的成果，著作共十章，刘登翰撰写第一章《文化视野中的澳门及其文学》，郑炜明撰《16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的澳门文学》，仲鹤撰《澳门新文学的发展历程》，陶里、庄文永撰《澳门的新诗创作》，廖子馨撰《澳门的散文创作》，陶里撰《澳门的小说创作》，郑炜明撰《澳门的戏剧活动与创作》，施议对撰《澳门的旧体诗词创作》，李观鼎撰《澳门的文学批评》，汪春撰《澳门的土生文学》。《澳门文学概观》评述的“是发生在澳门的所有文学现象”，所论的“是兼及‘关于澳门的文学和‘属于澳门的文学”，20这种宽泛的“澳门文学”认知（研究思路）被后来同类著作所认可，郑炜明《澳门文学史》、饶芃子等著《边缘的解读：澳门文学论稿》对“澳门文学”内涵的描述，都未脱离这个思路。《澳门文学概观》对澳门文学性质、发展进程等各方面的判断（如澳门文学“植入”论、1980年代以后澳门文学走向“自觉”论），也被新世纪以来的同类著作所认同。2008年饶芃子等著《边缘的解读：澳门文学论稿》，被学者视为“一部真正渗透着作者学术视野与心得的澳门文学研究专著”21，它将澳门文学置于澳门文化视野中谈论，从跨文化、身份批评的视角，对澳门当代汉语文学创作和土生文学创作进行“边缘的解读”。文化研究思路及对“土生文学”的重视，正是刘编《澳门文学概观》的研究特点。
新世纪以来，澳门文学研究又出产多部著作，有廖子馨《千禧澳门文学研讨集》（2002）、郑炜明著《澳门文学史初稿》（2004）、丘峰和汪义生著《澳门文学简史》（2007）、饶芃子等著《边缘的解读：澳门文学论稿》（2008）、朱寿桐主编《澳门新移民文学与文化散论》（2010）、吕志鹏著《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1938-2008）》（2011）、郑炜明著《澳门文学史》（2012）22及王列耀、龙扬志《文学及其场域：澳门文学与中文报纸副刊（1999-2009）》（2014）等。在上述著作中，也有几部文学史，如郑炜明《澳门文学史初稿》（2004）和《澳门文学史》（2012年）是同一部著作在香港和大陆的不同版本，它对澳门文学史的描述有些新意（它专设一章《澳门的民间文学》，这是同类著作所忽略的），不过它偏向文学活动和文学作品的述评。丘峰和汪义生著作恰如书名，是对澳门文学的简化评述。吕志鹏著作“是以学院学术规范对澳门新诗展开全面研究的第一本学术专著”23，属于文体史研究。朱寿桐主编的著作和王列耀、龙扬志的合著，乃是专题性质的论著。上述新世纪以来的著作各有成就。刘编《澳门文学概观》在“澳门文学史”著述上的开拓之功，对学科建设的奠基作用，值得学界敬重。
三、深入“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
源头和未来
在学术研究上，刘登翰经历了三次转型——从中国大陆文学研究跨入台港澳文学研究，从台港澳文学研究转向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从文学研究转向区域文化研究。21世纪以来，刘登翰更侧重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突出贡献是主编《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20世纪美华文学史论》（2007，上海三联书店）。在这部著作之前，（美）尹晓煌著有《美国华裔文学史》（2006）。《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既是追寻美华文学发展历史脉络的文学史著作，也是对美华文学史上某些“关键点”（例如旧金山的华人作家群、1980年代的新移民文学等）进行专题论述的文集，它侧重研究华人移民作家的中文创作，与《美国华裔文学史》侧重研究美国土生华裔的英文创作形成互补，两者共同建构了美国华人文学双语创作的相对完整的文学史图景。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刘登翰在理论建构与“过番歌”的整理、研究方面，成绩非凡。
（一）理论建构：着眼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未来”
刘登翰见证了华文文学学科的萌芽、发展和成长，有感于华文文学缺乏具有自洽性理论支撑的研究困境，刘登翰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设性的学术概念，或者对一些重要学术概念做出理论阐释，为华文文学研究突破理论困境做出了贡献。
1. “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世界华文文学”
华文文学创作及对华文文学的研究，是一个世界性现象。国内外学术界召开很多次学术会议。在国际上，1989年新加坡召开了第二届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在国内的华文文学学科建设过程中，随着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学术会议的命名经历了从“台港文学”到“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变化。1993年庐山会议打出了“世界华文文学”旗号，以整合中外所有汉语文学创作现象。“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世界华文文学”概念的提出，都体现了跨界整合的学术研究思路。
刘登翰指出，“华文文学”是“离散”文学，但“华文文学”概念的提出体现了“面对‘离散的一种想象的整合建构”，它包含着“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的学术理想。华文文学因其是华文/华人的而“有着共同的文化脉络与渊源”，又因其跨域/离散而凝聚着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人生存的历史、经验与华文书写的美学特征及创造。“华文文学的跨域建构，就是在共同语言、文化的背景上肯定差异和变化的建构，多元的建构。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华文创造，既是‘他自己，但也是‘我们大家。这就是我们所指认的‘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24“世界华文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都是从全球视野表述华文文学的概念。很多学者认为“世界华文文学”理应包括中国大陆的汉语文学。朱双一教授的理解富于创意，他认为“世界华文文学”的本质特征是“世界”，“世界”是个动词，“世界华文文学”就是“全世界以汉字书写具有跨界流动性的文学”。25的确，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实践中，学者通常以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为研究对象。刘登翰说，“世界华文文学”这个命名，“使‘台港澳暨‘海外的华文文学，不再只是地域的圈定，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定位，作为全球多元文化之一维，纳入在世界一体的共同结构之中，使这一命名同时包含了文化的迁移、扩散、冲突、融合、新变、同构等更为丰富的内容和发展的可能性。”26
学术界的“世界华文文学”命名体现了对学科性质、特征的充分认识，“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的提出则体现了华文文学“跨越国家和政治的边界”的大同理想。刘登翰对这两个概念有新的理论诠释，刘登翰将“世界华文文学”置于“全球多元文化之一维”的定位考察文化的扩散、融合、新变等特點，并在“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里发现了特殊性（地区的差异、变化）和普遍性（共同的语言、文化背景）的辩证统一，“大同”并未遮蔽世界各地多元的华文创造。刘登翰的诠释丰富、深化了“世界华文文学”“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的理论内涵。
2. “族性的华文文学”“华人文化诗学”
2004年刘登翰与刘小新研究员合作，撰写《关于华文文学几个基础性概念的学术清理》《华人文化诗学：华文文学研究的范式转移》，提出“族性的华文文学”“华人文化诗学”等理论概念。
鉴于学术界“语种的华文文学”“文化的华文文学”的争鸣，两位刘教授提出“族性的华文文学”以表述自己的学术观点。“‘族性的华文文学作为华族意识再现、想象与表征的一个新观念”，它对华文文学的观察视野“真正进入华人社会之中”，从社会学意义上理解和认识“华族的生存境况和精神状态”；它使我们认识到海外华文文学的文化身份问题，“它以独特的‘华人性即差异美学，参与了所在国文学的形塑与建构”；“族性的华文文学”概念“有助于我们把华文文学重新还原到其发生、生存与发展的文学与文化场域，在多元族群的文学与文化互动、交流与摩擦、冲突与协调中，来探讨华文文学的表征政治与话语修辞策略。”27刘登翰从“族性”出发去认知华文文学在其所在国的身份问题，切实重视华文文学表征华族意识、文化政治的意义。这个概念深化了学术界对“华文文学”的理论认知。“华人文化诗学”更具体地提供了华文文学研究的理论工具。“华人文化诗学”提倡“形式的意识形态批评”，“建构以‘华人性为研究核心，以‘形式诗学与‘意识形态批评统合为基本研究方法”，“在更加开放的社会科学视域中审视与诠释华人文学书写的族裔属性建构意义及其美学呈现形式。”28
“族性的华文文学”“华人文化诗学”等学术概念所重视的“族性”“华人性”，都呈现出“华人表现文化”的“族属性特征”，且“有着丰富的文化政治蕴含”。29两个学术概念的提出，既可以改善以往过于偏重研究海外华文文学与母国文学、中华文化关系所带来的研究困境，也因其契合海外华文文学生存和发展的文化环境而能够有效解决华文文学研究的理论困境，提示了一种华文文学研究的“未来”途径。
可以说，刘登翰对“世界华文文学”“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的理论阐释，都重视华文文学在本土的文化表现、生存形态，他对“族性的华文文学”“华人文化诗学”的理论建构，侧重考察华文文学在其本土的族性文化特征及其蕴含的文化政治意义。在华文文学理论建构上，刘登翰学术思维的共同点，都是力求将华文文学置于华人生存的历史、经验和华文创造的本土环境中进行考察，这个可贵的学术思路，无疑将开启华文文学研究的“未来”路径。
（二）“过番歌”整理与研究：触摸海外华文文学的源头
近几年刘登翰专注于“过番歌”的整理和研究，出版了《过番歌文献资料辑注·福建卷》。“过番歌是伴随中国海外移民产生和流传的民歌的总称。”30《过番歌文献资料辑注·福建卷》收录的是反映福建一地往东南亚和美洲移民的100首过番歌（不含异本和异文36篇）。它分为“长篇说唱”和“短篇歌谣”，另外附录“关于过番歌的相关论述”。“长篇说唱”收录《新刻过番歌》《最新番平歌全本》《下西番》《黄乃裳出洋记》《南洋诗》《出番记》《南洋记》《番婆弄》等八首及其部分“异本”。“短篇歌谣”包含“相邀到番邦”“父母主意嫁番客”“问君番邦几时返”等三个主题的歌谣及其部分“异文”。由于“过番歌”既是华文文学的“民间书写”，也是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重要“源头”，因此《过番歌文献资料辑注·福建卷》的整理出版，意义重大，它为学界拓展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视角和疆界，提供了极富价值的文献。
刘登翰在“过番歌”研究方面，主要考察了《过番歌》版本、流传，论述了“过番歌”的文化意蕴与意义，阐述了“过番歌”的文化冲突和劝世主题。
在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传于闽南、台湾及东南亚华人社区的闽南方言长篇说唱詩《过番歌》的版本考察方面，刘登翰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多个版本。1980年代，法国苏尔梦教授、龙巴尔先生携来施博尔（施舟人）教授在台湾搜购的《新刻过番歌》（厦门会文堂发行、“南安江湖客辑”）拜访刘登翰，刘登翰带着他们一道寻访该唱本产生和流传的闽南一带，又发现另外几个版本。1922年厦门博文斋发行的石印本《特别最新过番歌》，“与会文堂的《过番歌》几乎完全相同”。1987年厦门周学辉校注并内部铅印的《过番歌》和安溪吴圭章、杨世膺校注并署名“安溪善坛钟鑫著”的内部铅印本《过番歌》“完全一样”，新加坡林姓华侨1983年带回安溪的手抄油印本，与上述两个版本“只有某些方言用字的差异”，三者“来自同一个母本”。“目前发现的《过番歌》最早版本，仍为会文堂《新刻过番歌》。”31刘登翰依据主人公的籍贯把会文堂、博文斋本称为“南安本”，把其他三个刊本称为“安溪本”。刘登翰发现南安本与安溪本的主题、情节、结构到创作和演唱的目的，基本上一样，都写了贫苦农民过番谋生，谋生无着的失望，加上不堪乡思的折磨，主人公重返故里。《过番歌》意在通过主人公亲身经历劝告世人：“番平好趁是无影”，“劝凭只厝若可度，番平千万不通行。”32南安本、安溪本《过番歌》并非两部独立作品，而是流传过程中出现的异本。刘登翰从考据的角度和田野调查的方法得出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
关于“过番歌”的文化意蕴、主题，刘登翰在《追寻中国海外移民的民间记忆——关于“过番歌”的研究》《论过番歌的文化冲突和劝世主题》等文章中给予论述。刘登翰将《过番歌》“作为中国海外移民的一份民间记忆来追索和建构”，《过番歌》研究“是面对一份充满血泪的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人的世界性生存经验”33。“过番歌”的主人公都面临着安土重迁和拓展海外的文化冲突，这也体现了“传统与现代、大陆与海洋这两种文化的冲突”。“过番歌”创作和演唱的动机、主题是“劝世”，它“是站在维护传统消极苟安的生存观念来编写和演唱的”，“以突破宿命观，拓展海外的积极人生为始，最后又回到安于困顿的消极宿命之中，‘过番歌劝世主题的复杂文化意蕴及其可能的消极影响，值得我们深入分析”34。刘登翰的“过番歌”研究及往日对“美华文学的历史开篇”《苦社会》的研究，乃是对于华文文学“民间书写”的研究，这与学界习惯性的华文文学“文人书写”研究形成了互补。由于“过番歌”乃是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重要“源头”，刘登翰的研究成果也成为触摸海外华文文学“源头”的可贵文献。
四、结语
刘登翰教授毕生致力于华文文学研究，将刘登翰置于华文文学学术史的视野中考察，更可见其学术研究的重大价值和意义。他领衔主编的《台湾文学史》是两岸首部呈现台湾文学丰沛全貌的通史，他主编的《香港文学史》《澳门文学概观》，前者提升了香港文学研究境界，后者是澳门文学史著述的开荒之作。他主编的《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20世纪美华文学史论》《过番歌文献资料辑注·福建卷》，前者是中国大陆首部“美华文学史论”，后者为华文文学“民间书写”研究疆界的拓展提供了文献。刘登翰的学术史也见证了华文文学学科发展史，他的多种文学史和华文文学理论建构，“成为‘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新学科的奠基性论述”（刘小新语）。他的台湾诗歌选编和研究，对草创阶段的学科意义重大。其“过番歌”文献整理和研究，乃是触摸海外华文文学“源头”的民间文献和民间记忆书写。刘登翰在华文文学研究领域“全线出击”且多具有开创性的重大意义；他富于学理性、建设性的学术成果，在四十年华文文学学术史上树立了学术研究的典范。在各种文学史著述和各领域华文文学研究成果已颇为丰富的当下，再回头做切实的作家个案研究，在华文文学研究方法、思路上进行创新，都是深化、提升华文文学研究的可行途径。
①24 313233 刘登翰：《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刘登翰选集》，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第9页，第127页，第130页，第153页。
② 1985年《华文文学》试刊号和创刊号（创刊号封面为“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上，都有《祝〈华文文学〉杂志创刊——代发刊词》《编者的话》，对“华文文学”概念进行了阐述。在杂志最后《编者的话》中，编者说：“华文文学，顾名思义，凡是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作品，都可称为华文文学。”它包括四个方面的文学作品，“（一）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文学；（二）同属于中国文学，但由于社会形态不同，因而具有不同特色的台湾文学和香港文学；（三）海外华文文学；（四）非华裔外国人用华文创作的作品。”
③ 刘登翰，朱双一：《彼岸的缪斯——台湾诗歌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509页。
④ 作家出版社2006年推出《台湾文学研究丛书》，一卷为刘红林《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二卷为田建民《张我军评传》，三卷为樊洛平《冰山底下绽放的玫瑰：杨逵和他的文学世界》，四卷为石一宁《吴浊流：面对新语境》，五卷为江湖《乡之魂：钟理和的人生与文学之路》，六卷为沈庆利《啼血的行吟：“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小说世界》，七卷为周玉宁《林海音评传》，八卷为汤淑敏《陈若曦：自愿背十字架的人》，九卷为赵遐秋《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十卷为肖成《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十一卷为白舒荣《自我完成? 自我挑战——施叔青评传》。
⑤ 古远清教授新近的重大成果，是台湾万卷楼推出的多本著作，包括《台湾文学学科入门》《台湾百年文学制度史》《台湾查禁文艺书刊史》《台湾文学焦点话题》（上下册）和四册《战后台湾文学理论史》等。
⑥ 鹭江出版社《台湾文学史》分上、下两卷，分别于1991、1993年出版，由刘登翰、庄明萱、黄重添、林承璜主编。后来《台湾文学史》收入中国文库，现代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刘登翰、庄明萱主编），分为三册，第一册“第一编古代文学”和“第二编近代文学”，第二册“第三编现代文学”和“第四编当代文学”的上篇、中篇，第三册“第四编当代文学”下篇。
⑦ 1987年，中国台湾有学者在春晖出版社出版过“通史”性质的著作，作者自谓勾勒了“三百多年来的台湾文学全貌”，实际上它是一部不完整的台湾文学史“骨架”。刘编《台湾文学史》则叙述了血肉丰满、名实相符的台湾文学全貌。
⑧ 白少帆，王玉斌，张恒春，武治纯主编：《现代台湾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
⑨⑩ 刘登翰，庄明萱，黄重添，林承璜主编：《台湾文学史》（下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894页，第899页。
11 刘以鬯：《宏伟工程必受重视》，见王剑丛：《香港文学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序”第1页。
12 王剑丛：《香港文学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绪言”第5页。
13 施建伟，应宇力，汪义生：《香港文学简史》，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绪论”第3页。
141718 刘登翰主编：《香港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頁，第196页，第55页。
1516 潘亚暾，汪义生：《香港文学概观》，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引言”第9-10页，“引言”第6页。
19 赵稀方：《小说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页。
20 刘登翰主编：《澳门文学概观》，鹭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2123 王列耀，龙扬志：《文学及其场域：澳门文学与中文报纸副刊（1999-2009）》，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0页，第23页。
22 郑炜明著：《澳门文学史》是他2004年在香港出版的《澳门文学史初稿》的再版，增加了两个附录，即《澳门文学研究史略（至2000年止）》《本书正文所提及的人物生平简介》。
25 2022年10月29日朱双一教授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闽台风物与文化思想：闽台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26272829 刘登翰：《华文文学? 跨域的建构》，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第18页，第32页，第29页。
3034 刘登翰：《过番歌文献资料辑注·福建卷》，鹭江出版社2018年版，“前言”第3页，第365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A Review of the Study of Literatures in Chinese by Liu Denghan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cademic History
Xiang Yiqiu
Abstract： Professor Liu Denghan has devoted all his life to the study of literatures in Chinese， having written or edited numerous works. A Histor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that he edited is the first general histor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at fully presents Taiwanese literature as a whole. A History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and An Outline of Macau Literature， as edited by him， have respectively elevated the level of literary studies in Hong Kong and pioneered in the writing of the history of Macau literature. Trans-regional Writing of Double Experience：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ited by him， is the first theory book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on the mainland China and Annotated Information on 'The Cross-country Songs'， the Fujian Volume has provided literature on the expansion of research territory for the folk writing in literatures in Chinese. Liu Denghans academic history bears witness to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s in Chinese as a discipline and his variety of literary histories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s in Chinese have become the founding theory for the literatures in Chinese as a discipline. His selection of and research into Taiwanese poetr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iscipline in its initial stage and his compilation of and research into 'The Cross-country Songs' is his folk literature getting in touch with the source of literatures in Chinese overseas.
Keywords： Liu Denghan， literatures in Chinese as a discipline， an academic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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