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燕食记》起笔于物，落笔于情。文本以怀旧式的写作姿态复写文化记忆；以“重复叙事”的书写模式渲染出温情却克制的情感基调；以宏大历史缝隙中的日常生活，呈现个体沿着岭南饮食文化脉络生长的时代精神和情感结构。借助个体的精神成长和民间匠人的生存哲学，《燕食记》建构起一种与饮食相关的抒情诗学，诠释了“情”与“物”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葛亮；情与物；抒情诗学；《燕食记》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23）1-0050-07
葛亮的小说一直蕴含着某种深情。他早期的《谜鸦》《浣熊》已经不乏温情的掌故，在历经两部长篇小说《朱雀》《北鸢》后，“一种属于葛亮的叙事抒情的风格，已经隐然成形”①。其新作《燕食记》深化了这种隐秘的深情，建构了一种与饮食相关的抒情诗学。在这里，抒情作为一种情怀，生动地阐释了“情”与“物”的辩证关系，从而在日常书写中重塑了个体精神与情感结构。
一
王德威在《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中系统论述了“抒情”的起源和发展。他认为以陈世骧、沈从文和普实克三人为代表的抒情研究可以提炼出三个可供论述的课题：“兴”与“怨”、“情”与“物”、“诗”与“史”②。葛亮在《燕食记》中以饮食风物为着眼点建构起来的抒情诗学，便与沈从文所提出的“情”与“物”非常接近。汪曾祺将沈从文的抒情称为“抒情考古学”，他说：“沈先生治文物常于小处入手，而大处着眼，既重微观，也重宏观。他总是把文物和当时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把文物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上来考察。文物是物，但是沈先生能从‘物中看出‘人。他所关心的不只是花花朵朵、坛坛罐罐，而是人”③。《燕食记》中的人物成长是沿着饮食的线索展开的。一样食物就是一种情感，一种味道就是一缕愁绪，小说中的人物在由食物的味道、做法、掌故所搭建的情感结构中完成个体精神的成长。葛亮这种处理“情”与“物”的方式与沈从文的“抒情考古学”形成了某种共鸣。
葛亮深耕于饮食文化。他对饮食人生的关注，早在《北鸢》中已然开始。相比起《北鸢》中对饮食场景有节制的点染，《燕食记》大刀阔斧地书写了庖界几代的传奇人生，并且将饮食作为历史的日常和时代的切入点。葛亮以见微知著的方式，立足于饮食与传统匠艺，把历史风云落实到社会民生上。换言之，在《燕食记》中，葛亮起笔于食，落笔于人，企图建立的是以饮食为代表的物质文化与个人成长之间的纠缠与互动。
在葛亮笔下，饮食与匠艺人生更像是一种镜像关系，饮食生活是小说人物发现自我、建构自我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过程。这种镜像关系首先反映在饮食文化与个体成长的互动关系中，比如少年荣贻生无意中投身抗日战争的主流叙事即是通过饮食书写完成的。当他在“得月阁”悟出月饼中独缺的一味时，也意味着蛰伏在其背后以叶凤池和韩世江为首的广东民间抗日联盟的复出。荣贻生和杜七郎两位青年是在匠艺成熟后，卷入对日本军官河川守智的暗杀活动，完成了少年至成人的蜕变。两人的爱国情怀经由饮食书写的主线点燃。他们不再聚焦于琐碎的个人日常，而是主动投身到抗战斗争中去，发现了另一个自我，成为一八七师五六一团的随团劳军。此外，五举山伯亦是在满师的同时凭借出色的厨艺收揽人生挚爱，随之而来的是五举山伯人生方向的大转变，因为他必须面对粤菜和本帮菜的取舍问题。五举发自肺腑地说：“师父，捻雀还分文武。我敬您，但我不想被养成您的打雀”④，菜系的选择与五举的人生选择几乎是并行在同一条航道上，无论船桨划向何处，都已然证明五举重新发现自我，明确自我的人生价值，成为一位能够独当一面的男儿。
其次，饮食文化中充盈着个体成长的生存哲学。《北鸢》中孟昭如说：“中国人的那点子道理，都在这吃里头了”⑤。《燕食记》将诸多的人生道理融洽于饮食书写中，这些人生道理和价值经验，甚至历史观念，正是人物建构自我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陈五举浸润于饮食文化的熏陶而获得自我成长的方式在《燕食记》中颇具代表性。数年来，五举从“举目无亲”的孤儿成长为一位能独当一面、胆大心细的厨师，凤行不禁感慨“五举在雾气中忙碌的背影，便好似仗剑天涯的侠客”⑥。但五举的精神成长与同具“侠气”的师傅大不相同，如果说师傅的成长除了靠自己精湛的技艺之外，还要借助历史大势，那么五举的成长更多依靠自己的勤学苦练。五举生活在1950年代相对和平安稳的香港，其主体精神的建构基本都与习艺相关。十岁便进入茶楼谋生的五举，从最底层的学徒做起，深谙茶楼的生存法则和行为规范，亦在阿爷和荣贻生的指点下体悟民间哲理。诸如做人“三分做，七分蒸”⑦，前者是做人的基底，后者是时势环境的助力；“这揉的是面，却也是心志”⑧；打莲蓉“至重要的，还是一个‘熬字”⑨，做人亦然。这些无一不是五举匠艺逐渐精纯、人格逐渐完善的推力。同时，葛亮笔下的手工艺人具备一个特点，其厨艺愈是精湛，则个人品行愈优，处事愈沉稳。五举和谢醒的学艺经历可谓是葛亮特意设置的一组对照。两人因不同的原因先后离开同钦楼，陈五举虽然转行至上海本帮菜，但真切忠厚善良的品性依然；谢醒则不然，心思活络，处处留着心机，且势利偏狭，并最终让自己成了一个生意人。《燕食记》中，技艺精湛的匠人均能从“修艺”到“修心”到“修道”，在技艺锻炼中完成自我建构与主体精神成长。
再次，饮食所蕴含的情谊恰到好处地融入到人物的情感生活当中，帮助个体实现自我价值。吉尔·里波韦兹谈及女性的爱情观时说：“女性的爱情观仍然还是建立在提高自身价值的渴望以及强烈的感情梦想之上的，她们依赖这些梦想并将自我与现实生活相联系”，“女人希望通过爱情得到那种不可替代的、独一无二的、对独立的个人价值的肯定和褒扬”⑩。在《燕食记》中，人物的爱情作为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也同样服务于親子关系、家业传承。荣贻生得以拜师叶七，是以养母和师傅的婚姻为前提的；在陈五举和戴凤行温馨的爱情故事里，戴凤行对于传承本帮菜的责任感远比对爱情的期待深重，与其说她是在为自己挑选心爱之人，不如说是为“十八行”的家业筛选承继者。不过，这种以饮食文化的传承为目的的爱情、婚姻结合多有和合之妙，彼此之间并不构成矛盾。这种处理方式使得个体在“情”与“物”的坚守中获得认同感并实现双重价值。
二
葛亮的抒情诗学是以饮食文化为基底的。在此基础上，他以怀旧姿态和记忆书写讲述饮食风云，又经由“重复叙事”的方式唤起抒情诗学的回响。前者使怀旧成为小说主要的情感基调，重塑了关于饮食的文化记忆；后者深入地刻画了过往，书写了细腻的师徒情谊。
所谓“怀旧”，在斯维特兰娜·博伊姆看来，“是我们时代的症状，某种历史的情绪”，是“个人与自己的想象的浪漫纠葛”11。博伊姆将“怀旧”区分为修复型怀旧和反思型怀旧，前者强调“旧”，提出“重建失去的家園或弥补记忆空缺”，意图完整地重建过去或已经失去的家园；后者则强调“怀”，“更多地涉及历史的与个人的时间、过去的不可返回和人的有限性。反思指示新的可塑性，而不是重建静态”12。反思型怀旧更强调对时间和历史进行有距离的回首和反思，《燕食记》中关乎掌故的把玩和饮食风物的刻绘都是经由记忆和怀旧的情感线索追寻而来的。“我”因为申请粤港传统文化的口述史研究项目才得以与荣贻生、陈五举师徒深交，也正是在帮助荣贻生编写食典的过程中，无意考据到荣贻生的传奇身世，由此牵连出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的饮食异闻和时代纷乱。从楔子来看，《燕食记》更像是一种修复型怀旧。然而，葛亮想要重建的并不仅仅是一种已经逝去的时代和历史，而是更关注其中关于个人的和文化的记忆，这是反思型怀旧的典型特征。小说中的怀旧书写显然是经过叙述者的选择和编码而生成的过去的“历史”，在这里，“历史”不仅是个人的历史，而且是饮食的历史。小说以反思型怀旧的历史思考品味细节和纪念性的标记，以记忆的碎片展现了怀旧的空间。换言之，小说凭借饮食文化穿针引线，串联起战争历史、城市变迁和个体命运，凝聚了几代人的文化记忆，以怀旧的姿态再现了岭南地区的世纪沧桑。
正是在反思的基础上，这种怀旧方式闪烁着“文化记忆”的色彩。扬·阿斯曼提出“文化记忆关注的是过去中的某些焦点”，过去在文化记忆中凝聚成某种“可供回忆依附的象征物”13，如文本、图画、仪式、节日、饮食等内容。一个集体的成员通过忆起过去，“对起着巩固根基作用的回忆形象的现时化”，可以确认和巩固自己的身份认同14。文化记忆具有潜在的和现时的两种功能，可以将味觉理解为一种潜在的文化记忆。当个体再一次与这种特定的味道相遇时，与此相关的记忆随即被召唤，并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被赋予新的现实意义。“我相信，一个好厨师的味蕾，必然会有着独特的记忆。哪怕凡人亦如是”15。慧生母子在安铺小镇相依为命的第二个中秋节吃到了叶七手打的双蓉月饼，熟悉的味道牵连出关于广州“得月阁”、太史第和月傅的回忆，味觉留下的记忆如同烙印一般。与“得月阁”的再次相逢，并不只是关乎一种味道或饮食文化的“知识”，更指向往事背后某种与特定空间、时间密切相关的情感和意义。一方面，“得月阁”的双蓉月饼所牵连的回忆是母亲和阿响共同的饮食爱好，隐隐透露着某种血脉传承，是这个家庭独有的记忆；另一方面，荣贻生对这种味道进行了“诗意化”的处理，使“三块月饼，够记一辈子”16，由此明确了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从此刻起，“得月阁”的月饼不仅发挥着记载时间和往事的功能，而且代表着荣贻生半生的辉煌与成就，同时也重塑了三代香港人的饮食文化记忆和情感。
怀旧与记忆是一个繁复的筛选、编码和重构的过程，并非所有的记忆都能成为文化记忆的对象。换言之，回忆是置身于当下而转身对过去的探寻。因此，回忆的人并非单纯的想要了解过去，而是为了确认关于当下的某种解释。葛亮煞费苦心地梳理了岭南饮食文化的发展脉络，处处埋伏，尝试建立的是饮食文化与情感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正如金寿福的分析：“文化记忆的最终目标不是对以往的人或事形成一个客观的认识，而是把过去构建为能够支撑当下和指明未来道路的共识”17。可以说，葛亮借助文化记忆书写饮食人生的最终目的不只是想要回顾粤港饮食文化的前世今生，而更在于寻找和建构能够支撑当下文化发展的精神支柱和文化共识。葛亮说：“书写记忆对我而言，不单只是抵御现实的方式。我想更重要的是，它实现了某种价值观与审美观的砥砺。我更重视其中的续接感，对家族祖辈那个时代的续接，对传统的续接”18，“把这种传统的东西、古典的东西放在当下，用当下人的处理、消化重现一种来自传统的精神”19。葛亮以一种怀旧的姿态再次回顾时代中斑驳的记忆，重新追溯和缅怀芜杂的生活经验、情感伦理，为当下传统饮食文化的传承与构筑注入全新的动力。
葛亮建构抒情诗学的另一种方式是以“重复叙事”来完成情感书写。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中提到：“无论什么样的读者，他们对小说那样的大部头作品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得通过这一途径来实现：识别作品中那些重复出现的现象，并进而理解由这些现象衍生的意义”20。帕斯卡尔也曾指出：“当一篇文章出现了重复的字，我们试图加以修改，却发见它们是如此之妥帖以致我们有可能糟蹋这篇文章时，那就只好让它照旧不动了。这就是它的标志”21。重复作为文本的标志，含蓄地展示了其背后的象征世界，构成对某种情绪、意义的暗示和突显。在某种意义上，《燕食记》中的重复是对遗忘的抵抗，对记忆的追踪，突出表现了人物之间复杂而微妙的情感关系。
《燕食记》对歌谣的重复，生动地演绎了“重复叙事”的这种抒情作用。如“欢欲见莲时，移湖安屋里。芙蓉绕床生，眠卧抱莲子”22，这首歌谣在《燕食记》中出现了四次。首次出现是在引首，荣师傅同“我”讲述打莲蓉的手艺时，吟了一曲，“这支曲我听他在茶楼里唱过，是他少年时在‘得月的师傅教的。师傅姓叶，手把手教他打莲蓉”23。第二次出现是叶七教荣贻生打莲蓉时，“阿响点点头。师父说，嗯，学会了。往后，唱给你的徒弟听”24。第三次重复则是五举最后一次帮师傅打莲蓉时呜咽的吟唱，“这是叶七教给他的，他教给了五举。他说，学会了。往后，唱给你的徒弟听”25。第四次是在“锦餐玉食”比赛中五举脑海的联想，“师父不苟言笑，喜不形于色。但那天他对五举唱起了这首歌。是他少年时师父教的。师父姓叶，手把手教他打莲蓉”26。歌谣的多次重复，不只是对不同的传唱场景细节性的叙述，更是对师徒共同记忆的加固，强调的是匠艺的三代传承。在歌谣的一次次重复中，三代师徒间深厚的情义以渐次叠加的形态浮现出来。
除了歌谣的重复之外，场景的复现也增强了这种抒情效果。比如荣师傅和戴凤行的第一次碰面。这一场景首次出现是在第一章，“对于见到凤行的情形，荣师傅或许记忆犹新，但他并不愿提及”27，这里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略过了荣师傅，聚焦于戴凤行初见五举的师傅时那种镇静自若和不卑不亢。这一场景的再次出现，是在第十一章，此时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聚焦于荣师傅，写他对戴凤行的第一印象，“瘦弱的青年”，眼里“有这样坚强笃定的光”28。在描述完这个场景之后，第一章和第十一章都同频切换到了五舉决定为结婚而离开师门，并附以相同的场景，即：五举帮师傅炒莲蓉。第一章叙事人聚焦于五举，写他站在锅边，锅铲像船桨，他看着莲蓉渐渐融化粘稠，“他心里高兴，就划得分外有力了”29；在第十一章，当这一场景复现时，叙事人通过荣师傅的眼睛看五举炒莲蓉，看莲蓉融化粘稠，“他心里也高兴，细路眼睛亮了，划得更有力了”30。场景的重复，甚至表达上的重复，以言外之意的方式将师徒二人的情绪和情感饱满地呈现了出来。
米勒结合德鲁兹和本雅明的观点，总结出两种重复的类型：一种是“柏拉图式的重复”，强调真实性上与模仿对象的一致性；另一种是“尼采式的重复”，强调“每样事物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使得“人们体验到一样事物重复另一样事物，前者与后者迥然不同，但又令人惊异地相像”31。概言之，“柏拉图式的重复”看重原型，在各种事物共有的相似的基础上提炼出隐喻的表现方式，而“尼采式的重复”则重视重复的差异性，即便是对同一事件的重复，也可能是记忆构造的“虚构的生活”，每一次重复都大不相同。《燕食记》以多次出现的歌谣完成了“柏拉图式的重复”，展现出一种延续性的情感和精神脉络；以场景的复现实现了“尼采式的重复”，通过一种情绪和情感上的差异性来展示场景中细微的变化，在“言外之意”中渲染出文本的情感基调。
当然，“任何一部小说都是重复现象的复合组织，都是重复中的重复”32，“尼采式的重复”并非是“柏拉图式的重复”的对立面，而是它的“对应物”。换言之，场景的复现所呈现的师徒情谊是对歌谣的重复所呈现的匠艺传承的进一步深化。这两种重复本质上接续的都是传统饮食文化的精气神，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33的关系。
可以说，不管是怀旧姿态和记忆书写，还是“重复叙事”的书写模式，都参与了《燕食记》抒情风格的建构。葛亮在怀旧书写中重构了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也重塑了近百年香港人的饮食文化记忆和情感。同时，借助“重复叙事”展示了文本背后的情感世界，突出了那些隐没于细节中的情感及其逐渐强化的过程。最终，两种书写方式都默契地指向传统饮食文化的传承与构筑。
三
《燕食记》的扉页上有一句出自《周礼·天官·膳夫》的文句：“燕食，谓日中与夕食”，说的是尽管身份有别，但不论王侯将相、士人庶民每日都得用午餐和晚餐。这句话可以看作全文的文眼，饮食既是人人都要面对的日常，也是人人得以安身立命的形神所寄。随后，正文的每一章前也都附以一段与饮食风物相关的小题记，这些题记大多出自历代与饮食风物相关的笔记，一方面勾连起饮食文化绵长不绝的历史传统，另一方面则建构起某种与饮食文化情感内核相呼应的抒情风格，形成文本对“情”与“物”的辩证思考。
如同这些出自古代笔记的文句为每一章的讲述做出某种情绪或情感上的氛围铺垫，《燕食记》中的历史书写也呈现出一种背景化特征。葛亮说：“从某种意义而言，个人与历史，其实是一个层面上的不同面向，是全集与子集的关系。其实我更喜欢历史中的某些意外，旁逸斜出，这恰恰又是依赖于若干个人而实现的”34。葛亮有一种稳定的历史观：与其说是“时势造英雄”，不如说是个体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作出的命运之选。在葛亮新近的创作中，皆呈现出相似的书写倾向，即以小人物为时代的主角，由此牵连出背后的时代风云和历史变迁。在这种书写模式下，世俗人生与饮食生活成为演出的主要内容，而重大历史事件则以片段化的形式呈现。
在陈五举的故事中，葛亮表面上梳理了广式点心的饮食流脉，内里所呈现的是昔时香港的兴衰荣辱和社会经济巨变。五举山伯说他自己“没赶上香港茶楼最鼎盛的时候”35，实际上他的少年时代见证的正是茶楼最后的兴旺，他错过的并非茶楼往日的全盛，而是茶楼参与家国救亡的那段历史。五举的时代，香港虽然面对着人口膨胀、金融股灾、台风洪涝等问题，却仍旧处于一个经济社会空前发展的状态之中，茶楼自然成为民生所向。香港茶楼严谨且讲究的行业规矩、繁琐又细腻的饮食文化正是当时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应生物。此间戴家的上海本帮菜菜馆，也从北角最初的面馆，到湾仔的碟头饭和冷档，后来发展到观塘的外卖，同样也是香港社会经济发展在饮食文化领域留下的足迹。与之相呼应的是，葛亮在饮食文化书写的一脉中隐约地勾勒了香港城市文化的历史变迁，从跑马场、夜总会到电视娱乐媒介的蓬勃发展，与茶楼、西饼店、快餐外卖同步展现了昔时香港文化的浮华和绮丽。由此，五举山伯及其背后的饮食文化线索可谓是从个体的“小历史”牵连出“大历史”，由饮食空间的变化呈现时代风云。此时，“大历史”始终以“旁枝末节”的姿态藏匿于个体的身后，食物则充当了记录时间、延续记忆的工具。食物本身所携带的历史标记及其发展过程中的空间延伸，是个体回首过去、体认历史的重要途径。
葛亮以一种审美的、抒情的姿态描摹了历史兴替开阖下的日常生活与饮食人生，呈现为一种松弛的、缓慢的温情叙事。在处理具体的历史大事件时，《燕食记》避开了与历史风云的正面撞击，而是以时代洪波下的日常生活书写彰显物质文化的价值。轰轰烈烈地给中国社会带来重要影响的北伐战争在小说中只以一句“北伐前后，朝野更迭”36简单带过，文本精雕细描的是掌故旧事，是由旧报纸、社会逸闻引出的名庵艳影，叙述定格在了彼时民国大员于乱世中隐居的广州尼庵。与“朝野更迭”的“快”相比，“般若庵”显现出一种“缓慢”的与世隔绝的“结庐人境”。葛亮将师姑庵的日常生活娓娓道来，从尼庵素筵到“熔金煮玉”，再到陈赫明和月傅的生死相依，在世俗的烟火气中叙述了一个又一个“无味而有味的光景”37。当叙事停留在日常生活时，呈现出世俗生活、饮食人生的静谧和抒情化的美感。
同样在叙述抗日战争时，《燕食记》关于战争场景的描写也只有寥寥几笔，在日常生活面前，战火纷争、时代历史瞬间转为淡漠的背景。物质的匮乏、抵抗饥饿与伤痛的生存需要与道观外的腊鹅、草药以及贱年充饥的禾虫、番薯藤混合在一起，构成一种奇异的和谐，成为人的身体和情感上的慰藉，“仿佛过去、当下及某个不可预见的未来，终有某种让人信任的不变”38。从战时饮食到战时剧团，《燕食记》所极力呈现的是饮食、粤剧对人的情感抚慰作用。在这里，世俗人生和日常生活的价值与意义被充分彰显。不论是人生日常中的食，还是生活享受中的戏，固执地拉开了生与死之间的距离。而食物作为日常生活中最基础的存在，一旦与情感、价值和意义相勾连，其所包含的抽象的味觉记忆和具体的饮食空间都在时间的流徙中被赋予更多的价值和意蕴。
葛亮力图在个体与历史的双向书写中，探寻饮食人生中的时代精神与情感结构。“现代主体首先且首要是一种情感性的主体”39，《燕食记》中不乏为爱追逐、为情献身的人物，比如双双投身革命的锡允和颂瑛、一生只为等一人的七少爷、为爱忍痛离开师门的五举山伯等等。这些人物形象都义无反顾地将“爱”作为寻求身份认同和建构主体精神的话语。葛亮试图将使命感和责任感放置到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去，同时希冀将情感本身所带有的世俗性特征升华为“超日常”的价值，即把情感归置于民族国家叙事的宏大主题中。颂瑛说：“这世上有人为自己活，有人为别人活着。为别人活却不自知，才是可叹”40。在这里，葛亮将锡允刺杀日本特务的地点设置在一家餐厅，并以颂瑛与七少爷的叙旧为掩护，其寓意得到了不经意的彰显，情感由此超越了日常生活并指向民族救亡。在世俗烟火中，锡允的凛然大义和颂瑛的义无反顾得以凸显。
如果说在个人与历史的双向书写中，颂瑛是在民族大义的意义上为爱/革命献身，那么背离师门的五举山伯则是在实现自我的层面上追寻身份认同的先锋，呈现出“有情有义”的精神特征。麦金太尔谈及现代身份时，提出了“特性角色”和“情感主义者的自我”两个概念，“特性角色”是“其所处文化的道德代表”，指涉个体的自我认同“由其在社会群体中的成员身份充分定义”，其个体内心并无所谓的“真实的我”41。葛亮有意设置了五举“举目无亲”的身世背景，从而以情和义置换了连接五举与社会的血亲家族的纽带。在此基础上，五举在情和义之间的纠结、挣扎、取舍便成为他获得自我认同的基本途径。五举受阿爷和师傅荣贻生的悉心教导，于他而言“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传统道义是天经地义的自我建构，这便是麦金太尔所说的“传统型自我”。然而，随着个体的成长和经验丰盛，五举从传统的等级制度、师徒传承关系和道义观念中挣脱出来，他离开“同钦楼”，与妻子共同撑起“十八行”，又在妻子亡故之后只身扛起一片家业，并成全了露露和戴得的婚姻，体面地维护了戴家的和谐与家业的完整。可以说，五举的自我认同从弃师徒之“义”取个人之“情”开始，最终又以尽师徒之“义”填充个人之“情”完成。显然，“自我的核心”由情感这一内在性的私人化的本质建构而来，推引着五举成为“山伯”，成为“情绪唤醒型自我”。
需要注意的是，《燕食记》中五举山伯的情感唤醒和对传统道义的坚守并非他所独有，而是指向了一种情感结构。葛亮为我们展现了叶七和荣贻生、荣贻生和陈五举、陈五举和露露三代师徒的匠艺传承和饮食风云，虽然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出生和背景，对情和义也有不同的理解和担当，但他们对待情和义的方式却仿佛一脉相承。这些来自民间的手艺人，生长于乡间里巷，氤氲于日常烟火，他们对技艺的守成与创新，对人情道义的坚守和担当，以及与他们相关联的民间精神都成为这部关于“燕食”的书写中最熠熠生辉的部分。正如葛亮的回应：“所谓‘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我相信历史更似个人和生活的积聚。所以在书写过程中，我首先关心的是将历史人物还原为‘人，让他们回归日常生活和家庭本位，在人之常情中去呈现他们的精神向度”42。
从根本上说，味道的传承是一种抽象的匠艺延续，饮食作为一种生活形态，它可以重构纷繁的生命世界。沈从文在《抽象的抒情》中说：“生命在发展中，变化是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生命本身不能凝固，凝固即近于死亡或真正死亡。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遥的空间，让另一时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43。饮食文化的传承本身就是一种生命期待和历史经验的存在與延续，如何在文学书写中彰显中华饮食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是《燕食记》有价值的尝试。“一如‘民以食为天的内蕴，所有的历史书写，最后都将回归于‘人”44，《燕食记》中的饮食书写刻画了不同时代中个体诗性的生存空间和情感结构，点染了近百年来粤港地区的风云诡谲，但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一定是浸润在字里行间的普通人对幸福生活的坚守和追求。正因为重新梳理了“情”与“物”的关系，葛亮得以传承和建构文学领域关于饮食的抒情诗学。
① 王德威：《抒情民国——葛亮的〈北鸢〉》，《南方文坛》，2017年第1期。
② 参见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44页。
③ 汪曾祺：《抒情考古学——为沈从文先生古代服饰研究三十周年作》，《汪曾祺全集10·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34页。
④⑥⑦⑧⑨15162223242526272829303536373840 葛亮：《燕食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47页，第405页，第28页，第31页，第224页，第175页，第181页，第225页，第5页，第225页，第371页，第520页，第45页，第368页，第48页，第370页，第11页，第56页，第73页，第308页，第256页。
⑤ 葛亮：《北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5页。
⑩ ［法］吉尔·里波韦兹基：《第三类女性——女性地位的不变与可变性》，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1页。
11 ［美］斯維特兰娜·博伊姆：《导言》，《怀旧的未来·导言》，杨德友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6、9页。
12 相关论述见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怀旧的未来》，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46-55页。
1314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6页，第47页。
17 金寿福：《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外国语文》，2017年第2期。
184244 葛亮：《由“饮食”而“历史”——从〈北鸢〉谈起》，《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19 葛亮：《管窥之下，是久藏的民间真精神》，《羊城晚报》，2016年10月9日（A09）人文周刊。
203132 ［美］希利斯·米勒：《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王宏图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第7-10页，第3页。
21 ［法］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0-21页。
33 殷企平：《重复》，《外国文学》，2003年第2期。
34 行超，葛亮：《距离感与小说的可能性》，《创作与评论》，2014年第16期。
39 ［美］李海燕：《心灵革命》，修佳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
41 ［美］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龚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4页。
43 沈从文：《抽象的抒情》，《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27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The Dialectics of Feeling and Matter——Reading
Ge Liangs An Account of Lunches and Dinners
Guo Bingru and Yang Shufen
Abstract： About feeling and matter， An Account of Lunches and Dinners duplicates culture memory in a nostalgic posture， creating a tender but controlled emotional tone in a mode of repetitive narration， and， with the daily life in the seams of grand history， it represents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and the emotional structure of the individuals that grow along the veins of food culture in Lingnan （regions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By way of the spiritual growth of an individual and the survival philosophy of the folksy craftsmen， An Account of Lunches and Dinners has constructed a lyrical poetics associated with food， explicating the dialec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feeling and matter.
Keywords： Ge Liang， Feeling and matter， lyrical poetics， An Account of Lunches and Din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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