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的小说在华文文学界享有较高声誉，他在创作过程中精雕细琢，注重小说的表现技巧，其作品大部分以短篇为主，而在短篇小说有限的篇幅中，他却不厌其烦地写到音乐，甚至会具体到歌曲名称和歌词内容，这足以证明音乐之于其小说文本的重要意义。在白先勇的38 篇小说中，共有25 篇或多或少直接写到音乐及音乐旋律（分别是《永远的尹雪艳》《一把青》《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孤恋花》《花桥荣记》《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游园惊梦》《我们看菊花去》《闷雷》《黑虹》《藏在裤袋里的手》《寂寞的十七岁》《芝加哥之死》《上摩天楼去》《香港——一九六○》《安乐乡的一日》《火岛之行》《谪仙记》《谪仙怨》《夜曲》《Danny Boy》《Tea for Two》《孽子》《Slight Night》），其中《一把青》《孤恋花》《夜曲》《Danny Boy》《Tea for Two》《Slight Night》等篇目均是以音乐直接命名的小说。
白先勇小说中的音乐种类涵盖古今中外，某种程度上，小说中的音乐书写从侧面反映出白先勇跨地域、跨文化的流动变迁。从大陆走向台湾再到美国定居、执教，时代和地域的印记很多时候是以流行音乐为媒介的，上海时代曲、台湾流行音乐及外国音乐依次出现在他人生的童年、青年和成年阶段。若干年后，这些镌刻着作家成长经历的音乐语码均化作绕梁之音，袅袅不绝地回响在其小说文本之中。音乐文本与小说文本交织在一起，音乐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辅助读者解读作家及其作品的特殊注解。
一、上海时代曲：上海时代与上海记忆
1937 年“抗战”爆发后，上海进入畸形繁荣时期，娱乐文化加速发展，流行音乐也迅速成长，音乐质量达到较高水平，最能代表上海流行音乐水准的莫过于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时代曲”。“上海时代曲”是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潮，主要集中于上海，其音乐成分糅合了中西音乐元素，既受到西方爵士乐的影响，同时又吸收了中国的民间小调、戏曲及说唱风格。它以唱片、广播、电影及歌舞厅为传播媒介，在当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周璇、白光等人堪称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流行歌手①。白先勇于1945 年到达上海，恰逢上海时代曲发展的成熟期，白先勇曾这样回忆这些音乐在当年的传播盛况，“那时上海滩头到处都在播放周璇的歌，家家《月圆花好》，户户《凤凰于飞》，小时候听的歌，有些歌词永远也不会忘记”②。作为上海时代曲的旗手，白光、周璇等人的歌声深深刻进他的心中。上海时代曲是构成白先勇小说的音乐旋律之一种，小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以舞厅舞女为题材，女主人公金大班绰号“玉观音”——以肉身普渡男舞客，有学者认为这样的创作渊源即来自白光的歌曲《我是女菩萨》③。白先勇还将“观音”的典故写入《孽子》中，做皮肉生意的丽月待阿青和小玉很好，曾被小玉戏称为“观音妈”。《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提及的另一首歌曲《小亲亲》则是周璇在20 世纪30 年代末期电影《新地狱》中演唱过的。这首流行歌曲旋律欢快，歌词率真直白，小说中，年轻舞客第一次来舞厅跳舞，羞涩腼腆，白先勇通过这首歌来营造出富有挑逗性和诱惑性的暧昧氛围，小说结尾“四步”舞曲的《小亲亲》结束后换上了“三步”的舞曲，暗示着年轻舞客与舞厅之间的陌生距离在缩短。周璇出演的电影《马路天使》也多次出现在小说《孽子》中，小说化用“马路天使”这个电影名称，指代从家里跑出来的“青春鸟”。
1949 年，一些曾经活跃在上海的歌星及词曲作家南下，他们将上海时代曲也一并带往香港，时代曲迅速成为香港流行音乐界的主流。上海时代曲的南迁，使得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流行音乐传统在五十年代的香港得以延续、发展。白先勇和流行音乐的迁移脚步恰好一致，他也在1949 年随家人到达香港。香港期间，白先勇住在尖沙咀，他回忆说“那时候上海的难民都住在这。我的邻居许多是上海的明星，楼上住着李丽华、巷子口住着白光”④。可以说，在香港生活的这段时间，时代曲依然萦绕在他的耳边。上海时代曲的歌声虽然还是那么节奏鲜明、热烈愉快，但对于经历过战争、逃难与流离后的歌手及作为听众的白先勇来说，歌曲早已染上一层沧桑的“弦外音”，白先勇也将这种音乐效果熟稔地运用于小说之中。
在以歌曲名命名的小说《一把青》中，女学生朱青因为战争而痛失爱人，遭此变故后朱青在伤心欲绝中离开空军眷村，自此杳无音讯。多年后，历经人世变故的秦师娘在台湾空军新生社举办的游艺晚会上再次见到朱青，此刻她正在台上演唱歌曲《东山一把青》，“倒是难为那个女人却也唱得出白光那股懒洋洋的浪荡劲儿”⑤。小说借助秦师娘（朱青故事的见证人）的讲述，向读者呈现出朱青的蜕变：此时的朱青已经由青涩的女学生变成具有“赛白光”之称的风尘歌女。而小说下半部分也多次写到朱青唱歌的情形，“嘴里却不停地哼着歌儿，又是什么《叹十声》，又是什么《怕黄昏》，唱出各式各样的名堂来。有时我们打多久的牌，朱青便在旁边哼多久的歌儿”⑥。
提及白光，白先勇也曾说“她的歌声带给我创造角色的灵感”⑦。南下的李厚襄在1950 年为电影《血染海棠红》创作了插曲之一《东山一把青》，歌曲的演唱者与电影角色的主要扮演者均是在上海时早已出名的白光，白先勇也曾在香港的“快乐戏院”里看过影片《血染海棠红》⑧。白先勇进行小说创作时，昔日白光的歌声中所沉淀下来的沧桑情绪牵动了他的心弦，成为小说《一把青》的重要创作契机。《一把青》里面提及的歌曲《东山一把青》《叹十声》是李厚襄在20世纪50 年代之前为周璇、白光创作的一批上海时代曲中的两首，50 年代初期李厚襄的弟弟李忠明在香港创立的“大长城”唱片公司将这两首歌录制成唱片，成为畅销流行歌曲。在《一把青》中，秦师娘听到朱青在台上唱《东山一把青》时，内心的反应是“这首歌，我熟得很，收音机里常收得到白光灌的唱片”。歌手白光演唱的饱含沧桑的歌曲，秦师娘常听，朱青常唱，歌曲为这两人的悲剧人生染上一层更加苍凉的底色。
白先勇在小说中令上海时代曲再度出现在台北，他小说中的“台北人”听到这些音乐的感受，如同他当年在香港听到时代曲一样满腹心酸。上海时代的歌声、舞女及舞厅共同组成一组元素，代表着一个逝去的时代、一段过往的记忆。然而，小说中的人物总能沉醉在有关上海歌舞厅的辉煌回忆之中，金大班会将当年豪华的“百乐门”舞厅挂在嘴边，同样出身于上海百乐门舞厅的舞女尹雪艳则已成为京沪繁华的象征。小说《永远的尹雪艳》中，尹雪艳本身就带有音乐属性，“尹雪艳有她自己的旋律。尹雪艳有她自己的拍子。绝不因外界的迁异，影响到她的均衡”⑨。迈着轻盈、从容的步子出入于各种场合的尹雪艳，仿佛抽象地成为时代曲唱片上的一个音符，无论世事如何变迁，音乐是永恒不变的，永远被定格在那辉煌的一瞬。尹雪艳出现时，如同音乐响起，瞬间唤起人们曾经的记忆，聚集在她/它身边的人总也不舍散去，喋喋不休地回忆着曾经的高光时刻，陷入一种集体哀悼的癫狂状态。
在白先勇笔下，台北舞台上的上海时代曲唱出来还是当年的风味，但歌曲的演唱情景早已被置换，在物是人非的情绪作用下，歌曲蒙上一层世事变迁的沧桑感，音乐也成为小说文本的“画外音”，它承载着作家和作家笔下人物的双重记忆，是对一个时代、一段记忆的缅怀。
二、台湾民谣：哭调下的悲苦命运
1952 年，白先勇的迁徙脚步又从香港迈向台湾，他在台湾生活了十余年，度过了甚为重要的青年时代，台湾流行歌曲在街头巷尾传唱，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到白先勇的生活、创作中来。“台北”是白先勇小说中的高频地点词，相应的，台湾流行音乐自然会辐射进其小说中，成为小说人物生活的一部分。台语歌曲《孤恋花》直接催生了白先勇的小说《孤恋花》，“哭调”作为一种富有台湾地域特色的音乐曲调也被白先勇写进小说并赋予其独特的命运表征意义。白先勇的小说《孤恋花》来自台湾作曲家杨三郎1957 年谱曲的台湾流行歌曲《孤恋花》，当年二十几岁刚服完兵役的白先勇，在台湾的娱乐场所“五月花”（“五月花”亦是白先勇小说中出现的高频地点之一）听到一位歌女在唱《孤恋花》，杨三郎在旁边弹曲，这首幽怨的歌曲深深打动了白先勇，后来便有了小说《孤恋花》⑩。杨三郎是四五十年代台湾民谣创作的主力军之一，不论是其成名作《望你早归》还是其后的《孤恋花》《苦恋歌》《港都夜雨》，均呈现出缠绵伤感的情绪。
《孤恋花》歌曲本身自带一种山鬼式的哀伤，“歌曲借池水中的水莲花，来比喻等待爱情降临的少女。……音调柔美缠绵。将一位害羞的少女为伊消得人憔悴，默默期待爱情来临的心境尽显无遗”[11]，小说中围绕歌曲讲述的几个“孤恋”故事也暗合音乐旋律、音乐内涵。首先是小说中乐师林三郎那落水而死的爱人，小说尽管寥寥数笔，但“酒女”“羊癫疯”“跌到淡水河里淹死了”[12]几个描述足以展示出她不幸的人生。乐师林三郎爱上这个酒家女并为她创作歌曲《孤恋花》来纪念她，落水而死的女子与曲中“池水中的水莲花”合二为一，成就了一首不渝的爱情哀歌。与歌曲有关的第二个故事便是小说主人公娟娟的悲惨人生，同样作为酒家女，娟娟的歌声却总是那么酸楚，她在小说中初次出场便是在一群狎客间演唱此曲，悲苦歌声成为她人生的总基调。后来娟娟精神失常被永久关进疯人院后，云芳和她再无相聚的可能，娟娟之于云芳，也是一段充满创伤性记忆的空等，歌曲与小说人物形成多重互文、暗指关系。
富有意味的是，白先勇的小说与杨三郎渊源颇深，他不仅在小说中化用杨三郎的歌曲，而且也将杨三郎的人生写进小说，《孤恋花》中的乐师“林三郎”、《孽子》中的琴师“杨三郎”均有作曲家杨三郎的影子。小说中的他们都曾是日据时代小有名气的乐师，但如今穷困潦倒，患有严重的眼疾，靠在酒馆中弹琴伴奏为生，以一副落魄艺人的模样登场。在《孽子》中，白先勇给了“杨三郎”更多的出场机会，作为“安乐乡”酒馆的常驻琴师，不论它兴旺还是衰败，“杨三郎”的脸上始终挂着木然/茫然的笑容，半盲的他戴着黑黑的墨镜独自在一旁静静地演奏着自己在日据时代谱写的歌曲。现实中的作曲家杨三郎，早年曾留学日本学习音律，1946 年因发表歌曲《望你早归》扬名歌坛，但他晚年被人遗忘，境况凄凉。某种程度上，杨三郎悲怆的歌曲曲调与他苦楚的人生相互缠绕，白先勇将其写入小说，又暗合白先勇小说的整体基调，这时音乐打通文本内外，使得现实与小说交相辉映。
“哭调”作为一种特殊的音乐曲调在台湾有着厚重的历史，“由于台湾垦荒者悲酸思乡情结和日本统治者的残酷压迫，艺人以哭代歌形成哭调”[13]。作为台湾戏曲“歌仔戏”的基本歌唱方式，“哭腔”早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曾被一批台湾民谣作曲家所吸纳，由于歌手们早年受到民谣的影响，故到了五六十年代，“哭调”也被他们带入演唱之中。随着歌手影响力的扩大，“哭调”也成为这个时期台湾流行音乐的重要曲调之一。[14]哭调被白先勇敏锐地捕捉到并化入自己的小说中，《孤恋花》中唱着凄酸哭调的娟娟“声音空空洞洞的，好像寡妇哭丧一般”[15]，最终重蹈母亲和五宝的惨痛命运。善于表现悲痛情绪的哭调还出现在小说《黑虹》中，当耿素棠离家出走后，街上传来的声音中就有哭调这种音乐，“柜台上哼哼唧唧有人在唱又像哭泣，又像叹息的台湾哭调”[16]，作为背景音出现的哭调成为耿素棠此番出走结果的“预叙”。在《孽子》中，阿青的母亲用尖细凌厉的声音唱的台湾小调“颤抖抖地一声奋扬起来，听得人毛骨悚然”[17]，歌声预示着她辛酸苦难的一生，苍凉悲戚的哭调仿佛成为小说中人物难以颠覆的命运“神谕”。
作为台湾本土民族音乐文化的代表，台湾民谣及哭调使白先勇的小说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台湾文化也是构成作家文化地图的板块之一。台湾流行音乐出现在小说人物的生活中，与声音情景相搭配的，或者愁苦，或者憋闷，或者落寞，蕴含着“哭调”的流行歌曲似乎专为他们沉重悲伤的人生而唱，成为他们人生行程悲凉的伴奏。歌曲为小说人物的人生提供了“预叙”，在被预叙感染了的浓郁的命运感中，歌词与歌曲旋律共同构成人生命运的多重奏，音乐书写中也传递着作家的悲悯情怀。
三、外国音乐：“国族立场”与“世界主义”
白先勇出身外文系，热爱艺术，加上常年旅居国外的经历，外国音乐也深刻地影响了他。在他写到音乐的25 篇小说中，涉及外国音乐的有14 篇，分别是《黑虹》《藏在裤袋里的手》《寂寞的十七岁》《芝加哥之死》《上摩天楼去》《安乐乡的一日》《火岛之行》《谪仙记》《谪仙怨》《夜曲》《Danny Boy》《Tea for Two》《孽子》《Slight Night》，对外国音乐的书写占有很大的比重。其中前三篇写于台湾，后面几篇则是他出国后的作品，白先勇的心境在国内时期、初到美国时期及美国后期有很大的不同，白先勇对待外国音乐的态度也和他的心境转变有很大的关系。刘俊教授在《从国族立场到世界主义——论白先勇的〈纽约客〉》一文中指出白先勇的小说创作经历了从“国族立场”向“世界主义”的转变[18]，其实这两种态度也能从小说的外国音乐书写中略辨一二。总体来看，白先勇小说中的外国音乐以欧美音乐为主，偶尔还会提及日本音乐。外国音乐早在《黑虹》《藏在裤袋里的手》《寂寞的十七岁》等小说中业已出现，这几篇小说中的外国音乐大多是作为舶来品进入小说主人公的生活，见证他们悲欢离合的心境。《藏在裤袋里的手》中的主人公吕仲卿有恋母情结，但他的妻子玫宝并不知晓，玫宝非常厌恶吕仲卿的纠缠，将他大骂一顿后赶出客厅，此时卧室里的收音机播放着普里斯莱（Presley）的歌曲《不要那样残忍》（Don’t Be Cruel），作者通过歌曲回护着吕仲卿脆弱的内心；《寂寞的十七岁》中杨云峰在一众同学之间难以自处，他听不得同学们哼的歌曲Seven Lonely Days，因歌曲衬托出他孤独的内心而令他心烦。在这些外国音乐书写中，音乐作为背景音，偶尔出现在人物的生活中，见证、诉说着他们的烦恼人生。
相较于《藏在裤袋里的手》《寂寞的十七岁》，《黑虹》中的外国音乐书写较为复杂，除了唤起耿素棠青春爱恋记忆的歌曲《萝累娜》[19]外，还有大街上间或出现的日本音乐、酒吧女人对着黑人唱出的外文歌“Hold me tight to-night——”。在这篇小说中，除了洋兵、寻欢作乐的黑人这些较为明显的殖民元素外，音乐也以隐晦的方式展现着台湾复杂的殖民地文化图景，这表明白先勇这个时候已经开始运用不同于本土的异质性音乐来展示异域力量的入侵。
在随后的一些篇幅中，去国离乡的经历使他小说中的外国音乐书写产生非常鲜明的中国性立场，音乐的场景由中国人在台湾听外国音乐变成中国人在国外听外国音乐，主客身份的转变，使得外国音乐中的“异域”属性被凸显出来，与此同时音乐受众的“中国人”身份也被刻意强调出来，这个时候音乐书写背后所展现的是作者浓厚的“国族”情绪。《芝加哥之死》中吴汉魂去美国读书求学，常年忍受着不见天日的脏乱环境，学习是他生活中的全部；当学业完成后，生活没有了填充，他只能去酒吧寻欢作乐以填补这空虚，酒吧充满野性的爵士歌声，只能让他怔怔地发呆。《谪仙记》中常年流浪在国外的几个中国人，经常聚在一起喝酒打牌跳舞以消遣时光，主人公李彤会在乐队演奏的“恰恰”声中疯狂跳舞，用扭曲变形的狂舞来放空自己，找寻生活的刺激。《谪仙怨》中落魄的“公主”黄凤仪来到纽约后，她在这座城市中的归宿在地下室酒吧，酸楚急切的歌声“Rescue Me！”唱出了她在异域的沉沦与挣扎。国外的酒吧流行音乐携带着非常浓厚的异域文化特质，重金属敲打出来的繁弦急管声是一种完全迥异于中国气质的异质文化，音乐中的西方烙印被着重突显出来，对于李彤、吴汉魂、黄凤仪这样的“纽约客”来说，这些嘈杂放纵的音乐只能带给他们短暂的麻醉与放空，在一片音乐声中，小说主人公的绝望在加剧、生命在加速消耗，酒吧也被描写为地狱/魔窟般的存在。“纽约客”们在异域酒吧中或困惑或挣扎的体验，是对这种异己性文化力量所产生的水土不服的拒斥。小说《上摩天楼去》则借助玫宝这个初到美国的闯入者形象来表现中西文化碰撞中的眩晕感。出国多年的玫伦时髦而热衷于社交，曾经爱弹钢琴曲的她早已无心此道，在寸土寸金的美国大都市，钢琴因太占空间也早被丢掉了。伴随着钢琴消失的，是一个被异域文化所同化的个体。古典、优雅、灵动的钢琴曲难以对抗西化与物质的侵蚀，失落的音乐喻示着文化撞击中迷失的个体。
在另外四篇以外国乐曲名称命名的小说《夜曲》《Danny Boy》《Tea for Two》《Slight Night》中，此前外国音乐书写中对立尖锐的国族立场已被消弭，已成模式的离散悲情也得到更高意义上的超越。《夜曲》来自肖邦的降D 大调夜曲，钢琴曲的回忆中裹挟着小说人物年轻时激情昂扬的强国梦，然而，“浪漫主义钢琴家表现得最多的，是对梦寐以求而又难以实现的事物的渴望”[20]，小说人物的人生也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肖邦作为波兰籍的钢琴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一生流离于异域，“肖邦的出现，为《夜曲》点燃了亡国之思的感时花溅泪”[21]。但这亡国之思中并未携带强烈的国仇家恨，更多的是一种命运弄人的荒诞感，在这里，音乐超越了民族情感，变成一种对历史的复杂关照。《Danny Boy》和《Tea for Two》是两篇同性恋小说，歌曲Danny Boy 和Tea for Two 都是在特殊的酒吧“gay bar”中出现的流行歌曲。酒吧内的女歌手唱着老流行歌曲《Danny Boy》，歌曲的内容是一位父亲为其早丧的爱子所写的一阕挽歌，在白先勇笔下的同性恋群体中，年长者常常会称年幼者为“孩子”，故这首歌在这篇小说中有着深厚的同性隐喻色彩。而桃乐丝·黛的歌曲《Tea for Two》曾带给聚集在名为Tea for Two 酒吧中同性恋群体无限欢乐，歌词“Tea for Two, And Two for Tea,Just me for you, And you for me”是他们彼此相依做伴的亲密写照。对于有着独特性取向的“青春鸟”来说，他们被排除在正常的秩序之外，异域的gay bar 是唯一可以接纳他们的地方。在这两篇小说中，携带着异域文化语码的外国音乐带给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包容与净化，酒吧中的客人再也不是漂泊的过客，酒吧也不再是地狱，异域酒吧成为同性恋群体超越国族、阶级的“安乐乡”，实现了从地狱向天堂的转变。小说《Slight Night》延续着《Danny Boy》和《Tea for Two》的题材，讲述了神父保罗对余凡的“救赎”，但在基督教义中，神父的这种救赎行为恰恰是有罪的。神父去世后，余凡孤独地在酒吧度过了圣诞之夜，祈求上帝能够原谅神父的同性恋取向。走出酒吧后，遇到少年唱诗班在洁白的广场诵唱《Slight Night》的场景，这似乎寓意着同志情谊并非罪恶的，它也如宗教般虔诚神圣。外国音乐书写中所展示的从“国族立场”到“世界主义”的转变，表明作家白先勇在中外文化碰撞中不断调整、更新的文化观。
四、结语
白先勇的小说笼罩在一片音乐声中，来自不同时空的音乐在其小说中汇聚成一支“交响乐”，音乐兼具象征与写实的作用。它可以作为一种艺术手段，参与小说意义与形式的建构，音乐隐藏在字句中，与小说文本达成一种“潜对话”，使小说的叙述更有深度，形式更有韵味。同时，音乐也是构成作家文化源流的支脉之一，它反映着白先勇从中国大陆走向台湾和美国的行走轨迹，见证着他思想的变迁历程。音乐与小说、与作家人生形成一种双重互文关系，它为研究白先勇的成长与写作经历增添了新内容、新角度。此外，小说对音乐的运用及音乐家的描写也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它记录着某一音乐类型在特定社会阶段的发展、传播状况，进而有助于从多个侧面了解某一阶段社会的文化发展轨迹。当白先勇的小说被改编成影视剧后，音乐又超越小说的范畴，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发挥着这种价值，1984 年由白先勇担任编剧之一的电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被搬上银幕，与小说原著相比，电影增加了一首由张帆演唱的上海时代曲《满场飞》，伴随着轻快愉悦的歌声，歌词“香槟酒气满场飞/钗光鬓影恍来回/爵士乐声响/跳rumba 才够味”再现了上海香槟美酒、歌舞升平的奢华生活，电影以视听的形式将30年代上海歌舞厅的气象展现得更加直观。在电影结尾处，蔡琴演唱的歌曲《最后一夜》已经走出电影院，流传到当时台湾的各个角落，成为台湾的流行音乐之一，小说和影视客观上成为促进音乐传播的新媒介，对大众文化及流行文化的研究也有可供解析的价值。由此，白先勇小说与音乐的互文性解读可以作为一个起点，由此衍生出小说、影视、文化间的多重互动，具有无限释放的研究空间。
①[14]尤静波：《中国流行音乐简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15 年版，第65-135 页，第230 页。
②白先勇：《树犹如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75 页。
③[21]符立中：《对谈白先勇——从台北人到纽约客》，现代出版社2017 年版，第107 页，第125 页。
④⑦⑧白先勇：《我的寻根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423 页，第425 页，第424 页。
⑤⑥⑨[12][15]白先勇：《台北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32 页，第37 页，第2 页，第118 页，第126 页。
⑩白先勇：《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及其他 白先勇作品集Ⅷ》，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版，第327-329 页。
[11]张娟：《战后十六年台语流行歌曲发展概略》，《音乐天地》2010 年第10 期。
[13]叶清海：《歌仔戏》，福建教育出版社2019 年版，第3 页。
[16]白先勇：《寂寞的十七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133 页。
[17]白先勇：《孽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53 页。
[18]刘俊：《从国族立场到世界主义——论白先勇的〈纽约客〉》，《扬子江评论》2007 年第4 期。
[19]小说中的歌词虽是中文，但它来自西方流传已久的“罗蕾莱”传说，德国诗人海涅于1824 年写下叙事诗《罗蕾莱》，后来作曲家谢尔夏（F·silcher）为其谱曲，歌曲《罗蕾莱》遂广为流传，成为家喻户晓的艺术歌曲。这首歌受到席慕蓉、白先勇、龙应台、侯孝贤等许多台湾文艺家们的青睐，他们将之带入其作品之中。莱茵河畔美丽的女妖罗蕾莱（Lorelei）用她的歌声迷倒船夫，舟覆人亡，罗蕾莱被赋予欲望、迷狂、死神等内涵。它在小说《黑虹》中每出现一次，就令耿素棠多一分反抗的欲望驱动，最终耿素棠彻底挣脱“超我”力量的束缚转而去寻找短暂的“本我”释放。
[20]周薇：《西方钢琴艺术史（音乐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 年版，第1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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