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画

　　摘要：以粤菜、沪菜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燕食记》是葛亮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书写的丰富与深化，作者再一次通过表现主人公对中国传统手工技艺的坚守和创新，思考中国文化“常与变”的主题。葛亮的“物系列”小说继承了中国诗学“借物抒情”的大传统，《燕食记》在这种大传统的语境中重新演绎了“上海、香港”的双城记，以“饮食”为核心，从“技、信、义”三个层面展现中国人既朴素又长久的为人处事之道。

　　关键词：葛亮；《燕食记》；南音；双城记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23）1-0057-07葛亮对中国传统手工技艺的书写一直情有独钟。从短篇《泥人尹》开始，葛亮钩沉前朝旧事，感念工匠遗泽，经过《朱雀》《北鸢》以民间器物为故事陪衬的长篇历练，他的“技艺书写”在《书匠》《飞发》《瓦猫》中日趋精湛。通过讲述器物在生灭成毁之间难以言喻的因果流转，葛亮的“物系列”不仅呈现衣钵传承的因缘际会，也上演时代更迭的沧桑巨变。而当作者在借书写“技艺”唤醒“物”的“老灵魂”，以便化用《红楼梦》、重续“民国风”、充盈“当代气”、打磨“葛亮味”的创作道路上略显窠臼与重复的端倪时①，集沪港厨艺百年流变之大成的《燕食记》，则因深受《小兰斋杂记》等岭南叙述的触动而别开生面。若说葛亮之前的创作因深谙曹雪芹、张爱玲的京言沪语而承接“北调”，那么《燕食记》则因再现南海十三郎的港腔粤韵而回荡“南音”。

　　《燕食记》延续葛亮“物”系列的叙述策略，依然将“我”与当事人机缘巧合的相识作为叙事的触发点，带领读者回溯技艺的源头，梳理师承的脉络，在今昔对比中，既为古典师徒关系与传统民间器物无奈的式微心生惆怅，也为两者潜在的复兴怀抱期待。正如葛亮所说：“当下，这坚守或出于无意识，几近本能。时代日新月异，他们的手艺及传统，看似走向式微。曹氏以‘废艺论之，几近成谶。淡出了我们的生活，若不溯源，甚至不为人所知。教学相长的脉络，自不可浩浩汤汤，但仍有一脉涓流，源源而不绝。”②

　　正是这一脉源源不绝的涓流给予葛亮信心，用小说将中国传统手工技艺纪录、流传开去，而《燕食记》中的技艺正是与人生须而不可分离的烹饪，从一日三餐、四季饮食揣摩中国数千年的世道人心，因此融岭南烟火、沪上菜肴于一炉的《燕食记》践行了《北鸢》里的昭如对叶师娘所说的“中国人的那点子道理，都在这吃里头了”的理念。《燕食记》叙述饮食与男女的相生相克、荣辱与共，那点道理虽不难懂，但要用小说的形象思维留给读者无尽的回味还真不容易。葛亮借饮食来抒情、记厨艺而言志，将中国文化传统里“常与变”的辩证与博弈寓于沪港烹饪的传承与创新之中，通过百年老店的兴衰荣枯，折射中国一个世纪的沧海桑田，套用葛亮对小说《美食家》的评价，“一部《燕食记》，硬是写成了中国南方从晚清到当下的近代史、现代史与当代史”。本文以葛亮对中国文化传统里“常与变”的思考为前提，从“技”、“信”、“义”三个层面解读《燕食记》——“技”是安身立命的根基，“信”是为人处事的伦理，“义”是为国为民的精魂，中国人的那点道理就在这里了，三个层面层层递进，贯穿三者的是核心人物荣贻生所体现的萌发于饮食的情。

　　第一层面为“技”。以沪港名厨为主角的《燕食记》当然是葛亮对中国传统技艺书写的开拓，从小说中琳琅满目的粤港佳肴中，熟悉岭南风味的读者不难看出江献珠的《钟鸣鼎食之家：兰斋旧事与南海十三郎》一书对葛亮的启发。江献珠是清末最后一届进士、广府名绅“江太史”的孙女，也是粤剧名家南海十三郎的姪女，晚年著述将太史家宴和盘托出，在各色肴馔的原料采摘、制作过程中娓娓道出江家的人物关系谱，让葛亮的角色塑造、谋篇布局受益良多。其中江家的大少奶奶在作者的大伯父英年早逝后仍嫁进江家，陪她过门的是厨艺超凡、性情和善的近身女佣“六婆”，经过葛亮的“移花接木”，变成小说里的荣慧生，从而不动声色地将其养子、小说主角荣贻生连同他的曲折身世带进了太史第的深宅大院，再牵引出荣贻生与以南海十三郎为原型的向锡堃的终生情谊。从技术到技巧再到技艺，葛亮展现的不仅是师徒的薪火相传、脱颖而出，也是自己变则通、通则久的小说之道。

　　第二层面为“信”。小说伊始，“我”在位于中环即将结业的九十六年老店同钦楼有幸结识了总厨荣贻生，并得知荣师傅一生打莲蓉的心法，也是他一生为人处事的信条——一个字“熬”：“这同钦楼啊，熬过了所有的人，连同我这把老骨头，也熬到了今天。你说说，是不是合该和它同生共死，总得帮它熬到百岁整啊。”同钦楼明显折射出以莲蓉月饼享誉香江的莲香楼的身影，由于新冠疫情等多种原因，中环威灵顿街的莲香楼于2022年8月结业。1889年莲香楼首创于广州，成为广式月饼的发源地，但1926年开在香港的分店却更胜一筹，是多部港片的取景地，至2022年正好对应小说里经营了九十六年的同钦楼。百年老店靠的是一个“熬”字，而“熬”则根植于“信”——厨师对自己能力的“信心”，顾客对店家质量的“信任”，共同成就了百年老店的“信誉”。同时对个体而言，“信”更能体现在幻变无常的岁月中，人与人之间互信的难得，当襁褓中的荣贻生与一封书信被月傅托付给荣慧生时，“金可续命，唯艺全身”成为支撑养母养子立身处世的信念。

　　第三层面为“义”。老舍以北京的裕泰茶馆为人事的交汇点，串连起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共和国成立前夕五十年的风云激荡，从一家卷入时代漩涡的茶馆的几度变迁反映中国北方半个世纪的天翻地覆。北有茶馆，南有茶楼，让多男茶楼的茶博士赵本德引以为豪的是年少的他曾在杏花楼给孙文亲手斟过茶，而中国近代每次惊涛骇浪过后，多少茶楼的大厨才恍然大悟，与有荣焉。葛亮凭亲身经历，再辅以梁广福图文并茂的《再会茶楼岁月》等纪实作品，使“得云”、“多男”、“龙门”等多家香港旧式茶楼“改头换面”，变成小说中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空“切片”：“只看粤广的脉脉时光，自辛亥时，便有一片苍茫气象。其后东征、南征、北伐，烽火輾转，变局纷至沓来，历史亦随之且行且进……忽而走出一个少年，以肉身与精神的成长为经，技艺与见识的丰盛为纬。生命通经断纬，编制南粤大地的锦绣，为铺陈一席盛宴。在这席间，可闻得十三行的未凉余烬，亦听见革命先声的笃笃马蹄……白驹过隙，潮再起时，是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经济起飞，是巨变。巨变如浪，将一行一人生的‘常与变挟裹……而饮食，在这时代的磨砺中，成为了一枚切片。”③《燕食记》以荣贻生的成长与丰盛编织故事的经纬，通过其与饮食的关系水到渠成地将民国元勋、革命志士、抗日英雄、共和先烈、改革前锋融入小说之中，正是他们的“民族大义”成就了南中国百年岁月的“苍茫气象”。

　　一

　　荣贻生第一次品尝“太史蛇羹”时，与向家的七公子堃少爷结下了一生的情谊。每年秋风新凉“三蛇肥”，蛇宴便在岭南大张旗鼓地操办起来，但唯有“太史蛇羹”让向太史家的“百二兰斋”成为名门政要、殷商巨贾、文人墨客争相一聚之地。向家的蛇羹用料之讲究、制作之繁难、名号之响亮，是葛亮带领读者走进广东旧式豪门大户的一条捷径。

　　“他睁开眼睛，看见对面一个男孩子，狼吞虎咽正吃着自己的饭……面前这孩子，是太史的第七个儿子。比阿响长一岁，大名锡堃……锡堃倒抬起脸，正色道，你说我属什么不好，属了个‘茅鳝。爹每次摆蛇宴，就让我上桌陪客。这是什么道理，不是让我看着自己被扒骨抽筋熬汤喝。”④“太史春秋”开篇不久，葛亮已经为熟悉岭南名人传的读者透露了他的创作渊源。

　　“余诞于一九一零年三月三日，即庚戌年元月廿二日，生于巳时。巳时属蛇，故以蛇宴客，均邀余侍侧……”⑤“余”即南海十三郎，本名江誉鏐（1910-1984），一位身世传奇、独树一帜的现象级粤剧编剧。江誉鏐是江霞太史公江孔殷第十三子，抗战前已是炙手可热的知名编剧。抗战期间携笔从戎，编演爱国戏剧鼓舞士气。战后遭逢多番变故，孤身流寓香港，时而癫狂时而清醒，又痛失爱徒唐涤生（即小说中的宋子游），幸得亲友关照，但始终难以与现实妥协。晚年在宝莲寺静修数年，其后再度流浪街头，病逝于玛嘉烈医院。

　　葛亮表示从《飞发》开始，特意在叙述中融入粤语元素，让故事更具有港味。在《小兰斋杂志》、《塘西花月痕》等粤语文本的启发下，《燕食记》进一步深化这种语言试炼。从小说每章的四字标题开始，已展现出粤语既古典又精谨的语言特征，尤其是“香江钓雪”、“秋风有信、尾声无边”脱胎于南海十三郎的名剧《心声泪影之寒江钓雪》和粤剧《客途秋恨》的“凉风有信，秋月无边”，更不用说《燕食记》的遣词造句有意无意渗透进了南海十三郎文白交融、古韵悠长的文笔。

　　南音的文笔与岭南的故事相得益彰，葛亮首先从阿响的角度进入太史蛇羹的制作过程，继而在夹叙夹议中追溯太史蛇羹的历史，与江誉鏐、江献珠叔姪的回忆一一印证。但怎样将阿响这名向家的局外人自然而然地领进太史家呢？这对于资深作家葛亮来说不过是手到擒来之事。江献珠在《钟鸣鼎食之家》里有“太史第女厨”一章：

　　能永留我们心中的，就只有“六婆”巧手妙制的小食。“六婆”何许人？江太史第的特一级女厨子是也……六婆之所以独特，因为她在非常独特的情形下入江家，占了一个特殊的地位……祖父早已为大伯父定亲……大伯父一死，这门亲事如何是好？……在旧礼教长大的这位江家未来媳妇，便含着满肚的委屈及伤痛，默默地到江家“守清”，从一而终。跟着大伯娘入门的，就是近身女佣“六婆”。大伯娘入江家时只得17岁，祖父礼聘李凤公到府教大伯娘习丹青，又请一池姓老师教古文……六婆是大伯娘的近身，因此在众婢仆中处于超然的地位，家人都因尊敬大伯娘而对六婆另眼相看。孩子们尤其喜欢六婆……大厨师的美味佳肴，小孩子鲜有机会登上“大台”享用。但六婆亲手烹制的，我们吃得津津有味，印象殊深，从早餐到消夜，总有机会尝到六婆的好功夫……厨子不负责烧斋菜，全由我大伯娘的近身——“六婆”包办。⑥

　　江獻珠对“六婆”着墨不多，但饱含深情的寥寥数笔已为葛亮提供了无限遐想。葛亮对前朝往事的饮食追忆起笔便与众不同，从虽不常见但不足为奇的“师姑庵”入手，让巧夺天工的素食搭配诗意盎然的名字，卸下男女大防，引动七情六欲，才有了小说的主角荣贻生。葛亮检索广州方志，将清末民初的广西大将陆荣廷变成小说中的广西军阀龙济光，“师姑庵”之风自此而盛。及至陆荣廷被陈炯明部驱逐出粤，后者对“师姑庵”的爱好有过之无不及。史料对陈炯明的族弟陈炯光（1880-1923）少有记载，相传是师姑庵的常客，某次因为在庵内大宴宾客，命令电灯局给该庵上门装灯通电。⑦陈炯光当然就是荣贻生的生父陈赫明的原型，这名寂寂无闻的军人正好给了葛亮肆意发挥的机会，食欲动而情欲生，启动了随后环环相扣的故事。

　　为了将陈家的血脉不落痕迹地带到向家，葛亮在月傅身边巧妙地设置了一名厨艺不相上下的结义金兰慧生，让月傅在被迫母子分离时才能有所寄托，于是这位陪嫁过来擅长素斋的女佣“六婆”便是般若庵的扎脚尼慧生的还俗，是荣贻生掌握一技之长的启蒙者。一旦葛亮打通了现实与虚构的壁垒，中国粤菜第一家“江太史”家的尘封往事、传奇人生、珍馐美味，便以《钟鸣鼎食之家》与《小兰斋杂记》为蓝本，栩栩如生地重现于《燕食记》，带读者穿越回一百年前，感受岭南的豪门大户在改朝换代、国破家亡中对口腹之欲从讲究到超脱的转变。

　　号称“中国粤菜第一家”的江太史第当然是葛亮再现纯正岭南风味的不二选择，一部《钟鸣鼎食之家》以“春、夏、秋、冬”四章分别对应太史第的四季佳肴，从早点到夜宵，从素斋到盛筵，从人工到物产，从百二兰斋到萝岗农场，尤其是难得一见的礼云子和蛇羹蛇宴，江献珠的纪实与葛亮的虚构近乎一一对应，为《燕食记》的饮食书写打通了漫长的时光隧道、建立了深厚的历史渊源。从江献珠的素笔白描到葛亮的浓墨重彩，见证后者出虚入实、移宫换羽的小说技艺。

　　然而，粤菜的传说再怎样跌宕起伏，也不能替代中国八大菜系的丰厚，更不足以撑起一部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何况《燕食记》大半情节发生在汇集全球美食的国际大都会香港，因此葛亮必须再引入另一条线索，让小说在双线交织中开拓叙述空间，先制造冲突，再化解矛盾，以此增强小说的可读性。有鉴于此，上海、香港互为镜像的双城记模式自然是首选，不仅因为葛亮意在对他已驾轻就熟的双城叙述除旧布新，更因为上海菜和广东菜在选材、制作与口味上的针锋相对，是激化人物矛盾、情节旁逸斜出的最佳途径。正像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里的师傅单大厨对徒弟陈诚说的“淮扬菜，口味最忌刁钻促狭……淮扬菜，好就好在大路朝天，一派正气，肉是肉，鱼是鱼，不像广帮，听说有吃猴脑的！……我们淮扬一路里，绝无稀奇古怪……到了沪上，根性大改。改在哪里？……上海是个滩！”⑧

　　上海菜即本帮菜，属于淮扬菜的分支，发源地是1878年的上海德兴馆，擅长本帮菜的戴明义为初到香港的一家人做的就是德兴馆的招牌菜“虾子大乌参”，让味觉形成“双城记”的纽带。当戴家落户素称“小上海”的香港北角，凭“槽砵头”等地道的本帮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打开局面之后，葛亮随即安排北角的重量级人物——杜月笙的同党“邵公”——出场。杜月笙虽早已斯人已逝，但他的传闻轶事无疑给南来的沪菜增添了传奇色彩与历史厚度。相较于陆文夫发表于八十年代初的《美食家》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燕食记》则弥漫着浓郁的怀旧气息。葛亮在缅怀香港老式茶楼因租金飞涨、疫情肆虐而日渐凋零之余，表达的不是陈冠中的《金都茶餐厅》将茶餐厅与香港休戚与共的寓意，而是“回望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南来潮带来香港的“上海化”过程”。葛亮借王家卫的电影、TVB剧等大众传媒对沪菜馆的再现，透露香港对老上海越来越强烈的乡愁。⑨

　　中国饮食品类繁多、历史悠久，葛亮为何唯独选取“莲蓉月饼”作为全书的“文眼”？相传清末莲香楼的陈维清无意中发现了莲蓉馅的制作工艺，经过几代师徒传递，招德将莲蓉制法发扬光大，其子招炳南推陈出新，使莲蓉月饼成为粤港中秋佳节的标配。葛亮让它经过叶凤池、荣贻生、陈五举一脉相传的技艺贯穿小说始终，因此月饼不再只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也是整合多条线索的张力，更是升华作品内涵的寓意，其形而下和形而上的双重作用显而易见，中国人对生活与艺术的大团圆的渴望不就寄寓在这块苦尽甘来的莲蓉月饼中吗？

　　世纪之交，机器逐渐取代手工，香港的传统饼业已是明日黄花。尽管荣贻生的莲蓉月饼依然是香港人过中秋的保留节目，但在“变则通、通则久”的信念趋势下，荣贻生潜心研制一款新型月饼而久久不得，突破的关键在于让两种质地迥异的馅料既壁垒分明又包容并蓄的相安于一饼之中。机缘巧合之下，陈五举被戴凤行切豆腐的刀工“击中要害”，用一片薄薄的豆腐片达成了师傅的心愿，让师徒共创的“鸳鸯月饼”再创香港一饼难求的奇迹。多年后，在沪菜大厨陈五举和粤菜师傅荣贻生的终极对决中，已解开心结的师傅有心成全徒弟，而主动放弃十年的技艺仍在徒弟心中记忆犹新，“鸳鸯月饼”终于重出江湖，月饼当中“那一片薄薄的豆腐，让它们在一块月饼里各安其事，相得益彰”，此中寓意不言自明。沪港并蒂结新谱，结出的新谱不仅是物，更是人，在这对师徒身上始终体现“常与变”的辩证与博弈。更不必说五举在与凤行的琴瑟和鸣中练就了本帮菜的绝学，自创的种种新品成了“十八行”的招牌，但老饕们都懂这正是“粤沪合璧”。

　　二

　　《燕食记》始于“信”，在百年老店熬过漫长岁月建立的公众之“信”的背后，是一对师徒从“背叛”到“成全”缔结的情胜父子的私人之“信”，如此一来，葛亮不仅为小说搭建起追溯时代变迁的叙述框架，也为小说设置了探究个人际遇的故事悬念。徒弟陈五举自学艺开始有幸转益多师，借此学艺的过程，葛亮达成两个方面的意图。一方面为陈五举“人无信不立”的处世原则做出了铺垫：首先，五举跟聂师傅学包虾饺，五举既不偷懒，也不偷师，聂师傅问其缘由，他说若是偷来的，自己用着也不踏实；其后，五举在荣师傅和聂师傅关于收徒的赌局中再次证明了自己的诚信；最后，五举因为男女之情迫不得已入赘戴家本帮菜，辜负了荣师傅粤式烹饪一脉相传的栽培，但他信守承诺，绝不用荣师傅的手艺为戴家的十八行生意牟利，并一生对荣师傅执弟子礼。

　　另一方面葛亮通过五举在餐饮业的摸爬滚打，生动详细地向读者介绍茶楼历史、点心种类、制作过程，藉由人物的言行举止自然而然地呈现港岛休闲場所林林总总的行话和行规，罗沣铭出版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纪实作品《塘西花月痕》，给未曾经历过一百年前香港秦楼楚馆的葛亮提供了丰富细节。《塘西花月痕》巨细靡遗地记录港岛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全盛时期的塘西风月区，彼时彼地，妓寨、酒楼比邻而居，“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从未像这般展现得淋漓尽致，李碧华正是仰仗此书才写出了《胭脂扣》，而五举的阿爷说他给孙文先生斟过茶的“杏花楼”相传位于水坑口的风月区，孙文在这里与革命党人商议革命起事。

　　藉由中山先生的革命大业，葛亮顺理成章地把叙述回溯到一百年前（1922年）的广州，那里是荣贻生故事的开端。广州是推翻帝制的策源地，也是师姑厅的汇集地，般若庵中情欲和食欲交织的故事也就不足为奇。⑩前有金庸为武林绝学设计一个个诗情画意的招式，现有葛亮为“般若素筵”推敲一道道浮想联翩的菜名，“熔金煮玉”这碗粥名显然来自于宋代林洪《山家清供》里的“煿金煮玉”。荣贻生怀着从娘胎里感受的厨艺跟着荣慧生到了太史家，月傅留下“金可续命，唯艺全身”的信任成了养母养子苟全乱世、精进厨艺的信念。

　　与月傅、荣贻生母子对等的是杜氏、锡堃母子。江太史的外室杜秀兰，十七岁在广东黄沙之丛桂西街生下南海十三郎，产后不治。翌年太史因牵连广州起义遭清廷稽查，太史借“杜、盗谐音”脱罪免祸，遂对杜氏之子宠爱有加。11葛亮有感于斯，借大病初愈的锡堃之口道出生母往事，并用一曲南音表达念母之情“长成日，勿忘宗，灭金扶大宋，壮气贯长虹，若忘母遗训，他日黄泉不愿逢！”岳飞抗金，锡堃抗日，锡堃投身赴国难烘托出“岳母刺字”的大信。

　　而全书最掷地有声的信念莫过于宋子游的“我要证明文章有价……一个好的剧本，过了五十年、一百年，依然有人欣赏，就算我死了，我的名字我的戏，没有人会忘记。这就叫作文章有价。”宋子游即粤剧大师唐涤生，葛亮通过荣贻生缔结了他与南海十三郎的师生缘。唐涤生英年早逝，一生编剧多为稻粱谋，但代表作《帝女花》颠覆前人的同类题材，使古典悲剧深具现代性的反抗精神，让“文学虚构”的万缕情、千斤力实现文章之不朽，为伤情万古的香港传奇书写了重要的一章。12唐涤生的信念不也是所有创作者心向往之的信念吗？

　　三

　　荣慧生因一次大显身手的素筵被迫携子逃离太史家，在安铺落户的荣贻生仿佛在命运的牵引下，遇上他早已结缘的粤菜师傅，因为他在太史家第一次吃的双蓉月饼就出自这位得月阁的大按叶凤池之手。荣贻生在跟随叶凤池学艺的过程中，受到向锡堃早年学习丹青的启发，悟到师傅的无字信的用意，隐隐有种武侠小说里常见的桥段，更何况得月阁的名厨韩世江很容易让人想到厨艺和武艺并举的电影《刀见笑》里的名厨“八大铲”。用饮食诱敌并用饮食歼敌的叶凤池，身世之曲折、行藏之神秘在《燕食记》里无出其右，他是葛亮从藏在时空的契约中搜寻出来的那些人与那些事中的侠义象征：“而饮食，在这时代的磨砺中，成为了一枚切片。质地仍是淳厚的……但是边缘确实锋利，甚而还带着新鲜的血迹，那是瞬间割裂的痕迹，必然锐痛。在切片里，藏着时间与空间的契约，藏着一些人，与一些事。”

　　叶凤池早年“背叛”家门，入三点会反清起事失败，受重伤落下终身残疾，长期靠鸦片对抗腿伤，凭厨艺来潜伏，联络志同道合者，“栖息在这切片里，凝神溯流……一面笙歌，一面舔舐锋刃斲戮的伤口……这切片中时空的经纬，便不可再困住他们。”13“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在日军侵华、国破家亡的关头，“时空的经纬便困不住他”，叶凤池化厨艺为大义，除敌寇涨士气。留给荣贻生的遗言“手艺之外，你我再无瓜葛”，这种男性之间看似无情、实则有义的决绝契合叶凤池一生的行止。葛亮称曹雪芹融“入世”与“济世”于一体的《废艺斋集稿》“寓义于艺”，这不就是叶凤池的写照吗？

　　就在叶凤池锄奸抗敌的同时，葛亮为向家的大少奶奶颂英安排了一个殉国殉情的结局。颂英的原型即江献珠的大伯娘和南海十三郎的长嫂，虽然二人对大伯和长兄英年早逝的说法不一，但他们对这位旧式礼教牺牲者的孤寂余生的记忆却是一样的。葛亮不忍这样“从一而终”的结局，在虚构中让她和同族的革命党人锡允冲破封建人伦桎梏，策划一次歼灭日寇的大爆炸，为爱舍身，为国取义，还她转瞬即逝却轰轰烈烈的幸福。向锡允的原型很可能就是南海十三郎的十五弟江譽裴，抗战时殉国。

　　葛亮借杜月笙的遗风给南下香港的沪菜营造了旧上海的江湖气息，又借南来文人司马先生使戴家的本帮菜增添了文艺氛围。给戴家带来转机也带来悲剧的邵公退场后，葛亮随即让“十八行”引来了司马作家，这位第三波南下文人潮中的一员不仅透露时代的讯息，也为沪菜的故事添枝加叶，是葛亮从藏在时间与空间的契约中寻觅到的另一人。既然有向锡堃为粤菜书写呈现人生如戏的况味，也少不了作家司马为沪菜叙述抒发他乡遇故知的感慨。

　　为重振旗鼓的“十八行”宣传造势、仗义执言的司马先生何许人也？笔者以为是南来作家司马长风与另一位赵姓南来作家的合二为一。葛亮如是描述“北方国语口音，声如洪钟……中年人，赤红面色，宽脸膛，浓眉凤目……白山黑水，老东北那旮旯来的。”一一比照着司马长风的外貌与生平。另一位赵姓南来作家曾苦熬近两个月，仿照小仲马的一部戏剧，写出了长篇成名作，以至于在五举面前“不过半个月未见，人憔悴了许多……写完一本书，病一场。”其后，曾在五举的店里对洋兵吼道“中国人就叫这些狗日的给埋汰了”的他，短期内又写出另一部小说，锋芒直指港督治权，批判港英政府罔顾人权的殖民行径，很快便被港英政府以对待罪犯的方式，头罩麻袋递解出境。14因顾念许久未见的司马先生，五举登门拜访时被告知印刷所被差人查封，“来了好多英国人，老板给打到满面血”。数年后，五举收到司马先生远洋寄来的信与一张二人合照，泛黄的照片再现“十八行”的青葱岁月，留给小说“无边的尾声”。

　　四、结语

　　中国文人历来讲究“技艺”书写，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灿若星河的状物史，正是中国诗学借物抒情、体物言志的传统所在。“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桔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张岱纤侬合度、似幻疑真的恋物书写，使他的黍离之痛难掩傲世的风骨、玩世的诙谐，蕴藏葛亮所说的“久藏民间的真精神”，这种精神在曹雪芹的只存残篇的《废艺斋集稿》中成为古典时代的绝响，却是葛亮创作“物系列”的精神源头。

　　技艺书写不仅促成了人与物之间的心灵投射，也打通了古典与现代的美学隧道，“老灵魂”的神秘体验当是“思接千载”使然。汪曾祺为老师沈从文八十寿诞撰联“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品物抒情”形成中国文学的“大传统”，葛亮为《瓦猫》所写的“物是”与“藏品”是对“大传统”的继承，《燕食记》则是对“大传统”的长篇演绎。

　　重温葛亮对传统手工技艺的期许“教学相长的脉络，自不可浩浩汤汤，但仍有一脉涓流，源源而不绝”，如上所述，这一脉源源不绝的涓流给予葛亮写物的信心，也让笔者想到沈从文在《湘行散记》里记载他的乘舟返乡之旅，拂晓“我仿佛被一个极熟的人喊了又喊，人清醒后那个声音还在耳朵边……望着汤汤的流水，我心中好像忽然彻悟了一点人生，同时又好像从这条河上，新得到了一点智慧……我的感情早已融入这第二故乡一切光景声色里了。”15长河上那一腔似曾相识的神秘声音，让沈从文觅得“第二故乡”，多年后寄身其中写下《中国服饰史》。葛亮创作《燕食记》的初衷——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书写中思索“常与变”——回应了沈从文关于“常与变以及文字转化”的“抽象的抒情”，化烟火人间为锦绣文章。

　　① 刘俊：《“老灵魂”的历史沈迷、神秘追求和物的寄托——论葛亮的小说创作》，《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21年第1期。

　　② 葛亮：《瓦猫》，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页。

　　③④13 葛亮：《燕食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526、527页，第93页，第527页。

　　⑤11 南海十三郎：《小兰斋主随笔》，香港：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88页，第34-35页。

　　⑥ 江献珠：《钟鸣鼎食之家：兰斋旧事与南海十三郎》，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3-27页。

　　⑦ 陆荣廷于1920年被陈炯明部逐出广东，因此陈炯光成为师姑庵的常客最早也只能是1920年。南海十三郎出生于1910年，但小说中南海十三郎的化身向锡堃只比荣贻生大一岁，所以荣贻生应生于1911年，然而此时陈炯光还没有能力常去师姑庵，更没有权力让广州的电灯局为师姑庵通电。但葛亮出于情节需要，只能让向锡堃和荣贻生推后十年出生。当然，历史与小说不可等同，葛亮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办法填补这些漏洞。笔者指出这点，只为探讨小说的技艺。

　　⑧ 王安忆：《一把刀，千个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39页。

　　⑨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3-344页。

　　⑩ 1924年香港《小说星期刊》发表何恭第的艳情小说《花舫艳尼姑》，讲述光绪年间，一张姓青年书生游广州城南古迹“无着庵”，与妙龄多才的尼姑软红相恋、分别又聚首的故事。情节虽难免俗，但小说对庵堂素宴、时令蔬果、诗词丹青的铺陈以及对庵主月藤老尼的刻画，却依稀对应《燕食记》里的“无着庵”。黄仲鸣主编：《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通俗文学卷》，香港：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44-146页。

　　12 陳国球：《政治与抒情——论唐涤生的〈帝女花〉》，《香港的抒情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67-389页。

　　14 苏伟贞：《不安、厌世与自我退隐：易文及同代南来文人》，台湾：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社2020年版，第194-196页。

　　15 沈从文：《湘行集》，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213、218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New Tales of Two Cities， Erstwhile Years in Southern

　　Songs： On Tales of Lunches and Dinners

　　Xiao Hua

　　Abstract： Ge Liangs full-length novel Tales of Lunches and Dinners， addressing Cantonese cuisine and Shanghai cuisine as its subject matters， deepens and enriches his represent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contemplation of constancy and vari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once again features prominently in his account of inheriting and innova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handicrafts. Ge Liang joins the grand tradition of Chinese poetics， lyricism evoked by portraying objects， with his fictional representation of conventional Chinese objects. This grand tradition facilitates his innovation of the tales of two cities "Shanghai and Hong Ko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chnique， faith and righteousness concerning Chinese cuisines， this paper looks into the long-standing ways in which Chinese people conduct themselves.

　　Keywords： Object， Technique， Southern Tone， Tales of Two Cities

　　（English Translator： Xiao H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