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绪言——鲁迅编译《蕗谷虹儿画选》“大到超于现实的眸子”
鲁迅（1881——1936）的作品中，有一些描写叙述主体“归乡”的短篇小说。其“归乡三部曲”《故乡》《祝福》《在酒楼上》，从叙事结构来看，讲述的都是身为中年男性的“我”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与旧友、邻里相会，在了解他们的经历后对他们的转变感慨万分的故事。归乡系列的第一部作品《故乡》（发表于1921 年7 月至8 月左右）①和第二部作品《祝福》（发表于1924 年3 月）②，主要描绘了农民闰土、“豆腐西施”杨二嫂、两次被卖且两度丧夫复又丧子的祥林嫂等中年男女，以及闰土的儿子水生等少年的故事。
第三部作品《在酒楼上》③写于《祝福》完稿的九天后，其内容大致是：叙述者“我”在回乡之际，顺道前往“离我的故乡不过三十里”④的S 城（十年前“我”曾在这里当过一年的教员），来到了过去熟识的酒楼。“我”在酒楼的二楼自斟自酌时，偶遇学生时代的友人、亦是“我”当教员时的同事吕纬甫。十年阔别不期而会，“我”便向他询问起回乡的感触。原来，吕纬甫本是听从母亲的吩咐，回来为早夭的弟弟迁坟，同时给老宅东边的邻居、一个船户的长女阿顺送剪绒花。不料，弟弟的墓里连一块骸骨都不曾找到，船户家的阿顺也因疑似染上肺结核去世了……
钱理群（1939—）在2003 年发表的论文中，将中国学者有关《在酒楼上》的解读总结如下：
研究《在酒楼上》这篇小说的许多学者，都是把小说中的“我”看作鲁迅，小说主人公吕纬甫则被视为一个被批判、被否定的对象：当年他是一个反抗者，现在他转了一圈回来了，背离了原来的理想，即表现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与不彻底性，等等。我在过去的有关著作中大概也是这么看的。⑤
然而，钱理群在2003 年的论述中一改先前的看法，认为抱有理想的“我”和关照家人与邻居的吕纬甫身上都有鲁迅的影子，鲁迅创作《在酒楼上》，其目的是使读者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与“我”和吕纬甫两者产生共鸣。⑥钱理群在过去以及2003 年对《在酒楼上》的两种不同的解读，不仅在中国，在日本学界历来也是相通的。
不过，《在酒楼上》中出现的年轻女子阿顺，恐怕不仅是鲁迅文学中，也是整个近代中国文学中眼眸最美的少女。⑦吕纬甫是这样对“我”描述阿顺的：“她也长得并不好看，不过是平常的瘦瘦的瓜子脸，黄脸皮”，“独有眼睛非常大，睫毛也很长，眼白又青得如夜的晴天，而且是北方的无风的晴天，这里〔大概指的是S 城〕的就没有那么明净了。”⑧作品对阿顺的眼睛进行了如散文诗一般长篇的刻画，酣畅淋漓。
其中第三句“青得如夜的晴天”，形容的恐怕并不是正常人的眼白，而是在医学上被诊断为“蓝巩膜”（英文名Blue Sclera）的眼白。⑨若是想要描写阿顺的眼睛之美，只须用“明眸皓齿”的“明眸”便足矣，鲁迅却避开了这个常用来形容美丽女性的词汇，而用病态的色彩来描述阿顺的眼白。
难道鲁迅本来是想写“眼珠”，而错写成了“眼白”？又或者是想到了日语中的“黑眼”（即黑眼珠），在考虑是否写“黑眼睛”时写成了“眼黑”，然后在印刷时被错印成了“眼白”？
然而与最初刊载于《小说月报》（第15 卷第5 号、1924 年5 月10 日发行）中的“眼白青得像夜里的晴天”一句相比，收录在鲁迅第二部短篇集《彷徨》时，这句话多了个“又”字，变为“眼白又青得”，先不说“像夜的晴天”一句中“像”到“如”的改变，单从“眼白”不改，还添“又”字对“眼白青得”进行强调这个角度考虑，可以说“眼白又青得如夜的晴天”是鲁迅反复确认之后写下的文字。或许是想用眼白的清澈来凸显阿顺的纯情。⑩
完成《在酒楼上》的四年后，鲁迅翻译并出版了华丽精美的诗画集《蕗谷虹儿画选》。蕗谷虹儿（1898——1979）是大正到昭和战前时期，以美少女绘画和抒情诗在日本风靡一时的插画家。鲁迅收集了他的绝大部分画作，并将其整理成册，附在画旁的诗也翻译成中文，于1929年在上海出版。书前的序文中，鲁迅对其作品中暗藏的幽婉与纯粹大加赞赏之后，又对《蕗谷虹儿画选》封面上的美眸女性插图评论道：“首页的小图也出《我的画集》中，原题曰《瞳》，是作者所爱描的大到超于现实的眸子。”[11]
或许鲁迅对拥有“大到超于现实的眸子”的美眸女性，也抱有某种憧憬吧。鲁迅在创作《在酒楼上》的三四年前曾钟情于俄罗斯作家契珂夫写的一本短篇集，其中拥有着“如日光下璀璨的煤块般大而忧伤的眼睛”那样“超于现实的眼睛”的女性接连登场。
本稿就鲁迅的《在酒楼上》一文的创作受《契珂夫选集》的影响进行考察，尝试对鲁迅归乡系列三部曲展开新解读。
二、鲁迅翻译的契珂夫作品——初恋回忆《连翘》与归乡物语《省会》
如今，日本的名人事典中关于契珂夫有如下的介绍。契珂夫·叶夫根尼/ Chirikov, Evgeniy Nikolaevich/1864-1936，苏联（俄罗斯）小说家，剧作家。19 世纪80 年代以短篇小说出道，通过戏剧《犹太人》（1904 年）和《伊万·米罗努奇》（1905 年）展现了1905 年的革命高潮，但后来带有颓废倾向。1917 年10月因反对革命流亡，途经布拉格，定居巴黎。其作品包括带有自传性质的3 部作品《塔拉哈诺夫的生涯》（1911-1914 年）等。[12]
与契诃夫等同时代的俄罗斯作家相比，这是非常简单的介绍，说明契珂夫在今天的日本几乎是被遗忘的作家。但在大正民主时代，他在自由派和左翼青年之间广为人知。从一九一一年七月八日《朝日新闻》介绍契珂夫以来[13]，《读卖新闻》也刊登了他的译作，之后他与安德列夫、高尔基并称为“第一流的文人”。[14]明治末期，米川正夫、森鸥外、中村白叶各翻译了契珂夫的一篇短篇作品，并且在1920 年，他突然受到关注。这一年不仅短篇小说《奇迹》和《科利亚和瓦利亚》分别被收录进升曙梦译《俄罗斯现代文豪杰作集》第三篇《扎伊采夫、索罗古布杰作集》（大仓书店）和中村白叶译的短篇集《契诃夫之后》（丛文阁）中，10 月，新潮社出版了《契珂夫选集》（关口弥作译），那是一本超过五百页的，相当厚重的文库本，内收其十七篇短篇作品。在此之前，该书收录的作品《省会》刊登在同一出版社的文艺杂志《新潮》10 月号上。译者同为关口弥作。
同年《新潮》12 月刊内登载了占幅两个版面的书评《读〈契珂夫选集〉》。作者系此前一年于新潮社发表其首部短篇小说集《乡愁》，并凭此引起广泛关注，被誉为“乡土艺术家”的加藤武雄（1888-1956）。他在《新潮》12 月刊里有如下论述：
我第一次对契珂夫的小说感兴趣，是在中村白叶的译文集《契诃夫之后》里读到《科利亚和瓦利亚》（摘自原文）的时候，这是一篇以两位少年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在《契珂夫选集》出版后……，我完全被契珂夫所吸引。之后在《埋藏的宝藏》和《命运》等作品中我感受到了蕴藏其中的渴望和激情，并深受启发。特别是在《命运》的结尾处，三驾马车在神秘命运的指引下，伴随着铃铛声响，在白雪皑皑的荒野上驰骋，那在马车里熊熊燃烧的纯粹而又强烈的爱情啊。[15]
加藤引用了小说中的一段话：寒风刺骨，一辆三驾马车驰骋在荒野中，此时坐在马车里的“我”和一位“黑眼睛的女人”双手紧紧相握。“不知道其他人看到这一段如何作想，真是令我心驰神往”。
与“乡土艺术家”加藤武雄处于同时代的作家江口涣（1887-1975）在同一时期发表了短篇小说《在监狱的一角》，其中提到了两位作家曾围绕《命运》——这部让加藤心神向往的爱情故事小说——进行了讨论。这部作品是江口涣以参加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第二次大会（1921年5 月9 日）并被警察拘留这一自身经历为素材创作的。鲁迅还翻译了江口涣的短篇小说《峡谷之夜》，并将其收录到与周作人合编翻译的短篇小说集《现代日本小说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 年6 月）中。在对作者进行简短介绍时，鲁迅提到江口涣参加了社会主义同盟。[16]
〔出现在该部作品中的一位作家佐藤〕看向我说“契珂夫的小说里描写到，一群俄罗斯的大学生一边在马车里唱着革命歌一边被追求〔藤井注：在战后的《江口涣选集》中更改为“流放”〕。”“好像是有这么一处描写。讲的是一位大学生在大街上遇到一位陌生的女学生，互相交换帽子后逃跑的故事吧。还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学生呢。”我着重强调了最后一句，因为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那位女学生有一双异常明亮的眼睛，她碰巧和一位被流放的大学生乘坐了同一辆马车，在所有事情都尘埃落定后两人坠入了爱河。想起今晚被煞风景的警车押送到警局的倒霉经历，我实在是很羡慕那位大学生，他是多么幸福啊。[17]
这对青年男女是如何相遇、两支押送他们前往流放小镇的车队是如何在途中会合、以及他们冥冥之中是如何再次相遇的，都与江口小说中提及的并无二致。不过，这位年轻女子并不是女学生，而是一位富家小姐。当主人公逃离街头斗殴现场时，她把自己的女式帽子借给他作伪装，因而被误认为是学生团伙的一员被逮捕。她的“黑色双眸像是两块燃烧的煤块一样闪闪发亮”，后面的章节中也多次把她描述为“黑眼睛的女孩”。主人公在晚年时已是一位学者，当他在壁炉前向“善良的女士们”讲述这个奇妙的爱情故事时，“黑眼睛的女孩”早已去世多年。事实上那位女孩在到达刑场后不久便因感染肺炎而死。[18]
如此，《契珂夫选集》成为日本读书界的热门话题，也吸引了鲁迅和周作人（1885-1967）兄弟的注意，他们此时正在北京与母亲等人一起过着大家族的生活。在《周作人日记》中，1920 年11 月20 日那天有这样一段话：“我去了日本邮局，收到了来自丸善书店6 号寄出的包裹，包括《现代思潮与文学》〔本间久雄著，大同馆书店，1920 年9 月16 日出版，书价2 日元30 钱〕在内，里面共有七本书。”同年日记“书目十一月”一页上，继《现代思潮与文学》之后，还记载着《生活的艺术化》（本间久雄）、《契诃夫之后》、《契里科夫选集》、《当代英雄》（莱蒙托夫、高坂义之译）、《坏伙伴》（柯罗连科，布施延雄译）、哈里斯著《巴特勒传》等六部周作人所研读的外文书籍名目。[19]
《周作人日记》里每月都会出现日本文艺杂志《新潮》，可以推测周氏兄弟定期订购了这本杂志[20]（在中国，同名杂志《新潮》于1919 年1月创办，由北京大学新潮社发行）。
当时鲁迅兄弟俩和其母亲、幼弟一房一同居住在北京八道湾的一套约1600 平方米的住宅里。1920 年10 月中旬，杂志《新潮》被送到鲁迅的住宅。大概是读了刊载在10 月号里由关口弥作翻译的《田舍町》（鲁迅译为《省会》）一文，周作人在10 月28 日给丸善书店写了一封订购杂志的信。前文提及《新潮》12 月号里刊登了加藤武雄对《契里珂夫选集》的书评，可以推想鲁迅在收到杂志后读到了这篇书评。同年1 月26 日，周作人收到了新潮社寄来的加藤短篇集《乡愁》，他在11 月14 日和15 日这两天将短篇集里的同名文章《乡愁》翻译成了中文。
鲁迅重译了《契里珂夫选集》里的《连翘》和《省会》。第二年鲁迅将这两篇译文收录于《现代小说译丛》[21]的世界文学短篇集里，这本书是鲁迅和周作人一起编写和翻译的。那时，鲁迅在《连翘》里添加了如下“译者附记”。
契里珂夫（Evgeni Tshirikov）的名字，在我们心目中还很生疏，但在俄国，却早算一个契诃夫以后的智识阶级的代表著作者，全集十七本，已经重印过几次了。契里珂夫于一八六四年生于凯山，从小住在村落里，朋友都是农夫和穷人的孩儿；后来离乡入中学，将毕业，便已有了革命思想了。所以他著作里，往往描出乡间的黑暗来，也常用革命的背景。他很贫困，最初寄稿于乡下的新闻，到一八八六年，才得发表于大日报，他自己说：这才是他文事行动的开端。他最擅长于戏剧，很自然，多变化，而紧凑又不下于契诃夫。做从军记者也有名，集成本子的有《巴尔干战记》和取材于这回欧战的短篇小说《战争的反响》。他的著作，虽然稍缺深沉的思想，然而率直，生动，清新。他又有善于心理描写之称，纵不及别人的复杂，而大抵取自实生活，颇富于讽刺和诙谐。这篇《连翘》也是一个小标本。他是艺术家，又是革命家；而他又是民众教导者，这几乎是俄国文人的通有性，可以无须多说了。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日，译者记。〔着重号为藤井所加〕
鲁迅在翻译过程中，沿用了关口弥作在《契里珂夫选集》卷头写下的“译者序”，并给部分内容加上了着重号。可以说这些着重号是鲁迅自身对契里珂夫的评价吧。而像关口弥作翻译的《契里珂夫选集》等当时翻译契里珂夫作品的书里，并没有给契里珂夫的名字标注罗马字。而森鸥外翻译的《诸国物语》中收录了契里珂夫的短篇《左右为难》，在这篇小说里契里珂夫的名字被标注为“Eugen Tschirikow”。[22]此种标法来自于作为森鸥外译本原稿的德文译版。[23]
那么，鲁迅选择翻译成中文的这两篇小说到底是怎样的作品呢？《连翘》中，主人公在“20岁左右”的年纪，于春天的某个清晨散步。当时有个“善良而美丽的女孩”似乎是想测试他的诚意，拜托他摘一朵长在高高的围墙上的连翘花……[24]这部作品叙述了他的美好的、甜蜜中略带苦涩的初恋回忆。前面引用了加藤武雄的书评，对于《连翘》，他评价道：“这篇小说只有四页，虽短小精悍，但在这仅有四页的像诗一样的描写中，在对于春天的清晨散步时被连翘花上的露水打湿的少男少女姿态的描述中，我看到了人生的光采、人类的梦想和现实。”当鲁迅用《连翘》译者的语言强调“往往描出乡间的黑暗来，也常用革命的背景”时，他实际上应并没有想到《连翘》，而是想到了小说《省会》。据推测《省会》的翻译时间应在翻译《连翘》，即执笔《连翘》译者附记的1921 年11 月2 日前后。
《省会》大概以第一次俄国革命（1905）后、正值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俄国为舞台。作为叙述者的“我”是革命派作家，坐着船从伏尔加河顺流而下，回到阔别二十年的家乡，“我”一边沉浸在甘甜又苦涩的青春回忆里，一边又觉得在革命高潮退去后接踵而来的反动时代“看不到祖国有幸福的未来的可能”[25]。被警察局传讯后“我”去报到，隶属于反动派的新任副局长（原局长在第一次革命后被革职）在那等候着我，而这位新副局长竟然是“我”大学时代的学弟。他说自己非常怀念以前一同参加学生运动的伙伴们，故请“我”光临了。就这样，在“我”对这样讽刺又凄凉的人生的困惑中，这一短篇落下了帷幕。
时隔二十年乘船回乡，面对物是人非的故乡风景，回忆起难忘的少年时代。与旧友再会后发现二人的立场背道而驰，而这些都令“我”感到困惑……这篇《省会》的故事结构与鲁迅归乡系列作品的第一部——《故乡》的结构几乎相同。再考虑到鲁迅于1920 年11 月拿到《契里珂夫选集》，大约一年后翻译《省会》，而《故乡》写于这之间的1921 年1 月，可以推断鲁迅在创作《故乡》的时候对契里珂夫的《省会》有所借鉴。这个观点我于三十年前在拙作中探讨过。同时拙作中亦指出，相对于契里珂夫对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后黑暗的政治环境下，俄国知识分子那易于沉湎在甜蜜青春、以及往昔洋溢着希望的乡愁之中的心理描写，鲁迅的《故乡》对《省会》结构进行了大幅度重组，将对二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的考察提升至哲学高度。[26]
鲁迅作为译者针对契里珂夫的小说点评道：“他的著作，虽然稍缺深沉的思想”。鲁迅会这样点评，大概是因为自1920 年至翌年，他的心头常想着阿尔志跋绥夫（1878-1927）的长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吧。鲁迅此前就翻译过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而《工人绥惠略夫》描绘了恐怖分子武装革命者的绝望、复仇以及毁灭。由此甚至能推想出鲁迅因自己的作品《故乡》达到哲学境界而充满自信的神情。
三、鲁迅的《在酒楼上》与契里珂夫的《被埋藏的宝藏》《命运》
如前所述，《在酒楼上》是：1.回乡的叙述者“我”在熟识的酒楼偶然遇见了阔别十年的旧友吕玮甫；2. 吕根据自己的回乡经历，向“我”讲述拥有闪耀着美丽光芒的眼眸的船户女儿阿顺之事等等。该故事具有双重叙事结构。《契里珂夫选集》收录的短篇小说《被埋藏的宝藏》也有双重叙述结构，也登场了一位眼睛极大、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女性角色。《被埋藏的宝藏》从第一叙述者的描述开始：“诸位可曾听闻这样的事？自青年时代起就阔别已久的挚友二人，等到都已长出了啤酒肚、秃了头、皮肤长了细纹、胡须变成白色，才又偶然相遇，互相都吃惊不已这一回事……于是两人开始搜索过去的所有回忆，寻找生活之花向对方诉说。听他们的对话是很有趣的。”
随后叙述道“在静谧的春日的夕阳下，朋友二人坐在了停泊在伏尔加河的船的甲板上。两人从邂逅瞬间的惊愕和困惑中摆脱出来，开始尝试挖掘各自的记忆。”点明文章设定为中年男性旧友的偶然再会。其中一人说起青春时代的恋爱故事：“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是我们因大学骚动而四散分离后不久的事。”担任起第二讲述人的身份。而另一人说完“来吧，快讲快讲”，行使完一个合格的倾听者催促的职能后，就随着故事的展开消失了。[27]
第二讲述人是“作为曾经的大学生”，长期流浪于世间，苦苦挣扎，最后在一个粗鲁的地主家里当了家教。而地主的两个孩子是“绝无仅有的低能儿，时常处于完全绝望的境地”。这个地主是“少年管治监[28]的监护人”，坚信“在这个管治监附近的森林山谷中，埋藏着巨额金银的传闻”，因此他一直在寻找。有一天晚上，从手下那里得知一个消息说发现了类似宝盒的东西，“我”和地主就一起去了森林里的管治监，不曾想竟然有一位谈吐文雅的美女塔提雅娜·尼古拉耶夫娜小姐——或许是作为管理员吧——隐居在那里，“我”见到她的那一刻就瞬间坠入爱河。然而，她却和地主吵了起来，“发现的是一个坏掉的锅，而不是装着黄金的铁盒子”，于是“在我还没来得及说出自己的心意的情况下，她就不知去了哪里”。与“地主放弃了寻找被埋藏的宝藏”不同，“我”流浪了三年寻找“自己埋藏的宝藏”却找不到她。现在“结了婚生了孩子，工作上的事，担心烦恼的事，不愉快的事都有很多”，但还是忘不了她……就这样用第二个叙述者的口吻结束了故事。
对于隐居在森林中管治监里的尼古拉耶夫娜小姐的第一印象，特别是她的眼睛，“我”是这样描写的。
我靠近窗户，握住伸出来的手。那是一双瘦小温热的手……我困惑地抬眸望去，吃了一惊——森林中的美人啊！……犹如向阳处的煤块一般，一双透着哀伤的眼睛正闪着光……微微向太阳穴方向挑起的细眉……以及一束沉甸甸的黑色长发……（后略）[29]
她也有着“向阳处的煤块一般，一双透着哀伤的”“正闪着光”，仿佛“超越了现实”那样的美丽双眼，这让人很容易联想到之前的作品《命运》中提到的“黑黑的眼睛”“如烧炽的两个煤块一样发光”的“黑眼睛姑娘”。
两位叙述者的双重叙事结构，学生时代参与政治运动的两位老友的偶然重逢，一位老朋友对有着无法忘怀的美丽双眸的少女的追忆，以及女性的夭折或失踪，这些正是受到契里珂夫《命运》《被埋藏的宝藏》两部作品的启发，鲁迅创作了《在酒楼上》。正如他是受到契里珂夫《省会》的启发而写出《故乡》一样。又如《被埋藏的宝藏》的第二叙述者在地主家成为两个孩子的家教，《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在故事中也是不情愿地做着家教，这恐怕不能说只是巧合吧。
《被埋藏的宝藏》中地主多年寻宝的结果是发现了一口破锅，与此相对《在酒楼上》中鲁迅假借吕纬甫之口说出在弟弟的墓中没有找到一块骨头，这大概是像周作人所回忆的，鲁迅自身经历的三弟椿寿夭折的故事吧。[30]契里珂夫在《被埋藏的宝藏》的开头，两位老朋友“试图挖掘其记忆”，而《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却未能挖掘弟弟的遗体，而是挖掘出了他对一个藏在心底的拥有美丽双眸少女的思念。
那么，与契里珂夫所描绘的“如烧炽的两个煤块般发光”、“黑黑的眼睛”（《命运》）以及“犹如向阳处的煤块一般，一双透着哀伤的大眼睛”（《被埋藏的宝藏》）描绘出的黑色大眼睛相比，鲁迅在《在酒楼上》中围绕着“眼睛非常大、睫毛也很长”的阿顺的眼睛，进行了“眼白又青的如夜的晴天”这样不常规的描写，这是为什么呢？[31]
其实在鲁迅的脑海中还有一个令人难忘的女人——在晴朗夜空的映衬下双眼蒙着白色绷带的女人。那是一个名为“Hope（希望）”的金发女子，她坐在悬挂着一颗星星的夜空下，横卧在地球上，倾听着数弦断后只剩下一根弦的竖琴发出的美妙乐声。
四、眼缠上绷带的少女——乔治·费德里科·沃茨的画作《希望》
鲁迅坚信文学能够建设国家，教化国民。他经历了半路夭折的辛亥革命（1911 年）、20 世纪20 年代的国民革命和30 年代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困难时期。对那时的鲁迅来说，《希望》是内心的支撑。[32]1997 年，鲁迅在日本留学时，试图在东京创办一本名为《新生》的同人文学杂志，并想用英国艺术家乔治·费德里科·沃茨（1817-1904）的一幅画《希望》作为封面图。鲁迅在东京的丸善书店购买的《乔治·费德里科·沃茨》的豪华版画集里，附有Romualdo Pantini 的评论，他对“希望”一词的描述如下。
这幅画不需要标题。画面上，一位年轻少女被神秘的暮色笼罩着，她靠着地球，眼睛上蒙着绷带，左手抱着的琴只剩下一根弦，仍然在微微颤着，其他的弦都断了，在风中和虚空中飘荡。这幅画清楚地显示了她极力想听到单弦发出的声音。对于看不到广阔的宇宙的她来说，琴声就是她生命的全部。[33]
根据明治时期（1868-1912）的一份美术杂志得知，沃茨本人在谈到这件作品时写道：“希望不是期望，它是令人想起从那仅存的琴弦上奏出美妙的音乐。”（《美术新报》（第3 卷第4-7期，1994 年5，6 月）。[34]然而，“眼睛上缠着绷带”的“少女”不是“靠在地球”，而是侧身坐在球形的地球上，听着“从一根弦上传来的音乐声”，而“虚空”是指只有一颗星星在闪耀的暗蓝色的夜空。
凝视着“希望”的鲁迅或许是把“眼睛上蒙着绷带”的“年轻少女”的眼睛想象成她侧坐时腰下的地球，把眼白想象成环绕地球的“神秘的黄昏”的蓝色。当他写《在酒楼上》时，或许是把曾经想象过的“希望”之眼赋给了女主人公阿顺，并把她的眼睛描绘成“独有眼睛非常大，睫毛也很长，眼白又青得如夜的晴天，而且是北方的无风的晴天”。
阿顺很小的时候，她的母亲就因肺结核去世了。阿顺是一个坚强的女人，许多男人都想娶她为妻吧。据附近一家柴店店主的母亲说，阿顺有一个未婚夫，“实在是一个好人”，那个男人“撑了半世小船，苦熬苦省的积起钱”，向阿顺的父亲支付了一大笔钱作为聘礼。父母按照当时的习俗，又考虑到门当户对，就定下了这桩婚事。支付高额的聘礼这一点，与《祝福》中贺老六和祥林嫂的那段买卖婚姻相似。并且按照当时的规矩，阿顺的未婚夫在结婚前不能见阿顺。
其实，前年，当吕纬甫回家把他的母亲接到他工作所在地太原的时候，受邀去了船夫家，吃过阿顺做的“荞麦粉”。然而，吕纬甫没有说清这是在阿顺订婚之前还是之后。总之，这是吕纬甫第一次吃“荞麦粉”。“荞麦粉”上沾着很多白糖，异常甜腻，量又多，他出于礼貌吃了两三口。但随后由于“无意中，忽然间看见阿顺远远的站在屋角里”，于是“决心，放开喉咙灌下去了”。并且“几乎吃得和长富一样快”。据吕纬甫所说，阿顺看着他，“她的神情，是害怕而且希望，大约怕自己调得不好，愿我们吃得有味”，但他真的“无意中，忽然间看见”阿顺的这种样子了吗？在当时的中国，即使是订婚的夫妇也不能互相盯着看的，所以如果认为一对男女凝视对方时，没有坠入爱河的话，那就有些缺乏想象力了。
鲁迅描写吕纬甫吃“荞麦粉”的速度和阿顺的父亲“几乎……一样快”，或许是为了表现吕纬甫的渴望。即在阿顺的心里将他自己的位置提高到和阿顺父亲“几乎……一样”的“无意识”的渴望。但是《在酒楼上》的叙述者“我”则完全未怀有任何疑惑，只是专心听着吕的话。《在酒楼上》的作者将笔触停留在暗示两人之间示好的程度，好像并未打算诱导读者想象两人会朝着恋爱的方向发展。
吕的家族虽说没落，但他终究还是地主的儿子，是一个读书人，并且是接受过近现代化教育的洋学堂的教师。阿顺的家庭富裕到能请人随意吃当时价格高昂的白砂糖[35]，可作为劳动者阶级船户的女儿，吕和阿顺的身份之间有着巨大差距。例如吕失业后依然可以在当地权势阶层的家里从事家庭教师这一“无聊”的工作，厌恶地教学生传统教育，到手的工资是“每月20 元收入”，这和《祝福》中的主人公祥林嫂，她作为住宿女佣，每月工资才“500 文”，有着将近40 倍的差距。
吕和阿顺之间除了上述的身份差别，年龄方面也存在很大的鸿沟，阿顺“十多岁没了母亲”，两年前大概也不到20 岁的样子，可是吕纬甫似乎和与鲁迅年龄相仿的叙述者“我”是同辈的，已经四十多岁了，两人在年龄方面也是不合适的。正如鲁迅的妻子朱安（1878-1947）比鲁迅年长3 岁，在当时注重中国传统的地主阶级和城市中产阶级的家里，一般妻子都会比丈夫年长几岁。
在船户家吃了阿顺亲手做的“荞麦粉”的当天夜里，吕纬甫“饱胀得睡不稳，又做了一大串恶梦”，不仅仅是因为吃不惯“荞麦粉”，或许还是因为和阿顺的爱恋吧。尽管如此，吕考虑到横跨在两人之间的身份和年龄鸿沟，加上可能知道阿顺已经有婚约的缘故，只能“也还是祝赞她一生幸福，愿世界为她变好”。吕继续向故事的叙述者“我”坦白“然而这些意思也不过是我的那些旧日的梦的痕迹，即刻就自笑，接着也就忘却了。”这番自曝其短的解释可以认为是中年男性的遮羞遁词。[36]
邻居柴店店主的母亲向吕讲述了病逝前阿顺的事情，具体如下：
“大约从去年春天以来，她就见得黄瘦，后来忽而常常下泪了，问她缘故又不说；有时还整夜的哭，哭得长富也忍不住生气，骂她年纪大了，发了疯。可是一到秋初，起先不过小伤风，终于躺倒了，从此就起不来。直到咽气的前几天，才肯对长富说，她早就像她母亲一样，不时的吐红和流夜汗。但是瞒着，怕他因此要担心。有一夜，她的伯伯长庚又来硬借钱，——这是常有的事，——她不给，长庚就冷笑着说：你不要骄气，你的男人比我还不如！她从此就发了愁，又怕羞，不好问，只好哭。长富赶紧将她的男人怎样的挣气的话说给她听，那里还来得及？况且她也不信，反而说：好在我已经这样，什么也不要紧了。”……然而……他实在是一个好人，长庚说的全是诳。……[37]
说完柴店老婆婆的事情，吕表现出一副无所谓的态度，“那倒也罢，我的事情又完了。但是带在身边的两朵剪绒花怎么办呢？好，我就托她送了阿昭。（中略）对母亲只要说阿顺见了喜欢的了不得就是。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模模胡胡。（后略）”。
作为曾经批判传统教育的革新派，吕如今作为家庭老师教导学生“子曰诗云”，甚至连数学都不曾涉及。“我”得知他此番境遇后担心地问道，“你借此还可以支持生活么？（中略）你以后豫备怎么办呢？”对此吕回复说：“以后？——我不知道。你看我们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后一分……”。然后小说的叙述者和吕纬甫就此道别，故事结束。
堂倌送上账来，交给我；他也不像初到时候的谦虚了，只向我看了一眼，便吸烟，听凭我付了账。
我们一同走出店门，他所住的旅馆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门口分别了。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见天色已是黄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
第一叙述者“我”再访了家乡附近那座充满青春回忆的S 城，不期遇见了旧友吕纬甫，然而他所谈及的归乡体验竟是胞弟遗骨的消失、拥有一双“大到超于现实的眸子”阿顺的早逝以及吕自身对于明日不可知的失意。即便如此，为何“我”会感到“心情爽快”呢？或许是因为再会之初拘谨客气的吕恢复了过去那种“毫不客气”的模样，把“我”当作朋友，让我请客吃饭的缘故吧。不，比起这件事，是我知道了身处逆境的旧友依然对我还怀有美好的回忆，所以“我”才变成“心情爽快”了吧。
根据吕纬甫描述，柴店的老奶奶也曾说过：“只可惜顺姑竟会相信那样的贼骨头的诳话，白送了性命。——但这也不能去怪谁，只能怪顺姑自己没有这一份好福气。”[38]然而，第一叙述者“我”听到吕纬甫所传达的老奶奶的话，“我”解释吕纬甫之关于阿顺弥留之态的解释就是自知结核病正在恶化，并做好赴死觉悟的阿顺，并不是为自己还未见面的结婚对象居然“比不上一个偷鸡贼，那是什么东西呢”才深深陷入了绝望，而是她在哀叹自己不能与心意相通的吕相结合的悲惨命运。在“我”解释，吕纬甫相信阿顺对他的爱情。
原本再会之初，当“我”询问道“你为什么飞回来的呢”，吕用“也还是为了无聊的事”当作开场白，继而“无聊的。——但是我们就谈谈罢”当开始讲述胞弟遗骨消失和阿顺逝去的故事时，吕对于已成旧友的我，虽然还想拐弯抹角地表述中年男性的悲恋，但他还是决心要毫不隐瞒地说出真相。
当吕在描述阿顺的不幸早逝时，鲁迅脑海中可能浮现出的是一幅沃茨的“希望”画面——少女拜托着怀抱中仅剩一根“命运之弦”的竖琴，祈祷着自身的思念能传达到漂浮在夜空中唯一的名为吕纬甫的那颗星星，还有不知明日在何处的吕，怀揣着与阿顺的梦幻恋爱回忆，在寒冬的时代艰难生存下去。
吕纬甫（lǚwěifǔ）这个名字与“屡违拂（lǚwéifú 屡屡违拂）”谐音。尽管他对于早逝的阿顺的那份思念之情是当时的中国所不允许的，但吕却一直将那份恋情深怀于心。他年轻时候的反叛精神，中年以后也会反复出现吧——也许鲁迅是把这种希望寄托在了这个名字之上。
鲁迅的“希望的逻辑”，从沃茨的“希望”开始了。一读《在酒楼上》就会给人一种描写中年男性人生受挫的“无聊”——恰如描写无聊人生的小说印象，但实际上却是一部与“希望的逻辑”相连的作品。
另外，鲁迅从日本留学时代至最后的晚年，一直关注着夏目漱石（1867-1916），《阿Q 正传》的执笔受到了漱石的巨大影响。[39]在漱石的《虞美人草》（1907）中，面向男性“只有迷离的黑眼在动”[40]的藤尾，在《梦十夜》（1908）的“第一夜”中，“在漆黑的眼眸深处”，鲜明地浮现出男性叙述者的身影，睁着黑眼的“女人”登场，然后死去。[41]特别是“第一夜”中的“女人”，在死去百年后，在按照约定一直在墓前等待的男人面前，变成了洁白的百合开花，男人“亲吻滴落着冰冷露珠的白色花瓣”，遥望遥远的天空，“拂晓的夜空闪烁着一颗星星”。鲁迅或许把横坐在沃茨所画夜空的一颗星星之下的“希望”看作是吕纬甫。
①《故乡》刊载于杂志《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后者在其目录和封底中写有“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出版”的字样，但实际的发行时间估计推迟了两、三个月左右。上海的《申报》在五月至八月期间没有刊登该刊物的广告，因此难以推断准确的发行日期。不过同年8 月17 日，鲁迅在给周作人的书信中写道，其友人宋子佩在书店中看到了这期杂志并为他买了过来。鲁迅在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呐喊》中收录该文时，在文末加上了类似写作日期的记述，即“一九二一年一月”。然而在2 月8 日（农历正月）的鲁迅日记中，曾有“寄新青年社说稿一篇”的记述，因此该文的终稿极有可能完成于二月上旬。详见拙作《鲁迅事典》（三省堂，2002 年）第69 页。
②《祝福》发表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东方杂志》半月刊第二十一卷第六号（1924 年3 月25 日出版），文末写有“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R）”。其中的“（R）”可能表示的是鲁迅的日语读法“Rojin”中开头的大写字母。
③《在酒楼上》发表于商务印书馆刊发的《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五号（1924 年5 月10 日出版），文末写有“二月十六日（留）”。“（留）”字含义不详。
④《鲁迅全集》第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4 页。以下将省略从本书中引用的《在酒楼上》的具体页码。
⑤⑥钱理群：《“为人生”的文学——关于《呐喊》和彷徨的写作（二）》，《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1 月。
⑦笔者曾在《鲁迅与莫言之间的归乡故事系谱——以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为辅助线》（《文学界》2014 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了这一点，该文后来收录于《鲁迅与世界文学》（东方书店2020 年版）。该文章由林敏洁教授翻译为上、下两篇分别刊载于《扬子江评论》2014 年第5 期和第6 期，之后又转载于《小说评论》2015 年第3 期。
⑧《鲁迅全集》第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9 页。此外，从2005 年版《鲁迅全集》引用原文时原则上将省略标注。（〔〕内为藤井注，下同。）
⑨一种遗传性疾病，由于眼睛的巩膜先天性发薄从而可以透视到内侧的蓝色葡萄膜。（引自《大辞泉数字版》）
⑩关于从初版“眼白青得像夜的晴天”到《彷徨》“眼白又青得如夜的晴天”的变化，孙用编《〈鲁迅全集〉校读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中119-120 页已经说明。另外张直心的论文《“梦中的女孩”——鲁迅〈在酒楼上〈细读》指明鲁迅“极尽形容地状写她的眼白。（中略）作者对‘明净’的刻意形容、著力强调，透露了顺姑所具‘梦中的女孩’型清明、纯净的标志性品格”。可见她的虚幻诉说着鲁迅对至美追求的无望的悲哀，可以解释为强调阿顺的纯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 年第8 期，第99、104 页。关于从青眼白强调阿顺的纯情，请参考注解40）
[11]鲁迅：《〈蕗谷虹儿画选〉小引》，见《集外集拾遗》，《鲁迅全集》第7 卷，第343 页。关于鲁迅的蕗谷虹儿受容请参考拙著《中国文学这一百年》（新潮社，1991 年）收录的《鲁迅和蕗谷虹儿——无垢的系谱》。
[12]《20 世纪西洋人名事典1》，日外アソシエーツ编集部编、日外アソシエーツ，1995 年，第969 页。
[13]《东京朝日新闻》1911 年7 月8 日朝刊第3 页，逢里雨著《文艺栏七月剧与小说（下）》中用了六行左右的文字对《三田文学》7 月号刊载森鸥外译契里珂夫《左右为难》进行了介绍。
[14]根据《朝日》《读卖》两刊的数据库《闻藏》《读取》显示，《朝日》上登载的契里珂夫相关记事，除逢里雨之外，还有1918 年3 月29 日东京朝刊《革命后的俄国文学》片上天弦谈话、1922 年8 月23 日东京朝刊《海外文坛俄罗斯（4）》、1930 年9 月8 日东京朝刊《世界人的侧脸（56）》昇曙梦谈话；《读卖新闻》登载的则有1912 年9 月29 日朝刊《一点》中村白叶译、1914 年8 月17 日中村白叶《契里珂夫和布宁》、1915 年8 月25-27 日朝刊全三回中村白叶《〈战争的回响〉关于契里珂夫的近作战争小说》。
[15]加藤武雄：《读〈契里珂夫选集〉》《新潮》1920 年12 月，第139 页。
[16]周作人编译《现代日本小说集》商务印书馆、1923 年12 月再版、第377-378 页。
[17]《改造》1922 年11 月刊6-7 页，《江口涣自选作品集》第2 卷，东京：新日本出版社1972 年版，第136 页。（着重号为藤井所加）
[18][24][25][27][29]《契里珂夫选集》，关口弥作译，新潮社1920 年10 月15 日出版，第102 页，第8、9 页，第390 页，第32-33 页，第51 页。
[19]据早稻田大学的教授、研究周作人的学者小川立康说，自上而下书写的《周作人日记》中关于西方书籍的编著者名字是以一种注音符号的方式记载的，这本书是Harris，John F 编著的《Samuel Butler》（1916 年）。
[20]从小川利康教授处确认了周氏兄弟订购日本文艺杂志《新潮》的可能性。
[21]鲁迅和周作人共同编译了《现代小说译丛》（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年5 月刊）。
[22]森鸥外译《诸国物语》（国民文库刊行会、1915 年1 月发行、同年7 月再版、680 页）
[23]加藤百合《明治时期俄国文学翻译论考》（东京东洋书店、2013 年12 月、133 页）。关于鲁迅的《译者记》，详细内容请参考我的拙作《鲁迅—‘故乡’的景色》（平凡社、1986 年、30 页）。
[26]详见拙作《鲁迅——故乡的风景》，平凡社1986 年版，第33 至56 页。
[28]根据旧刑法，未满20 岁就结束了徒刑，收容有再次犯罪可能的人的设施（《广辞苑》第七版）。
[30]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二分 彷徨衍义一○小兄弟》，上海出版公司1954 年版，167-168 页。
[31]《契科夫选集》《被埋藏的宝藏》中也出现了“露出白皙的牙齿，眼白青的闪光，柔软的嘴唇上吐出了泡沫”一句，那是对“马的鼻尖”的描写。
[32]关于鲁迅的《希望》这本书的更多信息，请参照拙著《艾罗西恩科的城市故事——1920 年代的东京、上海和北京》（みすず书房1989 年版）。
[33]《G.F.Watts》by W.K.West and Romualdo Pantini,Newnes'art library,G.纽恩斯的艺术图书馆G.Newnes，XXI 页.该书的出版年份估计为1904 年。
[34]关于鲁迅和周作人兄弟购买《乔治·费德里科·沃茨》画集的情况，以及奈良和夫的早期研究等，请参照我的文章《鲁迅和周作人的“民族”与文学》，《东方学》第62 期1981 年7 月第110-125 页。该稿收录在拙作《鲁迅—故乡的风景》（平凡社，1981 年7 月）中。
[35]根据姜燕《消费、欲望与社会生活——1920 年代〈广州民国日报〉广告研究》（暨南大学2012 年硕士论文），在1921 年广州白砂糖的价格是一担16.6～18 元，当地大米的价格是一担8～11.5 元。而1919 年东京白砂糖的价格是一公斤62 钱，精白米一公斤38 钱，当时警察的基本月薪是20 日元。（周刊朝日编《价格中的明治·大正·昭和风俗史上》，东京：朝日报社、朝日文库1987 年版，第127、159、571 页。）
[36]在拙著《鲁迅与世界文学》第二章《莫言描绘的中国农村的希望和绝望——〈怀抱鲜花的女人〉等归乡故事和鲁迅及〈安娜·卡列尼娜〉》中，笔者对鲁迅在《在酒楼上》中巧妙地暗示出吕纬甫和阿顺之间的爱恋，以及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将故事设定为禁忌的不伦之恋等进行了论述。
[37]《鲁迅全集》第2 卷，第32-33 页。鲁迅在随笔《我的第一位师父》（1936 年4 月发表）中，介绍父亲因担心长子夭折，便将不足一岁的鲁迅领到长庆寺，做寺里僧侣的弟子，鲁迅也因此得了“长庚”这个法号，“后来我也偶尔用作笔名，并且在《在酒楼上》这篇小说里，赠给了恐吓自己的侄女的无赖”。（《鲁迅全集》第六集《且介亭附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596 页）叙述《在酒楼上》中“我”和吕纬甫故事的是鲁迅的分身，给与吕对立的一个反面角色取自己的法号，使其作为自己另一个分身登场，引起笔者很大的兴趣。这种设定也显示出作者即鲁迅本人对《在酒楼上》的女主人公阿顺有着自己的深思熟虑。
[38]《鲁迅全集》第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33 页。
[39]参照拙著『魯迅と日本文学——漱石·鸥外から清张·春树まで』（东京大学出版会、二○一五年八月）第1 章「夏目漱石と魯迅——『坊つちやん』「阿Q 正伝」の国民性批判の系谱」。
[40]《定本漱石全集》第4 卷，东京：岩波书店2017 年版，第222 页。
[41]《定本漱石全集》第12 卷，东京：岩波书店，2017 年版，第99-100 页。另外在《我是猫》（1905-1906）第九章中，插入一段如下的文章：“（叙述者猫的）主人尽情地玩‘鬼脸吓人’的游戏，然后说：‘好像严重充血；又是慢性结膜炎！’说着，他用食指的侧面连连用力地揉充血的眼睑（中略）少顷，只见主人睁开眼睛，对镜瞧着。果然，他的眼睛好像北国的寒空，阴沉得混浊浊的。的确，他平日就不是一双清澈的眼睛（后略）。”猫主人苦沙弥的“好像北国的寒空，阴沉得混浊浊的……一片模糊，分不清白眼球和黑眼珠”的眼睛“完全是由于他那不透明的头脑所决定；并且其影响已经达到了暗淡溟濛之极致”（同第一卷，2016 年12 月，370 页），与之相对，阿顺“睫毛也很长，眼白又青得如夜的晴天”的“非常大”的眼睛或许可解读为她纯真无垢心灵的明证。（中文译本为夏目漱石《我是猫》，于雷译，译林出版社201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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