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说：“一个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在人生的中途、富有创造力的壮年，发现自己一生的使命。”1980年4月，已逾不惑的刘登翰先生从群山环抱的三明回到了省会福州。20年坎坷颠沛的山区生活，让天生富有浪漫情性的诗人增添了一份岁月磨洗后的成熟沧桑。迎接他的是一个百废待兴而又充满蓬勃希望和转机的新时期，滚滚闽江奔流不息，那些如春草般星星点点冒现的新思潮、新文艺作品令人振奋，曾经饱受磨砺的边缘化人生体验所压抑潜隐的能量，终于迎来了释放奔腾的历史契机；而曾经沉睡混沌的文化学识储备在这个万象更新的大时代悄然苏醒，知识分子春天的来到为他接下来的所有工作奠定了历史性的础石。那时的他或许并没有那么自觉地意识到：这正是他人生中的重要时刻，这是开启生命中崭新一页的转捩点，自此他奋力展开精神之旅的双翼：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以其高屋建瓴的视野和大气磅礴的格局，以其热诚而执着的意志、严谨而扎实的作风，以及温厚诚笃的品格，与不同代际学者作家团结合作，相继谱写出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的瑰丽华章。40余年里，他似乎是一路上信步所至，但却是脚踏实地马不停蹄步步为营，在中国当代新诗批评、台湾文学研究、香港文学研究、澳门文学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闽南文化及闽台区域文化研究、当代艺术批评等诸领域里，皆留下了坚实的脚印，作出了卓著的贡献。他所领衔主编的《台湾文学史》《香港文学史》和《澳门文学概观》都成为相关领域开风气之先的标志性成果。可以说，刘登翰先生以他的敏锐前瞻性、组织号召力、整体建构意识以及坚韧不懈的学术劳作，绘制出了一幅壮观而复杂的文化地图。正是在数十年不乏激越豪情但更需要沉潜扎实探索的精神行旅中，刘老师完成了三次华丽而又素朴的转身，分别是从大陆的当代文学研究到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繼而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转向闽台区域文化研究，再从闽台区域文化研究到华文文学文化诗学的理论探索以及艺术评论和艺术创作。
在2016年夏天榕城举行的“刘登翰教授学术志业六十年研讨会”上，刘老师曾谦逊朴实地回首往事：“我是在虚抛了许多青春岁月后才开始做研究。四十岁之后因为历史转折的一些原因，才重新回到我曾十分向往的研究岗位。”如果说曾经困顿艰涩的前半生造成了本该更早绽放异彩的才情的压抑，那么中年之后的他则在冷静认识自身局限的同时抓住机遇乘势而发，且“一发不可收拾”。在厦门大学张羽教授对他的学术访谈录中，刘登翰先生曾这样回忆他从事台湾文学研究的缘起：“说来有点偶然，甚至有些荒诞，1980年，福建省海关发觉文革期间境外寄来的各种印刷品积压太多，需要去清理。”然而饶有意味的是，这看似偶然的机缘却给了刘登翰先生中年学术生命重启的契机，或许这有些无奈的话语背后也深蕴着茨威格所说的那种发现人生使命的幸福吧。这样的幸福永远不会属于逆境中的悲观者，记得在那次研讨会的闭幕式上，刘登翰老师的道白如今想来特别动人：“聊可自慰的是，即使在生命低谷，我也不敢颓唐和自弃。我常想自己是只被扔进水里的皮球，纵使被按到了水底，只要不漏气，总会浮上来。正是这点精神，使得我乐观和坚守。”正是这低调中的顽强韧性和骨子里的谦逊乐观，让那种努力践行人生使命的幸福变为可能和现实。
陈辽先生曾在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撰写“华文文学研究史”的呼吁。从研究领域的拓荒到学科的初步创立再到新世纪以来的多元发展，华文文学研究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时光。的确，今天学界有必要认真回顾华文文学研究曾经走过的道路，许多令人敬重的学者筚路蓝缕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应该成为今后研究的起点，刘登翰先生就是这个学科令人敬重的拓荒者之一。
刘登翰先生是一位谦和、宽厚、认真并且十分容易亲近的学者。这种性情使他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叙述往往能持有客观、公允、不偏不倚的评价尺度，他的包容心和宏阔的概括力量也常常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迄今为止，刘登翰先生最引人注目的或许首先是他的台、港、澳文学史的写作，他在台、港、澳文学史研究方面已经显示出某种稳固的学术价值。现今，海内外同行仍从他的台、港、澳文学史研究成果中获益，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们把他的著作视为必备的参考文献。可以预想的是，许多年后人们依然能从中获得对台港澳文学乃至文化较为全面妥当的认识与启迪。今天，刘登翰先生文学研究的学术影响，已经从大陆扩展到台港澳、延伸到海外的汉语文化圈，并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整合研究中产生较大影响。关心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人们，以及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研究的学者，都会注意到刘登翰先生在这一领域所做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
在海峡两岸各种版本的台湾文学史著作中，刘登翰等人主编的《台湾文学史》不仅写作出版时间较早，也是迄今规模最宏大的一种。这部《台湾文学史》总字数超过120万字，总页码达1500多页，有一种沉甸甸的厚重感。这种厚重感不仅是指它的物理重量，更是源于其内容的份量。从远古台湾的神话传说和中原文化的最初传播，到明郑时期台湾文学的奠基；从近代以汉学为中心的抗日民族文化高潮，到日据时期日本殖民统治对文学的挫伤和台湾新文学所继承的“五四”反帝反封建传统；从传统、现代与本土诸种文学思潮的对峙消长，到80年代以来的多元化发展，史料丰富翔实、内容洋洋大观。刘登翰先生的文学史用充分的历史事实表明两岸文学共同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母体，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还充分地分析了台湾文学由其特殊的历史际遇而形成的特殊风貌，因而所具有的特殊的美学意义和历史价值。刘登翰先生的台湾文学史写作获得了海峡两岸学者和作家的普遍认同，这种认同源于其内容的丰富、逻辑的明晰和对复杂性的把握。刘先生用以诠释台湾文学历史经验的“分流与整合”概念，后来被学者们所赓续并发展为“多元共生互动”的世界汉语文学史观。而刘先生的社会学方法和文化视角，又使这部《台湾文学史》超出了纯文学史著作的意义，成为人们了解认识台湾社会思潮脉络的一种生动有趣的历史文化读本。开放包容的文化胸襟和深刻的历史境遇关切，使得刘登翰先生的台湾文学史叙事产生了强大深远的学术生命力。时至今日，海峡两岸已经涌现很多种台湾文学史著作，然而作为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性质的台湾文学史，刘登翰先生等人主编的《台湾文学史》仍是一部难以绕过的经典。
在“纯文学”观念占主导地位的80年代，香港曾经被很多人视为文化沙漠。黄维樑、梁秉钧等作家学者每回大陆讲学，都要先说明香港不是文化沙漠。80年代以来，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文学交流有了长足的发展。对于香港“文化沙漠”观念的改变，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学者的研究介绍，尤其是文学史的全面描述。在大陆已出版的以“概观”或“史”命名的多种香港文学论著中，刘登翰先生主编的《香港文学史》是其中很有特色也很有份量的一本。刘登翰先生仍然把香港文学放在文化层面上观察，岭南文化与西洋文化的杂陈并处构成香港文学成长的文化生态。而刘先生的分流与整合理论，再次使文学现象的描述获得了一种历史的和逻辑的力量。这部60多万字的著作，既抓住了香港文学最突出的都市感性特征，又在宽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中找到了精英文学、社会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历史位置。的确，如果忽视这三种形态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可能完整地把握香港文学的整体风貌。刘登翰先生写史，从文化的层面为多种形态并存的香港文学正名，也给我们打开了进入香港这个国际大都市的文化通道。
长期以来，香港被视为“文化沙漠”，澳门这个弹丸之地则更是连有没有文学都成了个疑问。人们太容易被一种刻板印象所控制了。如果我们浏览一下刘登翰先生主编的《澳门文学概观》，或许会改变以往那种刻板的看法。澳门四百多年的历史是个充满欧陆风情的谜，澳门文化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活化石。刘登翰先生被这个神秘小城的神秘文化所吸引，编撰了这本文学概观，从文学的侧面观察澳门文化的特殊生态。《澳门文学概观》的写法不同于我们一般所见的华文文学史著作，它由刘登翰先生和澳门的一群优秀的学者、作家合作完成。这些学者、作家或专攻澳门史，或精通古典诗词、或长于散文写作，或谙熟葡萄牙语……他们的加盟突破了以往华文文学研究的资料匮乏和经验阻隔的瓶颈。这种由内地学者与研究对象所在地区作家学者合作研究的方式，或许会对学人日后的工作有所启发。从刘先生撰写的标题“文化视野中的澳门及其文学”看，《概观》仅是其对澳门兴趣的一个部分，澳门的文化人类学价值或许会成为刘登翰先生日后关心的课题，他对土生葡萄牙人文学的浓厚兴趣就透露了这一点。
新世纪以来，刘登翰先生主编的《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20世纪美华文学史论》同样是国内比较早也比较系统深入的美华文学史论著。这四部重量级的文学史著作，结合其“分流与整合”“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华人文化诗学”等概念，成为“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新学科的奠基性论述。
从当代大陆新诗到台港澳文学，从台港澳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从文学研究到闽南文化和闽台区域文化研究，刘登翰先生的研究领域从大规模的文学史书写走向实证性的地志文化探寻和民间文献的整理研究，在许多领域都有开疆拓土的卓越贡献。
刘登翰先生曾用“跨域与越界”来总结自己的学术人生。他是世界华文文学学科重要的开拓者之一，也是闽台区域文化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他的华人文化诗学理论探讨同样引发不同代际学者的关注和讨论。这种自觉大胆的“跨域与越界”，一方面源于多位同辈学者所共同道出的“才子气”与贯穿始终的诗性品格，源于刘登翰先生生命经验的跌宕与丰富；另一面也源于一种闽人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凸显出闽派学术的多元视野和探索精神”。吕良弼先生指出：“（刘登翰）在跨域与越界的研究中展现出来的原创精神和学术视阈，使他在开放、多元的闽派学术中独树一帜。”朱立立女士认为：“研究疆域的拓展于刘登翰教授而言，不仅具有学术互文的效果，而且更意味着理论视域和历史文化等维度的深度掘进。”台湾大学的黄美娥教授从刘登翰先生“跨域与越界”的学术实践受到有益的启示，提出可以建构一种新的文学史视野。不单纯将福建文学或者台湾文学视为一个地方特质的区域文学，而尝试把福建空间因素纳入台湾文学史来观照，可以从福建看台湾，从台湾看近代福建，从闽台看日本，乃至几度空间的跨界交错，建构区域流动与空间化的文学史叙述框架，这样可能发现原先被遮蔽被忽略的历史元素和文学史矛盾运动的内在纹理。这可以看出刘登翰先生的“跨域与越界”观念所产生的学术影响。
“跨域与越界”不仅限于学术研究领域，显然，曾经的北大青年诗人刘登翰并没有随着时光流逝而退隐，他的艺术批评兼具批评家的见识与诗人的抒情心性，他倾心的诗歌和散文创作始终未曾停歇，书法创作也自成一格。从少年试剑击中流、满怀诗情与热诚地从事诗歌创作和诗歌研究，到致力于文学史和文化学术研究，严谨理性的学者风格与激情澎湃的诗人情怀，一直在刘登翰先生的精神旅程中相互激荡、交相辉映。
近十几年来，刘登翰先生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走向闽台区域文化研究，这既是一种学术越界，也体现了一个当代知识分子深沉的民族国家意识和文化情怀。从他主编的十七册大型丛书“闽台文化关系研究丛书”以及他所著的《中华文化与闽台社会：闽台文化关系论纲》，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刘登翰教授作为“一个关注两岸文化历史、现状和前途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深沉的民族国家意识”。这种深沉的民族国家意识外化到研究中，形成严谨理智的学术风格和深沉的历史感性，这种治学态度成就了他的学术志业。纵观刘登翰先生文学研究的历程，他的学术特色和意义至少体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刘登翰先生建立了一系列描述与阐释文学史的概念与范畴，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文学史观念与阐释框架，揭示台、港、澳文学历史演变的原因、规律和意义。笔者一直以为在华文文学领域文学史写作为时尚早，其理由不外有二：资料瓶颈尚难突破；文学史的叙事逻辑尚未建立，而叙事逻辑的建构显然必须依赖一些具有阐释能力的范畴和概念。这两个问题在刘登翰版本的文学史中得到了妥当的解决，对于拓荒型的文学史写作而言，这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众所周知，刘登翰先生的台湾文学史论述有一个核心理念，即“分流与整合”。它建立在对民族、国家、文化复杂性的充分而辨证的认知基础上，将台、港、澳文学视为中国文学母体孕育的特殊组成部分，科学地辨析两岸文学出现离析形态的历史因素，同時从文化归属视野中肯定两岸文学整合统一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趋势，认为“文学的整合以文学的离析为前提，而文学的离析以文学的整合为归宿”。这是一个基于历史逻辑和当代经验的文学史观念。从《当代中国文学的分流与整合》到《分流与整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整体视野》和《台、港、澳文学与文学史写作》，刘登翰一直试图深入地阐释这一重要命题。这显然构成了刘登翰版文学史的显著标志和鲜明特色。
“离析与整合，是文学存在和发展的一种普遍的生命形态和基本的运动形式。”刘登翰先生从共时与历时性两个纬度解释了“分流与整合”的文学发展辩证法：“从共时性层面看，不同风格、倾向和流派之间的离析与整合，在充分发扬作家这一精神创造物个性特征的同时，又维系着文学整体架构的均衡与张力，使文学始终处于活跃的生命状态之中；从历时性的发展看，每一时代的新的文学、或新的文学思潮，都是从旧有文学的母体，或旧有文学思潮的背景上，离析分化出来，又在融摄新的文化因素和体现新的时代精神的要求上，整合建构成适应这一时代、文化发展需要的新的文学，从而保持着文学传统的延续和更新。”“分流与整合”以及“传承与变异”的文学史观念始终贯穿在刘登翰的文学史写作之中。这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理论，但却是自恰的、具有阐释效力的文学史理念。它既辩证地阐释了作家个性与时代精神、传统与创新的矛盾统一关系，也有效地阐释了台、港、澳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历史演变的复杂规律。
其次，在整个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观念是新潮文论努力追寻的学术目标。钱理群、黄子平和陈平原的“20世纪中国文学”和陈思和的“新文学整体观”把这种重写上升到理论和学理的层面，前者打通了以往那种以政治史为依据的现代和当代的区割，意图使文学史从“政治史”的附庸和注释中解放出来，回到文学本身；后者旨在改变过去那种左翼尤其是左倾文学史的片面性，恢复现代文学史的整体性。这种整体观后来扩展到两岸三地文学的整合，在这一学术语境中，刘登翰对两岸三地文学的“分流与整合”说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成为1990年代文学史重写工程的一个重要部分。
一些重写的文学史开始把台、港、澳文学纳入了自己的视野，这种整体观有可能使许多诸如自由主义文学、现代主义以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得到了更完整的观照。这正是刘登翰先生所说的“台港澳文学的重新‘发现”的涵义研究。虽然今天人们已经从政治本位主义中走了出来，但无庸讳言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还存在许多干扰文学批评的非学术性因素。因此，刘登翰先生和许多严肃学者对华文文学研究学术化的强调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刘登翰先生看来，学术化不仅仅是摆脱政治本位主义，“更重要的还在于内在的研究品格、基本理论和学术规范的建立上。”学术化要求史料的扎实、可靠和充分，立论的客观、公正与严谨，要求理论的自洽和批评的有的放矢以及方法与对象之间的契合。刘先生尤其强调华文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意识，强调问题的脉络化和阐释的历史化，始终追求在整体性视域和特殊历史际遇中研究文学问题。这些主张对华文文学研究这门新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刘登翰先生在从事学术之余，还进行诗、散文、歌词和书法创作，体现了独具美学色彩的家国情怀及乡土韵味。他或许不是专业意义上的“诗人”“书法家”“报告文学家”或“词作者”，但黎湘萍教授强调：“正是这些写作及其深深烙上了时代印记的生命经验，使得刘登翰这一个‘学者的研究明显带上了他们这一代人既相似又独特的胎记，使之在八十年代至今的学术生活中，独树一帜，自成风景。”刘登翰教授老而弥坚，持续笔耕不辍。除了深入探究海外华人“过番歌”的丰富历史与文化记忆，他还自由涉足于艺术评论、书法创作等领域，展现出丰沛的艺术才情和多元的审美趣味。他关注台湾当代艺术，他视书法如“游戏”和“墨象”，无不呈现出一股“有血有肉”的文人情怀。这也使得学者刘登翰，在理性的学术外，增加了更多可感可知的趣味和审美经验的丰盈。
有趣的是，激情的刘登翰与学理的刘登翰并不相互干扰，还往往有着“相看两不厌”的相互赞赏状态。抒情的刘登翰并没有干扰学理的刘登翰的学术工作，抒情的介入反而升华了学理的旨趣与意义。在一部理性作品的细枝末节处，诗人刘登翰也会突如其来地登场，展现他酣畅淋漓的激情。在《香港文学史》总论部分的结尾，刘登翰先生诗人的激情也突然显现：“这是中国文学大团圆的节日！”刘登翰曾经为台湾出版社策划出版了一套名字别致、内容有趣的文化丛书：番薯藤文化丛书。刘先生在“书系缘起”里说：闽台文化“恐怕有不少成分是由番薯养育的……看来两岸的这点文化情缘，是怎么也切割不断的。”这里显然饱含了一种深沉的历史感性和学术的情感温度。
在刘登翰先生那里，学理性的追寻并未走向纯粹的学理主义和专业主义。他对研究对象总是带着一种感同身受的理解与共情，这也许与其人生经历有关。在散文作品《魂兮归来》中，刘先生写道：“就我们一家，仅我所知，就有祖父三个兄弟，父亲六个兄弟一个妹妹，十几口人埋骨在那方异国的土地。他们身后留下的每个家庭，都有一部长长的小说。”至今，刘登翰没有把这些充满华裔离散悲情的“长长的小说”写出来，却写出了关于这些作品的“长长的文学史”。或许正是这种感同身受的经历，使他对世界华文文学产生了一种深切的理解与共情，因此刘先生的学术著作在沉潜冷静的理性分析背后总是透着一种宽厚深沉的情感。这种深切的理解与共情常常体现在对他对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的特殊历史际遇和特殊心态的强调与尊重上。学术化并不拒绝人性化和文化情怀，正是这种宽厚深沉的情感和感同身受的理解使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学术化有可能获得人性的深度和广度。
理智与情感的交融，严谨与激情的结合，整体性与特殊性的辩证，让刘登翰先生的精神之旅内蕴丰富、气韵生动。或许，在每一个人生的路口和转角，每个人并不清楚自己的努力和选择意味着什么，这种选择或许是因为生存需求，或者是因为机缘巧合。然而，作为一个人的意义所在，就是在于每一个选择是否在依存自我生存需求的同时，又为社会有所贡献。这是人一生追求的生命的“意义”地图，在这个地图的旅行上，刘登翰先生的价值在于他的精神行旅以独特的个体经验铭刻历史、融入时代，绘制成了深具社会价值的文化“地图”。《一个人的学术旅行》以对话的形式还原一个跋涉者的踪迹，用具体的历史细节重绘了一代学人文化与学术的旅行地图，为我们理解一代学人的坚守与担当、乃至一个时代转折的精神纹理提供了丰富的线索。
刘登翰先生在《青春是一种生命精神》一文中这么评价老友陆士清先生：“莫谓满头须发白，正是青春煥发时！青春无关岁月，青春是一种生活状态，青春是一种生命精神，这正是士清兄生命的精彩！”我想这明朗劲健的话语，也正是刘登翰老师晚近生命情志和心性状态的真实写照。“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青春精神充盈的人生自成一种高华从容的大度气派。衷心祝愿刘老师在文字翰墨的艺术天地里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学术生命和艺术世界永远年轻！
（责任编辑：黄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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